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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一行:寒冷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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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31  

一行:寒冷的精神分析


 

  寒冷环绕着我们的自然生命,也环绕着我们的精神和语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寒冷,人最初的恐惧是对寒冷的恐惧。从母体里出生,就是从一个温暖的、受到庇护的“球体-空间”(Sphere)[1]落入一个寒冷的、需要独自呼吸和存在的空间,在这一事实中包含着许多寒冷情境的原型。寒冷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情调”(grounding-attunement)之一,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发生关联或丧失关联的基本方式。在本文中,我们将从诗学的角度出发,对寒冷经验与人的生命和精神空间的关联进行一次直观和描述。
  本文的写作,部分地缘起于对日本学者和辻哲郎《风土》(1935年)一书关于“寒冷”的相关理解的反思。和辻哲郎受到海德格尔启发,将“寒冷”现象理解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理解为共同空间中的知觉,通过这种共同知觉,我们不仅发现“世界”,而且能发现世界中的“我们自身”。然而,《风土》对寒冷的理解过于纠缠于自然与人的直接精神关联(“风土”即是人类共同体与其居住之地方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共属结构),却没有进展到对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联的考虑中,因而缺少对于一种更加精神性、个体性的寒冷现象的关注。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种更深入的探讨。和《风土》一书相近,本文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无非是对我们的实际生命经验的发生方式、基本结构和结构变体的一种描述。思考寒冷,就是要理解寒冷经验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它在“我们”或“我”身上的关联结构是怎样的,这种结构的“基本象”(basic images)或基本隐喻是什么,寒冷经验又有哪些种类的变式。这种理解的目的,是要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并从这里出发去寻求融解寒冷、重建温暖的共属空间的路径。 
 
一、作为风土的寒冷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用“寒冷”来指称一种外部气候,这种气候通过身体触觉而被人感知。但是,“寒冷”却不能被理解为某种客观的物理性质,它并不能独立于我们的生命而存在。那袭向我们身体的寒气,在与我们的身体接触之前是无所谓“寒冷”的。只有在我们与它相遇的时刻,寒冷才当场发生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寒冷”不同于作为客观物理状态的“低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寒冷仅仅理解为一种生理—心理性质的“冷”的感觉或体验。这种“冷”的感觉体验是内在的、呈点状持续性质的,它往往只是局部性的身体知觉,而并不触及到我们的生命整体(尤其是不能触及精神);而在“寒冷”经验中,我们是处身于世界之中,我们已经一向在“外面”了[2],寒冷是世界或生活空间的一种基本情调或氛围,我们自身的精神—生命也受到这种情调或氛围的塑造和调校。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进行一种对实事的划分和限定:作为物理状态的“低温”与“高温”,作为心理体验(感觉)的“冷”和“热”,作为世界之情调或氛围的“寒冷”与“温暖”。前二者分别是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而现象学和诗学关心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寒冷与温暖。寒冷不同于低温,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局部感觉的冷,因为“寒冷”指引出了一个生活空间或世界。寒冷是“我们”或“我”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生活在某一个“地方”,这是生活空间的第一个规定。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地理和气候特征,它表现为其特殊的水文地貌、物产种类,以及特殊的天气、昼夜和季节变换方式。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受到地方性的规定:地方性一方面作为质料或元素构成着我们的身体,决定着其体形外貌、结实和灵巧程度;另一方面,地方性又对我们的视野、视线方向和思想中的基本象(基本隐喻)进行着隐秘的构成作用。这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这里并不存在单向度的决定关系;相反,地方性的生活空间是在人与自然的交互活动中形成的共属空间,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构成、相互参与的进程,“地方性对人的构成”和“人对地方性的构成”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这样一种在地方和人之间形成的共属结构,就是“风土”,它是一个伦理共同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直接(“自然”)规定性。
  与此种地方性相关的“寒冷”,就是作为风土的寒冷现象。它的关联者并不只是作为个体的“我”,而且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我们”。对此,和辻哲郎有过很好的现象学描述:
 
