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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爱德华·萨义德:斯威夫特的托利党人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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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1-03  

爱德华·萨义德:斯威夫特的托利党人的无政府状态

李自修 译  
  

 
译者关于托利党的说明
 
  托利党(Tory)与辉格党(Whig)均为17世纪末在英国出现的两个正在形成中的政党。“托利”一次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有人用“辉格”来讥讽苏格兰长老派。1679年,当议会讨论詹姆斯公爵(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时,议会分为两派,赞成者被称为“托利”,反对者被成为“辉格”,双方以后便各自以此自称。后来辉格党对君主不再持完全否定态度,因为英国君主的权力已经逐渐受到种种限制。托利党也逐渐改变了拥护君主制的立场。久而久之,国王发现,不论两党哪一方,当其中一个在议会中占多数时,就最好任命这个党的成员为内阁大臣,内阁就不会和国会产生矛盾。18世纪上半叶,辉格党占优势,是议会多数党,故此该党执政近半个世纪。18世纪后期,托利党才得以执政。工业革命后,两党的主张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改成保守党(Conservative),辉格党改称自由党(Liberal)。
 
  

 
  斯威夫特的创作可谓一个永远的奇迹:一位作家的作品竟然能够经过这么多评论之后,却依然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而在英语大家中,由于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毅然用一连串因应时事、无法轻易分类的作品来表现自己,所以人们为他所付出的努力便主要是复原性的。检验这种僵局的一种办法,就是观察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加肯定地使用“斯威夫特式[的]”(Swiftian)这个形容词,而不使用我们对他进行认同、定位和现察的“斯威夫特”一词。后者似乎往往只是前者的一个附加语 (adjunct),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威夫特”[的作品]洋洋大观,包括了十三卷散文、三卷诗歌、七卷书信和篇幅无计其数的奇特札记。这样,斯威夫特就由编辑们复原成一部确定的文本,由传记家复原成一纸从1667年出生到1745年去世的大事年表,由心理批评家复原成一系列的特性,由文学批评家复原成一种文类、一种技巧、一种修辞和一种传统,并且由道德家复原成据说他曾经为之辩护过的规范。他的身份非常朦胧模糊,被人们对他作品的各种评论所遮蔽,而且,如果大作家也向来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说到斯威夫特,就决不亚于诺曼·布朗所称的盗猎和驯化英国文学的猛虎了。(诺曼·布朗,1913—2002,美国哲学家,著有《生与死:历史的精神分析学的意义》。——译注)
  然而尽管这些复原各有不同,但其中每一种不同都有意无意把斯威夫特当成了对于那种秩序,即他到头来将被置于其中的秩序的一种抵抗。无论哪个作家,秩序的规则和扩散的挑战性的无政府状态都不会共同寓于这种完整性(integrity)之中。R.P.布莱克默所说的“真正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应该总是表明(或者总是已经表明)了一种托利党人的色彩”,我认为,这句话用在斯威夫特身上最为合适不过。他的作品,可以作为无政府状态对书面作品的抵抗和作品中的持久的托利党秩序之间那种高度的戏剧化冲突,来进行探讨和概括。从极端的字面意义上说,这就是冲突的基本形式:它可以从消耗与保存、缺席与在场、淫秽与优雅,乃至语言的否定与肯定维度、想象力、统一性(unity)和同一性(identity)等等,来进行大量的增值。这样一种冲突的生命,姑且可以说,就是活跃在斯威夫特心灵中的东西,因为我们能够从它在本质上对任何固定界线的抵抗中来予以把握。但尽管如此,他心灵所起作用的极限似乎已经被下述因素固定了下来:它排斥一切事物,但并不排斥高度特殊化的、令人困扰的作品——我所想到的是斯威夫特自己提到的那种幻化出来的(conjured)精神。这种对于力量和压力的经验,是如此恒久不变,以至于使叶芝也承认,斯成夫特发现了心智的癫狂(intellect’s madness)。
  作为不可还原存在的单一作家与由书写促成的文学的托利觉体制之间的张力,自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批评家总是考虑到的张力。批评方法与其说是容忍,毋宁说是利用这种张力,而这些方法的倾向则是强调作家经验对自己完成之作品的先在特权(anterior privileges)。它们是否像现象学、生命哲学或精神分析学那样研究可以称之为文学前文本(pretext)的各种私秘(privacy)的维度,而前文本对文本的掌控,又是从内部(见奥尔特加的论文《对歌德的内在呼唤》)(即西班牙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何塞·奥尔特加,1883—1955,对20世纪西班牙文化和文学复兴有重要影响。——译注),或者从全方位(如让-比埃尔·里夏尔的《马拉美想象的世界》),抑或从外部(如贝尔纳德·迈尔[Barnard C.Meyer]的《约瑟夫·康拉德:精神分析传记》)来进行判断的。结果往往都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总体性(totality),以及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亲密伙伴关系的达成,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彼此又都是对方的一部分。
  这些批评活动,以几项重要的前提为特点。所考察的文本,除了作为文本以外,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值得质疑的地方。也就是说,批评家关注文本的释义,但并不关注对于文本到底是文本与否的诘问,或是对于那些所谓的一个文本借以变成或者没有变成文本的话语条件的确定。比方说,十分明显的是,像斯威夫特的《对于希望和担心于女王之死所带来后果的某些思考》(1714)这类作品,在经典作品中并不占有与《格列弗游记》相同的地位;然而,无论对斯威夫特作品做什么整体说明,假如不考虑《游记》与《某些思考》的关系,就很难说前者应该占有什么地位。一部作品是否比其它作品更是文本?[作品的]撰写完毕或者出版问世等等简单事实,并不能轻易决定某部作品是文本,而另外一部作品则不是。再者,我们并不对文本——前文本——文本的同义反复进行质疑,因为业已表明,前文本是在不同的精神的、时间的或空间的层面(先在的、较深刻的、内部的层面)上寓于文本的;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以消除前文本和文本之间差异的同时性(simultaneity)的新秩序,把前文本汇集于文本——只要拥有一种可转换性(convertibility)的先验原理转换这些差异。没有这一原理,文本则仍然是外在的,因而也是没有用处的。最后,还有一种关于文本、前文本和批评共有空间的假说,在其中,隐藏着的重要事物变成了可见事物,任何重要的东西都不会丧失,任何值得说的事物都被言说并且被关联起来。但并非偶然的是,这些方法适用于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作家,对于他们,一切书写显然都是意识的一种不完美的隐喻,也是作为相互位相(topographies)之镜像(mirrors)的书写。既然是批评用这种方式把事物排列起来,批评的贡献就显而易见了。
