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为止，
诗的最高努力，可能还会争得思的进步。至少还有人喜欢这样做。但在中国“海德格尔诗学”全盛时代，诗人对思几乎是一种行业的做法。由于桥带来跨越者，桥才保持流逝者。这个事实，在今天这个共识比几何更紊乱的年份，正艰难地证明：海德格尔魔改中国当年写作经验的时代，是真的。
海德格尔在30年代后期没有转向“思与诗亲缘”观念之前，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思与诗亲缘”思想的尝试。到了40年代，中国的熊伟算是海德格尔思想研究的奠基者，但他也没有进入“思-诗”最内在的希腊思想前源。1991年，彭富春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著作《诗-语言-思》，1992年成穷翻译了海德格尔《诗人何为？》、《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1992年余虹翻译了海德格尔《诗人思者》、《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中的语言》文献，1992年作虹翻译了海德格尔《筑-居-思》、《语言》、《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文献。1992年，成穷、余虹、作虹三人合译编著《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4人凭借全新的预见视野，展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特别是余虹翻译的《艺术作品的本源》，我可历时地看成是，形成海德格尔“思与诗”、“艺术与真理”诗学，那种年代学的、意识地理学空间上传播的优先效应者。这就让人们直观看到，彭富春、作虹、余虹、成穷在当时，完全是着眼于海德格尔从“思之转向”的诗学，在世界文化限度内东西方诗学在哪里分界、哪里合界和哪里越界的方向。在起到的特有效果上，他们从诗学可能展开对话的领域中找到一个空间，让中国诗人亲自来开启这个领域。啥子叫致思呢？我从另一角度说，致思是思想给出一个可让思想自身被关联的东西。空，就有一种关联。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一个思，都不是天生的简单的相近，越是有足够的心灵等级，越是能阻挡一种思的表面性的平均化。孙周兴在1992年后，着眼于海德格尔哲学相对涉全的翻译，也翻译了《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有代表性译介文章《在思想的林中路上》，基本也和当今中国所有哲学教授一样，只永远滞留在对哲学原著译法、复述、话语移置、比较、考证、考辨、注释、体会、介绍……等相关项的基础工作上。真正说来，中国当代诗人绝大多数是通过1992年作虹、余虹、成穷合译的《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才在中国传统的诗学之外，接触到古希腊源头的思和诗基础上的存在论诗学。意求把“思与诗”，纳入诗歌助跑行为和辅助手段追踪的目标。
以上对这些史事的重提使我倍感到，为了借希腊的“思与诗”方式，真的能帮到中国诗人自己的思和诗开启另一个领域，我必须要还原海德格尔“思与诗”的原貌。
我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物》、《本体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哲学导论》文中发现，海德格尔称为“思”的东西，根本不能和中国那种我称为“先道而道”的古哲学等同起来。我特别要讲清楚，希腊古哲学不可能单凭自建内源的东西，就可以用欧洲思想的推导和语言做法的前提条件，来开启东亚自建内源的领域。慎读海德格尔的晚期论著，会发现他那个欧洲思想标尺的第一启始点，本质上是高于一切其他东方世界观的，包括中国老子阐发的“道”在内。他对中国老子说的“道”的领悟和亲缘，受到了他古希腊思维史源方式的先行限制，哪怕他在老子思想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哪怕他不断用老子思想来给自己思想做比鉴；哪怕他对老子思想和自己思想某些相近的、相像的一致点，产生共鸣、好感、显露兴趣。另外还要关注的是，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式说的那种从诗中最值得源出的“思”，和中国当代诗人习惯的用法，也有很大的差别。