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香港。实际上，我2005就来过这里了，那是12年前，当时我给香港社会学年会做了一次发言，题目和这次差不多——公共社会学。从2005年开始持续至今，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一直都有着关于公共社会学的辩论——这让我感到惊奇。关于这个，我不会说很多，也许我们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再说。但请注意1967年，这一年距今五十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1967年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当时很可能英国都没有社会学，更不用说香港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还裹着尿布呢，也不是尿布，当时他刚到剑桥，我想那是在1969年。在那个时候，布尔迪厄的书还没有被译成英文。伊曼纽尔·沃伦斯坦还没有写出他关于世界体系的大作，那是1974年才写的。安德烈·贡特·弗兰克那本关于发展的重要著作《欠发达的发展》也是1967年的前一年出版的。在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才刚开始。贝蒂·弗里丹已经写了《女性的奥秘》，我想那是1963年的事。但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当时才刚刚开始。
我想，在英国，社会学几乎不存在。它更像是社会行政，与像艾贝尔·史密斯，布莱恩·艾贝尔·史密斯(Brian Abel Smith)、理查德·蒂缪斯(Richard Titmuss)、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那样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与福利国家研究相关。所以，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实际上，昨天，我和李淑仪教授聊天的时候，她提醒我1967年香港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抗议。当时大陆正值“文革”，而这里也有了大规模反殖民的抗议，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很大。意义之一，你们可能知道，在于社会学来拯救香港了。社会学真的是在这之后开始的。社会学的入场，可能是为了搞清楚社会控制的新机制。无论如何，我真的很喜欢那幅图景。
这是香港的情况，那么1967年，我在做什么呢？唉……当时我在一个殖民国家。我在英国。1967年，我是剑桥的本科生，我正在剑桥搞数学。那是我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光。我痛恨在那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我看来，与世界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这里发生的反殖民斗争相比，剑桥是那么地遥远、那么地与世隔绝、那么地不重要。我真的觉得我要完了。
我还记得我去学院——当时我在剑桥的基督学院——坐在图书馆里，可能在找什么书，什么数学啊、数学分析什么的，反正我知道是我讨厌的书。这时我看到我旁边有这样一本书，叫做《自杀论》，我想，这本书就是那本对的书了！于是我拿了这本书，它是一个奇怪的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写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数学真是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翻了翻那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真的很奇怪，它竟然说，个体的自杀竟然要怪到社会的因素头上去。真想不到！我以为这本书是要教我怎样干掉自己呢，可不受我控制的社会因素却决定了我的生活。我觉得这真是个有趣的想法，你们可能也知道利己性自杀、利他性自杀、非常个体的失范性自杀和宿命性自杀什么的。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就在那时，我有了这样一种顿悟，这样一个清醒的瞬间，我要当社会学家。基本上，这本书解放了我，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头，也再没想过自杀。
事实上，社会学的确，根据十九世纪的伟大的社会学之父的表达——个体的确为不受我们控制的社会因素所限制、控制——这当然会让人感到无力，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塑造的，那么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改变世界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对社会学家来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那些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因素，也要看到改变这些因素的可能。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我不会说得太细——但我对社会学的想法是，它摇摆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这两股力量之间。一方面，我们有反乌托邦的想法——社会决定论；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乌托邦的想法，认为改变这些限制实际上是可能的，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扩大限制中的可能性的。
如果你看伟大的社会学家的话，我相信，他们都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时刻。比如说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就有真实的乌托邦的时刻，他相信行会g(Guild Socialism)形式的社会主义。我知道，许多人在阅读涂尔干的时候略过了《社会分工论》的第三卷，那里谈论的就是一种不同于原来的替代性秩序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把社会学放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时刻之间、作为二者之间的调解来思考。我今天要谈的公共社会学，实际上就摇摆在这两个时刻之间。一方面，此社会学承认可能的界限，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公共参与，着眼于限制内的可能和对限制的改变。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带你们——我还没公开做过这个呢——回顾我自己的社会学的发展轨道。但我想这样来回顾，我想从我自己关于社会学——特别是公共社会学——的看法发展出来的框架中去看。
