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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是非之地的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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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9  

木朵:是非之地的久仰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

见别萧艾中
  ——陶渊明

收拾旧山河
  ——岳飞

灰烬表明曾经是火——
  ——艾米丽·狄金森

朋友不是一个他者的主我(另一个主格我),而是与生俱来的,内在于自我的他者性,是一种自我之他者的生成。
  ——吉奥乔·阿甘本

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若缺失形象的鼎力相助,我们永远也无法回溯时间。
  ——埃德蒙·雅贝斯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恒在之物从两方面铸造了心灵的草窠:其一,以恒定不变的姿态为一位哀婉沉吟的诗人提供了持续创作所需的定心丸,世界的或时间的永恒不变性铺就其光影持续流动的凹槽和情感迸发之际诗意流动的沟渠;其二,不变之物、恒在之物塑造了一个坚实的背景,为诗人或其他人了看人生和家国的剪影提供了立足点。世界永恒不变的一部分,依傍着变化不居的一部分,只有将这两部分都看在眼里,一个人的世界观才是完整的。世界,有时候表现为一个国家,有时呈现为山河。战火连绵的岁月,国之不存,家破人亡,世界倾覆如斯,诗人理想的大厦四梁八柱还能屹立不倒吗?通过他所寄望的、所期许的对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可以判断出诗人的世界观是否四平八稳,是否仍然坚守着(语言)对世界的关爱和信心。
  现在,摆在眼前的,正是一个具体可言的国度。显然,这个昔日庞大的对象,如今已变成一个可描述其情状的柔弱的他者:它竟然支离破碎了,犹如一个神话被证伪。因其破灭之状触目可及,言说的机会接踵而至,甚至可以说,不再去言说它的种种现状,就有悖于语言的伦理和诗的正义。但诗人也要分清两个前兆:其一,破碎的国度更适合描述——这一错觉需要警惕,不致深陷过分的怜悯情态之中,而对矗立起来的希望察觉不严,简言之,他要精确掂量的是,破-立之间的希望之根基如何觅取?其二,国将不国之际,眼前其他事物将如何周旋于“国”之中心基调,簇拥出一个不国之国的形象,服侍好国之主旨的书写计划?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此时此地形容它的办法有哪些?形容一个国,也属于必要的希望之一吗?一个国的形容不堪,成为一首诗的得体的首句/黎明,这将置国于何等的地步?它只会在比兴手法上晃荡一阵子,而即刻逊让于其他关键对象的郑重亮相吗?国在诗中是否出现得过早呢?国破之形象舍此位置(诗的第一句)还有更好的落脚点吗?也许,在这首诗的开端所见到的“国破”这一爆破音所富含的紧急声明,其实已在此前写下的几首诗中已有预告(棘手的问题已经在前期创作中有所解决)。比如《哀王孙》开篇的比兴手法,“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已经做足了铺垫和烘托,而《哀江头》结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已令深居之城的轮廓几近消失,他得另想办法,将迷失之城找回来。
  实际上,想象一个国度/王朝像一个容器被打碎了,这种直观的形象为人们所共知。而且,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来看,国破也不是罕见的现象,也并非一个新生的词组。当诗人意识到这首诗的出发点就是国破的一个紧急状态、一个已然事故、一种确定的直观感受时,他随即要面临的就是“-家亡”这样一个天然的搭配组合。除此之外,为了保存某种永恒的希望,他还得设想一些平衡的力量来遏制国破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山河、城,都是与家类似的配对言说模式,都是诗人紧接下来要严肃面对的词的伦理。
  眼前一切凌乱的现象以及狼狈不堪的王公贵族的命运传闻,在昔日首都明显感觉到政治中心的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这一切都是国破的征兆、证据和现实情况。这是可以写及的真相。但是,国破并非一个最终的结果,一个不可改写的永定状况。虽然说不上它是一个无序时代的开端,但深深意识到这是一个事件发展进程中的中间状态,这是敏感的诗人应该体察到的,基于这一判断,诗人的洞察力和怜悯力才有所归依。然后,可以明确指出希望之所在,指明在国破之惨状中什么仍然保留本色,充任当仁不让的见证者。
