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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章斌:“怨气”与“常心”:关于多多诗歌写作“动力”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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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01  

李章斌:“怨气”与“常心”:关于多多诗歌写作“动力”的一种思考





  《论语》说:“诗可以怨。”“怨”既是一种诗歌功能和目的,又是一种诗歌之“气”,或者说诗歌的“动力装置”。当代先锋诗歌从 1970 年代的写作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与历史语境和正统文化争辩的倾向,其后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淡化了其意识形态因素,但是那种自居为“边缘”“异端”,并与主流文化和社会争辩的心态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显然,在这种争辩中,“怨”与“怒”是少不了的。甚至可以说,“怨”催生了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最优秀的一批作品,是中国当代诗歌最有力的“动力装置”。在这些诗人当中,多多的诗作(还有其怨气)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多多说:“巨大的怨气一定使你们有与众不同的未来”(《看海》),这句话几乎一语成谶。无论是他 1970年代的早期诗作,还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熟期写作,“巨大的怨气”是一以贯之的,诗人所“怨”的对象并不止于政治、历史,也可以包括感情、身世,甚至写作者自己。而且,随着多多写作的逐步成熟,这种“怨气”慢慢并不是以“牢骚”的方式表露,而是更为隐晦、深沉地体现于他的反讽、隐喻乃至语言游戏之中,有时甚至隐藏于他的“骄傲”之中。1980 年代末多多离开了中国大陆,来到欧洲定居。然而,在这个平和安静、“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的欧洲,多多却感到格格不入,隐隐中颇有“怨气”:

在英格兰

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沉下地平线后
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
两个盲人手风琴演奏者,垂首走过
没有农夫,便不会有晚祷
没有墓碑,便不会有朗诵者
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
认出我的祖国——母亲
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
  1989-1990(1)


  有的读者从中读出了“乡愁”,还有的读者读出了“骄傲”。“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一语乍看之下有点刺眼,有的读者或许会困惑:为何诗人的“骄傲”要以否定“整个英格兰”为前提或者“垫脚石”呢?如果我们翻看多多同时期在欧洲写的诗作,其实里面并没有多少的批判英国或者西方文明的内容,这句诗就更显得令人诧异了。“没有墓碑”指涉不在场的死亡,它的存在,让“新栽的苹果树”这样生机勃勃的景象也“刺痛我的心”。多多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在这个时刻来到国外,身上刻着历史的伤痛与耻辱,身处“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的异域文化中,可想而知是何其的反讽与辛酸。在这一刻,诗人痛切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是一句“怨语”,是痛彻地感受到历史的反差与文明的落差之后的“怨”,其中包含了“偷偷流出的眼泪”。在这一刻,多多与“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杜甫是相同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多那首聚讼纷纭的名作《居民》其实也有悼亡的意味:

在没有睡眠的时间里
他们向我们招手,我们向孩子招手
孩子们向孩子们招手时
星星们从一所遥远的旅馆中醒来了

一切会痛苦的都醒来了
他们喝过的啤酒,早已流回大海
那些在海面上行走的孩子
全都受到他们的祝福:流动
流动,也只是河流的屈从
用偷偷流出的眼泪,我们组成了河流
……
  ——《居民》(1989)


  这里包含着来自历史与时间的深层次的哀伤,是“屈从”者对于历史的无奈与无声的争辩。这里的“痛苦”既是历史的,又是形而上的。
  然而没有哪位诗人愿意去做一个“例行的哀悼者”(米沃什《在华沙》),如果诗歌中充满了来自历史的阴暗,也会被后者所压垮和“同构”。再说,诗歌毕竟不是新闻报道和史书,它能对“现实”做什么呢?因此,需要一种语言“势能”来应对这股来自历史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怨”的力量就显示其效能了,它充盈于多多诗歌的语言之中,很多时候,就像保罗•策兰那样,它甚至让词语进行自我伤害,形成一道酷烈的语言风景,它与酷烈的存在构成对称:

为了(1993)

拖着一双红鞋越过满地的啤酒盖
为了双腿间有一个永恒的敌意
肿胀的腿伸入水中搅动
为了骨头在肉里受气
为了脚趾间游动的小鱼
为了有一种教育
从黑皮肤中流走了柏油
为了土地,在这双脚下受了伤
为了它,要永无止境地铸造里程