  倘若这样进行研究,那么书写也是时间持续性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容纳着自身意向的文学语言,在读者努力阅读之中,就依靠其时间性(temporality)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s):这在释义中是司空见惯的,无论释义多么严格,顺序运动的连续性必然总会得到证实,即使那运动的方向最终是循环的。乔治·普莱(比利时文学批评家,1902—1991,对日内瓦学派产生过影响。——译注)的《圆的变形》就以有力的执着证明了这一图形。因此,这种复原性方法,充其量只是极端吸收性(absorptive)和宽容性的,最不济则可能变成还原性(reductive)和排他性的(cxclusive)。批评家的复原活动,则基于这样一种类似可习得性(acquisitiveness)的观点之上,因为人们不可能复原我们所不拥有的东西。而所拥有的东西,又只是原来认为存在于那里的东西。
  斯威夫特的作品对之产生不利影响的,正是这种基本挪用的意识形态前提。除了少数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恰恰都是因应时事的:是受到了某种特殊场合激励而写成,而且是准备好了日后用某种方式加以改写的。显然,正如《盟军的行动》(The 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检査者报》(The Examiner,1724)一样,《木桶的故事》(1704)也是这样。另外,他的大多数单篇作品的出版及其后来的播撒,包括《格列弗游记》在内,在他的眼中也都是事件,而不是我们使用意义上的艺术或者就它本身而言的技艺。在《木桶的故事》中,那癫狂的叙事者所承认的,即他说的只是当时情形如此的东西,也只是滑稽地预示着,仅只在字面意义上对于斯威夫特后来的作品情形如此的东西。《盟军的行动》和《辉格党人的公益精神》(1714)两文,可以说是在伦敦大街上实际传阅中才发挥作用;在哈利/圣·约翰政权时期(哈利即牛津伯爵一世,1661—1724;圣·约翰即柏林布鲁克子爵一世。1710年哈利组成托利党内阁,圣·约翰任内阁大臣,1714年内阁宣告结束,所谓“哈利\圣·约翰政权”。——译注),它们作为紧迫的托利党政策所产生的效用,从本质上说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拥有了尽可能多的人,发挥了尽快的作用,而且尽可能避免了错误的发生。两者相互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目的在于促成某一事件的特点,就是分发和语言的巧妙运用。一旦付诸实施,它们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假使它们留存下来,那它们是作为概括了一种场合即一个特定时代的遗存痕迹而留存下来,而这种场合的原来的权力却已经消耗殆尽了。
  斯威夫特本人似乎被事件的无常(impermanent)所萦绕,这是一种不仅说明他为什么一生寄兴趣于会话(一种言说着的事件,a speaking event),还说明他为什么对历史,对纯正语言,对自己所执拗地怀疑的那些不能用直接经验证实的一切事物的关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对于蒲柏的刻画,称后者用猜疑的眼光撰写的、得意洋洋地盼望着将来出版的书信,恰好与他在《斯威夫特传》中所记叙的那则不怀好意的轶事相呼应:教长以老人的疑惑心肠回忆了那个撰写《木桶的故事》即一个独一无二事件的年轻天才。的确,有关斯威夫特的不足凭信的故事,不管是皮尔金顿夫人(英国教育小说家和儿童小说家,1766—1839)、塞缪尔·约翰逊还是尼科尔斯(英国出版家和作家,1745—1826,撰写过包括英国18世纪文化人物的轶事多卷)讲述的,都有一种奇特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在同一叙事中,一个版本的斯威夫特,与另外一个版本相抵触:因此,皮尔金顿夫人一边叙述斯威夫特无缘无故的卑劣的往事,一边又说他是最善良的人。自然,这些往事讲的是斯威夫特,但是,它们对于斯威夫特的忠实性,却在一度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又性格复杂的斯威夫特,以及对与他相分离的另一个斯威夫特,即后来在叶芝的诗中,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在贝克特全部作品中所出现的、那个令人难忘的神秘人物之间摇摆不定。斯威夫特确实说过做过的事情,以及能够就他说些什么事情之间的误差,恰好存在于在某一场合所说的具体语词,同其情境背离了它的写作中所记录下来的语词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是处于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不快的事件与要求释义和重构的一种随意的后果之间的。毫不奇怪,《木桶的故事》和《格列弗游记》同时是斯威夫特的著名“文本”,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它们是其意向最普通、最受文本约束的文本,以及欢迎批评关注的文本。就种属和技术分类而言,它们也是最能够加以变更的。
  然而,如果从他的大部分其它作品进行判断,图书馆和批评家所拥有的东西,又仿佛是斯威夫特打算戏剧化下面这一事实的所出现的意外事故,即他是一个真正的副文学(paraliterature)作家,只是当文学体制适合于他的时候,或者在他被迫而无所事事的时刻,他才利用这些文学体制。斯威夫特写给英国朋友的、有关《格列弗游记》的故作率直的书信,以及巧妙地编入《木桶的故事》后来版本中的种种对这一作品的导读和解释,诸如斯梅德里(爱尔兰教士,1671—1729,斯威夫特以及托利党的论敌之一)的《女格列弗游记》这类古怪作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业已自曝为现实赘疣的作品的令人捧腹的附录。那把斯威夫特最富文学趣味的作品,同他的无数政治和宗教小册子区别开来的东西则在于,后者是作为事件才引进世界事件复合体(complex)当中,而前者却是滑稽的或文学的甚或是文本性的,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事件;相反,《木桶的故事》的写作,显然是为了先发制止某个事件的发生,并转移人们的严重关注。在《斯多葛式喜剧作家》中,休·肯纳(加拿大裔美国文学批评家,1923—2003)对《木桶的故事》便做了精彩论述,认为它是对于嗜书成癖进行戏拟的一部书。无论它此外还是什么,《格列弗游记》都是一部把历史过去时态(historical preterite)当作读者和伪-现在时态(pseudo-present tense)之间的一道自我意识的文学樊篱来使用的一部作品,而格列弗的英勇行为又大都是用后一种时态叙述的。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对待斯威夫特的发现:世界上的语词和客体并非仅仅是可以互换的,因为语词可以从客体延伸到它们自己的整个言语世界。如果语词和客体相互一致,那是因为,在某些有利时机,两者都汇聚于主流政体可以轻易地认同为一个事件的东西,这一事件又不必然涉及交流或者交际。然而一个事件和作为一个替代物(substitute)的写作之间的对照,在斯威夫特来说,却是一项重要的有效对立。
  此外,对于书写和言说的这些差异,斯威夫特的感觉又仿佛十分敏锐。每一种活动——而且,这一观念完全适合于他思想的精确——都具有两种形式,从一方面说,可以称之为正确的,从另外一方面说,可以称之为粗鄙的。正确言说就是会话,就是在《有关一篇论会话文章的提示》(1710—1712)中界定为可以比观念更加轻易获得的会话,因为会话不能够提炼成简单的理想: 
 