  国破并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灭国之忧还没有强占全部的心绪,正如家亡这一连锁反应也非势在必行。的确,诗人还有一张家的底牌。但现在对于君王也好,家人也好,非耳闻目睹之所在,尚不知情况究竟如何。保守估计,也不至于一概凋零不复存在。先按下家境不表。而要寻获到一种与国破造成的不安相对峙的事物,那就是山河悠哉的丽然有序。如果说国破由外力侵扰和内力溃散两方面原因所致,那么,山河则是人力无可奈何之所在。
  一个国度的破灭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本先属性:其一,它有一种器物似的可打破的本性,注定了它有一种内在的脆弱性,尽管同时也保留着破镜重圆般的复归本初的可能性;其二,它是一种无形的组织结构,是由人及其衍生的权力所构成的组织体系,会因为人的因素而发生急剧的变化,改朝换代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与大好河山亘古有之的稳固状况相比,国之抽象性、人文性确有一种一碰就碎、一触即溃的令人怜悯和反思的内蕴空间。
  权力突然找不着了,中枢也远遁不见了,国之破败之相跃然纸上,令人扼腕叹息。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君王何在?此时此地已然是没有君王的首都。这一中心的空缺很明显就是国破的象征。于是,诗一开端的爆破音也是一种召唤,对君王的思念、向往,期待着君王的归来,以抚平国破之褶皱、民生之艰难。因为子民犹在,仍在首都感受着日出日落的古老法则。子民犹在,山河犹在,岁月犹在,不在其位的,仅仅是君王及其统领下的政治中枢。那么这一套权力运行机制失效了吗?令诗人心灰意冷了吗?不然。鸠占鹊巢,总非长久之事。这一点是非还是能在是非之地看得清楚的。
  幸好,再多的蛮力也拿不走山河,而民心尽管困倦,也不会怨天尤人,无非是等待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山河无恙,民心亦然。在支离破碎的现实环境中,万民之国谓之器,万民之心才谓之道。器物脆弱而易碎,道德即便坠入草莽之中依然高尚。眼下,国破以惨不忍睹的面貌呈现出导致这一局面的缘由的随机性,看上去是一个临时状态,一时还没有筛选出必然因素。毕竟与恒定的山河相比,一国一城类似于一朝一夕的事物,仿佛过不了多少年,就有一个周期律使之朝不保夕。国破的思量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朝廷政治中枢方寸大乱,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基本能力;其二,民心向背的问题重又摆在每个当事者面前,不得不考察除了命运因素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必然因素导致了当前这一困局。
  然而,敏锐的诗人显得比较克制、内敛,没有让这首诗朝政论诗的方向发展,而是以国破为背景勾勒出混乱时期一首抒情诗应呈现的轮廓。对于一个风头正旺的王朝来说,当下的变局的确来得太快,盛极而衰的断言,总让人半信半疑。失序的、失态的诸多事物如何去重新认识它们?诗人务必将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或情景搁置在更具有历史经验的亘古之物星丛中才可以判断出当下之事如何发展,应对之策从何谈起。没有一个稳定的、历史的经验用作参考,国破这一即时发生的现象就很容易沦落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怆和找不到出路时破罐子破摔的失望。
  一物破碎而另一物如同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在这种严肃类比的思考中,诗人忽然发现日常生活并未因为国破而耽搁,而停滞不前。即使沦陷于敌手的首都,日常生活仍需进行,时间规律照例不误。国破无非是多了一个生活的基调,也让生活的不变性、个人的利害关系通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自身的物质属性,以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探亲成本的猛增。一般而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当下的现实教育是,草木非同常人,于人间沧桑中继续吐露出情真意切。
  相对于国破这一泛化的、笼统的主题,城春这个小一号的实际生存局面显得更为谦逊、可观、触手可及。按理说,要与国破这一响当当的音调和触觉搭配,确实会让人一下子理屈词穷,觉得没有什么意象对得起国破之意味深长。国破除了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感受,还会具体体现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观上。首先,摆在有思之人面前的是首都的外在面貌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大街小巷生活秩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从首要之城这个政治中心自然能够一窥全豹。国破之现实,犹如一道哑谜,无处诉说,也无从打听,实实在在存在,却又百转千回,难觅真迹。身处其中,这就是一个已然破碎的国度吗?且不说破镜重圆几时实现,如此破败不堪之后还能怎样?最坏的情况又是如何?人心会因此跌落到何等的低谷?这些都是诗人要审慎面对的诗学问题。与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同等重要的是,重拾民族语言中的大好河山、精神活力、生活信心。简言之,在语言的中心,应当铸就一座坚不可摧的文学首都。
