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诗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在林泉和朝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反应在诗歌文本中，就是自由写作和命题写作之间的平衡，这道题的回答具有难度。事实上，许多优秀的诗人都在尽量避免陷入宏大语句的写作，而江西诗人范剑鸣于2017年出版的诗集《大地庄严》，可以视作是对这一提问的应答尝试。
《大地庄严》由四辑构成，分别是第一辑“在武夷山西麓”、第二辑“风俗志”、第三辑“大地深处的足迹”和第四辑“马说”。其中， “在武夷山西麓”辑中，进行的是打上了文化标签的地理属性书写；在“风俗志”中，诗人的创作重心转变为具有鲜活温度的人文属性书写。如果说在第一辑中，诗人提供的是一个“山村的秩序与我紧密相连”（《在武夷山西麓》）的地理场景，那么在第二辑中，诗人提供的就是在这片文化地理上生活的人们的真实温度，这样的安排顺理成章。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三辑和第四辑中，主题写作的痕迹清晰在目，可是深入阅读却又会发现，这一部分的书写并没有寻常主题写作“假、大、空”的弊病，相反，大地的温度油然而生，在主旋律写作与历史写作的结合当中，呈现出了一种神性与世俗性的纠缠与融合。尤其是“马说”一辑，诗人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完整的长诗，并如他所自信的：“有一面忠实的镜子/在这里，他与一匹马交替诉说”。
呈现出上述的语言观感，离不开《大地庄严》中诗歌语言的坦诚状态。范剑鸣在自序《寻找正始之音》中提出，他“始终寻找和偏爱一种‘正始之音’……有一种诗歌与大地的庄严相匹配。”这种正始之音也即他个人的语言立场，并非脱离尘世、高不可及，而是在尘埃当中承载起更为宽泛的现实使命。它不伪饰，也不过度用力，不至于流于平俗，又不会因为遗世独立而虚弱。它不急于对社会做出记录和判断，而是以一种理性之思、冷静之态度在诗歌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大地庄严》中，范剑鸣在反复寻找 “语言实践的底线”。这一“底线”实际上呈现的，是在他寻觅的“正始之音”中，神性与人性相互纠缠的边界。毫无疑问，这二者的交锋是在诗人内部进行的，在提笔写诗的那一刻，诗人便被赋予了神性，“它一言不发/那些人间的悲喜，是它永恒的食粮”（《迎神记》），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本身具备的人性并没有因为神性的入侵而退居二线（人性的退却曾经造就了魏晋玄言诗的晦涩，也依旧在当今的写作中普遍存在），在范剑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人性始终是处于基石部分，构成了整个诗歌世界的支撑基础，其上层的建筑在神性之光的辉映下呈现出瑰丽的光彩。
或许我们应该以一首诗的文本来寻找诗人的“正始之音”。《在尚义坊想起一条远方的河》就是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
野史中，我整理了一段饥民的语录：
“在灾年，一条叫梅江的河流，是好的
顺江而下的船队，是好的
从商品自动变成赈粮的五百石谷米，是好的
梅江涌向赣州府衙的流水，是好的
一个叫罗孟稳的商人，是好的
把沿河的饥民捕了又放的镖师，是好的
在密溪村建造尚义坊的匠人，是好的
题写‘善行流芳’ 的皇帝老儿，是好的
为尚义坊编织鬼魂传说的智者，是好的
——当然，五百年后
所有向木坊致敬的游客，是好的”
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首先便将自己放置在了旁观者的位置上，以“野史中”这样的开场白，使自己与所叙述的客观事实保持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在“饥民的语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叙述曲线由当时代的事实，向更深层的、超越了时空限制的主题起飞，从“在灾年，一条叫梅江的河流”“一个叫罗孟稳的商人”“在密溪村建造尚义坊的匠人”，到“为尚义坊编织鬼魂传说的智者”“五百年后/所有向木坊致敬的游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鲜明的递进关系，构建在纯粹人性上的述说者形象开始向幕后隐退，作为旁观者的诗人开始进行演绎，神性从无到有，从人性的深处诞生，又在冷静的讲述中逐渐展露出了其魅力。