  “为了公众或者私人生活,人们所追求的大部分事物,由于我们的才智或者愚蠢已经使之如此精美,以至于除了在观念里以外,它们几乎并不存在;一位挚友,一段好姻缘,—个完美的政府形式,还有某些别的事物,需要配以如此之多的要素,它们在其几个类别中是这么美好,把它们混合起来又是这么精确,以至于人们几千年来对于简化他们趋向于完美的安排感到了绝望:可是,在会话中,却或者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在此仅只需要避免为数不少的错讹,避免错讹,虽然是令人棘手的问题,但却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因为缺乏这种能力,就会使我们想到这只是一个与其它事物一样的观念。因此,在我看来,理解会话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去领会它受其支配的错误和错讹,并由此使每个人为他自己形成借以调节会话的座右铭。” 
 
  做出这个断言的一个原因,自然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实际在场,斯威夫特接下来的提示,立意在于保持会话人相互之间的在场。会话规则服从那种在场,在场主导一切,而交流主体、方式和说话态度又必须服务于在场。即使在描述一篇优秀布道词时,他所关注的也是使言说和倾听这个事实成为持续性的事件,而这,在考虑到在场的诸先在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不过,会话还有一个明显障碍。因为在会话中,语词一旦说出来,也许除了当作愉快的记忆之外,就永远地消失了。“粗鄙的”会话——《优雅的会话》(1738年,由三篇戏仿性的礼貌对话构成,讽刺当时英国社会的言谈方式。——译注)是说明它的最好例证——就是不虑及在场的言说。某一社会场合只是言说的许可证:它把言说转变成了对流行的陈词滥调的形式拘泥(formalism),而这无论在启动言说,还是在保持言说进行方面,都确实无需任何特殊的东西。正如《优雅的会话》绪论所阐明的,它的基本原理(rationale)在于,优雅的会话确实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心口相授,永远适用,是限定的、封闭的,它的规则内在于它,也就是,并不真正服从于言说者或者倾听者(listener)的在场:因此才出现了瓦格斯塔夫(斯威夫特发表该文时用的笔名。——译注)进行转录(transcription)的那些岁月的“成功”。而最重要的是,粗鄙的会话不费气力,易于保存,因为,它是以一切而又空无一物的原理运转的。它根本没有说出任何意义,它又总是说着同一件事物——优雅的会话,则是一个绝对恒量(constant),是语言对人们的使用。
  在斯威夫特一生中,他有关会话的看法,相对说来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即使考虑到《致史黛拉书》(史黛拉系斯威夫特的恋人,两人是否结婚已无从可靠,死后合葬。——译注)之类的作品、他为史黛拉的生日写的诗、把中世纪英文“改为”拉丁文的文字游戏(the Anglo-Latin games,指斯威夫特在一些“非正统作品”中分拆变换英文语句,使之类似于拉丁文,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新语言。——译注)、卡斯提尔语的试验(the Castilian experiments,指斯威夫特另一部题为《卡斯提尔语的对话》的“非正统作品”,充满双关语等语言游戏。——译注),以及涂鸦社(Scriblerus Club,18世纪初英国文学俱乐部名,发起人包括蒲伯、斯威夫特等人。——译注)的活动这些话题的变化,情形也是这样。抑或,如果说不是变化,那么斯威夫特也最接近于揭示那些使会话微妙地渐渐变为书写的边缘了。这里需要说的是,与言说相比,斯威夫特的写作本身远不是那么完整;而且我认为,还是斯威夫特就他自己的写作,以及更广泛地说就一般的写作所理解的某种东西。像约翰逊加于斯威夫特写作的“朴素风格”之类套语,以及“恰当的字眼用于恰当的地方”(斯威夫特的个人总括语),对他的写作精美也几乎无补于事。对于他,正确的书写并非仅只意味着与现实的符合。也还意味着现实;更准确地说,还意味着由其它事件使之成为必要,并且导致其它事件发生的一个事件。诸如《盟军的行动》等等最优秀作品,是一个时间(timing)和空间(placing)做了精细安排的问题。反过来说,粗鄙的写作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做了糟糕安排的问题。
  写作这一看似简单的观念所造成的后果至关重要——这不仅对于斯威夫特,而且对于他的读者都是这样。首先请考虑一下,优秀的写作是怎样依它的时间和空间为转移的。回溯地看来,优秀写作的产生,一如过去的产生。但它的气势(force)却不再属于历史学家或批评家后来的现在;而再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自身同样也被断绝了与那种气势的联系。对于斯威夫特,这一“简单”事实,其意蕴却非常深远:它意味着——正如在托利党让位后不久,他在赖康伯的作品(指1713年,斯威夫特受安妮女王指派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长后,因哈利与圣·约翰政见不合,迫使他返回伦敦,预感到哈利\圣·约翰政权的垮台,于是退隐到赖康伯,在此期间写作详述了自己转而支持圣·约翰的过程。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乔治一世登基,托利党人大势已去,斯威夫特在英格兰的生涯也宣告结束。——译注)令人痛苦地证明的那样——作为一个颇有价值的作家,他的时代和地位虽然业已出现和确定,但也成了隔日黄花。他没有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反而变成了一个杂乱回忆往事的作家,后来又成了一个意念投射(projection [s],或译:投射,由弗洛伊德提出并发展的理论,在心理学上指个体将自己的意念、态度、性情等不自觉反映于外部事物或他人身上。——译注)的作家。
  罗兰·巴特在有关抄写者 (即书写存在着的主题,并充当事件与观念之调和者[transactor]的人)和撰写者(即如果其主题存在着,他们的主题也仅只是书写自身的那类人)之间的区分,分别适用于斯威夫特在1710年至1714年间,以及在这之前和之后两时期的作品。下面两个片段分别引自《木桶的故事》和《有关公元1710年女王内阁所发生变化的回忆录》(1714年)。两文都是有关着手撰写作品原因的声明,虽然在第一段里,斯威夫特使用了一个面具,而在第二段里使用的是他自己的声音。引人瞩目的是,两段引文十分一致,都运用了同一种策略一一当前这一作品(指《回忆录》一文。——译注)是一个撰写者所生产的一种娱乐消遣(diversion)的文章——而后果也是一样的:行文十分迂回,仿佛想把真正的主题就是书写自身这一行动隐藏起来似的。出于种种原因,作者觉得自己坦率地站在他说话的中心并不恰当。在《木桶的故事》中,离题旁逸(digression)是一种技巧;在《回忆录》中,离题旁逸几乎成了斯威夫特远离事物中心的生活方式。如我们后来所见,他直到晚年才让自己充满信心,成为自己写作的主体(subject)。 
 