一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相信，社会学应该回答——实际上，一切学院里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应该回答——下面两个问题。第一，知识是给谁的(knowledge for who)？我们做社会学是——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不太提——为谁？谁是我们的受众，是学院里的受众呢，还是学院外的受众。我的意思是，我所在的地方——美国，你只想得到一种受众，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只有一种受众，那就是学院里的受众。我们写论文，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会被一些人阅读。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会被一两个人引用。非社会学出身的，有时往往看不懂这些论文。而往往驱动我们的是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励机制：为社会学家生产社会学。
说句题外话，我的一个同事，克洛德·S.费舍尔(Claude S. Fischer)，认为我们需要真正地把社会学传递到学院外，传到广泛的公众那里去。所以他为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一份叫做《语境期刊》(Context Magazine)的杂志。这个杂志做的很漂亮。其理念是让一般读者也可以理解社会学，让广泛的公众也能读懂ASR（《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论文。杂志做的很漂亮，上面的文章写的也很漂亮，写得很清楚。那么结果，谁来读它呢？其他社会学家——那些想知道别的社会学家在干嘛的社会学家。这下他们可以方便地了解全国的同事们的想法了。重点就在这里。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往往以其他社会学家为我们的第一受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也很重要。因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顾及学院外的受众。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知识是给谁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知识用来干什么的(Knowledge for what)？我们生产这些知识是为了什么？我们生产这些知识——这里还有一个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和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的区分，当然这个区分也是有争议的。工具性知识，是关注——试图为一个既定的目标发展手段、解决问题或解开谜题的知识。所以，工具性知识把社会的目标、我们学科的目标视为既定的，它为既定的目标寻求手段。与之相对的是反思性知识，即关于社会的目标、目的、价值的讨论、辩论、对话。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弄清楚特定问题、谜题的解决方案呢，还是弄清楚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方向、我们应该坚持什么价值。
所以，据此我们就画出了每个社会学家都在梦想的东西，为立业，每个社会学家都要有一个2x2的表格。你要当社会学家，你也要有这样的表格。下面这个就是我的表格。首先是职业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受众是学院内的，是同行的社会学家，它关心的是工具性知识。这也就是说——这有时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未必会同意，但我认为，作为职业社会学家，作为科学家，我们做的事情，是解谜，是解出我们的研究计划或者说库恩所谓的范式内的谜题。在解谜的同时，想当然地接受我们研究框架的假设和主张，我们考察那个框架内的异常和矛盾。我称之为工具性的，因为我们是想当然地接受我们的研究框架的科学家。接下来是，公共社会学，这是一种以学院外受众为目标的社会学，其目的是就社会的方向、价值和目标展开对话。公共社会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机的，其中，你和你要对话的人，你的街坊、你所属的团体、你的宗教团体、你的劳工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无中介的，社会学家和其所属社群之间的对话是无中介的。与之相对的是传统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是一种有中介的关系，其中社会学家写论文、介入各种形式的社会媒体、与他不一定认识的公众和广泛的公众对话，这样的对话往往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再然后是政策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做的，实际上是解决客户设定的特定类型的问题。比如世界各地的政体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还会被细分为更小的问题。在政策社会学中，社会学家实际上试图找出可以缓解问题——在这里也就是政体问题——的方式。
最后是批判社会学。批判社会和涉及关于价值和目标的讨论，但它也在从事一种对我们的研究框架的目标和价值的批判。当然了，批判社会学家一般不为职业社会学家所喜，因为他们持续地质疑职业社会学家想当然接受的东西，持续地使这些东西成为问题。所以，批判社会学家做的事情是，试图弄清楚，什么可能是、应该是我们学科的基础。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包括像C.怀特·米尔斯那样的人，像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Gouldner)那样的人，有时女性主义者也把自己定位为批判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亦然。基本上，批判社会学批判的是职业社会学的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用我自己的职业轨迹、从研究计划的角度来说明这四种类型的社会学。我还要说一下，我讲了这么久的这个表格里分类，涉及我所谓的社会学劳动的分工。这四种社会学家——我要坚持这点——之间存在对抗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实际上，个体社会学家会同时从事不止一种社会学，但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图式来分辨他做的是什么。我的基本主张是，一个健康、繁荣的学科，是需要把这四种社会学结合起来的。