  我们共同感受到同样的寒冷,所以才能把表现寒冷的词用于日常寒暄中。我们之间之所以对寒冷可以有不同形式的感觉,也是因为共感寒冷这一基础,否则就不会有彼此的寒冷感觉的认识。这样看来,走到寒冷之中的不是一个人,而我们大家。……所以,“站出来”这种结构,在走到寒气这一“物质”之前,已存于走向其他的自我之中。这不是意向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所以,于寒冷中发现自己的,从根本上看是相互关系上的我们大家。[3]
 
  同时,和辻哲郎看到,我们并不是孤立地经验寒冷,而“总是在与温暖、暑热的关联中,在风吹、雨雪、阳光等各种关联中去经验”:

  寒冷仅仅是各种气象现象组成的整个系列中的一环。当我们顶着寒风进入温暖的房屋,或度过严冬迎来和煦的春风,或烈日炎炎下逢上一场沛然骤雨时,都不是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气象中来了解我们自己,而是在气候的变化之中首先了解我们自身的变化。但是,这种“气候”也并非是孤立的经验,仍然要在当时的地力、地形、景观的关联中才能经验到。[4]
 
  因此,“寒冷”说到底,是在一个所有环节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与我们相遇,并产生其特定的意义和作用的。我们对寒冷的感受,总是一并关联着我们对诸如“温暖”、“干燥”、“阳光”、“春天”、“屋子”等等的感受,这些一起构成了我们感受寒冷时的背景域,我们可以用梅洛—庞蒂的术语称之为我们身体的“知觉场”或“知觉图式”。在这种风土性的寒冷中,是“我们”或一个地方的人群在共同经历寒冷,寒冷指引出一种共同的知觉空间和共同的知觉图式。
  这种意义上的寒冷,与该地方的其他要素一起,塑造着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在风土中,精神尚未从自然的统一性中摆脱出来,而是依赖于它与自然的共属关系。作为风土的寒冷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的土壤,它在人身上总是呈现为某种直接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在俄罗斯、西北欧、日本和中国北方等地的人的生命中看到寒冷的作用。寒冷不仅作用于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身体构造,而且在他们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作为风土的寒冷,其基本象乃是“雪”。雪作为寒冷地带的生活空间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事物,有力地体现出这一空间中的共属关系。雪从天而降,仿佛带来了神明的消息;雪覆盖大地,让人们在其中栖居和行走。由此,雪的空间是一个天地人神共属一体的空间。这种共属关系并不能同样从“冰”中体现出来,因而“雪”是比“冰”更能体现寒冷风土的自然—精神之象。这一基本象深深地渗透进寒冷风土上人们的语言和思想之中,这时,“雪”就成为了一个词根,其他的词语仿佛家宅一样居于被“雪”这个词所覆盖的生活土壤中。同时,“雪”作为一个基本象或词根,可以在没有雪的地方唤起人们对寒冷的感受。“雪”由此成为人的内在精神的一部分。在“雪”这个词中积着几万年中下过的雪,也积着无数文人和作品的生命气息。这个词所具有的明亮质地,与埋藏在它底部的幽暗和死亡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让诗人为之着迷。我们可以在众多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见证“雪”对诗人想象力的奠基作用。很多时候,它会与另一个代表着共属空间的基本象“火”处在一种对照关系之中——“火”的精神是家(炉火)或城邦(神庙和广场的圣火)的精神,而“雪”的精神则是田野的精神。在特拉克尔那首著名的《冬夜》中,从开篇的“雪花”到结尾处的“清澄火光”的转换,就暗示着“漫游者”从田野进入到家的空间之中。[5]而中国诗人穆旦的名篇《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则以具有同样精神力度的方式,书写了在“火”的精神与“雪”的精神之间的共属关系: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在“炭火”中居住的,是家的精神:它曾经聚拢所有的家庭成员,照亮他们的面孔,从“火”的温暖中诞生出作为家之纽带的亲切交谈和“故事”;而那些“灰烬”,仿佛是睡着的祖先,是“故事”讲完后的静默,它是生命之火的遗留,又构成了对火种的保存和归藏。在家与田野的边界处(“门口”),所有的器具(镰刀、锄头、石磨、大车等等)安宁地承受着人世的流转变迁,它们曾经在祖先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现在,又与我们此世的生命形成了共属关系——这种共属关系在人间发生,却仿佛携带着来自自然和神明的消息。“雪花的飘落”是一个自然中的动态景象,它不仅加深了诗的静默,也加深了诗的神秘和温厚。家与田野和风土的至深关联,就是穆旦这首诗的奥秘所在。
  因此,作为风土的寒冷,始终是一种“我们”共同感受的寒冷,而“我们”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却总是可以回到那个由“火”所打开的温暖空间中。在这里,“我们”对寒冷和温暖的经验是相互参照、相互构成的:我们一起在家里感受温暖,又一起出门感受寒冷。寒冷不仅没有把我们分离开来,相反,却促成了我们在一起相互取暖——无论是以亲切的问候、交谈、拥抱还是以在家共同烤火的方式。在寒冷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可能会更亲密。这种在生命之间形成的共属关系就是伦理精神,它被许多诗人(王国维、海子、骆一禾等)称为“北方精神”,它的品格是道路的修远和岩石的坚韧,而在这修远与坚韧下面,是深刻而温厚的情感力量。正如王家新的《北方札记》所书写的那样,北方的精神是“雪”和“火”的综合,它同时也是我们的身体与土地之间的关联:
 