特别值得中国当代诗人从观念上去注意的是，对海德格尔从古希腊哲学土壤中生长的思的状态来说，思，不等于推导某个命题，思，不等于诗人对冥想的沉侵；思，不等于一种可以感觉表象的能力，思，不等于对概念的演绎。不过，思，又被海德格尔带有那么一点从内在上完成的思。这儿我申明一下，海德格尔超象中朝向的思，一直有一个不显示出来的支配要素，那就是，预先摆放一种活的、矛盾的、双向的原动力在思的躯干里。这一点，海德格尔沾了希腊巴曼尼得斯现象学始祖的光。我一直暗感，现象学不承认思辨但又本质性地孕含着思辨。我想，这是德国心智中凭附的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心智的远亲，这种自行隐没又显示的致思方式，它自然连着“存在”这个希腊古词“ον”最始祖的血脉。我说过：思，只能是思本身的在，而不是思出在的在。什么叫“存在”的隐没又显示呢？这是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基本特征有偏向的特有意指，只要我们稍用敏灵的嗅觉，就可以找出这个思义的源头是阿那克西曼、德克拉底鲁和赫拉克利特，它主要体现在“涌现和消隐”、“无蔽者入于遮蔽者”、“悬搁”、“产生和消灭”……这些希腊语动词性用法的基本词范围中。起码我会觉得，这些有预先矛盾色彩的哲学的始祖演化词，产生了对显化自身几个环节的跳跃发展，我叫做：原生——显异——续变三个阶段。不过我说的这个显化，和海德格尔说的希腊古词“存在”，完全是另一种角度。我说的是：显化，是用自己一个因素在内在上先决于不是自己作为起点，再发生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匿踪自身就同时是显露出自身正在匿踪中。它发生了一种由矛盾现身的空间。这就是自我生成的差异的运动。这个自我生成的差异，就在我们思想的跳跃中。举个例说，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范畴，乃先行地奠基着海德格尔存在学最恰当的推导前提。
但重要的是，我发现海德格尔有德国心智的“扬弃”式逻辑血统，他不会简单地接受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于是，他否定又肯定地把“存在”说成是：“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这种领悟，是因为他首先用的是现象学思维方式。所以，他悟到的“存在”，不是感官中的实体东西，不是眼睛看到的一朵花，也不是一个思想活动中的对象表象，更不是一个想象或联想，而只是：还没被想出或者说出的，但要等着在这刻开启的东西。所以，他要把“存在”动词化。不过，“存在”又和眼睛看到的一朵花，感官中的实体，思想活动中的对象表象，有关系。因此，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讲法貌似中国古智求得的“道”。但事实上，他说的“存在”，不等于、也不可能融入或绝对平行于中国古智“道”的要素。我对“存在”的表达是：还没被想出或说出的，但要等着在这刻开启的东西。类似于，不是现存的可能性。我对“道”的表达是：用不能显示来做到先于显示的有待显示。类似于，不是有可能性的不可能。所以我要说，德国那种思在的无——方式和中国那种思无的无——方式，是不可能圆融或平行互通的。貌似和片面相通不等于本真。我顺便提示，仔细慎读海德格尔对“道说”的所有表述文章，就会在直觉和理识的难言交映中，隐约敏辨出：“存在”绝不等于“道”。海德格尔在《思想的原则》演讲中也说过：“当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人通常只能通过我们的欧洲思维方式来向我们传达其经验到的东西。于是，在他们那里和我们这里，一切都被搅成了一团糊涂，人们再也不能够分辨古代印度人是否就是英国经验主义者，老子是否就是康德？”。
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和思与诗有一点关系吗？我的说法是：“存在”，是对显现差异的某种领悟。显现差异的本质在于，一方面，让对立在对立的没有中又和对立交织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对立的差异，可预设一个过程延生另一个过程的相继关系。在差异中，才能有一个起点决定另一个起点和刚才的起点不一样。这就是“存在”最本分的最本真相关的起因。我说的显现差异，有点像佛学中说的“因缘”。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解说：