  对应于一国之幅员辽阔的是,一城的春光弥漫。对应于无所不在的山河的是,小一号的扎根于大地之上的深情草木。通过谦虚的自我弱化这一措辞措施,国破所带来的感觉洪流渐渐地在诗人与理想读者之间达成共识,而内化为涓涓细流。于是,生命个体强烈的存在感、介入意识,就可以在触手可及的具体事务具体情境中舒展开来,使之同时置身于国破与城春两个看似平行的乾坤之中。人既在破碎的瓦砾之中,又在本色不改的草木之中,左右逢源之时,才可能在语言的湍流之中找到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希望。
  乍眼看去,从国破滑向城春是一种大而化之、大事化了的修辞举措,好像诗人要逃避去精确、忠实描述国破之惨状的责任。但实际上,关于国破的种种情形,已在此前有所表述(此后再论也非难事)。之所以另起一行,重写一首诗,开宗明义于国破之时,其实诗人盘算好的就是来诚恳地谈一谈国破既成事实之后诗人何为这个关键问题。可见,国破在这首诗中不是一个开场白性质的有待举例说明、详细阐述的主题,而是一个总结,一次反思,诗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后国破时代民心何去何从,更为重要的是,值此关键时刻,语言还能抚慰人心吗?还有何用处呢?
  于是,自然而然地,诗人会想到诗作为一个容器,会不会随国破而无法自立,也支离破碎得一塌糊涂,无从收拾呢?严谨的词章运动如一支反戈一击的援军,扫荡阴霾,重建威信,在语言的腹地绝不允许腐败的力量侵蚀语言的中枢。陷入国破之中的生命个体也很容易陷入无情无义的境地,麻木不仁,虚度光阴。这时,多情的草木会伸出援手,将人从低谷拽上来,使之在茂盛的草木之中纯然而恰切地找到生命的精魄。于是,生命的意义就在当事人感觉到每一个黎明的到来之际散布在花鸟所到之处。每一个被意识到的黎明或黄昏都充满了求生的欲望,都富有一种思想的活力,憧憬着下一个不一样的日子,在那时,转机即将到来。如今,讴歌恒在之物正是为了稳定人心,为必然到来的转变预备着一副热心肠。
  城春以时间的名义,将国破这一空间的可塑性暂且搁置,并在时间之流中仿照时间前后交替的绵延性,陆续映照出生命现场中从不颓废的活泼气息。草木之中,除了那个兀自立定的当事人,还有此时此地同在的花和鸟,通过这些布景和道具,诗人其实试图仿照出一条扭转国破状况的措施来。恒在之物尚且能被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改善,成为可塑性极强的审美对象,那么,王朝亦可在人力的行动中恢复常态。在草木之中俯拾即是的诗意,就像是满地破碎瓦砾的粘合剂,一国之风貌仍有可能重返井然有序的纲常之中。杰作将抚慰人心,也必将削弱国破之季时时涌上心头的迷惘。如此一想,诗收拾旧山河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以此为先兆,朝廷重返旧都驱除孽障自是后话。
  这就是他作为一位强劲诗人力所能及的分内事。他要调动自己的感官系统,极致、周到地协调好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谛听外界生灵所富含的对人的情感的反馈机制。这就是一个在场者(而非旁观者)的一线报道。虽然这不是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但依然雄风烈烈,也不免令人油然而生英雄气概。此刻以花鸟为见证,他要竭力观察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诗人在草木之间如何演绎国破局面下的美学怀抱。他的落泪有多真,他的芳心有多乱,可不能遮遮掩掩,被语言组织得密不透风而变得空话连连,或是一场空欢喜。他要苦心经营的是极有可能与日后读者达成审美共识的个人与自然的一次永恒对峙。未来的理想读者也会这么想,如果我在那里,也会如此这般费尽周章。
  于是,诗以诗的形式介入了水深火热的家国现实。谈不上是一剂救国良方,但救万民于水火,对于一位正直的诗人来说,写一首好诗,就是起码的亮剑行动。不但自己想看一看,而且他还要替同时代人发声:一个国度,一个王朝,曾在语言中如何过活?人们如何不畏艰难地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文人如何展示诗学包袱中的情意深重?因为眼前逼人的现实确实有得一说,需要简明扼要地以语言的方式,阐述出一代人的劫后余生的无尽感慨。于是,这是一次重新认识家国情怀的关键时刻。何为国?何为家?何为劫难?何为解难?个体在国与家这两个情感容器面前如何公私分明(又兼顾)地体现出一位诗人的价值观?并最终融入一个基本的母题:我是谁?
