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傍晚时分,刘义与木朵、唐颖去温汤参加完明月山诗歌征文颁奖活动回城,路过寒舍,邀余至附近的“城市小馆”小酌。肚丝豇豆汤、剁椒鱼头、蒜姜煎番薯粉、辣椒炒鸡杂、厚油炒小白菜。四菜一汤纠缠、勾连了我们四个今晚的胃,或者说这五道菜名命名了我们四个今晚的生命。
他们三位这辈子都在以诗歌形式展现各自浓烈的感情和矛盾的经验,有黑暗,有火焰。来到“城市小馆”聚餐,也是企图对这个不可名状的小饭店给予自己的命名。大概他们回去后就能写出一篇有关这次聚餐的诗。诗就是用词语命名不可言说之物的本质,诗人也就像雪莱说的“人类立法者”。他们觉得今晚这段时光有什么感触是用小说、散文、照相都不能表达的呢?只好用提纯、精炼的诗歌来点亮不断靠近中心的路径了。这是我可以期待的。
我拙于诗,是乌鸦混进凤凰群,所谓飞上梧桐树枝头的不一定都是凤凰。但不妨碍我也有自己的精神活动。今晚最深感触,是餐桌旁边糊墙的报纸,乃1988年5月24日的《北京日报》,头条是“赵紫阳设宴欢迎捷共总书记雅克什”,旁边还盖了一记鲜红的“涟源县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图章。报纸仍新,好像是三个月前出品而不是三十年前。我读到的是“广场”版,发表影评之作,有刘白羽的《爱是动人心弦的——影片<我只流三次泪>观感》、刘晓川的《重提“救救孩子”》、侯京辉的《愿这样的笑更多些》、阿影的《在SOS儿童村》、南雁的《凡艺新葩》,当然是那个时期的上乘之作,而用今天的文学观看,几近儿童画。
三十年前社会对文学的热情,就像成人关注儿童,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得到热情解读,它纯粹的存在就会引起世人喜悦因而被无条件接纳,就像一个孩子随便涂鸦几笔就会得到真诚赞美。但这样的好日子随孩子长大一去不复返了:他要考试成绩好才会让家长高兴,她要打扮漂亮才能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们要赚大钱才会被社会承认。在一个功利至上的时代文学太难了。奥登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任何方面的天赋,他很可能会梦想去写作。”不知钱锺书说“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卑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是否语出于此。如果他有天赋,就去参加市场经济竞争了。文学只有在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时代或地区才可能发达。
所以,三十年前和我一起写作的一大帮文友都没写了,大概是怕被别人视为“无用”: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刘白羽今天肯定不再写作了。刘晓川、侯京辉、阿影、南雁呢?大概他们读到钱锺书的调侃还在坚持:“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用鸡汤文复述就是:“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美好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我本人就是怕钱钟书骂而一直在写。三十年前的文友看到还像三十年前那样写作的我,犹如我看到三十年前的报纸,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奇迹感,但也像我读这张三十年前的《北京日报》,他们从我身上读不到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我仅仅是一张被保存较好的旧报纸装裱了一下这个城市一个角落,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大理石、铝塑板、钢化玻璃装点城市的富丽堂皇。可是,一旦富丽堂皇过剩,一张稀缺的旧报纸可以带给人另类的感觉,不管报纸上印了什么,仅仅是它的存在,就能点燃人们的热情。这就是“城市小馆”的老板用1988年的《北京日报》装潢餐馆墙壁的原因吧,还真有点“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的诗意呢!
我们在餐桌上讨论了诗歌会不会消亡的问题,最后是带着诗歌不会消亡的坚定信念走出“城市小馆”的:在宜春,像木朵、刘义、唐颖用准确得恐怖的诗歌来给这座城市不可名状的存在进行命名的写作者,可能仅仅是他们三位了。因为笔触“恐怖”,他们得到的奖励最少,无论是奖励他们搞文学还是奖励他们不搞文学的都稀缺。我能跟他们一起吃餐饭与有荣焉。为落实这份荣誉感,我盘算着等《赣西风》出来唤他们来拿杂志时回请他们吃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