  “由于当前这个时代的才子无以计数且明察秋毫,教会和国家的显宦高官似乎陷入了可怕的忧虑,惟恐那时士绅们于长期清平的间隙里,竟然在宗教和政府软弱方面吹毛求疵。为阻止他们深究并论辩这些痛处,人们最近花了不少心思,用以制定某些消除这些质询势力和锋芒的计划。他们最终确定了一项计划,但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和代价才能加以完善。与此同时,危险还在与时俱增,因为新近征集来的才子们均约定(这是有理由畏惧的)备好笔墨纸张,只需提前一个时辰预告,即可能草拟出小册子和其它进攻武器,并准备立即付诸行动:因此根据判断,认为有绝对之必要,在主要的谋划成熟之前,考虑当前的某种权宜之计。为此,在数日前的大委员会上,一位奇特而优雅的观察家做出了这样一种重大发现,称:水手们遇到鲸鱼时,有一个自娱自乐的习俗,朝它投掷一只空桶,把它引开,牵制它对船造成伤害。于是,人们立即把这个寓言当成了神话:那条鲸鱼被解释成为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他颠簸、玩弄宗教和政府的一切规划,而在这些规划中,许多都是虚假、枯燥、空洞、嘈杂、笨拙,又倾向于周期交替的。这就是据说我们时代那些可怕的才子们从中借用了他们的武器的利维坦。而那处于危险中的船,则可轻易地理解为国民整体的原来的相反原型。不过,怎样分析那只桶,却是个困难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质询和辩论,保留了字面上的含义:颁布命令说,为防止这些利维坦们颠簸、玩弄国民整体(而它本身就可能是摇摆不定的),它们应该受到一只桶的故事的牵制,不去那样恶作剧。而我的天赋被人们认为恰恰在于此, 所以自己有幸介入命令的执行中去。”(《散文作品集》,第1 卷) 
 
  “虽然并不握有我在国会两院的朋友们和敌手,特别是后者所相信或者至少是所给予的那么大的权力,也怀着对当时执政内阁的十足信心,将近过了四个年头的光阴;而由于这发生在一个多事之秋,对外谈判,对内施手腕、耍诡计,所以我觉得,若干年之后,当目前这一幕让位于许多新的即将出现的情景时,这对于那些私下关注我或者我的回忆录的人们,可能是一种消遣,他们会笔录下那些我凑巧得悉和观察到的详细情况,同时,无论其实与否,人们都会假定我在事务的机密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散文作品集》,第8卷)
 