  身为诗人的能力如何补给深陷其中的流民求生的欲望,这也是当务之急。将国破置入一个临时状态,甚至说是非法状况、非常情况,并以山河无恙为背景,使得时局混乱之下人心有一个促进其安定的措辞机制,尔后,宜人的花鸟可歌可泣地带来第二步骤的慰问机制,值此人与物交融的时刻,无论是在场众人还是未来读者都不再微词于一位诗人怎么还有心思莳花弄草。现在的重心在于,诗人真的能在花花草草之中酝酿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情感吗?一滴泪、一颗心的真挚酝酿,的确撑得住对格律的一个允诺。人皆有之的泪水向何处流淌,溅湿哪个地方,才不致有模有样白白祈祷一番,才能感天动地,慰藉心灵。在落泪的一刹那间,时间凝固了,人的感觉才得以完全把握住时间全貌,并与花的感觉并无二致地共同营造一个值得反复回放的场景,在那里,得以泼洒掉郁闷心结,纯然释怀。
  热泪既在花瓣上,又不在花瓣上。花瓣上点缀的是清晨的露珠,或者昨夜的雨滴。诗人凭窗远眺,黯然伤神,滴在纸墨上的热泪与花瓣上其他液体的性能一致。唯有如此,花朵才有资格承认它们是彷徨诗人最终落实心跳的最佳见证。泪腺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这里必然包括一破一立之间大小兼得的认知落差。落泪是自然的,就像草木之中定然有应时而开的花朵(不妨说,花朵是时间显露的器官),这都是时间的礼物,这也是时间流变的信号。此一时,愁肠百结,彼一时,时间转换,早先的麻烦和问题,在后来均一一得到解决。因为花朵感染了诗人的心思,它们能识别泪花中的绝望气息与至纯至刚的信念如何混合在一起。
  意念的泪水溅落花瓣之际,离愁别恨萦绕的人心突然与惊弓之鸟一样迅疾地反映出心灵的金黄/惊慌。惊鸿一瞥之余,人心的质量得以测算,并因鸟雀有同一颗心同等的质量而得以救赎。将心比心,这就是平抑离愁的良方。即便是一只留鸟,它也懂得另一落脚点可能会更安全,以便从惊慌失措处溜出而深悉离去的滋味。不是离去有多么挠心,而是导致离别的原力令人发指。的确,一惊一乍之余,当事人都得找到促使别恨发生的缘由到底是什么。这是空间失序造成的两地感受上的落差。因为此人难以迅速抵达一个异地而不得不禁足于鸟雀的弃所,空叹息于鸟已飞走唯留一人的孤零零。人惊飞了鸟是真,而飞鸟利索地飞走,有能力快速离开险情,却又惊呆了人。自叹不能之余,却又萌生出两地书的鸿雁飞度也是真。
  别走!但人与鸟终有一别,相似于人与人的分别。这种心灵距离可不是巧手能一下子缩短的。同样令人大吃一惊的事况也会令鸟大吃一惊,彼此交换心境,同步进入众生平等的氛围之中。人中人,鸟中鸟,各选其一,参与草木剧院的奠基仪式。然而,溅泪之花已非花,惊飞之鸟也非鸟,花鸟的改造就这样完成了。于是,无名之花,笼统之鸟,都已注定在此与唯一之人构成唯一之近况。进而,此花乃一花,此鸟乃一鸟,皆从普遍性中挣脱出来,成为诗人竭力采撷的可以亲近的单一现象。此花此鸟以私立的名义,算是因时因地结交了一回,也就不曾蹉跎了这草木之中一日一时之光阴。读者见花仍是花,见鸟仍是鸟,而诗人看花不是花,看鸟不是鸟的中间一幕,已然遮掩得不露痕迹。
  花与鸟的协同亮相,实际上营造的是草木之中的继后事项,这在文法结构上展示了细化或举例的衔接策略,既增强了草木之深情,也提升了草木之中人的情感的可信度。在茂密的(哪怕是有点狂乱的)草木之中,人仍然以他的文思能力赢得了一个与花鸟草虫平起平坐的机会。如此,人深入草木之中,既不事稼穑,也不是培土施肥,而是兑现一次人与春天的谋面。这是国破之中难得的雅集。如此,人在茂密的草木之中就不显得另类和荒唐,具有一个属于人的得体的位置。在这里,人与花鸟一并平等地讴歌春天的到来。既然人已溅泪于花,已惊动了鸟,那么,个人得到的回馈是非个人的礼遇:人的自我感觉得到了重塑,从伤感悲情的个别性走向仍秉持希望的公共性和普遍性。