……让我们在雪封的屋顶下,感受
来自天空的东西
这不是死。这是死
牲畜们紧挨在一起,而麦子
在寒冷的火中长出
纯粹的死是在那一片刺目的雪雾里
这无休无止的大雪
使一个从不恐惧的人,开始发慌
使一个在地里劳作了一生的人
最终如一张悬置的犁
雪呵雪,让我们穿过这茫茫的死
以我们的身体
再一次触着深埋的土地



二、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
 
  在作为风土的寒冷中,是“我们”或共同体在一起经历寒冷。然而,在生命的另一些时刻(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世界中),“我”却不得不独自经受寒冷。这种个体性的寒冷之所以形成,是由于“我”被从共同体中抛离出来,来到了某种孤独的境况中。如本文开篇所说,对“个体性的寒冷”的原初经验发生在出生之时。我们从母亲的子宫中出生,就是从一个温暖的、受到庇护的空间落入一个寒冷的、需要独自呼吸和存在的空间。这一原型的实质,便是人从一种原初的共同体(母子一体)中被抛出来。被抛出共同体的人,是一个孤独的、没有庇护的存在,他处在以前的日常生命的界限之上,并经验到了许多他在以往的生活中不可能经验到的东西。在这种朝向界限的超越中,他可能会经验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或世界(如海德格尔对“畏”的说明),或者在“挫折”中经验到来自“大全”的消息。但先于这种整体或“大全”而被经验到的,是寒冷。所谓“高处不胜寒”,便是因为人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来到生命的高处(界限)的。这便是发生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限界境况”(Grenzsituation)之中的经验。[6]我们并不能直接将这种“寒冷”等同于“孤独”,因为孤独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征,而寒冷除了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特征外,还携带着身体和皮肤的感受。
  个体性的寒冷的所有基本场景和基本隐喻,都与限界境况相关。出生是第一个限界境况。第二个限界境况是黑暗。个体在黑暗中会感受到寒冷,因为它是共同体的火光没有照到的地方。黑暗是没有进入到意义秩序之中的存在,在黑暗中,如果我们不能用言谈或身体接触来建立“在一起”的微弱光亮,那么我们就都是孤独的。光明是温暖的,这一事实具有自然的和精神的双重意义,在精神的意义上,光明是共同体的敞开空间中的一种给予意义和关联的运作活动。而彻底的黑暗则在这一空间之外,个体在其中经验不到任何有意义和关联的东西。当个体处身于这种无关联、无意义的状态中时,他就是在寒冷之中。与黑暗相关的是夜晚的寒冷。这种寒冷一方面与夜间气温的下降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黑暗和孤独相关。每个人都孤独地裸露在夜晚的中心,这种孤独性使得他必须面对寒冷。为了摆脱寒冷,人就通过炉火、交谈来寻求共同体的关联和庇护,或通过睡眠来抵御和遗忘这种寒冷。
  第三个限界境况是比黑暗更深的黑暗:死亡。死亡与冥界的黑暗有关。死亡将人抛到共同体的阳光之外,那里也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人去想象死亡,就会不寒而栗,因为他在想象中跑到了共同体的外部。但是,这种黑暗而寒冷的想象却有着深渊般的魅力,不仅因为它对读者具有冲击力和吸引力,而且它似乎体现着自我的深度。因此,众多的诗人沉迷于对死亡的想象,他们的诗由此笼罩着一层寒冷的色调。在中国新诗中,海子是最著名的“倾心于死亡”的例子: 
 
