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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炜:致读者——《灭点时代的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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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22  

王炜:致读者——《灭点时代的诗》序




  过去,关于写作/写诗,我曾写过一些理解、设想和对形式的说明,随时间过去,其中多数失去了必要性。剩下的,虽有所重复,于我却一再显得未被说出。
  您将看到,一些不同的诗重申着相近的动机。我仍希望继续使用,来自中国空间之内的非汉语民族,以及当代实践工作及其思想意识状况的素材。诗集的部分诗作,即写于过去的相关活动中,因此,也是“进行时”的产物。以后,作为写作者,我感到“进行时”在不依附于现实行为、忙碌和事件的前提下,得到也许是更为真实的进行。可能再没有比“进行时”,更促使写作者/诗人与既有的社会时间(包括“项目时间”)相分离,一种新的现实关系即由此产生。这种变动中的现实关系也是一种古老的关系,悠久、剧烈而理当被诗人经受。
  尤瑟纳尔在《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评介》一文中称“政治之诗也是命运之诗”,这意味着,生命实践与政治性在必然中互相带领。正是“政治之诗”为诗人带来了无名性,因为,如果“政治之诗”真实而具有不被保护的崭新性,诗人将被从显见的世界,驱赶入不可见的世界。并非作为意见分子,并非作为题材收获者,而是作为把自身置于无名性之中的、具有过渡性的人,诗人才把握如同命运般到来的政治。也因此,诗人与已有和可能的材料的关系,在发生不可被轻易把握(简单文学性是显见的一种)的改变。因为,材料并不指向可被利用的“客观对应物”,而是指向一个非认识区。那被称为“主题”的,并非混合物,而是诗人为非认识区做的标记。只有诗人在作为“命运之诗”的“政治之诗”中走向的无名性,与他/她遭遇并勘测的非认识区共同敞开于必然,诗人才与临界时刻相遇,从而刚刚开始他的工作。传统——恰如“仿佛因长久沉默而说话嗫嚅/他正是这样站在穷荒之中”的维吉尔——正是在临界时刻出现的,并不出现在准备性的知识中。
  诗人们对一首诗的动态内涵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我曾试图通过冲突性的、灰暗的“事件与事实的序列”——现实中已有的和可能的——制约诗的句法扩张的欲望,并使之清晰化。如今,我希望另一种更为明朗的光线制约和清晰化诗的句法,这种光,来自始终空缺的语言的明天,同时也是精神事物的明天,经过了别尔嘉耶夫所言的人格主义与末世论形而上学的折射。这一明天,悬而未决在我们过于肤泛(专业化是肤泛的精致利己主义形式)的文学性之中。我曾在讨论雪莱的文章中提到明天,但写得远远不够。我试图行文明练,在刚刚濒临危机性的异常时有所约束(为有所揭示),诗节的进展结体多变而整饬,如同一种谈话风格。常常只有语言的变形带来的危机性,才可调试出风格意义上的明练。风格不是修辞成就,而是揭示,是一种过渡运动,语言由于风格的作用才可生成为一个具有危机性的美学事实(同时警惕它产生曾被齐奥朗批评的“闪烁之物”产生的那种幻觉),从而把自身一再地,常常是斗争性地置入对开端性的标示中。
  在二十年中,有几次冬季,从中国各处猛然返回北京的冷空气里,我都有回家的感受。发生大驱逐以后的生活中,我逐渐失去了这种感受。北京与我在过去二十年中形成的纽带已然断裂,尽管因私人原因还需居留数年。也许这将是写作转变的征兆。
  2017年后的诗构成了这本诗集的主体,收入个别此时段之前的诗,是因其有助于呈现整体。我愿意这些诗将我标记为:我是一个2010年之后的诗人。有的诗几经修改,为了接近最可廓清它,从而令我放心的形式。另一些诗,虽可能尚存瑕疵,却使我感到勿需担忧,《灭点时代的诗》是其一。也许我会因为《灭点时代的诗》、《最后一站》和《喜马拉雅颂》而被未来的诗人存读。
  过去,我愿视这些诗为都是为朋友而写。如果某些时刻,它们因率直和不无裨益的戏谑,并且在自由之声因种种原因僵化时保卫反讽,从而稍微接近别林斯基所言“普希金式的朋友之声”,也就不会全无价值。如今,“朋友”只能来自在诗人的难以持存、在其生命和全部所写都可能消亡的危机中,才可显示的未来。这是曼德斯坦姆的诗句“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的否定之声所标示的肯定。但若以未来为尺度,意味着以时代为对象的伦理,必然更富于考验地转变为以将来者为对象的伦理。也意味着,诗人必然会参与到一种新人文主义伦理学的提前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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