1.我负责地说，海德格尔之所以把名词的“存在者”，当成的动词的“存在”，真实原因是，他多少魔改了康德、胡塞尔“关系存在论”的初始意蕴。不过我倒觉得，动词性，更能显示某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展显，更切合某个差异或某个对立产生的开放性变动状态。海德格尔看到了古希腊存在论根源之后出现的西方哲学，是把“存在”，看成是生命、语言、想象、回忆、时间、天空、建筑……各种物质实体的直观表象和精神实体的“存在者”。可是，天空、生命、语言、想象、回忆、时间、建筑……这些“存在者”虽然是靠“存在”来显示，但从来没有让“存在”直接就是一个感官经验所验证的事物，直接成为一个有标准定义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把诗歌中的语体、语感、语音、隐喻、想象、感悟、启示、反思……那种“存在者”，当成了“存在”。之所以巴门尼德之后的很多哲人、诗人、作家，要把“存在”当成一个对象化的“存在者”，在于没有真正的觉思到：有一种比存在者的普遍性还要更高的不断变异性，一直潜藏在每个人随时随地都用到它的各种行为中。我叫它显现差异。就是因为这个显现差异的“存在”，随时都出现在一边来一边又消失、手摸不到的但可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变程中，我们才能从“天是蓝的”、“我要写好诗”那种存在物或存在者身上，接触到“存在”那个没有任何概念规定的、一种眼睛考察不到的开展出来的状态。很明显，“存在”，根本上是依赖不能外观到的一种差异的显现，来现身的，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者摆在眼前。摆在眼前的存在者的意义，总是处在人的决定中，总是有人的某种限制的特征。但奇妙的是，人又有一些“存在”的特征。比如，人会有生命产生的各个变程。不过我要在这儿补充一点——“存在”没有存在者，照样是一种无验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凸显了一种居间的差异，居间体现出的差异，是理想中的先验性的时空差异。我特别要告诉大家，海德格尔把“存在”当成动词，还有另外一个特有原因就是，他不只是要反对形而上学把“存在”当成存在者，而是他晚年敏觉到了“存在”那种没有对象的情况，可能是真的。这类似我2016年发现的意识的居间现象。
2.我发现，“存在”之所以能够在语言、生命、回忆、历史、建筑……这些存在者中得到显示，就是因为“存在”，能用一种可显示自己内含于自己的非自己，当成差异，然后把这个内在的差异，用一种互相对立的方式，不断的开展出来。举例来说，，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就内在地包含了自己反面显示的不停止，才决定了他晚期思想的变化。这个事情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自发开启的过程，已经从自身展开，成了有待再展开的一个连续。自发开启的前面又是啥呢？我要说，是无，被无自己现身而显化成无。那么，无，能够被无自己现身而显化，就已经孕含有差异，这就可以通向“存在”的本质。
3.我看来，海德格尔虽然悟到了“存在”的普遍性，可以超越“存在者”，但是他没有让自己的颖悟，再通达一个更前面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把超越性的本质都亲身占有了。那么问，究竟是啥东西，能够在超越性之上站稳脚跟地占有着呢？我想：因为任何一个超越性的本质，都会被展开自身不停止的、循环的、相互可逆的一种过程性——这个东西所占有。不然，我们永远不能领会啥子叫“涌现和消隐”、“无蔽者入于遮蔽者”。如果“涌现”被“消隐”所决定，那“涌现”就获得了不死的、在过程中的重生。就显现差异这方面来说，我用哲学手段大胆断言：过程决定矛盾，矛盾决定空间。因为矛盾的循环和延伸过程自然要派生出一个空间。“存在”总是从显现差异不停止的连续中，获得被重新把握的根据。同样的，思想必须在它逐渐显现的过程中，被另一超越这个显现而居身于终极显现处的东西，所测量、所把握。要不然我们咋个来区分一个思想取代另一个思想，一定能最终被思考呢？但难题是：能被最终思考本身，已经又被料想到了，这是一个循环的悖论。要跳出这个悖论的漩涡，只有假设一个，在最终思虑之外没有最终的限度，那就是——处在一种过程性中。让人头痛的是，没有最终限度本身就是一个限度。这个过程性的自身，就是矛盾的。这让我觉得，实体和精神体，背后都有一种过程性造成的差异或矛盾在自行地产生，在默默规定着一和多的显示。什么叫过程性？过程性就是用量来衡量它包含的变量。我对过程性的提法，意味着是反对怀特海有机哲学的。以上的讨论提示，我必须要弄清“存在”问题和“思与诗”相互的关系本该应有的原貌，我首先要搞清楚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本身有什么特有的所是。只有在有专业界限的地方，我们才能借助更接近本质洞察的角度问：海德格尔所说的思对中国当代诗人所说的思，特别对中国诗人当前所理解的诗，产生了什么或没有产生什么？我在《内空间意识》中就说，对思本身的思，不是在海德格尔“存在”问题这里就达到了终极。思的同一个空间里总有自为的丰富性和过程自延性，所有人都不能只凭思想立场源自的一个内涵点，就可片面地开启这个思。但我这个提法，又引出另外的问题：如果没有“存在”，那还有没有“思”呢？思，是不是一种存在者呢？
