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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定浩:文学元素:普里莫·莱维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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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12  

张定浩:文学元素:普里莫·莱维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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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说的‘理解’,”普里莫·莱维在他最后一本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说道,“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进而,他又说,“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于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
  意大利作家莱维是奥斯维辛幸存者,也是化学家,当他说到“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意有所指。他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1947年出版时反响寥寥,这种来自同时代人的沉默可以从诸多方面予以解释。其中主要一方面,是因为刚刚脱离纳粹阴影的人们不愿意重新面对那些教人难以忍受的灾难现场,或者说,他们希望将灾难记忆简化成某种清晰的二元对立(譬如正义与邪恶,幸福与不幸,敌人和自己人),接受那种被简化了的可以忍受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对历史的简化来疗愈和安慰自我(如我们的“伤痕文学”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莱维的讲述却拒绝这样的简化,在他的著作中,人们被迫重新被拖入他们想要摆脱的混沌与不安之中。很多年后,莱维回顾自己最初的写作,他承认《这是不是个人》是一本“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书”,在结构上也有所欠缺,但他强调,写这本书的意愿和念想,是“出于把事实讲述给其他人听的需要,出于想让其他人参与事实的需要”,因为唯有事实,以及对于事实的体验,可以让人对同时代层出不穷的种种简化的教条保持警惕,避免在肉身的奴役之后再度遭受思想的奴役。
  然而,单是知晓一些事实,是不够的,否则,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将是监控视频。那些糟糕的口述史、非虚构、纪录片乃至所谓写实或新写实的作者共享同一种一叶障目的错觉,即把自己遭遇的一部分事实当作全部真相;那些更好的作者会看到,在一些事实的背后,总隐伏着另一些事实。而无论何种作者,如果只埋头在事实中探索,最终他将陷溺在无数事实构成的混沌中,如同博尔赫斯所描绘过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命运。这混沌可以暂时性地抵抗教条,却不足以恒久,因为人性中有对简化的渴求,所以,最后的选择可能仅仅在于,你是接受这个时代普遍意识形态下的教条式的简化、抑或屈从于个人未经省思的简化,还是主动投身于创造一种如莱维所言的“广泛而深刻的简化”,一种可以帮助未来的人们“指引方向、做出决策”的简化。

2

  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简化”,并非仅仅指向人类社会的历史或现实,也指向自然。莱维是化学家,在化学领域,最权威也是最具标识性的简化形式,是元素周期表,即通过一张标明元素及其原子量排列的简单表格,来试图抓住自然物质世界的本质构成和内在关联。
  古希腊的哲学家推测世界由土、火、水、气四种元素构成,亚里士多德加上第五种元素以太,认为这是构成天空的元素,德谟克利特思考原子及其自由意志的存在,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认为汞和硫是决定物质转化的关键元素,门捷列夫完善了元素周期表并以此预测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而随着同位素的发现,元素周期表本身也在不断地被丰富和改进……这存在于专业领域的每一次简化,每一次推翻与重建,其目的都是为了加深、质疑和拓展现有的理解,而非迎合,因此也就不同于发生在公众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简化。
  化学家试图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成一张漂亮简洁的表格,这个从存在到形式的努力,其实非常像文学家把生活简化成作品的努力,而这种简化的努力如果有效,其共同的前提,如莱维所言,是要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而非定论。
  莱维最好的一部作品,也题名为《元素周期表》。他选取二十一种元素,从惰性气体元素氩、作为宇宙基本构成元素的氢,再到各种金属元素如铁、铅、金、银等,最后落脚在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碳,借助不同元素的特性,他把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化学世界和语言世界都编织其中,形成一个奇妙的文学整体。
  莱维一生的写作历程,就是他从生活的混沌中最终析取淬炼出来令人震动的文学元素的过程,深思这一过程,对于今天挣扎在海量信息和思想教条的双重束缚下的我们,尤其有益。

3

  写作《这是不是个人》时的莱维,还是一个刚刚逃脱集中营死亡命运的青年,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三十年后,在《元素周期表》“铬”的一章中,莱维回顾最初的写作经历:

  “我觉得把那些故事讲出来能净化自己。我觉得像柯勒律治诗作中的老水手,在路边拦下赴喜宴的客人,诉说着自己的灾难。我写下血腥的诗句,告诉人们或写出那些故事,到最后,变成一本书。写作让我平静,觉得再次像个人,像个普通的有家室、有远景的正常人,而不是个烈士、难民或圣人。”