二
让我先来说说政策社会学家。回到1967年，在我决定不自杀后，我决定去印度。我总想尽快逃离剑桥，越快越好。你们知道吗，剑桥的好处是，我记得，一个学期也就八周。这是剑桥的特权之一，他们一年要上三个学期。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这样我就有了四个月的假期。于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在印度旅游了四个月。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用交费。现在我说我们当时不用付学费，人们都会震惊、惊愕并表示不相信。我把国家奖学金省了下来去印度。
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印度的语言、大学教育的适当用语问题。当然在这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在这里，根据我的理解，你们有两种语言，广东话和英语。印度则更复杂，独立后印度语言问题变得很重要。当时是1967年，独立是在20年后。总的来说，印度有三种、三组同时存在、相互竞争的语言，首先，是殖民的语言，英语；其次，是印地语，印地语应该是印度的国语，三分之一的印度人都说印地语；再次，当时还有十四种地区语言，其中十种语言有五千多万人在说。所以这的确是一幅复杂的图景。
对坐在剑桥的我来说，一个问题是，哪种语言最好（哪种语言最有效）？最好的语言应该是英语、印地语还是区域语言？你会怎么办？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调查报告。然后我决定，应该做个实验。顺便说一句，当时我们都这么做，这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做法，那个时候人们都喜欢做实验。我做的实验是，最好的语言是哪个。所以我做了什么呢，说起来令人尴尬。但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决定要看印度的经济学家，我拿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我把它翻译为区域语言，然后在经济学课堂上，按区域，实际上是五个区域，把各区域的学生分两组，给一组学生英语的文章，给另一组学生区域语言的文章，看会怎么样。一个随机实验！哈，看来我领先了时代。所以我这么做了。我以为可以为这个真实的问题找出一个技术性的答案呢。看来我当时真是一名社会学家了。
我意识到，在印度，语言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语言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关于谁——具体来说哪个阶级——应该控制印度的命运。所以，当然了，有说英语的精英，他们当然要搞用英语教学的精英学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来维持他们的至上地位，也保持一种世界主义的，与世界的联系。然后是印地语，说印地语的人，他们坚持印地语应该作为官方语言，他们充满激情地在不说英语的印度南方推广这门语言，事实上，印地语作为国语的潜能和可能性也促进了印度南部广泛的抗议。然后是说地区语言的人，他们认为这有利于当地的人民，地方的政客也通过推动使地区语言成为大学教育用语，来获取人民的支持。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及当时我还不理解的东西，也即，印度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当然了这里还涉及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你要用地区语言来教学，那你得有地区语言的书，你得发展出一整个地区语言的课程设置、资源的复合体来给说地区语言的学生，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较杰出的那部分教员也不愿意用地区语言来教学，而更希望用英语，加入到全球的学术共同体中去。所以，这里当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讨论，既有教育性质的，也有政治性质的。但这里我想强调我的发现，我走出自己的天真的第一步，基本上就是，事实证明，技术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教育问题放到更宽泛的语境之外去看。就这样，我成了社会学家。
让我们继续来说我的第二个研究计划。仇恨英国、仇恨剑桥、不愿意留在这个殖民母国的我，决定去非洲。那个时候人们不用担心在毕业后会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去南非待了六个月，发现那里很压抑。然后我北上，去了赞比亚，那里我有些朋友，他们也是社会学家（这里说的主要是流亡到赞比亚，于赞比亚大学新设立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系任教的南非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杰克·西蒙斯(Jack Simons)——译者注）。他们对我说，迈克尔，我们还不太了解赞比亚的跨国公司的情况呢，它们正在剥削赞比亚的铜矿产业。当时赞比亚的经济依赖于铜矿，或者说赞比亚本身就被组织为一个出口铜矿的国家。赞比亚的铜矿产业主要由两大跨国公司经营，罗德西亚精选信托公司(Rhodesia Selection Trust)和英美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铜矿给赞比亚带来了百分之九十的外汇收入。
我到赞比亚的时候是1968年，也就是它独立的四年后。我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如何应对新的赞比亚政府。这个问题不容易考察。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更敏感的问题，那就是独立后赞比亚的种族秩序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殖民时期的赞比亚，存在这样一种种族秩序，它被称作“色带(colar bar)”，其中白人高于黑人，黑人永远不可能命令白人。所以，独立后，色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我的问题。但你不能到处去问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能问人这里有没有种族主义啊。所以，我是这么做的，我混进了铜矿产业。你们可能还记得我有个数学学位，于是我成了组织工作评价系统——这个评价体系把白人和黑人的工资结构合并到一起——的技术人员。我会用一种数学系统，一种用来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的程序，这给我带来了可能性，英国来的顾问也搞不懂这个，但我懂，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谈判的，以及当时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好玩的是，我实际上也是在再生产我本来应该悄咪咪地研究的那个东西——种族主义。