 
  对于斯威夫特以及批评家,关于这两段文字的区别之处,文学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这些区别主要还是语言学的和本体论的一一我不无犹豫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写作在世界上的地位,业已随着政治和历史现实地位而发生了变化。在《木桶的故事》中,斯威夫特模仿了娱乐消遣,而在后一篇文章中,他的作品却真正变成了娱乐消遣。不过,每一部作品都是由撰写者所生产的,尽管原因有所不同。斯威夫特认为,由于他坚定地支持一个自己对其付出了努力并与其结成了伙伴的政权,在1710年至 1714年间,他的写作保持了一种优越于其它所有写作的地位。斯威夫特所支持并提笔论述的托利党政策,就是现实世界的政策: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抄写者。辉格党的对立即意念投射,只是潦草的涂鸦而已。而这也一向是他策略的基础。1714年以后,斯威夫特除了是辉格党坚如磐石机器的局外人,他失去了任何的地位。他成了自己一度(在《木桶的故事》里)拟人化并(在《检査者报》及别的地方)抨击的那个涂鸦者和意念投射者(projector)。
  近来的历史研究著作(如J·H·普卢姆的《政治稳定的起源:1675年至1725年的英格兰》、彼得·迪克森的《财政革命》或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的《博林布鲁克及其同党》)为斯威夫特的失落感做了辩护。1714年后,英国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主要变化在于,政治权威不再仰赖于人格,而仰赖于渥波尔(即英国政治家罗伯特·渥波尔,1676—1745,辉格党领袖,并出任英国第一任首相。——译注)所设计并使之完善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制(bureaucracy,又译:官僚制)机构。这些变化是17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结构变化的英国翻版,是法朗兹·波克诺(德国思想史和政治学家,共产国际活动家,1900—1957,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纳粹政权成立后流亡英国。——译注)、吕西安·戈德曼(罗马尼亚裔法国文学社会学理论家,《隐蔽的上帝》的作者,卢卡奇之后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之一,1913—1970。——译注)和伯恩哈德·格雷图伊森(法国哲学家,1880—1946。——译注)做过研究的变化。当时,事件不再同个人相联系。“鲜血与领土”的牢固价值观,被转换成了货币的变换不定的价值观,即一种永恒的民族债务和城镇重商主义。在斯威夫特看来,体现着英国人民最优秀价值并立下过功勋的托利党贵族统治,被拥有特殊利益的辉格党寡头政治剥夺了权力。如果说,斯威夫特以前还把他的小册子视为与政治现实处于同构性(homology)状态或者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事件,那么,他在1714年以后却认识到,他和自己的写作两者都反复表现出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那种难以驾御的对立,两种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见解都被割断了同他怀旧地称为“普通形式的生命”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爱尔兰爱国者”这个角色为什么特别适用于他的原因:而这角色又充满了写作与政体间那令人发指的矛盾。尽管它本身非常完美,但爱尔兰的抗议所使用的那种书面语言,还是加剧了对于(爱尔兰)原来如何的不可容忍性,同(英格兰殖民主义者准备对它)可能如何的未可信性(improbability)之间的非连续性。比方说,伍德铸造的半便士(指由于制币商威廉伍德经乔治一世授权为爱尔兰铸造了半便士的钱币,斯威夫特撰文《布商的信》借一个布商之口猛烈抨击政府向爱尔兰出卖铸币特权一事。——译注),就恰恰是斯威夫特能够在 《布商的信》(全题为《布商为反对使用伍德铸造的半便士致爱尔兰人民信》。——译注)中予以抨击的邪恶,他主要是借把这一阴谋当成一桩阴谋,并且借利用那些高超的幻想,如乡绅们前往购物的途中,身后行驶着装满贬值硬币的四轮马车等等,以它自身的因素——想象力——投射出这一计划,来进行抨击的。一个想象的事件,以及(由此扩而大之)涉及想象的意念投射的书写,就可笑地置换了真实事件;这样,斯威夫特就在理智上仍然忠于事件的在场,即使是通过替代性虚构仅只嘲讽了像伍德的阴谋之类的现实的言语虚构,情形也是如此。
  我这样匆忙概括出来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做出许多解释和证实。不过,假如所勾画的这种轮廓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把斯威夫特的作品确定在了使20世纪对这部作品感到亲近的程度受到很大局限的基本对立和非连续性的轴线上。于是我们就受到了这样一种作品的挑战,它顽固地作为一种由于没有成功地成为事件而遭到的某种否定判断而存在,这就意味着它在过去的消失和扩散。对于斯威夫特,只要语言(以及他在关于维护英语问题致哈利的公开信中所试想证明的那样)与政治权力同义的话,那么历史即可不需释义而支持它自身。斯威夫特如此骄傲,不会相信自己的写作仅仅服务于托利党的政策,以至于回溯起来时,把自己的小册子视为那个政权的一部分,视为它的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然而,他在早期和晚期生涯中,认识到从政治权力和社会现实释放出来的语言的诸多固有危险的那种富有成见的方式又说明,他感到自己需要人们向他担保,他对语言的驾驭是牢固的。他终于认识到,只有通过定期地披露语言轻易受到的那些滥用,才能替自己做出担保。例如,他在《由威廉·坦普尔爵士近来的患病和康复所想到》(写于1693年,威廉·坦普尔爵士是英国外交家和作家,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穆尔庄园担任前者的私人秘书,视前者为老师,直到1699年前者去世。在穆尔庄园期间,斯威夫特结识了史黛拉。——译注) 一文中对缪斯的摒弃,和四十年后(在《论诗狂想曲》“On Poetry: A Rhapsody”,1733)对“诗性之火”(poetick Fire)的暴烈抨击之间的对称关系,十分引人注目。下面各个诗节所表明的,首先是预示着诗人(指斯威夫特。——译注)支持现实而遭到摒弃的缪斯,其次是由于真正主题的丧失而被贬低的诗。介于这两首诗之间的,则是斯威夫特从1710年起到1714年为止仅仅偶尔写诗的一个时期。在他毕生作品的语境中,这四个年头是一段空白,笼罩着写作、释义和记忆——它们都是言语的,又都是不完美的写作、释义和记忆——的语词的烟雾。 
 
……我领受那致命的专注,依然
萦绕于诸多焦虑不快的思绪,
对于你,我时常徒劳藏匿
对傻瓜的轻蔑,但傻瓜误以为得意;
从你那里,无论什么样的美德复活
皆成长为不幸,变为邪恶。
如下即理想的伟大律条
“不向名利、阿谀和欺诈弯腰;
“不假他人的思想奉献你的忠诚;
“学会鄙弃那唯利是图的支援;
……
  幻想从不曾抓住这样的疯癫,
仍然受到欺骗,永不会高兴;因为
喜悦落在苍白心灵上的一束虚伪光线
就是可怜而满足幻觉的全部发现。——
你的魅力在此破灭,即刻
我放弃你那空幻的权力……
  (《乔纳森·斯威夫特诗集》) 