  解决好了草木之中的问题,接下来,就要从空间意识踱向同时性感觉。也就是说,要讨论草木之后的诸多现实问题。诗人已经变成了代言人、公共的人,于是,他要表明在此非常时期普遍的人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命运的发展线索接下来会是如何?在恒定不变的草木滋滋生长的同时,其他事物/事件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生命中不因国破这一重大外力而改变的永恒感觉又有哪些?可以说,花与鸟已经完成了一次对诗人炽热情感的寄托使命,况且花已非花,鸟已飞走,草木退去,空余一人。如此,人的感觉才从草木激发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再次营造一个情感的寄存柜,以便从一国一城、一山河一草木这般逻辑关系中解放出来,开始思考国破-家亡这一习惯性组合在词章上遥相呼应的关系。
  如上所述,草木之外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苏醒。诗人从一个茂密而逼仄的空间得以解放,开始梳理万物并存的同时性感觉。于是,春天不仅仅是草木的春天,还是时序上一个日子挨着一个日子的紧密安排。于是,连绵不绝的战火不仅是一个偌大的收不了场的视觉景象,还是一个时间观念。烽火连天使得时间萎缩了,一日不同一日的感觉延迟了。这时,当事人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更多的新消息。时间和时间中的人被压抑着。这不是一种纯属个人的感觉,而是普遍的人群共有的杂多感觉的统一。时间没有了,变得无用了,如果这种感觉萦绕不散,就会击溃所有人生存下去的希望。这一情况是值得警觉的。应当声明,这不是生命的真相,而是一个被涂抹了某种压抑色彩的生活表象。应该捅破它,应该用生命的其他颜料改善之。
  于是,在国破这一悬而未决的长叹之后,经过反复拿捏和盘桓,在处理好个人与公共事件的敏感关系之外,家,终于浮出情义的水面,组合而成国-家这一终极组合。首都之概况,草木之深情,花鸟之搭理,如此这般交代之后,家,迎来了一个妥帖的包罗万象的机会。仿佛国破之后的种种惨状,不堪入耳入目的听闻,都需要家这样一个更为可靠的容器来承载和重塑。尽管来自于朝廷层面的消息已经切断,但是,来自家庭层面的音讯若有若无,略强而可揣摩,或可理解为山河犹在、人情世故犹存的一个明证。但家(人)不在此处,亦在目不可及的地方,与此地的彳亍构成两地的对视。于是,寄望于家(人)显得现实可行,至少在精神上行得通。由此一来,家(书)挽救了国将不国状况中单打独斗的生命个体的尴尬处境:是人将被家(书)所寄望。
  被妻儿所惦记这一可能性予人极大的安慰,而且这种安慰的效用可以凭借诗人如何惦记家属而体验到。家书的抵达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经验,尽管来之不易,或是只言片语,或者只是捎带一个口信,但是,终归是可以抵达的,因为家属在哪里,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都是大概可以知道的。邮路肯定是颠簸而不畅通的,能在这样的战争岁月还有信差/信仰,更是令人报以希望。等着瞧!召唤将再一次响起。然而,对于诗人这种文字工作者来说,家书其实是诗的一个巧妙的变形。如果说家书抵得上万两黄金,那么这种分寸感肯定也可以挪移到对诗力的评估上来。于是对一位诗人来说,只要他在事发现场写下一首自己觉得不错的诗,在心理上,他就觉得对得起所见所闻,俨然完成了一个任务,这个作物抵得上金银财宝。一位诗人在战争岁月简明扼要地对家书进行了一个价值判断,实际上是完成了两个方面的使命:其一,作为代言人,他要发出一声怒吼或呐喊,将非常岁月中珍贵的信仰概述出来;其二,重新认定诗的作用,民族语言的价值。诗或民族语言在人与人之间突破重重阻力而最终能够达成心意相连的效果,这就是希望所在,这就是价值连城的情义之确证。
