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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炜:《埃及笔记——一份不合时宜的沉思》之3:谈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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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6  

王炜:《埃及笔记——一份不合时宜的沉思》之3:谈我自己




  这不是一篇自传。我从未写过那种常见的自我异常化、自我神圣化的诗人自传。随着生活的流变,如同死亡在隐约可见一样,自我的隐约可见,逐渐促使我想要在主体性的层面有所自我叙述。以往,有时某些情境需要我解释自己的写作,且往往有申辩意味,但并不是以主体性为立场的自我叙述。在尝试对主体性的内在起源——以及对于内在起源在“知性”形成过程中的显现有所叙述方面,我的榜样是E.沃格林简明扼要的《自传性反思》,以及布尔迪厄同样简明扼要的《自我分析纲要》。
  这也不是一份其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自我核心化的“过来人”发言,往往以谦朴示人,但是,“想方设法让别人帮助自己成为那个唯一的人”。另一个就通常意义上的时代距离而言,更为遥远,却总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文本榜样,是亨利希·海涅晚期愈益具有自白性质的杂文。
  我是一个“中国诗人”,这使我不能仅仅因人本主义受到来自国家的威胁损害,即全然站在否定“中国”这一存在事实的立场。“我是中国人”这一自我叙述,在今天,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异化的现实王国而容易被推翻否定。但是,我属于希望“我是中国人”具有俄罗斯作家“我是俄罗斯人”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的那种人,也许,我属于还能将此看作必要的自我认知路径的最后一代人。但是,“中国空间”在成为异化的现实王国时,也在产生内在的非认识区——除了表现为缺乏被理解的、生存于中国空间内的非汉语民族存在,也表现为精神性的,表现为“在祖国的转向中,物的整个形态发生变化,自然和永存的必然性趋向了另一种形态,向荒原或者新的形态过渡。”(荷尔德林《关于索福克勒斯<俄狄甫斯>的说明》)。与非认识区的关系,不论以实践活动为表现还是以思想探索为表现(我反对区隔两者),而非与国家许可的文化材料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中国诗人”的“中国”这一前缀是何种性质,具有何种意义。非认识区并非平衡了,而是不断影响和改变着对“中国空间”的认识。在现实王国与非认识区的双重叵测之间,我所理解的“中国诗人”,没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文明之子”,但也不能顺理成章地做一个民粹主义化了的还原论者,即认为“中国”这一前提对于知识、对于异质性有决定性的权力。在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危险之一并非知识的沦落,而是反智主义的知识化,是无知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后者正是竹内好在评述“亚洲共荣圈”时所用的词语“无知的极限化”的前提。“无知的极限化”会以表现为社会潮流的外在化形式,污染并摧毁精神性的事物。因此,我意识到诗人的责任并非扩展知识的异质性(在现代主义美学教义的支持之下),而是参与辨认并明确一种精神性的知识。过去,凭借某些工具化的戏剧活动,因为密茨凯维奇的作品和柄谷行人某些言论的启发,促使我也赋予自己一个任务,去面对“什么是中国人?”这一问题。现在,我希望不再重复过去的叙述。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意味着理解力的临界时刻,意味着已经到来的自我认识与外在认知的边界,也许,正是这种边界的感受驱使我写下这些自述。