在春天, 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这一个, 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 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 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的名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反复出现的旋律是对温暖和幸福的渴望。诗人渴望通过返回日常生活(“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通过与“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和“每一个亲人”重建那种共属性的关联(命名和写信),来抵制已经无法自拔的死亡想象所造成的寒冷。这种对共属空间的渴望也延伸到对“陌生人”的祝福中。然而,“黑夜的儿子”还是战胜了“春暖花开”的想象。“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自我不仅从他人和世界中孤离出来,而且从自我内在的共同体(“十个海子”)中孤离出来。这是绝对的孤独。我们甚至可以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结尾处看到这种孤独意识的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诗人在全诗中努力用温暖来覆盖这种寒冷:“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愿”意味着“我”要独自“面朝大海”,而任何独自的、不被分享的幸福都不是真实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为温暖的幻象,其实是从死亡意识的深渊中涌出;在这最后一句诗中,“坟墓”的意象已经暗现出来,“我”已经被置换为一座阳光照耀、鲜花簇拥的“坟墓”。
  海子众多的模仿者们都热衷于这种对死亡的想象。但是,通过对死亡的想象来制造效果,在文学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容易导向廉价的感伤和对死亡修辞的滥用。同时,死亡也有多种样式,只热衷于想象自己的死未免过于自恋,并且根本不包含对这个世界中的死亡的真实洞察。自己的死不同于他人的死,自然的死亡不同于暴力造成的死亡,文学想象中的死亡不同于战争中对死的真实经验,而战争的暴力又不同于屠杀的暴力。最寒冷的死亡是由屠杀的暴力所造成的死亡:这是一个绝对的黑色空间。屠杀的暴力是一种撕裂机制,它在历史中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因为它以一种最为恶意的方式破坏了人类的共同生活及其可能性(战争之后人们还可能进行谈判并试着重新一起生活,但屠杀却使这种可能性、使得共同生活的意愿都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被黑暗和寒冷完全统治的空间。幸存者和见证者对这一空间的经验,永远伴随着身体性的寒冷,如同我们在策兰和维塞尔的诗文作品所感受到的那样。
  每一种限界境况都具有某种寒冷的色调,而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限界境况中的寒冷经验,最终说来都是由作品来保存的。一般来说,个体性的寒冷必须转化成语言(作品)中的寒冷,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尽管经过语言中介的寒冷已经不再是原初的寒冷经验本身。然而,即使有着这种原初经验的不可复现性,但真正的言说和写作活动却能创造出自身特有的寒冷,来弥补它在返回原初寒冷经验时的不足。这是来自写作本身的寒冷。真正的写作,构成了一种与黑暗、夜晚和死亡都带有一定关联、但又将这一切限界境况都包含在自身之内的限界境况:写作就是独自面对黑暗和深渊,写作就是在“进入夜晚”(哪怕他是在白天写作),写作就是在理解死亡或“激怒死亡”(克里玛语)。写作是人作为纯粹的个体,主动从共同体中摆脱出来的方式。写作者必须面对寒冷,因为他是一个人在写作,他面对的是他自己,是自我的深渊和虚无。写作的这种绝对个体性质,使得它与其他的艺术活动形成了对比:例如,歌唱活动是在共同体中发生的,歌唱者要面对观众,并受到舞台灯光(来自共同体的光亮)的照射;而写作则是个体独自进行的,即使他要与想象中的读者进行交谈,那个想象中的读者其实是他的自我的投射物和变体。
  在写作这种主动造成的限界境况中,人有两种可能的对待寒冷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写作来对抗寒冷、融解寒冷,或者是在写作中成为了寒冷本身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在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身上到底发生的是哪一种进程,它们往往混在一起。一个人在抵抗寒冷的时候,也很有可能成为寒冷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寒冷就不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变成了个体的精神质地。
  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最深刻地探询了写作与寒冷的关系。《务虚笔记》的全部人物和事件都诞生于“写作之夜”中“我”的心魂活动(它们是记忆还是想象其实无关紧要)。在书中,每一位人物都有着处身于限界境况之中的经验:无论这是爱和失恋的经验,是严刑拷打和背叛的经验,是被人侮辱和轻视的经验,是坐牢的经验,是残疾的经验,或者是真实的死亡。这些经验都具有寒冷的性质,而作为这一切限界境况的探询者——“写作之夜”中的“我”,则处在所有寒冷的核心。《务虚笔记》仿佛是在与字里行间散发的寒气搏斗,我们可以感受到写作者笔尖和手指的寒颤。通过将自身置入到“写作之夜”中,史铁生理解了各种形式的作为个体精神质地的寒冷,也理解了写作本身的寒冷。
  在写作中,不仅个体性的寒冷可以得到保存、辨认和澄清,而且作为风土特征的寒冷也可以进入到语言中,来推动和加深作品空间中的寒冷。例如,乔伊斯《死者》结尾的著名段落就浓缩着死亡、黑暗、孤独、夜晚和雪,它将个体的寒冷和风土的寒冷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极为强烈的效果:
 