  初学者学习如何洞悉
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情
如何辨别何物是何物
是诗人的发现还是涂鸦的奇痒?
于是,就听到那老于此道的罪人
如此教导年轻新手:
  “请自省,如果你觉得
有强大冲动驱动你的心,
胸中公正无私的裁判告知
你能处理得最好的主题;
你天赋里的擅长是嘲讽
是赞美,还是风趣诗行,
是哀伤的挽歌还是
无名精灵赐予的序幕。
于是随曙光女神你着手
召唤缪斯,在字里行间
抹除、更正、增减
润色、增益、减损
但须小心;不能创新时
就搔搔脑门儿,咬手指头。”
  (《诗集》) 
 
  “罪人”(Sinner)和“新手”(Beginner)的押韵十分意味深长,因为它必然牢固地把擅长[写诗]的从业者同新手捆绑在了一起。两者都是作家即撰写者,对于他们,诗歌实践是想徒劳地把文学创作嵌入真实世界的一种练习。遭到摒弃的缪斯,以及野蛮卑劣意义上的、置于现实一旁的写作:这些就是为斯威夫特和他的批评家二者所经历的一种生涯的头与尾。这是一种文学生涯,对于它的记载就存在于应该成为政治史,但又像斯特鲁德布鲁格(《格列佛游记》中拉格奈格王国的长生不老人。——译注)那样,作为不灵验的遗迹苟存下来。《论诗》的力量,不仅源自它对抨击卑劣诗歌的猛烈,也源自对于这种卑劣现状毕竟是当时诗歌真实情况的绝望。斯威夫特在这里和在《仆人须知》(1745)、《优雅的会话》等作品中的教导,一向是详细描述的粗鄙作品的指南,这难道不是十分不幸的吗?他所能够描述的东西,于是就成了书面语言可资利用的东西,而且主题和媒介两者也成了依然处于它们领域之外现实的受到影响的取舍。作为作家,斯威夫特的创造精力,并不需要被描绘成是发源于一种幻象,即把他创造为一生均可被描述成某一时期内的一系列事件的英国国教牧师的幻象。相反,假如按照他经历那些非连续性(这些非连续性或者作为实际上的,或者作为即将逼近的传统、遗产、立场、历史的失落,位于他那不相联系的言语产品中心的失落)的方式,来接受他所经历的非连续性,那么对他的助益就会更大。而且,这种接受并不足以构成心理学释义,因为这只是使斯威夫特从关注“自由公正”到排泄固恋(excremental fixation)的整个心理范围成为可能的系列条件。
  因此,对于斯威夫特,现代文学就是对陈旧文学的置换;这—论点的设定,自然是使它贯穿《木桶的故事》始终而起作用的。现代作家是在传统失落当中写作的。他所以在场,是因为那些由于对古典作品的淡忘而被挤出文坛的古代作家的缺席。弗朗西斯·耶茨(即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耶茨女爵士,1899—1981。——译注)在《记忆的艺术》里就突出地淸楚揭示了17世纪晚期传统的记忆术中的记忆力:这也是斯威夫特那时所要目击的变化。这样,贵格会和长老会教友宣称为他们向导的个人内心之光,就替换了共同遗产,《木桶的故事》所发挥的正是这种替换作用(dislodgement)。另外,就斯威夫特而言,历史发展的整齐序列也被清教徒革命和弑君者所粉碎了。如他自己经历中那些奇特古怪行为所证实的那样,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各方之间约定的事务,并不是人人可以在其中牢固定位的一个给定之物(given,或译:已知事物)。《英国国教信徒的观点》(1711)和遭到厄运的《女王安妮最后四年的史实》(1712—1713),就是斯威夫特纠正国民历史感及其意义所依赖的不可靠观点的两次努力。那些作品是他有关蒲柏自然神论和托利党主义(Toryism)的更富有争议的世俗版本。
  不过,斯威夫特比以往更加深思熟虑地着手制定一个他希望未来可以借以审视自己的、更加可靠的框架,还是在18世纪30 年代的爱尔兰。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修正派、一个丹纳(即19世纪最受推崇的法国实证派代表之一,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伊波利特·丹纳,1828——1893。——译注)认为其特点就是英国文学界商人中习惯书写日记者,一个具有尼格尔· 丹尼斯(英国作家和批评家,1912—1989。——译注)描述为校长的人生态度的人,斯威夫特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最后盖棺定论掌控在自己手里。因为,他身后留下的最后记忆,必然是未来首先需要面对的,而且在《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这首诗写于1731年1月,发表于1739年,全题为《咏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教长斯威夫特博士之死——读拉罗什富科一则箴言有感》。1731年斯威夫特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几个月来,我就一个有趣的主题写了近500行的诗,只是想把我的朋友和敌人在我死后想说的话说出来”。——译注)中,他构建起了自己希冀使之永存的连续性。在那首恢弘的诗中,他宁愿无畏地、甚至是傲慢地在他自己之死的整个否定方面来审视自己,他的死既是世界的损失,又是历史的获益——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又都是一个典型的主体。有关他之死的这一总括性虚构的出现,被安排在了该诗作为对某一转换为事件之损失的支离破碎的回应过程当中。这样,尽管斯威夫特把那些归因于语言,但他还是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和它的主人。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却是最后一点。无论斯威夫特可能是别的什么,他仍然认识到,说到子孙后裔,他首先是一个专心致志于语言(也即,既陷入其中又被其羁绊)的人。他去以后,未来的几代人将会按照他们之所读来接受他:他不复再被人们看到或者听到了。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将是突现于未来的言语丰碑,只要他能够通过什么方法予以安排的话。然而,他也会起到反对自己的作用。在他大半生中,他仰赖于自己的写作人格,那无所不在的人格——而不是仰赖于他毫无疑问的作者身份。无论他做过什么,随他的在场接踵而至的事实,却战胜了他努力实施的扩散,以及他以教会、国家、爱尔兰、传统学术和道德的名义的各式各样的伪装的扩散。如我在上面所说,人们还是感觉到了已经处于消失边缘的危险,于是,他就把他的任务当成了担保它们继续在场的一种任务。不过,他胸怀的特征,使他以对敌人的书面模仿形式承担起了这些担保,进一步以想象、幻想和表面上的杂乱无章多次忍受了那种对立的模仿。如他的敌人一样,其基本特质就在于语言,然而,他比任何人远更能利用这一媒介的否定方面:如它的空洞,它的无常,它潜在的惟我论粗鄙等等。举例来说,柯勒律治就把这视为斯威夫特的天纵禀赋。对他抨击过的敌人而言,那些由于思想不周而必然产生某种后果,对他来说则是他有条不紊地自我拆台的逻辑和艺术鉴赏分析被赋予意志的功能。这就是斯威夫特的风格。
  显而易见,这对他死后的声誉造成了烕胁。比方说,我们今天对他的探讨,仍然以他作品的某种连贯性为根据,我们认为,这种连贯性是作为他的创作成果而在隶属性上同他相关联的。然而,这正是他的不少作品所否认的关联。《一个温和的建议》(写于1729年,全题为《使爱尔兰穷人的子女不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一个温和建议》,该文模仿献策,是斯威夫特针对爱尔兰上层人物的残酷性的讽刺杰作。——译注)就宣称它自身出自任何人的头脑,唯独不是斯威夫特的头脑。因此,正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说,缺席是在场的最高形式。这一洞见首先适用于语言,而语言又是作为其作者之在场的替代物存在于书面形式中的。真实事物的任何替代物都受短暂性(transience)制约,都受无穷尽的替代过程法则制约。正是在《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一诗中斯威夫特考虑到了对于命运的惧怕,因此才让自己在打牌时(该诗237—238行),在渥波尔接见时(该诗189—190行,渥波尔在1726年曾设宴招待斯威夫特。——译注),死在书商店铺里。他死亡的“消息就传遍了大半个城镇”,是一个受到了欢呼的损失——按照拉罗什富科的犬儒生义原理——还是一个“没有比这更容易弥补的”损失。然而,由于新闻能量的消散,加之诗中随着时间流逝而消耗殆尽的,急速的地点变化,斯威夫特的死,就从各种街谈巷议被转换成了由冷静的,匿名性声音做出真实判断的事件。
  诗里贯穿着一系列不仅只是修辞风格上精心制作的悖论;因此,对我来说,该诗的特殊地位,就成了任何对于斯成夫特的解读以及任何对他文本进行确定的出发点。这些悖论就是将人类存在汇集在一起的站不住脚的结构所产生的所有后果。这也就是生命的各种绝对(absolutes,如:生、死、个性、社区,简言之,大自然),以及使之相对化并使之变形的这些绝对的特殊显现之间的对立。而对立的力量和丰饶,就在于这些绝对从未在诗里真正出现,因为诸特殊性(particulars)充分主宰了它们。然而,斯威夫特借以说明这一点的能力又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我们由于这个世界变得这样枯竭而烦躁的时候,才被处理这种枯竭事物(the impoverished)的高超艺术所打动。这一点同《论诗》所取得的成就非常相似。
  拉罗什富科所说的箴言,使我们立即进人了源于大自然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过,由于这则箴言的含义关系到人类的过错,它又把拉罗什富科囊括进来: 
 