用失去指头的手指着
为了众民族赤身裸体地迁移
为了没有死亡的地点,也不会再有季节
为了有哭声,而这哭声并没有价格
为了所有的,而不是仅有的
为了那永不磨灭的
已被歪曲,为了那个歪曲
已扩张为一张完整的地图
从,从血污中取出每日的图画吧——(2)


  初读之下,很多读者很难明白这首接近于呓语的诗歌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也会被诗歌节奏中流露出的决绝气魄所震撼。若只挖掘其字面意思,能挖掘出的东西少之又少:生活在国外,终日酗酒,腿脚肿胀,然后是洗脚,然后是痛哭。但是,如若我们一气朗读完此诗,可以发现字里行间有着一股巨大的“气”,且看“骨头在肉里受气”和“用失去指头的手指着”这些惊人的语词吧,真是怒发冲冠。全诗在“为了”一词所构造的节奏中飞流直下,一直到最后一行,节奏突然放慢——更猛烈的爆发来临前的前兆——在“从”字上顿了一顿(这与朗诵完全合拍)。这个停顿,读起来有一种哽咽之感。全诗最后才冲出“从血污中取出每日的图画吧——”这一痛苦的结语,真是琴声呜咽。
  “从血污中取出每日的图画吧”显然是带着强烈怨愤的反讽(正话反说),它承接“那永不磨灭的/已被歪曲”一语,可指历史与政治,也可以指其他方面,难以断言,它从措辞中就流露出强烈的对抗性,拒绝字面上的阐释。它是一种有意的扭曲,但是一种高贵的扭曲。从“骨头在肉里受气”“众民族赤身裸体地迁移”“这哭声没有价格”等词语中都能够读出巨大的怨气,这种怨气萦绕于词语之间,似乎是在对词语“施暴”,或者说,仿佛语言在伤害自身,因此也让人觉得有精神错乱之感。不过,既然汉语已经被伤害过很多次——尤其对于经历过那几十年历史的诗人而言——它为什么不可以自己伤害一下自己呢?对于多多这一代诗人而言,语言的更新很多时候是通过暴力乃至“自伤”的方式实现的,这可以说是当代诗史上的一道“酷烈风景”——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手艺》)。
  “诗可以怨”,但“怨”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个人心理问题,它之所以成为当代先锋诗歌写作的强大的“内驱力”,与当代诗人的总体存在状态和社会定位有关系。关于“怨”,钱钟书先生写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叫《诗可以怨》,他对中国文学为何走上了独尊“怨”一路做了透彻分析,其实“怨”与“群”原来在很多诗人和诗论家中是并重的,只是后来才逐渐重“怨”而轻“群”。(3) 文中提醒我们去好好留心《诗品•序》里的一节话:“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说诗人的“亲”与“怨”是在何种具体语境下发生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和大家在一起时写诗就容易写得亲切,而离群索居就会在诗歌中带有“怨”气。如果稍稍引申一下,不妨说,以“怨”为诗大抵是一种“离群”状态,或者说在“怨”这种诗歌动力中蕴含了写作个体与群体和社会的紧张甚至对立关系,这一点对于当代诗人而言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又进一步地拉远了自身与读者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距离,成为一种不与读者“亲(近)”的诗歌(诗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变成一种不与“人”亲近的诗歌,而在多多诗歌中,就出现这种情况。杨炼、顾城 1990 年代之后的作品也多少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多在 1980 年代中期之后的诗歌就逐步往“非人的诗学”的方向发展。其实,早在他 1989 年的文章中,就曾用“非人”一词来形容根子 1970 年代的诗歌:“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4) 多多诗歌在此后几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将这种“非人的诗学”发展到极致。比较而言,多多早期(1970 年代)诗歌更倾向于对具体的历史与人性之“恶”的表达,(5) 而后期则走向一种对人世与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否定和蔑视,背后暗含了一种形而上学视野。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期才会对保罗·策兰和普拉斯这两位弃绝人世的诗人如此“青眼有加”。这种诗学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视野(诗歌视镜),超越于人类,仿佛于外太空或者另一个星球遥望人类,因此其气质也显得卓尔不群、孑然独立:

裸露,是它们的阴影
像鸟的呼吸

它们在这个世界之外
在海底,像牡蛎

吐露,然后自行闭会
留下孤独
  ——《它们——纪念西尔维亚·普拉斯》(1993)(6)


  此中流露出一种非人间的气息,它包含着对人世的彻底的恨与怨。诗歌最末的“让他们用吸尘器/把你留在人间的气味/全部吸光”一句暗示,“吸尘器”的世界,或者说“他们”的世界,根本不值得留恋,而在诗人的死亡里留存的不过是“雪花,盲文,一些数字”(《它们——纪念西尔维亚•普拉斯》),仿佛一些密码,也很难为俗世所理解。
  多多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存在,令人想到了庄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存在。这位两千多年前的痛苦的思想家,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也并非没有触及一种“非人的形而上学”,比如在《人间世》中所表露地对人世的蔑视,还有《养生主》里对非人的世界的向往,不乏可与多多诗歌相互对照之处,另外,多多在后期也确实展现出对道家思想的浓厚兴趣。实际上,多多给中国当代诗歌树立了一个很高的形而上学标准,在这个参照系下,那些简单地书写“日常生活”“口语”或者“语言实验”“底层关怀”一类的作品,显得有点像是矮人国里自娱自乐的游戏。换言之,由于他的存在,相当多数量的诗作甚至在当下就失去了意义,这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尽管令人不悦。
  然而这种遗世独立的视角与风格本身也包含着一种困境和危机。它有着强烈的蔑视“人”的倾向,因此在很多时候也对“人”的生活细节缺乏耐心,对于存在的表现更多取抽象的否定或蔑视的态度,与读者的“对话”经常像是用“盲文”与正常人说话,或者外星人与地球人说话。“非人的诗学”是一个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抽离地面的悖论——却是一个伟大的悖论——但是它终归还是要面向“人”的,它包含了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就像穆旦所言的“陷在毁灭下面,想要跳出这跳不出的人群”(《牺牲》)。这该死的“人群”,却又是诗歌唯一现实的读者。
  在孔子的“诗可以怨”的前面,还有一句“诗可以群”。“群”可以作最简单的社交意义上的理解,但若稍微跳脱一下,不妨将其理解为诗的另一种基本功能,即诗歌可以让人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致力于表达和加强这种关系,借用济慈的诗来说,就是让人意识到“你远在人类之中”。布罗茨基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丢掉你的虚荣心吧,它说道,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7) 或许因为当代先锋诗一开始面临的历史语境就不那么“温柔敦厚”,大部分先锋诗人也很难将自己视作“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何况后者同样包含着另一种宗教的深厚理解,即基督教式地对人的理解,这对于中国诗人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思想。因此,在当代先锋诗歌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伦理假设,即艺术家的主体高于普通“人群”。
  当然,简单化的论断是危险的。虽然多多并不是一位以“群”为主要的写作动力的诗人,不管是他的人生还是写作,仿佛都在演绎李商隐的“人生何处不离群”这句诗。但是在他的写作中亦有少许“例外”,在某些时刻,诗人还是能够超越自身写作路径的拘囿,表达出一种进入“关系”的渴求,甚至流露出对于“人”的深厚的爱。比如《居民》这首诗虽然写得克制,却是流露出对于“他们”的消失乃至天人两隔的悲哀,最后也暗示“我们”会加入他们的“河流”之中。《常常》(1992)这首诗则罕见地体现出对于“常人”生活的深刻理解,甚至还从中体会到某种“教诲”意义:

常常她们占据公园的一把铁椅
一如她们常常拥有许多衣服
她们拥有的房子里也曾有过人生
这城市常常被她们梦着
这世界也是
一如她们度过的漫长岁月
常常她们在读报时依旧感到饥饿
那来自遥远国度的饿
让她们觉得可以胖了,只是一种痛苦
虽然她们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
她们读报时,地图确实变大了