  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泪水在他眼睛里积得更满了,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在想象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的身形。其他一些身形也渐渐走近。他的灵魂已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在《死者》中,主人公加里布埃尔从小说前半部分明亮热烈的公共空间(他在聚会上作了一个演说)回到幽暗孤寂的个体空间中,并在这种孤寂中洞悉了自己之前的愚蠢。这是黑暗和寒冷在教育人变得清醒和自知。但就在这种孤寂中,他想起了往昔追求过自己妻子的一位早夭的年轻人和他早夭的爱。他仿佛把自己当成了那位死掉的年轻人,因而为其感到悲伤;在这种悲伤中,他对妻子的爱又被重新唤起。正是在对爱的渴望这一点上,他的灵魂开始与那位死者接近或沟通,继而与所有的死者沟通——他们都曾经和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和爱过。于是,将生者与死者隔开的墙消失了,生与死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共属空间:“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这是一个并不明亮和热烈,但却能给人以深刻慰藉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融化了个体性的寒冷,并将人带到自然与历史的不息流转中,人的生命在这里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和位置。小说的最后,是“雪”将一切覆盖。我们可以认为,主人公是从个体的寒冷重新回到了作为风土的寒冷,这也就意味着,他重新返回了伦理共同体:那由生者与死者的共同活动构成的土地的精神。
  与乔伊斯相近,张曙光作为最频繁地写到“雪”的当代中国诗人之一,他对“雪”的处理也融合了风土的寒冷与个体性的寒冷。张曙光对中国东北冬季场景的书写,当然与他在那里长期生活所形成的风土感受息息相关;但他更着力的,却是在诗歌中书写那些更隐秘、更私人性的下雪场景。正如他在《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一诗中所写,他的诗在本质上是一种回忆,是一种“使死去的事物重新复活”的努力:“或许诗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使那些事物重新复活/死去的时间和声音,以及/那一场雪,用那些精心选择的词语/或旧事物中美丽而温暖的意象”。他对“雪”的情绪是矛盾和暧昧的:一方面,“雪”构成了他诗歌的基本场景和主要词根,下雪总是让他对生命进行思考,给他带来“惊喜、忧伤和困惑”(《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另一方面,“雪”又围困着他,并让他憎恨,“在我的诗中总是在下雪,像词语,围困着我们。/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于冬天和雪/我充满了难以抑止的憎恶和仇恨”(《冬天》)。这种矛盾的情绪集中地体现在下面这首以《雪》为标题的诗中:
 