  在塑造一个关于家书分量的形象之后,诗人就可以机智地从草木深处转身离开,就像花鸟已完成对人的款待而悄然离去一样。诗人找到了一个趁势离开的妥善措辞。他从这样一个春天所萌发的情思中悠然挣脱出来,重返一个更为私密的个人感知空间。仿佛是,他已经完成了对民众的代言工作,而开始照顾到自己的温饱问题了。家书,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介于公众和私域之间。民众需要一字千金的家书的安慰,需要一个被时间延迟了的盼头,于是,诗人描摹出这样一个盼头,同时他自己也希望在家书这一个情感载体上得到私欲的满足。他想更为强烈地去体验纯属自己的家书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带来什么样的佳音。他开始准备着回归自我的心灵深处,从生命共同体的场域,回归生命个体的精神腹地。
  兵燹之季,能从异地抵达此地的信物,都抵得上黄金万两。抵达、抵得上均是对两地书价值的反复权衡,也是对信念的种子、呼之即来的信仰的反复拿捏。这是一个世人皆可轻松接受的论断。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语言的价值,暂且不说新诗抵万金,这会显得很唐突、自作多情,而家书这样一个语言经用形式,就能够赢得各方的理解,并通过烽火渐息之后的无穷岁月,逐渐协调人们来体会到这样一个真实的境况,正是因为这首诗包容了家书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说家书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文字介绍却得以获得一个永恒的立足之处,全赖一首诗的包孕能力。作为后代读者,我们确实要跳出家书这一感同身受的载体之情感,而意识到运用了这个形象的一首诗的永恒力量。最终,诗,作为语言的最高级形式,才是无价之宝。实际上,诗人完全可以将这首在沦陷的首都写下的诗一字不增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属,个中体会,定然人尽皆知。很明显,通过这首诗的劳作,诗人从一个收件人角色转变为一个寄信人。他将这首诗寄给千秋万代使用这一门语言的同胞。这是一封从战火洗礼中锻炼出来的家书。后代读者都是收信人,都是这首诗所渴望拥抱的亲人。
  有人就有家,有语言就有家。国破而家不亡,才使得家-书组合成为可能。家书属于一种无中生有,有中生更有的情感细胞。它传递了一种渴望的情绪和绝不放弃希望的心理活动。这是尤为可贵的。不光是对沦陷区的人民来说,来自家人的消息弥足珍贵,对于任何陷入迷惘和困境中的生命个体来说,家书是一种希望的化身,保留了生活下去的强劲动力。家书是在家庭内部传递的爱力。普遍性的家书其作用一旦确立,就会过渡为民族语言的温情脉脉,进而,不难想象诗穿越时空跋山涉水的耐力,到最后,诗已不需要任何载体,已经在民族语言中留下了烙印,为每一个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储存着情真意切的精神堡垒。
  谁还会惦记着沦陷区一个姓杜的人?当时还有谁会认可诗人将吟读的诗句珍存下来,并决意带出困顿之地?语言用在了刀刃上之后,困局也就迎刃而解了,经过语言的梳理,国破算不上一个长期现象,保留希望的火种,说不定来年春天就会面目一新。从民族大义的立场看,大好河山肯定不会被辜负,收拾妥当需要一个过程,而众生平等,万物为师,困顿之人可以向自然学习,向花鸟取经,向春天讨教,向诗要一个黎明。从个人前途未卜的角度看,家书只是一个等下去活下去的托词,但的确不失为永恒的黎明,并巧拙并用地过渡到诗的价值观发散,因为还有诗(甚至还有更多可写之诗),以诗为家事的诗人定然不会在水深火热之中迷失自我。
