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龙授奖词
与很多同代的诗歌批评者一样，王辰龙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丰富的写作经验以及对当代诗诸多脉络的谙熟，自然使他的批评能够内在把握当代诗写作的肌理。然而，这还不是最值得称道的，辰龙的特长在于，深入诗歌文本奥秘的同时，又能构架相当开阔的文化史、社会史视野，不断将某种文化研究的拓殖能力、思维活力，注入到细腻绵密的批评文字中。即如他对当代“诗史”与“城史”的关系讨论，就纵横开阖、穿织自如，在城市空间规划、照明系统扩展、现代政治迁变等多重维度中，描摹出昼夜晨昏之间诗歌感性的微妙变化，也让语言内部堆叠的历史褶皱层层显影。这种自觉的“文化—诗学”实践，造就了一种内外兼修的批评能力，也带来一种特殊的批评风格，即：对于所谓“文之悦”的追求，并没有止于文字自身的漂移、滑动，而是具有了一种思辨的弹性、柔韧，在服务于当代诗细部阐释的同时，也并不隔绝于对我们置身的生活世界、现代历史的深切体知。辰龙在这个向度上的努力，非常值得期待！（姜涛撰） 我租的房子
有个没封窗的阳台，朝北。到阳台打望，常看到地上散着些羽毛，却不见鸽子来访。后来才知晓楼上邻居安置了鸽舍，但这一确凿的真实却无法驱散阳台上的幻觉：在我离家时鸽子正儿八经地到过，它或它们先被罩起来的洗衣机吸引，搞不清个究竟便用小爪子试探机身与水龙头间的软管，兴味索然就再挺起胸脯、迈起正步，把周遭巡视；它或它们绕过落地晒衣架，羽翼微微振动，像是在驱散衣物间“蓝月亮”的化工气息；最后，它或它们猛地定住，仿佛感应到威胁正从玻璃门后的客厅传来，弹丸鸟目映出静物——书柜，茶几，没来得及收拾的咖啡壶，小帐篷里的白色田园猫（她名叫王小竹），拖鞋，取暖器，沙发上洗旧的蓝运动服，爱人拾来的松塔……有心者常用文字和线条为鸽子赋以意味，而阳台上的它或它们会在意静物上的指纹或光影吗？我开门时，鸽子早回巢，留下的羽毛是残缺的题词或诱人的证据，是某种现实的踪迹，是日常生活中与我共在、但我却无法目击的未知部分。
自阳台望出去，从七月到十二月，所见的南国林木因科目杂混而任意布局着微黄和常绿，其间总有一类生着黑额的飞鸟在狩猎，并挑选暂时的落脚点。鸟鸣却始终不曾入耳，或是由于依坡势铺延的绿化带紧挨沪昆高速路的一段，西来东往，车声遮掩了一切自然的声响，只有夜雨足够壮大时才能与之一较。初来如今的居所，还是夏天，敞开阳台、客厅间的玻璃门，只觉车声嚣张，像十万个积极分子在争相交心。但听得久了，原本愁杀凡人的存在也变得近乎无声，而我也曾在一首小诗中调侃车声“竟也有了潮汐的风味”。终归，日常生活中的闯入者或异质的他者，都有与自我和解的可能：黔语我渐渐听懂了些，虽然我将坚持自己的二人转口音；折耳根我慢慢能尝上一点儿，虽然我将坚持自己对大馅饺子配啤酒的深情。但问题所在，是和解的达成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意味着个体正努力走出一己之私的封闭圈，使日常生活朝向全新的纵深，但有时是否也意味着个体正以最为轻易的方式处置痛苦、挫折与胆怯，未经抵抗而在狭路相逢时便慌张地逃往自我的对立面？由于从小深受机器猫等岛国卡通的荼毒，我时常按捺不住幼稚的想象力，总在阳台上幻想时间骤然静止，眼前沪昆道上奔向沿海的滇红、普洱与赶往内地的潮牌、山寨将于一刹那失去全部的动能，定格为一个有关当代的病理切片，上面满是商品的基因正等待时间重启，以便用所谓的中国速度去更新仓库、货架与百姓的家庭空间，并继续制造陈旧之物的速朽与新鲜之物的过时。于是，在被物流业指称的商品社会，和解与否可能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当世界图景处于加速的消逝与重组，异质性的他者将失去刺目的焦点，而亟待个体对其做艰难的定向、定位与定性。