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感到
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
我想咳嗽,并想尽快地
从那里逃离。
我并没有想到很多,没有联想起
事物,声音,和一些意义。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空气中浮动
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
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
我不知道死亡和雪
有着共同的寓意。
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
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
母亲在1982年死去。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冷静、节制的语调,回忆了他第一次面对“雪”时的经验。这不仅是对雪的经验,而且是对与雪相关的、一个过去世界的经验。诗的最后三行暗示出诗的真正动机——雪让诗人想起已去世的母亲,想起她抱着自己的场景。“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这是否意味着,诗与哲学一样始于惊奇?但事实上,诗的开端是对惊奇的回忆,以及惊奇深处的恐惧。“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这是诗人用当代语言重构了他幼年时的经验。他用“哽”来说明这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状态。而当年作为孩童的我,不可能这样描述经验——“现在”的语言和修辞就这样渗透进回忆中。“我想咳嗽,并尽快地/从那里逃离。”逃离缘于恐惧。为什么雪会让他恐惧呢?这是否是在暗示,当诗人第一次看见雪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雪和死亡的关联?在这首诗的中间部分出现了很多“没有”,那些成年人才能获得的知识、理解和意义方式,在孩童的经验中还不存在。但是,回忆是精神的活动,它总是被“语言性的此刻”所中介。比如“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当诗人说“没有”的时候,这种阅读经验又以十分悖论的方式进入到了回忆之中。“雪”就这样溢出了第一次的初始经验,与诗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关联。回想自己的人生,诗人发现,周围那些陌生的面孔,像雪片一样“在空气中浮动”,然后消逝。最后三行回到了最初的场景:他作为孩子被母亲抱着。这是一个温暖的场景,他还身处于一个简单而安全的世界中。诗的最后,以母亲的死、以温暖的终结来结束。怀抱消失了。雪,成为了死亡的代称。
  在诗的回忆中,寒冷与温暖、生与死、惊奇与恐惧就这样混合在一起。这首诗,始于惊奇,而终于死亡。诗人之所以想到雪,既是因为母亲的死所带来的寒冷,更是因为那已过去、却仍然滞留于记忆深处的怀抱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被雪所覆盖、抹去,却又被雪收藏和保存。不仅是陌生的脸,熟悉的脸同样会在雪花中消失,继而在诗中重现。 
 

三、作为无关联状态的寒冷

  在限界境况中,人是作为唯一性的个体在经验寒冷。这种寒冷乃是个体脱离共同体的庇护(由“火”打开的温暖或光明空间)后感受到的精神氛围。在某种意义上,个体能够感受到寒冷,表明在他的灵魂中仍然保有对温暖或共属关系的渴望(海子的诗是一个明证)。无论他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进入这种寒冷,无论他是因为共同体的压迫(这种共同体已经败坏)还是因为想要接触一些陌生的事物而进入到这个区域之中,他仍然具有重建共同体的意愿——他愿意被他人注视或爱,并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分享和交流。然而,正如自然中的寒冷会伤害人的身体那样,这种限界境况中的寒冷也会伤害人的灵魂和精神。如果一个人长久地呆在这种寒冷之中,会使得他的心灵变得扭曲和变态:他的灵魂在寒冷中已经不只是去承受寒冷,而是自己成为了寒冷本身。
  这种作为灵魂本身的构造方式的寒冷,是由于爱的渴望在爱的极度缺失下产生了变异和扭曲而形成的。灵魂本身的寒冷,按照其扭曲程度的不同,也包含着不同层次。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仇恨成为了灵魂的主导情绪;而最极端的一种,则是厌弃一切或对一切冷漠,冷嘲和无动于衷是这种寒冷者最常见的行为。从“限界境况的寒冷”向“灵魂本身即是寒冷”的过渡,是个体与共同体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和固定化的过程。当这一距离发展为一种绝对的无关联状态时,灵魂本身的寒冷化就完成了。里尔克的诗《孤寂》是对这一过渡状况的书写,其中的“雨”可以视为这一过渡地带中的寒冷的基本象:
 
……孤寂的雨下个不停,
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
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
失望悲哀,各奔东西;
当彼此仇恨的人们
不得不睡在一起。
 