她们做过情人、妻子、母亲,到现在还是
只是没有人愿意记得她们
连她们跟谁一块儿睡过的枕头
也不再记得。所以
她们跟自己谈话的时间越来越长
好像就是对着主。所以
她们现在是善良的,如果原来不是

她们愿意倾听了,无论对人
对动物,或对河流,常常
她们觉得自己就是等待船只
离去或到来的同一个港口
她们不一定要到非洲去
只要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上
……
睡去,睡去并且梦着
梦到她们的子宫是
一座明天的教堂。(8)

  与他大部分诗作高强度的“暴力”语言相比,这首诗的语风几乎接近说家常。《常常》这首诗写的其实就是很多中年之后的女人的“日常”(即“常常”的事):她们也曾经美丽过,拥有许多衣服,也曾在某间房子里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梦,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如何呢?现在就是诗人在第一句说的:“常常她们占据公园的一把铁椅”——安静却也无奈的晚年。读完这首诗后,我们甚至可以揣测,诗人并不了解她们(所以里面的描写对于大部分女人都适用),只是经常在公园里遇见她们,才想起了这一切。
  他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什么呢?还有,他如何来看这一切的呢?很明显,既看到了孤独与宁静,也看到了辛酸。“她们做过情人、妻子、母亲,到现在还是/只是没有人愿意记得她们”这暗示着人世的冷酷(甚至孩子都不愿意去记得她们),最讽刺的是,“连她们跟谁一块儿睡过的枕头/也不再记得。”这就是“当你老了”的真实状况。不过,这首诗并没满足于悲叹人之老矣这种基调。他冷静描述而且带着微讽。在上面这几行后面紧接着就有:“所以/她们现在是善良的,如果原来不是”,换言之,作者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老年的孤独状态或许更容易让一个人变得善良,至少变得真实,而这些女人很多在年轻时显然不是如此。
  相比于年轻女性生活的风花雪月和喧嚣热闹,多多从晚年女性的生活中发现了更富于诗意的图景,而且颇有形而上学意味。比如“让她们觉得可以胖了,只是一种痛苦/虽然她们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她们读报时,地图确实变大了”这里既写一个女人容颜老去的痛苦,但是也在暗示当一个女人不再关注她的容颜与身材时,却也陡然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她们读报时,地图确实变大了”巧妙地暗示当这些女人视野变宽时,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新奇感,晚年生活也让她们接受了自己的渺小,因此才发现世界是如此巨大。可惜,这是到晚年才发现的,之前她们干什么去了呢?无非在这个城市中做着种种的梦罢了。但这能怪她们吗?谁又不是呢(包括男人)?应当意识到,这里的悲剧显然超越了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的悲剧,再看:

她们愿意倾听了,无论对人
对动物,或对河流,常常
她们觉得自己就是等待船只
离去或到来的同一个港口

  前面一句看起来似乎在形容女人到了晚年时心性上的改变,她们不再自我中心,变得愿意倾听他人甚至动物,但是忽然之间画面一转:“或对河流”,什么样的人会经常坐在河边“倾听”河流呢?不外乎是明白“逝者如斯夫”的人吧,短短四字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悲哀。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有类似的一幕,当备受命运打击的特蕾莎一个人坐在布拉格的河边时,看见人们遗弃的木椅子一张张从河面缓慢飘过时,感觉生活似乎结束了。“她们觉得自己就是等待船只/离去或到来的同一个港口”暗示着一个生命接近凝止的人面对新人、新事那种既宁静又无奈的感受。显然,这幅画面本身就包含着对她们的命运的极大的同情乃至共情。不过,多多非常注意控制他的语调,节制而且时带微讽,以免诗歌的描绘滑入感伤的滥情之中,从而丧失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而且,人生的大悲哀不需要廉价的眼泪来衬托。
  耐人寻味的是,这首诗歌的最后以一个荒诞的梦结束。他默默地看到了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女人的一切,而且他自己也在另一张椅子上昏昏睡去,身上甚至飘满了苹果树叶(一幅同样悲哀的画面),想着这些女人悲哀的一生(但又具有深刻的“教诲”意义),也做着一个关于人生的荒诞的梦,这就是“同病相怜”吧。
  这首诗写得既具体又颇有形而上学意味,这里的“形而上”飞跃显得颇为节制,这正是这首诗的好处。因为形而上学对于诗人而言是一个诱惑,它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诗歌的视镜和境界,但有时又是一个危险的武器,且不说它会让诗歌显得玄奥,而且过多的形而上的升华也会伤害诗歌的细节力量与形象性,导致诗人的“主体”过度地侵犯书写的对象进而让其失去鲜活性,还带有玄学说教的风险。在《常常》这首诗中存在着多次形而上飞跃的机会,比如第二节“那来自遥远国度的饿”显然指涉一种精神上的饥渴感,但是多多压下了这次“飞翔”,接着又转向“让她们觉得可以胖了”这个生活细节。又比如“她们读报时,地图确实变大了”,这个看似“拼贴”实则巧妙的连接也带有几分“形而上”因素,暗示着一种发现新世界的奇妙感和自身的渺小,但是多多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就此发挥下去。实际上,诗歌的“形而上”飞跃直到最后才起飞,“梦到她们的子宫是一座明天的教堂”在对照之下颇有几分肃穆的意味,它暗示着一个饱受生命“无常”者对于“常人”的眷恋,这种眷恋包含着一颗自我与他人平行的“平常心”。在耐心的书写背后有着深厚的爱,没有这种爱,诗歌中的“克制”便很难成为可能。
  “怨气”与“常心”,很难说孰是孰非。在“怨”的背后,是难以忍受的历史和一种悲剧性、阴暗的“人观”,其中不乏对于人之“恶”的固执的认定,还有对“人群”的有意的疏离乃至蔑视。但是,这样写作又面临着方法论的悖论,米沃什曾经说:“现代艺术家接受一些讨人喜欢的关于罪的概念,因为美德是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忘记他们的职业的道德矛盾。艺术诞生于对善的渴望,但观念和形式要求相信自己,而这又是源于对自己的心灵敏捷的痴迷。骄傲、鄙视、傲慢、愤怒支撑了一种与世界为敌的飞扬跋扈。”(9) 米沃什的这段话说得既对又不对:“美德”只能说是“理想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是“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换言之,它不是一种现实状况。若非如此,诗人如此大的“怨气”又从何而来?当然,在与社会的对抗性疏离之中,“骄傲、鄙视、傲慢、愤怒支撑了一种与世界为敌的飞扬跋扈”确实是存在的,此中也确实包含了一些伦理悖论:毕竟,诗人也只是“人”的一种,而且他的写作终归要面向“人”的。当然,批评家也不必时刻挥舞着伦理大棒来对诗人进行评判——何况是多多这样杰出的诗人。况且,连艾略特这样的宗教徒诗人也说过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是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定不是恶就是善,只要我们依然还作恶或者行善,我们就还是人;在某种似是而非的意义上,作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如果用最坏的词来说包括从政治家到小偷的大多数恶棍,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人性值得我们来诅咒。”(10)

  在艾略特看来,波德莱尔就是这么一位具有“足够的人性”的诗人,而在我们看来,多多也是一位具有“足够的人性”的诗人,他对人之“恶”的表达,对人世的“恨”与“诅咒”,不管在伦理视野上有多少偏颇之处,至少它们强有力地彰显了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对于《常常》等几首例外之作的解读,其实并非是在否定他的那些“怨”诗从根本上说,“怨”也是在表达对人的强烈的关切,而是在思考诗学上的一种可能性,即:当离群之“怨”被“常心”所拉回到“人群”之中,诗歌的细节力量或许会更为深厚,诗歌之“爱”也有可能得到更有力的表达。或许,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领悟,而诗歌是永远有权利、有动力去“怨”的。


注释:
(1)(2)(6)(8)多多:《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61 页,第 200 页,第 198 页,第 188-189 页。
(3)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 115-132 页。
(4)多多:《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收入:《多多诗选》,第 243 页。
(5)限于篇幅,此不详论,笔者曾另文详述,见:李章斌:《“保持整理老虎背上斑纹的疯狂”:再读多多》,《扬子江评论》2018 年第 2 期。
(7)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5 页。
(9)米沃什:《站在人这边》,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 471 页。
(10)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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