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研究“色带”的再生产，把这个说出来就不聪明了，我得保住那个工作。基本上，我的发现是，的确后殖民时期的赞比亚依然在再生产“色带”，尽管政府单位和统一国家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声称统治的基础是非种族主义，是要消除种族主义，但实际上，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中，人们却还在以最初的方式——通过色带——来再生产种族主义。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赞比亚政府当然不蠢了，他们想展示事情变好了，种族主义消失了。他们搞了个报告说，你看，真的是越来越多赞比亚人进入管理层了。赞比亚管理人员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色带还在！所以，工头，在上司晋升后也会晋升。原本当矿工头的白人，在上司晋升后去了哪里呢？升职了，变成了新的井下主任。所以你就知道了，这是一种浮动的色带。这些组织、安排、操纵为的都是维持色带的再生产。
我做的，基本上就是阶级分析，一种对种族主义的再生产阶级的分析。我说明了，维持现状——亦即不去唤醒黑人工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毕竟他们带来了很大利润——和再生产种族秩序是符合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它们的阶级利益就在于再生产这个种族秩序。而工人阶级也不那么在乎这个种族秩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工资。真正在乎改善、结束种族秩序的，是继任白人的监工，他们处在一个不可能的处境之中。因为被晋升的白人带走所有的资源，把所有的责任全留给了继任的黑人。
无论如何，要点在于，我写完、确定、精炼好了这个对后殖民时期赞比亚的阶级分析。然后我去公司说，出版这个吧！他们问，什么？过去四年你一直在干这个？你谁也没告诉啊？当然不说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他们说，你肯定不能出版这个。这是不可能出版的！我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这是你们的数据啊，我就是收集了下数据……他们又说，不！你肯定不能出版这个，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没人会同意！不管怎么说，他们叫我去找政府的矿业部门——当时赞比亚正在搞矿业国有化——他们知道那边也绝不可能允许我出版这个对后殖民时期赞比亚转型的毁灭性的批判的。可事实很奇妙，负责那个组织机构的人说，啊，这真有趣，我喜欢这个！我说，你真喜欢这个？这是在批判国家不作为啊！他又说，哦不不，我们正试图做点什么呢。当然，这是我的错，国家当然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事实上，其中的一些元素，真的有自上而下促进赞比亚化（也即本土化）的兴趣。无论如何，他说马上出版。那我就马上出版了。有了国家的支持后，我也马上出版了那部作品。
在这里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出版后发生的事情。当时出现了大量关于种族主义、后殖民时期赞比亚的种族秩序的讨论，非常公民化(civilized)的讨论——我成了一个实际的公共社会学家。但有趣的是，矿业部门、矿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利用这个对他们的批判，用这个阶级分析，来反对他们的经理，用这个来保持他们的赞比亚之家的秩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生产的知识会遭遇什么——它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占用、挪用，而且，在像跨国公司那样的强大的实体面前，社会学家往往是弱小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研究。不过这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学的一个问题：你会像当时的我一样想，把真理说出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如果那个真理真要让世界变得更好，那它背后是得有社会的力量的。在我认识到这个难题后，我也是这么做的。
三
有机社会学家。当我还是赞比亚大学——我从那里获得了我的第一个社会学学位——的学生的时候，我和学生一起合作、组织学生、写关于学生的文章——我有机地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我是那个学校唯一的白人学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参与到他们中去了，我们做的基本上进行反政府抗议——政府也一度因为学生的抗议关闭了学校——抗议的理由是当时的总统实际上在与本应是敌人的南非建立非正式的、秘密的同盟关系。
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我想说的要点实际上是，有机的社会学，是对它的研究的人直接负责（accountable，可为之所问责），并与社会力量有所联系。但我基本上也因为这个被赶出了学校。这当然也是公共社会学的风险之一。对，没有什么是无风险的。这就是我作为公共社会学家的冒险，这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它阻碍、削弱了我对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带来有效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
所以我决定缩回学界去。所以我申请，试图进入美国的社会学系，我在芝大谋了个位置，我相信他们不太想让我进去，但最后还是让我进了。芝加哥是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因为它是源头——它是新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所在的地方。该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成立的社会科学机构，这个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新国家”即后殖民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机构任职的，包括一系列杰出的先生们，格尔茨、希尔斯、阿里斯蒂德·佐伯格(Aristide Zolberg)，他们以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而著称。这些理论，在今天，当然已经是臭名昭著，但在那时还是主流的理论，是从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那里发展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个好地方，要看这种建构了第三世界的“落后”——心理上的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邪恶的社会理论的源头。