“在朋友的一切痛苦里
我们首先考虑自己的私利,
而大自然却屈身予我们以抚慰,
指点让我们愉悦的机会。”
  (这四行诗出现在《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第7—10行,系拉罗什富科的箴言,由斯威夫特英译。——译注) 
 
  因此,诗就被割断了外在于它的任何源泉,而讲述者也很快认同了这种阴沉的禁锢,不过,还是请求“哪怕只是一寸也好”(该诗第19—20行,“让他的地位爬得更高\哪怕只是一寸也好”),以便阐明他比同辈人更飞黄腾达(该诗第13—14行,“我们都会投以嫉妒的目光,看到同辈人飞黄腾达。”——译注),同世道完全相符的心愿。对作者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自己的文字杰构将占据—席他拒绝别人所占据的地位,紧接着,斯威夫特便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拉罗什富科说法的合法性。然而必须注意,斯威夫特所列举的实例,是他所谓的戏谑,因为,他所艳羡于像蒲柏和盖伊(英国剧作家和诗人约翰·盖伊,1685—1732。——译注)等友人的是他们的天才禀赋;这是以否定方式来赞颂他们。在该诗第60 和61行中,当他非难“他们”(应指圣·约翰和普尔特尼等人。——译注)使他“落了伍”时,语气改变了:对朋友的戏谑让位于对时代的控诉,而现在,时代掌控在内阁大臣们手里,他们能够而且已经伤害了他,因为他的时代和他的命运——托利党权力的鼎盛时期——触怒了他们。因此,拉罗什富科的箴言是一把双刃利剑。
  从这里开始,该诗便由一种不可避免的时间秩序统摄起来,引领着每一个人走向死亡。这种秩序十分庞大,不仅足以容忍有闲者的微不足道的消遗,也足以容忍对于历史的先验判断。时间性的核心即是斯威夫特的死,它仿佛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心情节,被设置在三个源于它并环绕着它所展开的情节的曲折变化当中。首先一个变化是斯威夫特之死的消息在城里传播,不胫而走。其次而且也是不太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一张客观的纪年表,把我们带向了远远超出了斯威夫特之死的未来。最后是诗的展开,短短的箴言演绎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言语佳构。诗的目的在于使消息传播出去。教长奄奄一息,“几乎没有了鼻息”,接着便撒手尘寰一一但“好人又会怎样?’’传播并失去的只是教长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他那由旁人掌握着的部分。传播的新颖巧智枯竭了,但并不像斯威夫特的政治小册子那样,是由于历史把它吸收了,而是由于它的能量源泉在于流言飞语的粗鄙,是不具备真正持续性和地位的优雅会话的一种形式。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这种会话既不属于公众也不属于私人世界,而属于一个擦去了区分痕迹的、完全独立的言语秩序。是《群愚史诗》(亚历山大·蒲伯的讽刺叙事长诗,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译注)结尾那种折服世界的同一秩序的社会翻版。
  需要指出,斯威夫特的死,只出现在会话中,出现在语言中一一但并未出现在其它任何地方。无论是读者还是诗人,都不能穿越言语维度之外,这种维度就是把人类标准强加于自然 (“源于大自然的一个世界”)。因此,即使死亡这样一个如此肃穆、如此自然的主题,除非作为语言的功能,也是无法加以探讨的:于是,便产生了诗人的指导说明词和地点变换中的问心无愧的矫揉造作,借此,死亡实际上也得到了安排。于是斯威夫特所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对作为虚构的语言在其中相互搏斗,直到只有最富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的竞技场加以说明的问题。斯威夫特的遗产,只能在经过一段长长的时间后,由一个不偏不倚的、匿名的声音加以描述。这一声音——而且这是斯威夫特对于自己将来作为一个问题的非同寻常预感的迹象——明白,作为人的斯威夫特,是他那个时代所难以招架的。
  诗的最后一幕的场景,是斯威夫特最精心构思的事物之一。 

