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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斯拉沃热·齐泽克: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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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3-28  

斯拉沃热·齐泽克: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

季广茂




  这些天来,我有时真盼着自己染上这种病毒——如此以来,至少那个令人惴惴不安的不确定性会消失……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我越来越忧心忡忡。这个迹象就是我与睡眠的关系。直到大约一个星期前,我一直热切地等待夜幕降临:最终,我能逃入梦乡,忘记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现在的情形几乎是完全相反:我害怕入睡,因为一入梦乡,即为噩梦所困,并在一团慌乱中惊醒。
  现状如何?最近我们常听人说(其实我自己也在这么说),我们需要彻底的社会变革,因为我们真的要应对如今正在蔓延的疫情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
  冠状病毒的流行,使我们面对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设想,这类事情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熟知的世界已经停止运行,整个国家都被封锁起来,很多人只能侧身于自己的公寓(想想那些连这最起码的安全防范措施都无力承担的人们吧),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即使多数人幸免于难,巨大的经济危机还是无可避免)。这意味着,面对它,我们应该这样回应:去做貌似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去做在现行世界秩序坐标中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的世界已经停止运行,我们也必须去做貌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避免最坏结局的形成。这貌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我并不认为,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是重返不加遮掩的野蛮状态,重返为了活命而不择手段的残酷的暴力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到处是公众的骚乱,慌乱的私刑,等等)。尽管随着医疗保健和某些公共服务的崩溃,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害怕不加遮掩的野蛮行径,但我更害怕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这种野蛮行径虽然表现为为了活命而不择手段的无情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是带着遗憾甚至是同情来执行的,同时还被专家们的意见合法化了。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在向我们发话时,一些领导者的语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不仅想表现得沉着自信,而且常常做出令人惊恐的预测:疫情可能要持续大约两年之久,病毒最终将感染60%至70%的全球人口,数百万人将一命呜呼,等等。简而言之,他们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得不打破我们的社会伦理的基本前提,放弃对老者和弱者的照料。我们应该注意,对于“适者生存”这一逻辑的接受,甚至违反了军事伦理的基本原则。军事伦理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一场大战过后,首先要照顾重伤员,即使拯救他们的机会渺茫。(不过,仔细观察之后,我们不应对下列情形感到震惊:一些医院已经在对癌症患者做同样的事情,任其自生自灭。)大家不要误会,我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我认为,应该制订生产某种药物的计划,以便使绝症患者无痛死亡,使其免受不必要的痛苦。但是,我们不应该首先着眼于医疗资源的节省,而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保全其性命。
  因此,虽然对乔治·阿甘本充满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在当前的危机中看到了一个迹象,那便是:“除了赤裸裸的生命,我们的社会什么都不再相信。显而易见,意大利人倾向于牺牲几乎一切,包括正常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交情、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以消除生病的危险。赤裸裸的生命,以及丧失赤裸裸的生命的危险,并不能使人们团结如一,反而使人们视而不见,把人们分割开来。”事情远较此朦胧:它也会把人们团结起来,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对对方的尊重,因为我也可能携带病毒。我的儿子们现在对我避而远之,因为他们担心会感染我(对他们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病,对我而言,却足以致命)。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得以生存的法则是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确保相互摧毁),那么,现在则是别样的MAD(Mutually Assured Distance,确保彼此距离)。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反复听人提及,每个人都要各负其责,必须遵守新的法则。媒体上充斥着某人行为不端,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境地的新闻(某人走进一家商店,开始咳嗽,等等)。这里的问题与生态问题如出一辙。媒体在谈及生态问题时,一再强调我们个人理应承担的责任(回收利用所有的旧报纸,等等)。这样关注个人责任,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一旦以此使我们忽视那个重大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一重大问题,如此作派就会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只有把抗击冠状病毒的斗争与抗击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s)的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抗击冠状病毒的斗争视为全面生态战争的一部分,才能开展抗击冠状病毒的斗争。正如凯特·琼斯所言,疾病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无论在哪种环境中,我们都在数量上占优。我们正在进入基本上未曾遭受人类侵袭之地,而且我们的侵袭日甚一日。我们正在创造一些栖息地,在那里,疾病更易于传播。然后我们大吃一惊:天呐,我们发现了新病毒。”
  因此,仅仅把某种全球性的医疗保康资源聚集起来并提供给人类,是不够的,还要把自然考虑进去。病毒还攻击植物,而植物是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如土豆、小麦和橄榄)。我们必须永远着眼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全球性的世界景观,牢记这一景观暗含的所有悖论。例如,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中国因为冠状病毒而封城,使获得拯救的生命多于被病毒杀死的生命。
  我们将身陷三重危机:医疗危机(流行病本身),经济危机(无论流行病最终导致怎样的结果,经济都将遭受重创),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机。亿万人生活世界的基本坐标正在坍塌,由此导致的变化将影响方方面面,从飞行到度假,从度假到日常身体接触,莫不如此。我们必须学着在股票市场和利润的坐标之外思考问题,直接寻找别的方式,来生产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资源。比如,如果当局获知,某家公司囤积了数以百万计的口罩,且该公司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售赢利,这时,不必与这家公司进行任何协商,直接征用即可。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向建在德国图宾根的生物制药公司CureVac提供了10亿美元,以确保它“只为美国”生产疫苗。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斯潘表示,特朗普政府要接管CureVac,此事“没有商量余地”:CureVac只会“为全世界而非某个国家”开发疫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野蛮与文明斗争的一个范例。特朗普不得不援引《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该法案允许政府确保私营产业增加紧急医疗用品的生产:

  “特朗普提议接管私营产业。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表示,他将援引一项联邦条款,允许政府指导私营产业应对疫情。特朗普表示,他将签署一项法案,授权自己指导国内工业的生产,‘以备不时之需’。”

  我几周之前在用“共产主义”一词时,遭到了嘲笑。但现在,“特朗普提议接管私营产业”。即使在一周之前,我们能够设想这样的“标题”吗?而且这只是开始而已,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出台。如果国家运营的医疗系统承受太大的压力,社区的局部自我组织将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活命而言,一味的隔离是不够的。我们中的某些人要想活命,离不开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电力、食品和药物供应。(有些人已经痊愈,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免疫力,我们很快就需要这些人的名单,以便把他们动员起来,为公众提供紧急服务。)
  常言道,一旦身陷危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就连特朗普也在考虑采取“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一措施,为每个成年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支票。数万亿美元的支付将违背所有的市场规则。但现在,这些钱将如何支付,在哪里支付,支付给谁?这种强行实施的社会主义会是专为富人服务的社会主义吗?(别忘了,在2008年,几百万普通人失去了微薄的积蓄,但得到救助的却是银行。)这次疫情会被简化成内奥米·克莱因所谓“灾难资本主义”的漫长的悲惨故事的一个章节吗?或者,一种新型的(或许更加温和的,同时也是更平稳的)世界秩序会由此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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