当我在1972年来到芝加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新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已经解散了，新国家委员会不复存在了（官方资料显示该委员会75年才解散的——译者注）。于是我想，那我脚踏实地地看看美国的社会学吧。所以我决定做个民族志学家——实际上我在非洲接受的就是这方面的训练，从学科来说，我属于社会人类学家——决定去下工厂的人类学家。我来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我来的，恰好又是一个极其仇视马克思主义的院系。于是我想，好吧好吧机会来了，就让我来好好干一仗吧。
所以，在我到芝加哥，到工厂工作后，本质上说，我成了一名批判社会学家，批判当时的主流社会学。当然了，这样的学者也不止我一个，当时整整一代人都正在成长为投入的马克思主义者，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是美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社会运动。当时学界也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运动。帕森斯是很难读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很难读的，但在一二十年前，他在美国社会学是绝对的主流，他的理论非常抽象，其假设就是被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的美国和价值共识的观念。
我，和其他许多觉得这成问题的人一起，也在发展其他替代性的机制，这些机制援引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做的事情是，我在芝加哥南部的那家工厂工作，试图思考(1)美国当时的工业社会学的问题，(2)思考我发现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所以，自然，一方面是对现存的主流社会学组织理论、工业社会学的攻击和批判，另一方面，我也意图重构、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把它应用于美国。
我的想法是，阶级意识没有被生产出来，生产中被组织起来的是对资本，资本主义的同意。实际上，根据我作为当时美国机器操作员的经验，生产的那个点(point of production)产生的不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不是以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相反，我认为，在工作的地方被组织起来的是同意，是对资本、对资本主义的同意，它是在生产的那个点上被组织起来的。我们不能认为生产的那个点外在于政治，不能认为政治仅限于对国家政权的同意，必须认识到，还存在一种生产的政治，而这，对理解工人阶级的特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这个就是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也变成我未来事业的意识，我后来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表述和阐发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最后形成了《制造同意》一书，它展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同意是如何——不仅在公民社会中，不仅在学校中——实际上也是在工作的那个点被组织起来的。我和其他人还进一步发展了对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谈论的还是相当宽泛的问题，国家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而我做的、关注的，是所谓的生产的微观过程。后来，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我有幸找到了工作，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那里虽然严格来说并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员，但许多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1979年，我在芝加哥的故事。
四
现在让我接着往下说。让我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一旦你发展出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那么危险就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可能也会变成一个主流社会学家。我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受到了许多著名社会学家的批评，一位名叫罗伯特·默顿的学者就很看不惯我的分析，他说，你认为是资本主义特征的，事实上并非如此，你说的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我说不不不我说的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不，是工业主义。于是我想，我最好去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看看情况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哪呢？我决定去东欧。我之前从来没去过东欧。
但在当时，那里充满了张力，在1981年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吗？当时波兰正在进行团结工会运动。在十六个月里，波兰的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为一个跨越全国的阶级，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阶级，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其理念，是与他们抗议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激励了当时的许多人。于是我想，哇，我得去，我得去波兰看看。但你知道，学者都很慢，他们得走学院的流程什么的……所以，当我搞完这些，开始学习波兰语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在1981年12月13日的时候，他开始反对、取缔团结工会并颁布了戒严令。波兰计划就这么完蛋了。