  首先在体裁意义上我是诗人,简言之,体裁即精神性在艺业层面的实现,这也意味着,我接受从体裁——作为一种专指的艺业形式且蕴含若干深度要求——来规定我是一个诗人,不认为一切非体裁也即非实践的泛文学性可以产生诗人(就此还需补充的是:体裁有其易于仿制的一面,因此体裁也是对模仿性、对泛文学性的掩饰,怀有此认识,使我一直注意观察:我是否因为我的体裁立场而产生偏见,或因体裁的成形而高估其实质——有许多诗是在体裁上成形的“准诗”——或因体裁的随便而低估其异质性)。在写批评、文学杂论、剧作时,我也主要是作为一个诗人在写作。对于我,诗人意识与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贯穿了我的生活,我不认为可以剥离两者。我的生命因为是一个诗人的生命从而是人的生命,对我而言,“人”不是“诗人”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而是相反。“诗人”不是“人”的客观认识对象,这使我不满于“写诗的人”对自身“作为诗人的一面”的自我对象化描述,并因此获得一种世俗还原论意味的朴素形象,这是社会标准内化于自身了的诗人的自我客体化,是诗人的退化。我不反对形象。我不是精神分析论者,关于形象如何标示了形象的缺位,形象如何是对形象的欲望,毋庸我多言。仅从一个文学写作者的立场,我相信形象不仅并非症状,而是主体性的突变,不能在临床层面去认识,只能在精神性的创造、在与之同工的意义实践中才可认识,但这样一种意义的形象退化了。另一种替代性的形象,是作为“次等实在”(second reality,“生存于异化状态的人所创造的实在形象”)的形象。文学和艺术创作者身上的“次等实在”是其自我客体化的结果,因为修辞的掩饰而不易发觉。往往正是诗人们自己而非他人,直接显示了“人”在担负“诗人”方面的庸俗性。我倾向于把对自我的“质朴化”叙述视为一种症状(我曾写过一句诗:“质朴也是眼前的一个鬼影”),我认为,这种质朴化的自我叙述与格调主义的自我叙述同样虚假和有害。“人”作为一个概念不具有先于“诗人”的决定论权力,我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在生活、遭遇和写作,并因此成为现实之我与如今之我,这是我的主体性的主要来源。
  对于人们关于诗人的愚蠢看法,也对于诗人们自己在与认知、与现实等相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愚蠢(可参考E.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穆齐尔论诚实的糊涂和高明的糊涂”一章),我希望我都能够处变不惊。可事实上,我仍然常常被其程度所惊愕。尽管我认为,构成人们对诗人的歧视与讽刺的那些看法,我与之并无共同之处,但我逐渐不再争辩,因为我发现,我不仅不能豁免于、而且要分担一部分积累于“诗人”这一名词之上的愚蠢。但是,我小心地把这种自愿分担的愚蠢和文人意识区分开。我一直对于文人化的看待自我、写作和现实毫无兴趣,这种隔阂,在我身上如今更深了。文人意识,即认知匮乏的浪漫化,往往也表现为较为内在的叙述。文人意识也出现在非文学领域,当我在愿意采用“去文学化”为自我叙述的哲学、艺术从业者身上看到文人化时——常常表现为一种泛文学性乃至蹩脚的文学性——我就会对其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这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区别,毫无特别之处,但对我的帮助不亚于专精的知识。四十岁以前,在我身上存在着一种依赖现代主义美学所导致的缺乏自我认知。矛盾的是,现代主义美学本产生自人的自我认知革命,但我却常常感到如今它是创作者自我认知的障碍。我发现文化身份层面的、而非实践性的现代主义美学庇护了思想上的保守主义,文学创作者的保守主义——不仅存在着对于未来、也存在着对于过去的保守——被偶像化的现代主义美学教义(及其派生的先锋立场)所掩盖了。实际上,现代世界(尤其20世纪后半叶)的一种重要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现象,是那些不在欧美现代主义美学主流地带的创作者对现代主义的摆脱。这种摆脱,并非“返回”古典主义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而是结合这一切以逾越现代主义,并且,其考虑对象常常并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文学,而是致力于一种非文学、却又必然高度呈现于文学语言的主体化运动——人民的主体性的破碎、人民的主体性的不断激发的运动。在此已经不能不提到“民族作家”或“第三世界作家”,我相信总能够从精神性的理解中,而非从后现代理论中找到取代这些命名的更好命名,现代主义美学精神并非在其写作中被抛弃,而是非典型性地隐在于其中,获得了一种并不寻常的次要性,而且——更紧张了。