我解答：思，首先是一种彼此超越的、处在一种分了又合的行进。而行进，总是一种差异显现的行进，是没有任何存在者的“存在”的某个过程，是“存在”的一部分，但不是“存在”的全部。因为“存在”没有全部。“存在”的全部还处在非在的处于中。我们可以凭思的自思，从无能够产生出一种无的当前显现。只有凭当前显现，才让一种“存在”，处在不断延变的延程中。思，一旦发生，“存在”就已经同时发生。思产生的“存在”，比思对“存在”产生出的思，更高级也更本源。所以，思让存在，作为一种显化而发生展开的显现。思，既是存在者能够被思而存在的思，又不是存在者能够被思而存在的思。思，从来没有自己固定的纯存在，而只成其为不定的、活现的、灵动的暂留。暂留即一种差异所始为，差异即一种创生所始为，创生总是不停脱蔽的异动。我与其按海德格尔说“思就是在的思”，不如按我说，思就是思的在。如果没有思的在，何来“在的思”？本身就在矛盾中。所谓矛盾，就是让差异有一个展开的状态。孙周兴在《在思想的林中路上》复述海德格尔的“思与诗”提法，尝试跨越单纯的海德格尔诗学领域，把落脚点放在现象学本该有的领域上。但他说“思是掩蔽、庇护、收敛、期待，可以说是静态的。”我想讨论的是，啥子叫海德格尔式的掩蔽呢？啥子叫“庇护、收敛”呢？我要说，思，显现的特点在于，恰恰是把差异本身关联的东西来展开这一差异本身，差异者的显现自身不拥有一种显现者，显现的差异本身有待形成显现。在这个构成差异的显现的变动中，思，在哪里表现出了被“掩蔽”着的“静态”呢？我总说，思，在“掩蔽”中就是在显现中，因为“掩蔽”有某种显示的差异性对自己有所展露，展露总是某种差异样式的活动。真正的思的状态恰恰是通过有所先行和有所后继的显现，产生一种脱蔽的连续运动。不过我要说清楚的是：我说的“思”，具有“使…产生差异”那种居间性质的含义，而居间总是非对象的自我对立。这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提出的“道说”那个“思”特指的范围，是不同的东西。在这儿弄清楚了“思”的独特性，我就要对“道说”问题做根源的考察清理。
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之途》中说“我们要从作为显示的道说出发来理解dieSage，并用一个古老的、足可证实的、但已然消失了的词语dieZeige，来命名语言本质居于其中的dieSage道说”。这能明显看到，他是想用“鉴于道说的构造，我们既不可一味地、也不可决定性的把显示归因于人类行为”的“道说”那种的“思”的层次，来积极主导“道说”的“诗”的层次，他因此说“思即是诗”。我想，任何在思考点中的规定，都孕含着两个方面的互为依赖性。在“思”的层次上，能不能靠不属于人类的“道说”，就有条件同时就真的得到“诗”的层次呢？这是我们中国当代诗人理解现象学思维方式的关键。我从根本上看，“思”和“诗”是不是同一个层次？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就取决于，“思”和“诗”有没有“显现差异”这一点。这是海德格尔现存的“思”和“诗”关系唯一没有被解说过的。他只考虑到，“存在之思是诗的源始方式……。思乃原诗。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这句话的意思，让我理解就是——“存在”、“思”、“诗”、“道说”四者是关联一体的，都要做到一模一样的求得自我能够脱蔽，然后把自我再开展出来。但我要说，海德格尔式的把“存在”、“思”、“诗”、“道说”四者要“无蔽”式地开展出来，这个“无蔽”本身就预设着——从此到彼、从暗到明、从少到多、从展露到滞留……一种有差异所解构的变程。我看，本质上就是做到：开显该有的但还有待显出的。那么，请问海德格尔，“无蔽”那种开显该有的但还有待显出的，本质上是不是一种：在此显现，到…等待显现…这二者之中出现的一种差异过程呢？因为我说，开显该有的但还有待显出的本身，就孕含着差异的居间、过程的居间——那种非对象的变易。海德格尔只悟到了“存在”那种不可现存、不可人为、不可定义的特性，他才暂用“道说”来当成“存在”自己到达、现身、说出的东西。他不相信人类的言说，只相信“道说”。这一点，他是对的。