在你经历的历史中做社会学是很难的，你得继续前进。我的朋友，伊万·赛莱尼说，我要回一趟匈牙利，这是我流亡六年后第一次获准回国，我要回去一趟。于是我说，我和你一块去吧。所以那个夏天，我发现了那个叫做匈牙利的奇妙地方，当时布达佩斯有东方巴黎之称，而且，在那里，国家社会主义看起来真的行得通。这很奇妙。匈牙利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了国家行政管理和市场经济。这二者被结合到了一起。问题来了，我去哪里学习被称为匈牙利语的“野人”语言呢。在场有说匈牙利语的吗，这语言很难。我决定试一下。但问题在于去哪里找工作呢。没人能去研究社会主义的工厂，因为工厂，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正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地方，他们不希望任何人接近工厂，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不过，当时刚好赶上了改革，所以，一开始，我在香槟厂找到了一个工作。这真是个好工作！然后国家农场，然后去了一家小纺织厂，最后终于找到了我理想中的工作，一个和我在芝加哥南部的工作类似的，在机器车间里的工作。我的想法是，弄清楚匈牙利的阶级意识是什么情况，以及，匈牙利工人的组织方式是不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这就是我的计划。
也正如我所说的，我找到了机器操作员的工作，后来我又找到了我真正的理想工作——我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梦想的人，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让我奇怪的是，很少会有人梦想成为这个大工厂——列宁钢铁厂（听起来有些好玩，但实际上，我最终是在那里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班[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t Brigade]工作的）的钢铁工人。不管怎么说，我成了钢铁厂的钢铁工人，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我进入了当时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核心，可以接触到一系列复杂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非常迷人的工作竞争和策略。我成功地混了进去，开始研究工人组织的阶级意识。
长话短说，我的论证是，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车间里的工人，因为这种经济是短缺经济，工作过程的适应一直存在着短缺，所以不会有灵活的工作组织/安排，而管理层也在阻碍工作场所的自治的发展。但这是我的论证。而在我研究的机器车间里，车间里真有自治的劳动力——这是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他们成功地适应了持续的短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研究了阶级意识。我认为，因为国家、工会、政党，加上管理，在车间里是无法忽视的，国家就在那里，就在车间里，这和芝加哥南部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剥削本质上是不可见的，但在这里，剥削是可见的，它是通过工会和政党的工具性来执行的——情况有点像合谋——你会非常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被剥削、被支配了。这就引起了阶级意识。
我的论证是，工人的阶级意识，本质是这样的：他们按自己标准来评判国家、政党。也就是说，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秩序生成了阶级意识。因此，我预期，在其崩溃后出现的，将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我在研究团结工会运动后的直觉。
然而1989年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实际上，当时我正在钢铁厂工作，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当然，我彻底地错了。错了是好的。你会错。你寻求解释，然后你错了。大部分社会学家从不犯错，那多无聊。所以，我做了错误的预期，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错，那很重要。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首先，当时我成了职业社会学家，考察这样一个假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而我得出的结论是二者不同，结果，我也得出了国家社会主义会引起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乐观了）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引起了一种激进的资本主义，一种对市场的浪漫主义的、欣快的憧憬。那情况就好像是，因为前者不行，所以市场一定行。这样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无论如何，我是真没兴趣去见证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
所以我去了俄国，当时还是苏联。那是1991年的事，我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去的。当时，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像我这样的人要混进去，变得非常可行了，于是我通过贿赂混进了一两个工厂——人们已经适应经济上的激励了。这可真是令人沮丧的经验。我是91年2、3、4月到的。我在工厂里工作、观察。那个工厂实际上成为了一场内战核心，内战的双方，是坚持原来的苏联计划经济的人，和决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少壮派。我还从没见过工厂沦为内战的场所呢。真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然后我去了更北的地方，波兰圈、北极圈内的一家家具厂。在那里我看到了苏联式的生产的运作方式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局限。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在那里也没待多久，到七月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我到一个地方，然后在灾难发生前离开。在这里，两个月后，灾难就发生了。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你们可能不记得，1991年，叶利钦在莫斯科站在坦克上反对军方发动的政变。他获胜了。到1991年底的时候，苏联不复存在了，只有俄罗斯，和各种各样的共和国。苏联就这样完了。朋友说，因为我应该为所有地方的所有灾难负责，我应该受到处罚，应该把我送进俄国劳动营：你哪里也不准去。
