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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夏可君:王家新的《鱼腹之诗》:进入“炼狱”的标志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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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06  

夏可君:王家新的《鱼腹之诗》:进入“炼狱”的标志性写作




鱼腹之诗
王家新

夏可君博士今天说:
地狱里无诗。天堂状态也不需要文学。
伟大的文学只能来自于炼狱。

对此我深以为然。在地狱里只能被吞噬,
就像古拉格群岛或夹边沟里
那些饿鬼或白痴般的人群。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不,我想起了约拿的传说——
先知约拿被抛在海中,一条大鱼吞没了他。
我们也在这个鱼腹里。
它肮脏,但似乎比外面的海水温暖。
这个鱼腹里有飓风、洪水(有时它还会
像在地铁五号线里那样漫上胸口!)
有鱼鳞一样密布的诡异的云。
鱼腹里还有关怀,半夜里通知我们打疫苗。
只是在鱼腹里我们找不到一张桌子,
来书写我们伟大的文学。
文学重要吗?我们只是要活。
约拿眼睛圆睁,在鱼腹中憋了三天三夜,
而我们却不知道这条大鱼的主人是谁,
更不知道在最后我们能不能
被这条大鱼张口吐出。

2021.8.2





  今天,当你打开手机与电脑,满世界的瘟疫与水灾,明星偶像的瞬间坍塌,自媒体的探案猎奇,这个流言蜚语与蛊惑中毒的时代,已经与2019年之前还“蒸蒸日上”的日子全然不同了,但你还不能说它是“地狱”状态,因为对于尚未处身灾祸之中的“我们”,还是所谓的旁观者。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王家新的这首《鱼腹之诗》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也与但丁不同,它划开了另一个时代,那不是但丁一个人的炼狱(当然有普遍意义),而是“我们”,如同王家新自己指明的,这并非要去“代言”谁,而是以诗的方式说出大家心中某种难言的感受。
  这是诗人试图为我们这个前所未经历过的灾变时代,给予一次“命名”,灾变的巨大性与例外的日常化,更为难以言表,灾难图像的直接冲击已经让我们无法直视,但诗人却又要给出某种“诗意的”命名,这正是悖论与挑战之处,此沉重的时刻,也是转折的开始,面对此灾变时代,它还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宇宙性的全盘混乱和灾变,就尤为需要诗人给出寓意的表达。
  如果有着哲学的思想,有着诗歌的写作,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最为艰难的课题——进入时代的“炼狱状态”,我们终于找到了炼狱这个写作的位置,而围绕此炼狱状态的文学,围绕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灾变所作的相关讨论,才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文学重要吗?我们只是要活。