  希望虽然有,并且已被语言所勾勒,但是等待毕竟是难熬的。仅仅是塑造出一个等待中的自我形象还不过瘾,还要描画出一个善于与等待之况味巧妙周旋的超我,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在日复一日的煎熬同质色彩中不时获得一次例外:他又领先了等待者一步,这个人鲜活地从无趣的等待中走出来,成为一个不只在傻呆着而且在干点什么的有为之人。他在塑造一个鲜明的自我形象同时,乐于将这个形象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中,使之贴切地进入老百姓的审美范畴之内,以备其中同情者不时之需。日后,在他们看来,诗人的搔首弄姿其实跟每个明白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说到底,其实写的就是每个明白人自身。为沉默的、不具备写作能力的生命个体提供了一个将心比心的人生舞台。
  公私兼备地,他塑造了一个搔首弄姿的自我形象。(在这里,搔首弄姿不是贬义词。)与其深陷绵绵无期的翘首以待中,而使人的面目模糊,不如摸摸自己的后脑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对自我灵魂及其伴随物的触及中,被触及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时间感知上变短了。时间由等待中的麻木不仁、匀称有常突然变得更加急遽。时间快速运转起来了,预示着什么要发生,或者,时间可以被看得见的手所调整。于是,等待的效果更称心如意,效率也更为提高。表面上看,搔首是对身体的按摩,是一种束手无策之后的脑门子一拍,计上心来,仿佛不毛之地也能找到一条捷径,促使等待的时间转得更快,而心仪之物更早来到。
  在发端做文章,却有一点千钧一发之际脑筋急转弯的味道,一个抓头搔耳、烦躁不安的等待者因为一次巧智和反讽,而变得心静,每个明白人都瞅着这个可能是自己的公共形象,心知肚明时间确实是一个可长可短之物,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它的弹性和规律,就不难从头开始去与改变了的时间之流相逢。于是心细如发的人很快就明白拿得起放得下的好处,也懂得那攥在手里的发簪可有可无。这只发簪一度是理清头绪的工具,将一个等待者的虔诚形象整装待发!现在不用也罢。因为看似井然有序的时间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感知上被用来等待的时间,酝酿新事物的时间,都缩短了。这种长中有短的感受对于困境中的日常生活是大有裨益的,是一种溢出效果,不受制于地理环境而使人有所超脱,清除了杂念而保留了本真。于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像一个不倒翁屹立于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定神闲之中,看起来,与时间的一番较量,他处于下风,你瞧他不还在沦陷区失魂落魄吗?实则不然。因为他放下了先前谨严秩序中的发簪。这只发簪作为沉重生活的一个见证,不堪重负的忧患意识的外化,已经不能胜任焕然一新的从头开始的诗人的脑海之锚。现在,千年之后的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放下发簪,犹如起锚远航,重负被重新诠释,奔向未来的未竟之旅,而他的行李无它,乃是千金难买的一首诗。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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