一方面,从各种阅读和学习中我看到,现代主义美学教义已经不能对人指出,人在这种主体化运动之中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现代主义美学教义已经不能对我指出,我的思想意识的真实情况。四十岁之后我发现,对现代主义美学教义的逾越和偏离所指向的,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减法——这是一种把人推向更深孤独的积极性——我开始明确: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同样有消极人文主义与积极人文主义),易卜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受别尔嘉耶夫影响的人格主义者和末世论形上学思想者。然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次要于诗的影响。有个时期我沉湎于对人类学、地缘政治和亚洲学的兴趣,但是对世界现实的一种“构成主义”的热情,逐渐被“积极的减法”所指向的精神性向度所取代。过去的时光中,我像所有往昔与现在的自我教育的写作者那样,对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主要美学思想、政治学、观念史和哲学理论有所了解。但我的思想主要来源仍是不同时代诗人的创造,以及近代文学家。
  有两种现象在我身上活跃。其一,是敏感于他人作品的独特之处,始终愿意阅读风格、立意迥异的作品,并且有批评家的意识。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我很少写同时代人的评论,因为不能规避这种情况:由于不可遏止的对激发性的敏感,和对表达的充分性的要求,使我所写的可能比评论对象实际所是更好。赋予利己主义者并不具有、或并不充分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慷慨,也许还是损害,既损害我自己,也损害了那被言说之事。可是,人们往往为了规避这种损害而变得自私麻木(或者另一种情况:因为全然自私,把批评作为用“意义交际”来掩饰的利益交换)。另一种现象,是四十岁以后,一些并不以年龄发展为准则的生命状态交叠、乃至“错乱”存在于我身上,因此我开始完全撇下艾略特的论断,撇下那些对于生命状态的步骤性叙述——也即一种秩序化的对生命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自我联觉”,是不同生命状态共在于一个人身上的、本应如此的情形。尼采所写的三种变形——“自我联觉”的象征性叙述之一——骆驼、孩子、狮子,也发生在我身上。相比尼采的观点,艾略特式的、对于诗人的工作生命的步骤性论断,可能只是诗人与死亡之间的一种较为平庸的关系。艾略特的另一个著名观点同样与诗人的工作生命有关。“非个性化处理”是针对诗人通病的一种其实相当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三十岁左右时,我因为对成熟性的需要,从而接受艾略特的观点。以后,我越来越不同意艾略特,并认为别尔嘉耶夫在个性问题上的认识更深刻,并且也更伟大。并且,我逐渐用“非利己主义处理”来取代“非个性化处理”,因为非利己主义既保留个性,也可以标示个性的积极性与广度,从而克服“非个性化处理”所针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狭隘美学神话。“非个性化处理”的观点无法处理那需要被再次打开的不成熟性。不成熟性——我在《最后的历史天使》一文中第一次尝试了界说——不是通常所说的幼稚性,而是诗人身上的“另一个人”——既另类于他者也另类于自我——和在写作实践中的另类工作生命的随时与动态生成。年轻的自我关注者对不成熟性的标榜(以及对我的观点、语言的盗用模仿),常常纯属思想上的幼稚。
  对力量问题的关注——也对它所附带的运动性的关注——很早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这不是一种对奥林匹克意志的兴趣。起初,我在边疆工作中经历的大地自然界,在集体工作现场,也在视觉艺术中看到力量的在场形态。在一些伟大的电影中,并非影像的动态效果,而是情势的运动——由情节生成的,情节与视觉影像的共同振荡并突变为创造性的失控——使我看到力量的美学表现,如今,我对力量的视觉实现失去了兴趣,因为看到视觉艺术中的力量状态有一种媚俗性。但是,力量问题仍然是我的主要关注之一,启蒙仍然主要来自于诗,来自弥尔顿和一些历史著作。并非物质表现(影像是其诡辩形式),而是力量的精神性呈现,对于我是一个难以舍弃的谜。迄今有六个问题,对于我吸引力不减且与日俱增:灵的问题(我试图结合从阅读沃格林与别尔嘉耶夫中得到的有限理解),力量问题,生存于中国空间内的非汉语民族,非认识区,死亡,以及终于到来的自我问题。