更重要的是，我眼下必须说，海德格尔指的“道说”是“自行显示”一种“存在”、“思”和“诗”，如果这个“自行显示”没有内在的发展显现出差异的话，那么我请问，光靠显象直观的“自行显示”就真的能自我启动吗？何况，显象的直观本身，在骨髓里就预含原生和次生那种差异范畴的成分。所以我说：一切“自行显示”都只能是它原来和不是它原来——差异交织着的自为开启，一切“生成”只能是差异交替中的对立空间。《道德经》说的“大成若缺”的状态，本身就是在“大”和“缺”二者发生差异的关联中，孕育出来的一体状态。差异总要通过对立才产生出对对立自身的解构和发展。“大成若缺”的状态，比海德格尔说的“在…中展开自身”的“生成”和“无蔽”状态，到底哪个更有优先层次呢？
以上我只有把“道说”就是对“自身的呈现”这个本质根据设成一个前提，才能谈得上不歪曲地还原“思即是诗”的原貌。不过，要还原两个原貌。一个是海德格尔着眼的“思——诗”现象学原貌，另一个是我寻求的“思——诗”思辨空间原貌。我要说，思维体所推动的自我性，总含有直观方式和思辨方式的一种关联，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后者，向自身显出了先于外在的某种内决性。谁能肯定海德格尔“道说”的自身呈现性就没有一点自身关联性？所以我敢说，思辨奠基直观。海德格尔现象学说的“涌现”又“隐匿”的“道说”那种直观性和明证性，难道不是正处在——一边自身呈现一边又自身关联的内在依存中吗？这样看来，我希望我那个“思-诗”——即显现差异本质的思辨，能确保通达“思与诗”的另一条正确途径。因为“思与诗”自身也潜含着一个本己被再显的过程。另外我要补充一点，海德格尔说的“思即是诗”，是不是就意味着，理智的“思”和知觉的“诗”之间真的没有差别呢？这个，我用说明性的思维是不可能解答的，因为说明性思维就是经验中感官产生的表象思维——也就是有视觉和听觉对象被反映的思维。这种表象的经验直观思维，不能解答现象学思维设为前提的显象问题。海德格尔对“思即是诗”的提法，事实上就是用现象学思维的“思”来考虑现象学思维的“诗”，所以，他专门说“诗不只是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诗”。我请问，在海德格尔“道说”的“思”和“诗”之外，有没有中国当代诗人理解的那种不是“道说”“澄明”和“无蔽”的专门一种思和诗呢？我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和海德格尔说的“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相混淆。因为在中国当代诗人觉得自己的诗歌写作就是“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的时候，海德格尔恰恰就有一个设成前提的门槛，那就是——思和诗“两者出于道说而相互归属，这种道说已把自身允诺给未被道说者”。也就是说，按海德格尔的提法，中国当代诗人理解的“思即是诗”，首先必须要保证做到在“道说”中不被人语转说、只能处在不说的前提下。因为“道说”一旦被人语说出，就不是道说了。可见，海德格尔“道说”的思和诗，最终是连着“存在”要必须显现的中介问题——语言。我要说：语言首先是体现了差异，才能寓身在显现中。才有所谓的“道说”。海德格尔之所以在晚年要把“道说”、“思”、“诗”、“语言”连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提醒，诗的语言言说如果没有“道说”——也就是自然的自身显现，就不是一种通向“存在”过程的“思”和“诗”。但有一点，海德格尔说的“道说”，既要“未被道说”又要“无蔽”的兼有，这“未被道说”和“无蔽”两者之间，不是差异或矛盾的关联，又是什么呢？我要说，这差异的或矛盾的关联就是“存在”！
实话说，海德格尔提出“思即是诗”，这个看法的标准是单纯从存在学上来的，而我们看“思即是诗”这个问题的时候，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具有存在论的前提，如果“思即是诗”适合中国的诗歌内在状态和规律那回事，那“思即是诗”在本质上就是自身展开和自我推演的。但光是这些明显是不够的，我们只有对海德格尔的思做自为特征上的最周祥的还原，完全回到德国思维迂回中的希腊思想源点，同时对思的另一面内涵，有东方思维从渐悟到顿悟的发现，才能凭更多的路，来接近诗的普遍性本质。因为中国诗人自古也有自己理解样式的诗和思。那么，中国当代诗人如果从海德格尔的“思与诗”提法中，吸取了它本身可以扩展到自己身上的养分，也许就是在做海德格尔思与诗的魔改工作。因为真理的创建就是显现差异。
201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