  每个人都被困在这“孤寂的雨”中,也就是被困在他们彼此的无关联状态中。“昏暗的黎明”,可以视为“黑暗和夜晚”这一限界境况的变体,人在其中感受到深刻的寒冷。然而,比这更寒冷的,则是那种“在一起却没有真正在一起”的状况。本来,人们靠在一起是为了相互取暖,抵御夜晚的寒冷;但当他们的生命和灵魂本身失去了温度,这种“靠在一起”并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当他们经验到了这种无关联状态,一般会因“失望悲哀”而离去,寻找其他人来重建共属关系。最可怕的,是这种无关联状态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生活本身——“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他们的灵魂就会彻底扭曲,寒冷的“雨”会下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在那里冻结成冰。
  对于此种灵魂本身完全寒冷化的人,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是值得交往和珍视的,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爱的意愿,甚至连恨的意愿也逐渐消失(正如舍勒所说,恨是奠基于爱的,没有热烈的爱就没有激烈的恨)。极度的无关联状态是这种寒冷的本质。寒冷者不需要任何他人,也不需要任何温暖,因为他已经不再能感受到寒冷——只有他人能感受到来自他灵魂深处的寒冷。
  我们可以借用舍勒的术语来形容这种灵魂状态:它是一种极端的“迷乱”。迷乱产生于灵魂中爱的秩序的紊乱。灵魂自身生来就携带着一种来自上帝或神的爱的秩序,这是一个由各种价值质或价值形式构成的等级序列,人先天地具有按这一等级序列对事物进行价值评判的能力,如果受到正确的培育和引导,他会按照这种先天秩序去意愿、认知和评价事物。爱的秩序的核心,是将神理解为爱的绝对开端和目的(亦即绝对价值),其次是将他人的人格作为目的。然而,在现实的历史世界中,人们的灵魂总是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对这一先天秩序的偏离,由此产生了灵魂秩序的紊乱或迷乱。迷乱的一般形态,是将相对性的价值置于绝对价值应在的位置之上,这种占据了绝对位置的相对性的价值就是“偶像”。[7]例如,一个吝啬鬼是以钱财为偶像的人,一个虚荣者是以他人的目光为偶像的人。而那种骨子里寒冷到底的人,他的迷乱达到了最极端的境地:他并不将某种相对性的价值当成绝对价值,而是将所有价值的位置本身从心灵中完全毁弃,他完全否定了自身中天赋的爱的能力。如果对某一事物的爱(无论是何种层面的爱)是我们与这一事物建立起关联的前提,那么,人在否弃爱的意愿的同时,也就将自己与任何事物和他人隔绝开来。
  这种类型的自我主义与极端自私并不相同。自私者仍然需要他人,需要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尽管在他与其他人之间只存在利益关系;而在这种自我主义者那里,严格说来他并不愿意与任何人生活在一起(他此前就生活在绝对冰冷的虚假共同体中,因此他认为“他人”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他的威胁和伤害)。如果可能,他会选择在无人的高山或孤岛之上生活,如同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画家Z所说的(尽管Z是在强调这种生活的高度让凡人仰视):
 
  在旷野,在荒漠,在雪原,在林莽轰鸣的无人之域,在寂静的时间里,在只有阳光和风暴可以触及的那儿,对了,雪线之上,空气稀薄的地方,珠穆朗玛峰顶,人迹罕至,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不多的几个到达过那儿……[8]
 
  在这种极端的迷乱中,个体与共同体的距离被拉大到极点。他不愿意与任何人、甚至是任何事物建立起共属关系,他轻蔑任何一种建立关联的行动或尝试。他那扭曲的心灵使得他根本不能承受任何一种爱的关联,因为爱就意味着放弃自我的防卫,意味着将自身裸露于可能的伤害之中。这种人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在自我内部建立起了无限高、无限坚固的用来自我防卫的厚墙。我们无法与这样的人形成真正的交流,当我们注视他们的眼睛时,他们的眼睛深处是永远不化的寒冰。 
 