  在一个现实的滑稽比文学还要更为荒唐的时代,地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一个灾变频发的时代,活着也许比文学更为重要?写作的价值何在?如此残酷的追问,也是转折的开始,这首《鱼腹之诗》标志性的意义在于它彻底地回应与诊断了我们现代人性最为基本的寓意空间:
  处于“地狱状态”的人性,是那些处于绝对被伤害状态或者激进被动的牺牲品,不可能有着文学性的任何再现与表现,否则都是对被迫害者的再次伤害,对于迫害狂的再次肯定,如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可能有着图像再现与诗意抒情的,这也是所谓的奥斯维辛之后,诗歌都是垃圾,如同诗人王家新指出的文革夹边沟的那些无辜生命,哪里还有诗意?连存活都不可能!就如同去年的《方方日记》,只能以日记的速写方式被动记录身边随时发生的灾难。同时,那些处于“天堂状态”的幸福生命,也不需要诗歌或文学,如同后历史动物性生命的“附庸风雅”或“潮玩游戏”,在不断翻滚的快餐消费中自我陶醉。对于现代的人性,哪怕短暂的节日狂欢之后,只会加剧杯盘狼藉的颓废,因此,只有“炼狱状态”,只有还处于炼狱状态的“我们”,还需要文学,还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或者,诗歌。
  就如同卡夫卡的整个写作,就是面对“天堂”已经遥不可及——再没有人能够找到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了,苦苦读经摇头晃脑的拉比神学家们也不可能;同时,“地狱”呢?看来也是另一种颠倒的奢望,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被人施加的痛苦与自我强加的痛苦了,地狱已经变得轻松而可以承受,如同桌子下面的小狗等着主人不经意掉下的残羹那般凡俗了。只有“炼狱”,还有着文学想象的真理性,从《地洞》的主动建构与自觉摧毁,到《城堡》前面的小村子这个奇特的位置,都指明了“炼狱”的生存状态:看似走出了地狱的恐惧,但却离天堂远来越远,而炼狱的烈火一直让生命处于无法忍受的煎熬状态。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诗人的反问,也是要求我们还得再次去追问,何谓炼狱?文学上的炼狱状态之为想象的位置,并非事先就存在,在法国卓越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著作《炼狱的诞生》中,就分析了炼狱在西方文化出现的背景以及炼狱的存在逻辑。炼狱,艰难地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乃至于地图的旅行中,才渐渐被发现出来,而形成地狱-天堂之外的炼狱——“三元”结构的居间地带,在中世纪的神人二性论为主导的世界图景中,天堂与地狱,或教会与世俗的对立模式中,尽管有着三一体神学,但作为炼狱的居间空间,其实并不存在。只是随着人文主义的出现,或者现代性的人性出场,炼狱的居间位置才得以敞开。但丁《神曲》的写作,离开了这个居间地狱位置的发现,其“三三三”的结构就不可能,因此,是炼狱的位置让处于神圣与凡俗原初对立中的诗人,可以为自己找到诗意写作的空间,并且实行生命形态的转换。
  此炼狱的过渡状态,当然关涉到人性的有罪判定与救赎的末日审判,空间的伦理与大火的分配。炼狱,一个看似并不存在的空间,被诗人最为明确地建构起来,作为一个转换的居间地带,在但丁的诗歌中是如此,如果参照旧约的救赎叙事,也许就是另一种的《出埃及记》——那在旷野流浪的三十年!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因此,处身于当下未名生存状态的诗人,还是要回应历史诗意的残酷追问,此追问有着多重的反讽:
  其一,“我们”:好像是走出之前的恐怖处境了,也似乎生活得更为幸福了,但也许,当下的“我们”只是随身隐秘携带着各自的地狱,进入了炼狱。
  其二,“我们”:尽管走出了地狱,但其实并没有获得什么教义,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教义,并没有维吉尔这个古代诗人或者哪个伟大的杜甫,把当下的“我们”带出历史的地狱状态,灾难依然还在重复,“我们”依然还是:“饿鬼或白痴般的人群”!诗人充分认识到,苦难和恐怖造就的往往是“痴呆”,这是阿赫玛托娃常用的词。或者就是行尸走肉,作为剩余的生命,我们的当下存在也只是多余的存在,在那首致敬凯尔泰斯的诗作中,诗人获得了一种洞见:“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奥斯维辛’的胜利!”
  其三,就“我们”这些诗歌写作者所处的三重位置而言: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地狱,我们就连进入炼狱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即便我们处于炼狱状态,但其实,地狱的硕大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们。
  读者将在随后的诗句中感受到中国式炼狱状态的沉重:因为地狱可能已经隐晦又自然地折叠在了炼狱之中。
  只是随着最近反复发生的灾变与灾祸,让我们更为明确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乃是某种“炼狱状态”。王家新以自己的方式指明了这个“居间”的位置,他并没有直接指向文学史上的炼狱形态,而是想象了另一个位置,另一道场景,这是旧约犹太先知约拿葬身于“鱼腹”的寓意,这是诗人为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所及时发现的“炼狱”处境:
  约拿是先知,他从神那里得到使命,要立即离开家,前往尼尼微,向城中的居民们呼喊——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到了神的面前。但约拿违抗了神,试图躲避耶和华,乘船前往相反的方向。于是神降下风暴,水手在风暴中感到很绝望,约拿最后向水手承认风暴的起因是他向神犯了罪,他告诉他们把他扔下船。他们既不情愿,又充满惧怕,但还是把约拿扔下了船,耶和华让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里呆了三天三夜,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大鱼”,他似乎也在等死。但约拿没有死,神用最不寻常的方式拯救了他。但对约拿来说,比起风暴中的船上,现在的处境似乎更糟,葬身鱼腹,则更为恶劣,黑暗潮湿,郁闷烦躁,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地方。他也无法再借着睡觉来忽视他的困境了,直到神引起了约拿的注意,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祷告。
  人类已经失去了“灵薄狱”的无辜状态——那是无罪婴儿死去的位置,2015年那个在海边躺着的叙利亚难民婴儿的照片,已经抹去了所有灵薄狱存在的想象。因此,炼狱是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会有区分,是继续下地狱接受审判,还是走向未来天堂的救赎,这是一个转折的所在。而鱼腹,也是一个过渡空间,约拿知道无处藏身,在被抛之中,却被上帝安排在了鱼腹之中,他可以躲避上帝的追问与审判,但又无法忍受鱼腹的恶劣处境。“鱼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位置:也许这是一个睡眠的方舟,也许这是回到母腹的无知状态,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舱医院?也许,这是我们所处的炼狱状态——无法忍受的糟糕处境!也许这是灾变的全球化与混杂的现代性,一个最为具有巴洛克寓意的凝练象征。
  诗人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位置,让我们如同先知一样进入这条大鱼——这条大鱼就是政治权力主宰的“利维坦”!无疑,它是一个巨大的怪兽利维坦,先知所处的鱼腹——这是诗歌所打开的位置,这个奇特的位置,针对外面,这条大鱼看似有着虚假的温暖,但进入里面,则让我们更为彻底地经验到鱼腹里面的处境:
  飓风,肮脏,鱼腥味,翻腾,纠缠……甚至,“鱼鳞一样密布的诡异的云”——暗示政治的诡异多变的风云。还有不断涌进呛人的污水——暗示不久前发生的:(有时它还会像在地铁五号线里那样漫上胸口 !)现实的灾难与神学的寓意,得到了完全的合一。
  如此的炼狱处境,其实也是地狱的折叠,地铁中的灾难难道不是地狱的现代性写照?无论是决策者的无能还是牺牲者的无力,都是主权悬置的标志,不是主权的例外状态,而是帝国的主权决断者都进入了一种普遍的“悬置”状态:面对地狱与天堂的双重缺失,生命处于空置的炼狱状态,只能任其发生,无论是大火还是大水,没有主权意志的生命,只能被大火与大水所反复吞没。

