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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家新: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和记忆——纪念《诗歌报》(198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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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1-14  

王家新: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和记忆——纪念《诗歌报》(1984-1999)




  说起《诗歌报》,我唯有感谢和怀念。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我已在诗歌路上走了三、四十年,说起和国内联系最多、也最“深刻”的诗歌报刊,首先就是《诗歌报》——它伴随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诗歌年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诉求和诗歌冲动被唤醒的年代,是一个伴随着“阵阵春雷”的年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诗歌报》在那个年代应运而生,对推动中国诗歌尤其是“新诗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时我在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1985-1989)。凭心而论,八十年代前后是《诗刊》办得最好、最有影响的一个时期。纵然如此,我自己更赞赏和认同《诗歌报》的青年性、探索性、民间性、开放性。比如说,海子的诗我送审过许多次,最后只发出来二、三首,但是《诗歌报》就不一样了。任何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很快就会被《诗歌报》发现和大力“推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诗歌报》那里感受到一种能够激发我们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氛围的存在。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诗歌事件之一,就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于1986年10月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次《诗歌月刊》刘康凯给我发来图片,我发现我被编在该大展“跨省朦胧诗人”一栏)。该大展的发起者和编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给诗坛带来了新的蓬勃活力。在这之后,我也应邀参加了《诗歌报》1987年1月5日在北京举办的“青年诗人座谈会”。这时的《诗歌报》,发行已高达十万份了。
  让我难忘的,还有《诗歌报》于1988年上半年举办的首届探索诗大奖赛。我和魏志远、陈超、钱叶用四人受邀担任评委。评选当然是无记名严格评选,向以鲜获特等奖,杨黎等获一等奖,沈天鸿、尚仲敏、柯平、南野、吉木狼格、贝岭、廖亦武等人获二等奖,较公正地体现了当时“探索诗”的发展状况。6月初我还去黄山参加了颁奖活动,高山上雨雾湿冷,但各路好汉们一个个豪情万丈。从安徽回来后,趁着那一阵余热,我还应约给《诗歌报》写下了《从“探索”谈起》一文。那是《诗歌报》的黄金时期。
  当然,当一个轰轰烈烈的诗歌年代进入尾声,《诗歌报》也见证了它更严峻的甚至“悲情”的时刻。1989年4月21日,《诗歌报》总第111期,即是骆一禾、老木、西川关于海子的讣告,讣告的最后一句是“愿海子勇敢和圣洁的灵魂安息。”同期还刊有海子的《秋》《九月》等遗作。说实话,那还是我第一次读到海子的《秋》一诗:“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这里我还想起了:1992-1993年间我在伦敦,有一次我蹲在阁楼地板上整理从国内带去的一些书、资料和文稿,就是这期已有些发黄的《诗歌报》上海子的诗竟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在那一瞬我真是泪流满面。我没想到我把这一期《诗歌报》、或者说把海子也随身带到异国他乡来了!
  回到1989年,在刊发出海子讣告和遗作的下一期,《诗歌报》总第112期(5月6日)还刊出了我的《诗歌 ——谨以此诗给海子》和《终曲或开端》两首诗 。很可能,这是那时最早公开发表的悼念海子的诗。这首诗今天看来过于直白,但在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下,也只能那样写了:“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 我从来没有走近你 /我的城堡/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而全诗的最后一节是:

诗歌,我的死亡
我的再生,我的不再存在的奇迹
你夺去一切,你高高在上
你俯下身来
给我致命的一击吧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
向你祈求的人


  “八十年代到海子为止”,曾经不止一人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也的确如此。一个熊熊燃烧的诗的年代过去了。《诗歌报》见证了、参与了、也推动了这一切。
  而在接下来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年月里,《诗歌报》仍在伴随着那些默默坚持的诗人和诗的读者们,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全面走向市场化,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兴起。那是一个严肃文学退居“边缘”并经历巨大危机的年代。我那时旅居英国,但仍和《诗歌报》保持着联系。那时《诗歌报》已改成《诗歌报月刊》,约请我开一个“域外诗坛”栏目,并于1993年第2期和第7期相继刊出我在伦敦写的诗歌随笔《岸》和《诗歌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的诗歌》。在《岸》的开头我引用了北岛早年的诗“我是岸,我是灯火……”说实话,在那时对我来说,《诗歌报》 也正是一个远行人的“岸”和“灯火”;在《诗歌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的诗歌》中,我还引用了布罗茨基评价沃尔科特的话:“与众所相信的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我希望以此能给处于“边缘”的中国诗人们带去一些精神的激励。
  而在《岸》中,我还谈到在伦敦读到英译版茨维塔耶娃《约会》一诗的经历:“我读着这诗,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历过的战栗,我甚至不敢往下看……”从它的开头“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到它的最后“我赋予我的爱于你:它太高了。/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就在该文中,我附上了我对该诗全诗的中译。
  我也没想到,该诗在后来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反响。多位年轻诗人,如唐不遇、曾蒙等人,都曾专门谈到读这首《约会》时的经历:“当我在《诗歌报月刊》上读到由王家新翻译的这首《约会》,我完全被震惊了。……如炼狱般激荡灵魂……”(曾蒙《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青春》2016年第3期)
  我要感谢的,还有《诗歌报月刊》在1995年第1期、第2期上破例连载了我的长篇访谈《回答四十个问题》。这是我1993年在伦敦时对诗人陈东东书面提问的回答,涉及到许多重要诗歌问题,之前只在陈东东主编的民刊《南方诗志》上刊出过。它在《诗歌报月刊》上公开发表后,且不说它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也感到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历程有了一个“交待”了。
  这就是我与《诗歌报》的因缘。且不说在上面的发表和对其活动的参与,更深一些来看,它是一份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精神上的“血肉联系”的刊物。它和一代人的“诗歌青春”联系在一起,和我们的希望、眼泪和奋斗联系在一起。我会永远记住它给我们的支持和激励。我也深深感谢它的那些主编和编辑们:严阵、蒋维扬、姜诗元、乔延凤、祝凤鸣等。
  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人怀有这样的情感和记忆。《诗歌报》的时代已过去很多年了,新起了不少诗歌刊物,互联网时代也有大量诗歌平台,但仍有很多人珍藏着这份刊物,珍藏着他们对一个诗歌年代、或对自己青春的记忆。因为我自己无数次搬家,很多东西都已失散,但是,只要我想找当年《诗歌报》上的东西,在网上很快就会有诗人发来照片!
  还有一次,湖州诗人石人给我发来了他保存多年的我和沈睿合译的“默温诗五首”的剪报照片,就出自1988年10月21日的《诗歌报》。我都忘了我在上面还发表过译作。是的,那是我早年的翻译,“仿佛事物的根裸露出来/在收获的苍白中/除了我自己我没有影子”(默温《在夜晚眺望东方》。是的,那正是一个与我们自己的过去“相遇”的时刻!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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