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Avantgarde）的概念在
比格尔教授的理论分析中具有几重含义，而这几重含义又有机地重叠、交织在一起。在《先锋派理论》中，比格尔将“先锋派”/“先锋主义”处理成一个功能性、描述性的框架和范畴，其含义并非是实体性、永恒、一定的，但其对社会条件和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内含一种批判性观照的立场，因而其批判的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联的形式，包括内容—形式背后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具体的生活实践内容，赋予“先锋派”一种语境性的含义。此种语境性的处理，受到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影响，在阿多诺看来，“审美理论中天生就有历史”，“它的范畴具有彻头彻尾的历史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派”便具有一种将内在的审美体验、文学或艺术表达的内在形式历史化的冲动，“先锋”就不单单只是在“文学”诸种内部要素中加以讨论的形式层面的自律问题，而本身即附着于文本生成和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比格尔教授界定之“先锋派”的几大特征。其一，乃其不间断的批判性，构成“先锋”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核心要旨，并且“先锋”唯有在批判性的意义上，才有其“不变”的美学追求，才成为一种“功能”和“方法”。其二，乃“先锋”的具体内容和含义是流动、变化、非固定、受特定语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催生的，“先锋”的含义是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人之境况所赋予的，在每一个时代的具体表现均不尽相同。其三，“先锋”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性”，“先锋主义”通过文学艺术的某些变形的表达来达到对社会生产关系、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和剥削、各种社会力量矛盾和冲突之批判性的审视。
“先锋派”的批判性指向文学和艺术中不证自明、谓为真理的艺术自律性。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否定了那对自律艺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分离、个性化生产、以及区别于前者的个性化接受。先锋派要废除自律艺术，从而将艺术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在比格尔看来，先锋派是一种“批判科学”，它将自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文学的“真理”不是固步自封的艺术的形而上学，而是历史过程中生成出来的一种游动的“功能”。比格尔非常看重“先锋派”在否定和批判封闭而自足的艺术自律性的过程中自觉生发的那种“政治性”：如果说“艺术自律”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化的表述方式，它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斗争、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力量，那么，“先锋派”将文学、艺术与活生生的充满斗争和各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辩证性力量加以整合起来的实践过程，恰恰也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反抗。比格尔同时认为，“真理”是一个在具体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生成的“范畴”，不是预先给定的，而“艺术的自律性”恰恰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生存世界和生活过程，其作为一个“范畴”是“非真理”的，而“先锋派”以一种不断破却既成要素的动态方法处理文学和艺术的素材，在方法上则恢复了“范畴的真理性”。
同样是在批判性的方法论本源上，“先锋派”/“先锋主义”的“批判性”，并不仅仅指向其表达、观察和嘲弄的对象，而同时也指向其自身。“先锋派”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它的素材，其批判性的最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先锋派”对其自身的逻辑和机理加以否定。“先锋派”是一个不断在既有的成规和模式中加以突破，又不断自反的美学概念，而其特别具有“先锋”意味的地方，恰恰在于其自反的过程，这其中内嵌了文学和艺术的现代性中最具悖论的部分，但也构成其之所以为“现代”的原因。
此种“自反性”又再度反过来证明了“先锋派”是一个在运动着的历史过程中生成出来的语境性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先锋派的理想往往遭遇来自资本和消费逻辑的挑战，甚至被它们收编。我们常常会看到，原本先锋的文学和艺术，经由通俗小说或商品美学的渗透而变形，而徒剩一个“先锋”的壳子。比格尔将此种“先锋派”的堕落阐释为“虚假的扬弃”，它看上去对既成的陈腐和反动的事物加以批判和否定，但实际上在“里子”里曲折地与它们同流合污。它是一种“伪先锋”的、纯形式化的艺术，此时自我标举为“先锋”的作品除却其表面的形式化要素之外，其精神的内质已经被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所同化、改造和征用。此时，“先锋派”便不再是解放的工具，而徒然成为压迫的工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