约拿眼睛圆睁,在鱼腹中憋了三天三夜,
而我们却不知道这条大鱼的主人是谁,


  ——这条利维坦的政治大鱼或者巨兽,其本身就是盲目的,主权悬置的决断者其实是盲目的,它无力做出决断,看似他知道一切的消息,就如同我们知道病毒在全球传播,但我们并没有抵御的良方,这与约拿在鱼腹中祈求上帝相反,我们的民族处于整体无意识的被动混杂状态,甚至哪怕是任何的“关心”与救治措施,都可能隐含更大的伤害,良药与毒药,在污秽的鱼腹里,根本就不可能分清。
  也许,鱼腹的炼狱状态,还更为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更为可怕与糟糕的生存处境:我们也许是在大海上一条随时会翻倒的大船上,只是因为船太大,那些偶尔的大风大浪,我们不大能够感受得到,因此觉得还安稳;也许偶尔会晕船呕吐,但很快就适应了;或者就是偶尔船有漏洞,据说他们也可以随时修补,他们自我纠错的机制已经成熟了,我们对此不必担心,管理者那边能人们越来越多了;直到巨大不可抵抗的风暴来临,最终导致的则是,掌舵者与乘船者的同归于尽。

只是在鱼腹里我们找不到一张桌子,
来书写我们伟大的文学。
文学重要吗?我们只是要活。


  但诗人是觉醒者,在鱼腹的翻腾中,他需要写作,但写作的位置却没有!“一张安静的桌子”当然是回应鲁迅先生他那个炼狱时代的困境,在我们自己的炼狱时代,寻找写作的位置,并且避免被伤害,这是一种智慧。中国文学的炼狱状态,乃是诗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种观照方式,如此的目光可以成就了不起的诗歌。尽管它可能离但丁的《神曲》还有些距离,但只要获得此目光,就已经在艰难地穿越时代。
  因此,诗人的目光就如同“眼睛圆睁”的约拿,哪怕在炼狱中,也要试图去获得一种双重的目光:一方面,我们都纠缠其间,一次病毒,一次大水,由不得我们自己,就被搅扰其间,甚至被击倒。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试图超然其外,在旁观者的怜悯净化中,甚至试图从此现实的残酷纠缠与苦涩经验中挣脱出来,尽管这又几乎不可能,这就是炼狱中必然重叠着隐晦的地狱状态。但炼狱的现实状态与诗歌的炼狱式写作,则是此双重目光的获得。
  家新的这首诗歌是在回应:一个比炼狱还要苦涩的时代,一个无法走向幸福更不可救药的文化,一种连地狱都不接纳的同归于尽的文明。但诗歌却在进入此炼狱的状态中,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前景:

更不知道在最后我们能不能
被这条大鱼张口吐出。


  ——这是诗意的末世论回想,只要这条大鱼巨兽还要呼吸,只要利维坦也要存活下去,它就必须“张口吐出”我们,约拿是靠着祈祷而得救,一个民族只有依赖诗意的呼求,才可能摆脱厄运。
  如果有着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成熟,就是要从现实的层面上升到能见证和洞见这种整体存在的盲目性与灾难性(我们个人无法摆脱),因此,诗人反复在问:“还有救吗,如果有,我们除了自救,还得仰仗神意,那深不可见的、也许更残酷的神意……”。
  现代性的人性,就不得不处于此长久的炼狱状态,一旦我们从绝对善恶二元论的对立中走出来,伴随自然的灾难与人为灾祸的重叠,在这个灾变的过渡时代,所有人都处于一个转折的中间状态。炼狱,乃是现代性的人性,所持久所处的基本生存境况。当荷尔德林在启蒙年代之开始就发觉时代即将进入漫长的黑夜过渡年代,也是接续但丁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性图景,直到海德格尔于1945年战争后思考西方之为傍晚土地(Abendland)这个太阳下降的位置,如何再次从东方的黎明升起,此上升与下降的同时性,炼狱就是其最好的形式显示方式,而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与拱廊街所思考的人性,看似要重新发现波德莱尔的地狱,但其实更为指向具有蒙太奇幻境的炼狱都市状态。
只要有着人道主义,现代孤独的个体化人性就处于此炼狱的持久徘徊状态,鲁迅1910-20年代在北京的写作,尤其是《野草》所昭示的写作场景,那失掉的好地狱,那无物之阵,也许指向的是现代人性的炼狱状态?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诗歌就其原初发生的时刻与方式而言,或者是灾难警示时刻的哀叹,或者是节日狂欢时刻的赞颂,但如今,只有面对灾变的写作,才可能让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它自身至高的位置。
  汉语的发生,乃是在某个位置上,以诗自身的名义表达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余存的寓意,或者是自然感发的位置,或者是宫廷,或者是郊野,或者是庭院,或者是虚境……。但进入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却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位置,无论广场还是肉身,都是丧失位置后的失魂落魄状态。而没有了位置的写作,就只能沦为革命或者欲望的附庸。
  当代汉语诗写作,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唯一的位置,随着2020年新冠病毒的发生,以及灾难反复的发生,随着所谓“人类世”地球气候的灾变常态化,自然的灾难加上人为的灾祸,一个位置,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位置,一个已经被文学遗忘的位置:炼狱,开始出场。

“但我们现在是在但丁的炼狱里吗?”

  当下诗歌写作的位置,应该以“炼狱”为指向,如果位置(Ort),也是语词(Word),甚至就是世界(World),这就意味着,诗歌发生的位置决定了诗歌写作的品质与事件的真理,炼狱状态也是生命转折的时刻,如同但丁《炼狱篇》二十一章(61-63)写道的:

幽魂已经变得纯洁的唯一证明
就是能完全变换所处的意志,
这种意志突然降临于它,对它有益。


  但对于今天的我们,幸福的拯救尚未发生,也许就从未发生过,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经验当下所处的炼狱处境之前,无论是已有的修辞体系,还是个体的诗学风格,随着灾变的加速,都已经失效。
  如同我们的朋友纪余夫的洞见:“只有灾变才可能导致转变,人不变,道不变,灾来变!”灾变时代的难言之苦,也许只有诗意的隐喻,如同王家新及时发现的“鱼腹”寓意,带有某种先知气质的诗意写作,才可以把“我们”难言的痛苦感受当下化,又赋予其历史的广度与精神的深度,从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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