“正始之音”也并非是单纯地择出自我，“正始之音”在拒绝了带有情绪色彩的主观用力的同时，也强调了在场性。诗人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同时也是立足于时代环境中的社会人，他必须回到时代的现场，领受一项他所应当承担的使命，这样的诗歌才能够“与大地的庄严相匹配”。在《与钟俊昆教授上龙腾阁远眺》中，诗人展现了神性与人性的纠缠:“肉体的沉沦由来已久/但一条小路，轻易让我们上升”，然而这种神性的上升，却最终是有落点的，是回到了现实，并且开始发力的：“处江湖之远，偶尔思庙堂之高，偶尔牢骚/‘新官上任，城市是最好的作业本’/西北望长安，鹧鸪变成了笼里的鹦鹉”。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正始之音”的写作，首先是纯正而庄严、诚实而鲜活的写作，“纯正而庄严”体现在它的语言音色，“诚实而鲜活”体现在它所应具备的前提。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正始之音”，我们不得不承认，脱离了这个必要的前提，一切的附加属性都是空中楼阁。“正始之音”的发出，是基于诗人的生命状态，当诗人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进入到时代和社会中去，他本身的质地与生命的成色就会对他所发出的声音造成影响。诗歌是诗人生命底色的瞬间绽放，并迅速达到其语言的高度。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应该是基于生命的纯粹性，而非语言的技巧，使宏观之物在个人的层面上得到映照，使不可调和之物达成调和，使经验体验超越经验本身，得到拨开云雾见青天式的呈现。
在《大地庄严》的后半部分中，我们看到诗人对于物象精准把握的功力，他能够迅速抓住物象的本质特征，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发散。这是作为一名优秀诗人的基本功，然而困难的是，如何在命题式的主题写作中，做到“诚实而鲜活”的调和。在范剑鸣的笔下，我们看到这种调和如此融洽：“一块煤，被时光吞没，是寂静的/一群煤，以黑暗为生，是苍凉的”（《过安源》）、“那些草根里的/象形文字，终将被印刷术持久地保留”（《大地深处的足迹》）、“我透过玻璃门/看到了那些年轻的水手/无声无息，用数据测量未来/荧屏成为他们最后的甲板”（《在八号桥感受大海航行》）作为主题写作，物象精准而真实，动作关系构建合理，且能提供某种足够演绎的神性空间，充分把握住了“大地”的魂髓。
如果说，前三辑的短章是一种细腻的唤醒与再现，那么第四辑的“马说”，作为一部完整的长诗，所承载的就是一段长诗的野心。
“马说”共分为十个章节，以传统叙事诗的方式行文，其中又辅以叙述视角的诸多变化，从第一章的“蛤蟆岭”开始，“我”以老马的形象出现，加入到蛤蟆岭的建设当中去，第二章“嘶鸣”中，视角又变换为了一位退休的将军，以邂逅的方式与第一章的老马相遇。第三章起，作者又进行了视角的转换，以老马的回忆，构建了它的前身。在其后的章节中，诗人的形象开始介入，并紧接着被老马以其视角进行了观察。之后，老马、老将军和诗人的叙述者身份相继交棒，在视角的次第转换中，蛤蟆岭的建设史、老将军的戎马史、诗人所见到的村庄的变迁，这些或通过秘密的回忆形式，或通过所见所听，乃至更多叙述者的转述完成了交代。三个视角的设定对应于蛤蟆岭的建设，一群人、一代人“攀登和奔腾”的精神以及时代的变迁，进行了立体而深刻的展示。
“马说”的语言本身，应是《大地庄严》中作为贴近“正始之音”的文本。它超越了浮泛而空洞的抒情，以冷静的叙述完成了对场景的设置，它具有合理性，困难、平庸和冲突都是可验证的，这使得它不会将读者拒之门外，而同时，又不流于琐碎与平淡。三位叙述者的变化，陆续以当事人、关联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对于事件本身进行了三种介入深度的讲述，这不仅是作者架构故事的功底，更是拆解物象表征、进行有意识地重组和展示的能力。而这种观察—重构—展示的过程，正是构建个人的乌托邦，并将其推向外界的努力。这桩努力首先需要“祛魅”，祛除立场、流派、话语权的干扰，而以生命的纯粹和真实为自己的诗歌作保，恰如马科斯•韦伯所说：“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诗人们也不必为了达成某种现实性或精神性的要求，而求助于他们的诗歌，相反，他们应当让他们的诗歌求助于自身，发轫于本体的沉思。
201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