  写作使人平静,而非躁郁;帮助人恢复正常,而非脱离正常;讲述自身遭遇的悲剧和灾难是为了净化自己,而非打动他人。我们从中辨识出一种非常古典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因为发生在一个遭遇最强烈的现代性创伤的人身上,就更令人深思。
  这种古典写作态度的背后,是一个人有真正重要的、实质性的故事要讲。在回答《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莱维说,“如果作家让别人相信自己是诚实的,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要表达,那么他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糟糕的作家”,随后,他又立刻补充道,“他必须得把自己的思想很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种从实质性内容中一次次努力析取出的清晰感,是莱维带给我们的最特别的文学元素。清晰,意味着准确和简洁,这是化学家必须具备的两大特质,却也是莱维作为文学写作者所追求的。因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予以有效对抗时代的,永远是他的风格,而非意见或主题。假如时代总是虚伪的,写作者的风格就必须愈加诚实;假如时代总是混乱的,写作者的职责就是保持清晰的风格。
  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扑面而来的,还是一种急急忙忙的讲述语调,所有的记忆喷涌而出,他要事无巨细地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奥斯维辛差点将他淹没,现在他需要通过讲述来重现这种淹没感,像一个溺水者忽然探出水面,他要讲述那种被无边际的大水冲撞裹挟的经历。但到了《元素周期表》,一切都改变了,短暂脆弱的个体生命和遭遇被融入更为恒久的无生命事物中,但个体生命并不因此被再次淹没,而是获得一种极为深刻的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共鸣和流转,在这样恢弘的共鸣流转中,奥斯维辛依然存在,但已经还原成某种正常的尺寸,如同被归置在元素周期表某几个方框里的有害元素,或是某几种无害元素在化合反应之后产生的有毒物质,总而言之,奥斯维辛依旧需要被耐心地审视,被清晰地分析,像某种化学样本,但完成作品的作家终于自我拯救为更健全有力的强者,一如奥登所描述的完成《杜伊诺哀歌》之后的里尔克形象: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像一个
庞然大物,抚摩那座小堡。


4

  这种改变,至少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莱维曾经讲过,如果第一本书甫一出版就获得成功,也许他依旧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却不是现在这种。处女作的失败迫使莱维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化工领域,找寻一份普通人维持生存的职业,并在工厂工作直至退休。作为一个化学家,他知道失败是常态,化学家从一次次的失败中能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得多;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样如此。
  但从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不同于对失败的颂扬。今天的文学写作者动辄将个体的失败归咎和移情为时代的失败,随后又企图在这样的失败者之歌中榨取某种刺激写作的营养。在蛋与高墙之间,他们高喊着要站在蛋这边,但站在蛋这边并不意味着也成为一颗同样脆弱的蛋,满足于自我乃至他人破碎淋漓的快感,而是说,要有活力去保护和孵育你选择站在其身边的蛋,让它一点点生成为强有力的新生命,成为破壳而出可以飞越高墙的鸟。这样的热力,尤其在最初,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可能完全由写作本身所带来。
  同样在《元素周期表》“铬”的一章,莱维讲述了在他最初的写作冲动过去之后,有幸遭遇的那个被赋予活力的决定性时刻:他获得一桩具体的探究性的工作——去找出令一大堆油漆“肝化”成废料的原因,并以此体会到工作的乐趣;他认识了一位女子,并且坠入爱河;他的写作也由此被改变:

  “写作不再是孤独悲伤的治疗之旅,不再哀讨同情,而是神智清明的建构活动,类似于化学家量度、分割、判断、证明的工作。除了像老兵讲故事的解脱感之外,对写作,我有一种崭新的复杂而浓烈的兴味,就像学生时代破解那些庄严的微分方程式。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找到、选出贴切的词来描述,严密而不累赘,自己感到得意。吊诡的是,原本恐怖记忆的负担,现在倒变成财富与种子。写作好像让我像植物般生长。”

  给写作带来新活力的,是爱和工作。终其一生,莱维对劳动和工作都有着敏感的区分,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莱维就此反驳道,劳动不可能使人自由,那种机械的重复性的高强度劳动只会损毁人,使人沉沦,而使人自由的,是工作,尤其是有意义的工作。工作,用自己的手和脑去解决一个问题,努力实现一个目标,这些都给人一种现实感,让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同时,也能获得和帮助他人获得生活的尊严,进而,一个人应当将工作视为某种必须面对的、类似康拉德予以揭示的人类处境和命运。莱维视康拉德为自己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他也一直秉持着康拉德式的生活信念。于是,爱、工作,和写作,对莱维来讲,就有点类似于某种“神圣三元素”式的存在,它们相互滋养,共同将黯淡的个体生命转化为一种植物般沉默的生长。