  我对此时代的利己主义有深度反感。此外,是贯穿我迄今全部生活的,对分歧的体验。我年轻时的人际关系与分歧体验大部分无积极性,没有给予我激发性的经验,更多是对人性弱点的认识。我看到,人们对自我与他人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年轻时的人际关系经验之中。或者说,这些经验从未超过一本我彼时喜爱的书,从未比一本书更能带给我对自我、对写作的未来以及对光明的认识。我并非对日常现实的人与生活漠不关心,而是在烦扰与研究之间,常常只能寻找一个临时的自我立足点。对分歧的体验,也包括与广义的愚昧偏执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的冲突关系,这些具体表现往往是疯狂的,与之的分歧,带给我许多对于人的局限性的痛苦感受。我在我的“人论”路径中常用的一种:“敌人”、“陌生人”和“临时的人”的关系体中,在与之有关的诗作中概述了分歧体验,并将其置放于政治性的变形图景之中。在此图景中,“赤裸生命”也是赤裸生命者们相互制造的,人并非参与了彼此的发展,而是参与促成了彼此的消亡。
  其他一些基本面。我是“中国特色的读译文者”,但若以这一将我客体化的命名为依据,则无法评价我的写作,我相信未来会确认:后者所能提供的证据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有时,我与同辈的张力在于我怀抱这一信心,而对方则持虚无主义态度、或以有意无意的身份等级论斥责我竟然有此奢望。对于我,这不是奢望,而是异常清晰的自我确认。我与同辈的关系从不和谐,并且,我的同行经验从来不是积极性的。同行现身的时刻,有时是一个刻奇的场面,有时是一个鬣狗荒原。我会间歇性地愤怒于,竟有如此之多的庸佞之人以“诗人”和“作家”之名大行其道,足以令十个卡尔•克劳斯扼腕无奈。名不符实者的普遍化,不能仅以是人类常态来解释,我认为它更是中国此时代的症状。我从未停止习读古汉语著作,但我从未产生国学崇拜的情感和对其神圣化的想象。我从不接受来自国学材料的心理暗示,或借用它赋予自我某种形象,并且一再看到其虚妄性,尤其是对世界和异质性事物的虚妄态度。我有理解并阐述哲学观点和进行“思辩”的能力,但我认为我主要是感性的。我对情感控制的理解,无非源于艾略特在诗人的情感教育方面的教诲。写作者常以感性为自我强调,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感性,只是偏执化了的肤浅印象,以及不能改进和放弃肤浅印象、不能放弃其对利己主义的有用性从而做出的情感化叙述。我也不同意完全症状化的自我认识,这是无能和自我放弃的表现。创作者不应也不可能提供以自己为案例的临床对象。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临床认识,尽管有其深刻成就,但会造成在对人类的创作活动方面理解的偏狭。过去,以田野工作和对生活基础面的伦理认识为例,我在关于“不可能的客观对应物”的随笔中,对艾略特的美学方案有所反对。如今,我发现最不可能的“客观对应物”,就是我自己。此外,精神性的自我认知和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一味道德化的自我分析与自我评价,我希望它是未来之我、是写作的未来的前提。最后,我想重复一个过去的观点,独特性是流动的,不会被某一例外的个体所独占。我相信“一个人就是全部”,这是我认同的精神性的民主,也是我愿意相信的神秘主义。世界的堕落也在于,“一个人就是全部”这一可能性完全被关闭了。



《埃及笔记——一份不合时宜的沉思》目录
 
1、在这个六月
2、何为“不合时宜的沉思”
3、谈我自己
4、我思想中的不足,以及对我的写作经验的反思
5、无韵体诗刍论
6、别尔嘉耶夫与教条主义诸相
7、显性和隐性的极端主义
8、“未完工的巨石像”
9、马哈福兹与现实主义
10、十四年后再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
11、“反成功性”究竟是什么?
12、“黑暗昭昭”
13、对于我,人格主义与末世论形而上思想意味着什么?
14、反思“诗艺”
15、对“非在”的一点理解
16、如今的走向消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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