  “假如我死了;而且
俱乐部的人聚集在罗瑟
(Rose系伦敦中部的一个市场。——译注);
那里,这样那样的话语
我成了他们的闲聊主题:
翻来覆去,提到我的名字
有的能说几句好话,有的不能;
我公正无私的品格
来自非常不同的事业。”
  (《诗集》,第506页)
 
 
  我们观察着这样和那样的话语的自行枯竭,而另外—方面,身为闲聊主体的斯威夫特也就是历史的命题却在成长——但不是其人生情境同样变得老化、并由共同的人类时间使之枯竭的个性,而是在越来越充盈的在场中浮现出来的公正无私的品格在成长。这种品格能够在历史中持续,是他度过了特定时代而生存的一个补充,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所难以招架的: “倘若他口中和笔下谦让,/也许能像别人一样辉煌。”他的确达到了辉煌的地步,但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闲聊的主体。描绘所使用的措辞,几乎清一色,都是过胜其词的字眼,不能见容于他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因而君主和国家也对他无法容忍。 
 
  “与王子共处,虽应礼仪得体
但绝不能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
对女王陛下,愿上帝护佑她,
像她的化妆师那样自由说话
她觉得这是他的奇怪念头,
也不认为是出自他的口。
他只是接受了大卫的教训,
永远也别相信王子。
难道,你真要他愁眉不展
向他挑战,利用有权势的奴隶:
如果你说,是爱尔兰的上院 
他将不耐烦地谴责!他所
希求的仅是自由与公正;
为此甘愿丢掉性命
将自己置于暴露和孤立。
两个王国(即英格兰和爱尔兰。——译注),由于
派系争斗,悬赏买他的头;
但是找不到一个叛徒
能以六百镑把他卖掉。”
  (《诗集》,第507页。1713年,安妮女王被上院说服,悬赏300英镑捉拿《辉格党人的公益精神》的作者。1742年,卡特莱特勋爵刚到达爱尔兰即悬赏300英镑捉拿《布商的第四封信》的作者。——译注)
 
 
  由于他的无辜得到上天护佑(见第425 行。——译注),斯威夫特便以“得体的礼仪”,通过超越女王和亲王象征的界限而取得了自己的主权。于是,斯威夫特在这里把自己描绘为处于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礼仪和自由的统一当中——使人想到布莱克默的话:“托利党人的无政府状态”的那样一种状态。保尔森(美国批评家和艺术史学者罗纳德·保尔森,1930—。——译注)则称之为“斯威夫特对自己情境的讽刺性发掘,和对它的认真反思”。不过我认为,这首诗明显的讽刺部分,被斯威夫特故意保持到了结尾,这已不是一种技巧或者文类(即保尔森的看法),讽刺之于斯威夫特,反而是他主权和越界(transgression)的方式,的确,最后也是他可以理解的存在方式。总之,讽刺是对他的过胜其辞的称呼,而且,如他对爱尔兰遗产所证明的那样,是他在历史上否定持续性的客观结构。 
 
  “兴许我会承认,教长
有过多讽刺在他性情中滋长,
因为,没有一个时代更值得讽刺
他似乎就决心不使之消亡。
然而他目的却不在于狠毒
他鞭笞邪恶,但并不把名字说出。
没有一个人, 他表示怨恨
他指的是千百万同样的人。
他的讽刺指向并非缺点,
而是道德能够得到改善……
  ‘他捐出仅有的财产,
建造了一所疯人院:
还以讽刺口吻指出,
对于它,无人觉得亟需:
他向债务人遗赠了那个王国
但愿不久能有更好结局。’”
  (《诗集》,第512— 513页。斯威夫特生前捐款在都柏林修建了圣·帕特里克医院,收容精神病人。“那个王国”指爱尔兰。——译注) 
 
  《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一诗的末尾把斯威夫特载入了史册。一项真实事件被投射进了语言的虚构因素,被大胆地提交给了街谈巷议和短暂性的混沌之中,直到那必然失落的东西放弃了要求于后世的“公正无私的”获益。在这个过程中,斯威夫特其人自然死于并葬于既不能也不愿让他活下去的一个时代的琐屑之中。这想必就是那个有关他的精神癫狂——他对约定俗成的典雅经典的疏离,对他自己曾经心向往之,而到了晚年他那无法容忍的诚实又迫使他相信已经失落的典雅经典的疏离——这一挥之不去传说的来源。然而,诗中又表明,他在爱尔兰的放逐又被恢复为话语的主体,但并不是作为人格,也不是作为作品,毋宁说是作为那些能够同时接受荒芜和权力的人的在场。正是在那种介于世界和档案之间、两者又兼而有之的条件下,斯威夫特才永远存续,经久不衰。他的想象力正是那种艰难任务的调和者,对于20世纪的读者,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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