5

  《扳手》一书几乎构思于《元素周期表》同时,出版时间也相近。这两本完全迥异的书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如果说,《元素周期表》旨在用一种更广大的世界和更简洁的形式,来消化奥斯维辛,作为一个化学家,一个物质转化者,通过写下这些有关个人的化学的故事,莱维完成了另一种转化,即恒久存在的物质流转对于仿佛也会长久存在的精神扭曲的转化,那么,在《扳手》中,借助一个战后长大的装配工福索内对于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乐观讲述,他所做的,就是对奥斯维辛的漠视。
  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恶和苦难,那些杰出的作家都明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见证者是不够的,倘若你没有能力在写作中为之注入一点积极且诚挚的元素,倘若你只是屈从于悲观主义的法则,那么你做的所谓见证,实则就是第二次伤害,无论是对于他人,还是对于自身。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会发现,完全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但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逆向思考,完全的不幸也是不存在的。”这是莱维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就呈交给我们的洞见,这种洞见贯穿他的一生,使他区别于其他的见证者,并促成了《扳手》这本可能是莱维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作品。《扳手》中的福索内,那个洋溢着拉伯雷式激情和康拉德式诚挚的普通工作者,某种程度上,就是莱维自我的理想写照。
  福索内在工作中寻找乐趣并且全身心投入,“即使是最低级的活,甚至越低级,越卖力。对我来说,每份我接下的活都像初恋一样”。而作为一个写作者和一个化学家,莱维与福索内在工作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使得《扳手》遂成为一曲对于工作乃至积极生命的颂歌:

  “因为这样的工作教会我们追求完整,用我们的手和整个身体思考,拒绝向倒霉的日子投降,拒绝向看不懂的方程式投降,因为只要你继续看,你就能看懂。而我们的工作最终教会了我们了解事情和面对事情:写作这份工作,因为它容许我们拥有一些创造的瞬间,就像电流突然在一个关闭的电路里流通起来,像电灯亮起,转子转动……当你老了,你能回来看它,它看起来会很美,它只有在你眼中是美的这一点也不那么重要了,你可以对自己说:‘也许换个人就完不成这样的作品了。’”

6

  相较于工作和写作,爱,是莱维最少在作品中直接讨论和涉及的主题。通过传记材料我们会知道,莱维从未丧失爱的能力,爱一直是他生活乃至写作的重要背景,但奥斯维辛之后,谈论爱似乎过于奢侈,莱维更愿意在作品中谈论的,是爱的基石,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何以可能。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记录了莱维晚年对奥斯维辛乃至人性最成熟清晰的思考,其中专辟“交流”一章,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日益流行的“无法沟通”的论调,他抗议道,“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他用亲身经历强有力地证明,即便在集中营那样的多民族语言混杂的极端环境下,在党卫军将犹太人当作牲畜一样只用他们听不懂的德语喊叫和殴打来发布命令的情形下,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正是竭力去与他人尝试交流和沟通的人,是不放弃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和相互理解的人。而若想做到很好的交流,单纯只会表达和讲述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学会倾听他人,从中慢慢辨别出各种意义,无论是完全不懂的咒骂,抑或转瞬即逝的善意。
  采访过莱维的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敏锐地察觉,莱维不单是可以清晰地表述深邃的见解,他还能够倾听。如果说,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冲动使莱维成为作家,那么,正是对于倾听的渴求和随之自我锻造的倾听的艺术,才让莱维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
  《扳手》中的福索内,如山鲁佐德般不停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但《扳手》不同于《天方夜谭》和很多故事类小说的地方在于,其中除了讲故事的人,还始终有一个倾听者“我”的存在。而有时候,这种倾听和讲述还会互换。正是由于莱维在很多地方有意识地引入倾听和讲述这一对关系,《扳手》遂成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元小说,它揭示出小说书写其实是一门讲述与倾听相结合的艺术:

  “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但每个讲述者都能从经验中认识到,每一场讲述中,倾听者都做了决定性的贡献:一个不专心或爱抬杠的听众会让所有的老师或演讲者烦躁,而友好的听众则会给他们信心。”