结语:温暖空间的重建 
 
  在以上三种形态的寒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状况。在作为风土的寒冷中,个体并没有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他是作为“我们大家”中的一员来一起感受寒冷,并能随时通过相互取暖的方式抵御寒冷;在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中,个体从共同体中脱离出来,独自面对寒冷,但仍然保留着重返温暖的共属空间的渴望;而在作为无关联状态的寒冷中,个体成为了寒冷本身,因而不再能感受到寒冷,他绝对地与共同体分隔开来,不再有重建共属空间的愿望。
  如果我们并不愿意成为第三种形态的寒冷者(愿意成为这种人就等于愿意放弃一切愿望,因为所有的意愿都出于爱),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对温暖的渴望中。对温暖的渴望是生命最初、也最深的渴望之一。正如萌萌所说:“人可以在黑暗中行走,哪怕走得艰难,却不能没有温暖。……温暖永远是比光亮更基本的需要。”[9]而温暖,只能来自于共属空间中的纽带,亦即作为“火”的精神。对于一切寒冷,我们只能通过返回或重建共属空间来抵御和化解。
  在现代世界,由于共同体及其风俗礼法的解体,那种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主导生命经验,一些人在这种长期的寒冷中变成了寒冷本身的一部分。另一些人为了逃避寒冷,躲到虚假的共同体中,全然不顾那里本来就是压抑人、因而个体要从中逃离的地方。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在于,用命令和服从取代了爱和恭顺,用机器般的体制同一性取代了真实、亲密的共属关系。因此,重返温暖空间绝不是要逃避寒冷而躲到现成的、已经败坏的共同体之中,而是对一个新的共属空间的创造。这种创造要求人既能直面个体性的寒冷,保持那种从黑暗而来的清醒精神;也能构建出一种真实的与他人的关联,让作为“火”的精神来照亮和温暖自身。唯能进入温暖者方能抵御和面对寒冷,唯能承受寒冷者方能感受真实的温暖,而非满足于虚假的温暖幻相。在寒冷与温暖、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自由进出的能力。
  这一切都有赖于在我们的灵魂中重建“爱的秩序”。那些能创生出一个共属空间的人,必定是生命本身就具有这种共属关联的人——在他们的灵魂中有“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将全部的生命经验统一为一个整体,而这分寸就是来自神的“爱的秩序”。禀有此种秩序的灵魂就是这个世界的火种,它从生命的内在深处燃起,并寻求向更广大的境域扩展。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保存好自身的火种,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汇集在一起,共同点燃整个炉膛。 
  
  
注释:
 [1]“球体-空间”(Sphere)是德国当代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核心词语,也是其主要著作的题目,它是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chora、前现代的“天球”(Celestialsphere)、现代世界的“全球”(Globe)、现象学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等概念的综合、修正与改造。斯洛特戴克以Sphere的三种变式(“气泡”、“全球”、“泡沫”)为轴线,创立了一套关涉人类生活秩序及其历史变迁的独特空间-历史哲学理论。在《球体》(Spheres)第一部“气泡”(Bubbles)中,斯洛特戴克认为,人并不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而是生活于一个比“世界”小得多、有限得多的“球体-空间”之中,这个空间的最初形式是母亲的子宫。“子宫”乃是人类共同体的原型,也是人类深层记忆中最温暖、美好的生活空间。但是,母亲的分娩使胎儿不得不离开这一空间,从温暖的场所滑落到寒冷的世界中。人在降生后的主要努力,就是通过想像、行动等方式重新建立一个类似于子宫的新的球体-空间(即以“家”为代表的各种共同体,他称之为“气泡”),将自己重新包裹、庇护起来,不用直接去面对世界的寒冷。对于本文来说,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很好地说明了寒冷经验的原初发生场景,也提示出了摆脱寒冷的可能路径。
[2]正如和辻哲郎所说:“我们自身关系到寒冷无非是因为我们自己已来到寒冷之中……从根源上看,‘在外界’的不是寒气这类‘物质’、‘对象’,而是我们自己。‘站出来’是我们自身结构的根本规定,意向性也是基于此的。”参见和辻哲郎《风土》,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6页。
[3]和辻哲郎:《风土》,前引书,第6~7页。
[4]和辻哲郎:《风土》,前引书,第7页。
[5]参考海德格尔对此诗的阐释。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6页。
[6]本文并不完全在雅斯贝尔斯的意义上使用“限界境况”这个词。雅斯贝尔斯使用这个词主要是为了显明,人在朝向界限超越时所遇到的“挫折”,能使人领会超越者的真谛从而获得真正的实存。而我们强调的则是限界境况中人因脱离共同体而感受到的寒冷。
[7]马克斯·舍勒:《爱的秩序》,林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52。
[8]史铁生:《务虚笔记》,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624页。
[9]萌萌:《升腾与坠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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