在租借这已被我过度阐释的开放式阳台之前，十一年来我在北京生活、求学。今年，我三十岁了，七月修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因机缘在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谋了个教职。这原是计划外的事。我是关东北人，一下子从家乡沈阳到了异乡贵阳、从伪满洲到了真贵州，便也遭逢了不少新鲜的风景和人事，其中一些依旧很中国，另一些则确乎本地特色，但并非我能用此前几个月便可消化殆尽。住处距单位大概十二公里，我电动自行车上的小仪表测出了这数字。住处和单位都在花溪，这是贵阳的一个区，有绝非壮阔但挺亲民的山水。上下班的道路折转着风景，也连起成片的工地。一路上的所见不是朴素自在的山水，而是被现代性与城市化割裂、圈化的残山剩水，为古典诗人所凝视的自然事物早已成为都市文明下的残存之物。城市空间将自然驱逐后再进行局部性的弥补，绿化带、人造湖、公园、因改造成本过高而被暂时搁置的山林，以及有助于打造地方名片的景区，它们是自然的局部或对自然的高仿，但无一不是为城市更好运转而遗留或造出的功能组件。对于残存的自然与自然的复制品来说，它们周身之上首先披满的不再是人们缓慢往复的、有情有义的目光，而是规划者的算计、权衡、臆想、误判以及从理性漏网的疏忽。攀岩入海，抑或投奔荒野，似乎已成有闲阶层的新特权。和祖先们相比，大部分当代的城市人正经历着一种愈发深重的现代性状况：自然经验的极度贫乏，人与土地彼此生疏。近代以来，与自然、土地伴生的汉语在失去古典山水之后，将如何重新书写现代风景，这是我所居住的花溪正向我提出的命题。
花溪提出的另一个命题关乎我的职业。我讨生活的主要方式是讲授现代中国的汉语文学，大部分时间里，我自信或故作自信地认为能将惊心动魄的往事与其间出现的好文学说给学生听。但我难免陷入空虚：中学历史课似乎无法将二十世纪完整而鲜活地带入当下，那些渺茫的人名、打折的记录、抽象的数据与空转的结论或许汇编成的是一部失忆之书，实际上已将二十世纪隔离或活埋，可做出如此判断（也可能是臆断吧）的我是否能够持续地推进有关历史的自我教育？倘若不能，又有什么资格对往事滔滔不绝，又有什么条件可以阐明我们的现在与历史之间盘根错节的相关性？我设想的文学课，是把写作还原为具体事境下个体的判断与抉择，将文学解读为人的行动，这常使我焦虑，怕自己的讲述终归不过是“某某原名某某”式的伪知识。旧日子上的蒙尘令人窒息、屈辱，但旧日子一旦被意识到，它便永远存在，伴随着此刻想要将它稀释或扭曲的种种外力。重访过去的文学也好，展开个体的写作也罢，想必都难以无视历史的诚与真。
上述日常生活中的未知、异质、风景与历史，构成我写作时的现实感。与之相应，我愿相信合格的批评文章除了清晰、精确与见识，或也应尽力以悲悯的心性去保留时代的来龙去脉。在构成我现实感的日常生活中，我不求上进，只求做普通的教师，好好备课好好上课，下了课便躲回山间的房子喂喂猫、喝喝酒，喝多了就思念一下北中国的父母亲朋师友爱人，酒醒了就读想读的书写想写的文字，能让我消极抵抗的可能就是某种想破坏我不入世的力量与人吧，但愿没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不是颓丧，身为作者的责任仍让我一次次从阳台望出去，看沪昆道旁的中国。
最后，请许我将诚挚的谢意献给J诗歌俱乐部。
2018年12月24日 贵阳 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