实际上，我从1991到2002一直在跟踪关注后苏联时期俄国经济经历的相当痛苦的衰落，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正以相同的速度扩张。俄国的策略，是破坏破坏破坏，破坏了党，市场就自发地来了。中国则采取了更加谨慎道路，认为必须在内部培育市场。而事实证明，至少就今天而言，中国的策略更成功。所以，我在那里待了十年，跟踪研究工友们从1991年开始是如何在这场我称作“大退化”(the great involution，也有人译为“内卷化”——译者注)——基本上就是市场的扩张。也正是市场的扩张，摧毁了后苏联时期的俄国经济，这个过程，我称之为“原始不积累(dis- accumulation)”。因为我看到生产的消失，我没法理解苏联，后苏联的辩护，因为所有的精力都被花在了市场上——于是我改变了整个的框架，从马克思的生产导向的框架，转向一位名叫卡尔·波兰尼的同事在其《大转型》谈到的那种给予生产相对的市场、商品化以优先性的框架。而我后来的工作也变成了对波兰尼、对那种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介入。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匈牙利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我在芝加哥南部发展起来的那种框架的话，那么，俄国的经验则变成了对那种马克思主义框架的驳斥，要求对那种框架进行重构。这就是职业社会学的两个维度，阐释，和驳斥。
五
现在，我想说的是，当我准备这次谈话的时候，它听起来实在是太个人主义了。当然，有许多人，在从事这许多种研究。特别是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后殖民的转型，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对生产的关注，对社会主义和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相关的讨论也有各种各样的部分和谜题。
但无论如何，在九十年代初，我受邀回南非。我一直没回南非，因为制裁的存在，从1979年我就一直没回去了。于是我应邀去了那里。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一种与我所习惯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那种社会学——也是美国式的社会学，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美国的社会学是如此地专业化，这种社会学激励你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或其他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毫不关心有多少人会读它们，只要发表了就好，并不在乎实际的影响——迥然不同的社会学。
我在南非看到的，却是一种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深刻内嵌于社会的社会学，这种工业社会学——我也曾是工业社会学家——实际上是生成性的，而且实际上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有趣的思考工业社会学（具体而言，即工会，以及工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的新方式。我想，哇，这些都是更好的做法呢。所以我回到了伯克利，罪恶地当上了系主任，我决定，我们应该是公共社会学系。我的同事们觉得我疯了，但没关系这也没什么坏处。我说，几十年来，伯克利的社会学系一直是全美最“介入”的，所以我觉得，推动这个理念是合适的。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当我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再一次地，这是我生命中又一个预料之外的事件）的时候，接着，在我介入、参与国际社会学学会的时候，我也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这个理念。
我想说的是，这里的这个想法，这四种类型的社会学，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全球秩序的语境中来看。而我们，作为社会学家，无论喜不喜欢，无论我们是扎根于大学，还是这种或那种学术机构，又或是立足于全球（存在一个全球高等教育的场域），我们在看待社会学在国与国之间，在我们自己的异质性（情况很复杂）的社会里的各种变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都必须把这一切考虑在内。
我想强调的是，我依然认为，第一，社会学依然有很大作用，考虑到我发现的，市场的核心性。市场在世界各地带来了各种灾难性的破坏。而社会学，则有着批判市场的过度扩张、及政权的过度扩张的悠久传统。在我们谈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塔尔科特·帕森斯、女性主义的时候都如此，所有这一切社会学的共同之处，是对功利主义、市场理性及其局限，以及同样，国家理性及其局限的批判。社会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放任市场扩张之外的其他选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四种社会学必须携手并进。这四种社会学相互依赖也互相对抗。这么做是很难，但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这四种社会学。我们自己不大可能同时专注于这四种社会学，但我们应该认出并承认做其他类型的社会学的人。我要强调的第三点是，从事公共社会学不是一个个体的、个人的计划，它必须是一个集体的计划。单凭一个人是很难做公共社会学，甚至社会学。因为在学界之外的世界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学科，其中许多的地位与社会学相比，都要高很多，而且我们还得与媒体，不仅是社会媒体更是公司媒体竞争，说实话，社会学家得斗争，才能在这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只有作为集体一起努力，我们才能做到这点。今天能来这里讲话，是我的特权也是我的荣誉。我来这里才大约24小时，但我已经发现，这里，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勃发之地。
非常谢谢。
*本文为迈克尔·布洛维在12月4日为庆祝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建系50周年的演讲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