  福索内的讲述正如我们平时生活中见到的那些喜欢讲故事的人,鲜活生动且芜杂凌乱,会因为一个突然讲述到的无关细节就迅速跳跃至另一个话题,“我”一开始不太适应,但后来某一刻慢慢意识到,“是我,而不是福索内,抓不到故事的主线,那个包含了还不错但没经验的客户和还不错但偏执狂的老板的故事。我请他讲得更清晰、具体些,但同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河边,有好一会儿我们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说话……”讲故事者可以随心所欲,但抓住故事主线和重新消化理解一个故事,这是倾听者的责任。最终,其实是“我”的倾听和参与,才令福索内讲述的故事变得生机勃勃。
  现代小说叙事学高度发达,小说家已经学会各种各样叙述故事的方法、腔调、模式,很多小说中最活跃的角色,不是人物,而是叙述者,一个喋喋不休装模作样如导游般企图引领和操纵读者的叙述者。这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小说的初衷。如果说,小说从诞生以来就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那么更确切地说,它实则是一门讲述能够吸引人倾听的故事的艺术。这个被吸引的倾听者,首先是小说家本人。“你写下的,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最想读的吗?”塞林格提交给小说家的终极问题,一直都没有过时。一个在学习写故事并渴求被倾听的写作者,首先更需要学习成为一个倾听者,他才能够慢慢懂得,什么是一个故事中真正重要和吸引人的元素。
  这种倾听,是一种消化、整理,也是打磨和润色,它捕捉到一个故事中最值得记住的东西,再添加上一些新东西。那些口传故事和童话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们被无数讲述者和倾听者的心血所滋养。现代小说在丧失口传特质之后,小说书写者本人必须承担起讲述和倾听的双重任务。我们知道,读者反应理论强调读者对于文本的积极参与,而倾听对于小说文本的积极参与,可能早在文本形成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好的小说家是在讲故事,不如说,他是在一次次重新讲故事,在倾听自己内心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之后。
  进而,小说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很快会耗尽,随之他就会遭遇所谓“经验匮乏”,而这样的经验匮乏,当代小说书写者常归咎于时代和环境,但究其实质,只是倾听能力的匮乏。因为即便像莱维这样经历过最离奇、神秘与残酷事件的人,终其一生,他其实也一直在吁请和倾听他人的故事。讲述,倾听,且重新讲述,是这样的循环,以及循环中慢慢逼近的对于人类交流乃至爱的渴求,是构成莱维诸多作品的基本元素。

7

  与《元素周期表》与《扳手》之间的对应关系相类似的,是莱维在临终前一年(1986年)所出版的两本书,《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和《缓刑时刻》。《缓刑时刻》直接以英文版形式出版,是莱维将短篇作品集《莉莉斯和其他故事》中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另外加入几篇新材料构成的。与《扳手》类似,《缓刑时刻》也是一本迷人的却可能在莱维作品中被相对忽视的小书,它有力地呼应着《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本著作的主题,写出了一批在大灾难中被拯救的人。而这种被拯救,在莱维严厉的审思中,实则是一种自我拯救。
  作为《缓刑时刻》第一篇的《幸存者》,是莱维的一首诗,里面的“不定的时刻”一词后来被作为莱维诗集的名字。

自那时起,在不定的时刻,
自那时起,在不定的时刻,
那痛苦回返:
直到它能找到人来倾听
……
退后,离开这儿,被淹没的人,
走开。我不曾侵夺过任何人,
不曾抢过任何人的面包。
没有人替我死去。没有人。
返回你们的雾中。这不是我的错,
要是我活着并呼吸,
吃,喝,睡觉并穿衣。


  无人愿意倾听,是一个恒久的事实,那些被淹没的人,屈从于这个事实,而那些被拯救者,是那些抗拒这种事实,并一直努力倾听他人以及努力被他人所倾听的人。在生命最后那依旧不定的时刻,在被幸存者的羞耻感和见证者的责任感长久折磨的一生临近终点处,莱维写出了一些有能力感受幸福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讲,“那些压迫、羞辱和艰难的工作、流亡——这一切似乎全部从他们的身边滑过,就像水流过石头,不仅没有腐蚀和伤害他们,实际上还净化和提升了他们”。这些故事也是对莱维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的回应,与那些非人的存在相比,“这些故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人’,尽管那些使他们能够活下来并变得独一无二的美德,并不总为普遍道德所认可”,这些美德或源自信仰,或源自音乐,或源自爱乃至野蛮的生命力。
  人,因此就构成莱维最终交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学元素。门捷列夫认为元素虽然是物质的基础,可以被测度,却不可见,是对不可见物的洞察才构成元素周期表,同样,“人”,其实也是不可见的,是那些杰出的小说家,把这样不可见的人一次次从混沌中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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