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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尼采在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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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尼采在克拉科夫

李以亮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发现了尼采的著作。在克拉科夫的旧书店里,我搜寻它们,那时相对还比较容易碰到一些尼采著作的漂亮版本,它们在世纪早期由波兰第一流的作家和诗人翻译,在“出版商雅可布·莫特科维奇”的名下出版。然而在发行当代出版物的书店,你不可能找到尼采的书,因为尼采已经被官方贬斥为——我怀疑,在所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前驱”。但是,谁没有被贬斥过呢?尼采会发现有很多同伴。切斯瓦夫·米沃什、乔治·奥威尔、阿瑟·库斯特勒、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曾经被谴责过。谁不喜欢极权主义并且站出来那么说了,结果就是上黑名单。公平点吧——这里我听到某个退休审查员的声音指出我的错误——尼采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名单上,他的邻居是塞利纳、戈倍尔、《我的奋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的著作,等等。不错,事实仍然是,他的著作在正规书店找不到,而在阅读二十世纪文学,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时,所要遭遇到的情况是,你会发现一个神秘作家的踪迹,不同于其他作家,他属于一个单独的门类——那是一个没有写过一本小说的大师、一个不同于“一般”诗人的诗人,一个以随笔作为主要武器的作家、一个多年漫游于南欧各个国家之后死于疯狂的艺术家。我们手头上的百科全书对他只字不提。它们以精巧、善于说谎的风格解释说,他是“一个为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开辟道路的法西斯先锋”,或者说他是一个近似于白痴的人物。但是无人相信他们出版的那些百科全书,所以你得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在那些很好的旧书店,还有世纪之交出版的旧书籍出售。有时碰巧找到一幅照片,常常是同一幅,蓄胡子的、头发浓密的一个男人,非常严肃、紧张,略微有点做作。
  回到七十年代,尼采对于我与我的同时代人是一个神秘人物。我们对他与他美丽的俄罗斯女友露·安德烈亚斯的情事略知一二,我们知道他的疾病,他在山间的漫步,他可怕的偏头痛。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缺乏细节。当然,在西方,情况肯定完全不同,那里从来不缺少学术的研究、传记、参考书目,在那里,尼采在十九世纪的位置存在争议,这是肯定的,但是无人怀疑那些基本的事实。东欧的迟到——是由于战争和审查制度造成的,因为此前也有过毫无障碍地研究和阅读尼采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让我们从而有可能体验尼采最早那批读者一定有过的战栗,让我们可以代表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迷住过的第一代读者。毕竟,尼采从无名中,从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年代浮现出来了,人们起先对他也是所知甚少。通过剥夺尼采在文学中的存在,共产主义的审查制度把他封存了起来,却以其自己的方式,在一个精神收容所里,无意中反倒恢复了“诗人之诅咒”的光荣。
  除了作者本身的传奇色彩,尼采的文本之中,是什么吸引了我呢?我想,从对《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及《曙光》的自发阅读开始——但我后来进一步读到的一些,却是有人指点的,我必须说明,这些书,我设法在二手书店,后来是在大一些的图书馆里搜寻到它们。偶尔,读到它们的顺序正好跟它们写出的顺序大致相似。我最初阅读尼采的体验,在记忆里持续如一个自由的节日;其中有着某中令人解放的东西。说到底,有谁能比一个年轻诗人更有准备回应尼采,他最强的保护就是他自我陶醉的孤独,对自己天才的感觉,他内在的自由,以及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他对于人的创造最本质能量的感觉,文化的或者其他的创造力量,总是不被时代的学术权威注意。这些伟大的学者,他们似乎知道一切,计算过阿尔基洛科斯①诗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音节,却不能辨认出到底是什么,刺激、催生出了人类大脑和创造性的活动。他们分析成果却无视它的本质;他们研究火但是只会描述它的灰烬。而正如我们知道的,尼采总是兴奋地说出这条原理,学者们什么也没有看漏,除了生命本身。
  然而,事实证明还有别的东西,引起一个年轻诗人的共鸣:这个哲学家和哲人在处理国家问题时所取的嘲讽态度,他对于新形成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他对由俾斯麦团结起来的德国国家力量的嘲弄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治。我喜欢这一点,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当然被他对国家的嘲笑态度迷住,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式的制度下,我就是那样做的。我在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巧妙行动中,不自觉地寻找着盟友。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有个人,他直接站出来并声称自己的精神独立,他不为历史的舞台布景焦急,他从自己内在的精神之中开口讲话,而且,以这样富于活力与才华的方式,他的语言又是那么纯粹、富有张力、完满丰沛。为抵抗历史特定现实的自动主义——在尼采这里,是对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这其中包含的东西,远超过单纯的政治性的挑战。它同时也是一种宣示——就像海关申报那样——这是他自己精神、个人财富的宣示,它无涉于官僚与政治结构。我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盟友吗?这是一个哲人,根本不考虑任何的危险,忽视所有外在的权威,不仅是挑战利维坦②式国家,并且,还那么不在意地,理都不理这个怪兽的反应。
  《悲剧的诞生》——我不能肯定第一次读过这本艰深的书就真的理解了它,因为它要求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接受的教育。尼采的悖论是,作为一个在他的年代最会读书的欧洲人,却不赞美博学,他只赞美生命本身,他写的书不是显而易见的,不是谁都能够马上读懂的,对于不幸属于在这个大陆的现代历史上受教育最差的一代里的一个读者(无论西欧还是东欧),尤其如此。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把握到了尼采对于悲剧洞见的微妙之处,是否把握到那种令人绝望但又是令人愉快的对于我们脆弱存在的肯定。我感觉,我想,我在读到关于酒神狂欢的本质时全身颤抖了,而且肯定不喜欢日神的一切东西。但我在读到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时,感到了犹疑。我喜欢并崇敬苏格拉底;我很难相信希腊和欧洲文化的衰落是从他开始的。我记得,我是这么认为的,将这种衰落追溯到雅典,是多么势利的看法!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我所崇拜、认为具有超人力量和巨大智力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呢?我必须暂时将有关苏格拉底的问题放到一边,集中理解大师的思想。理解?我完全不能肯定这是我的目标;我阅读尼采更多是为了灵感,为了强化,为了给火焰添加燃料。这也是年轻的——有时是不那么年轻的诗人,贪婪地、利己地阅读尼采的方式。在他们获得一种能量补充的时候,他们并不大关心这样的问题:“他正确么?比如说,他对于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判断难道是正确的吗?”而这在尼采身上是很突出的问题,因为包含在他的文本之中、为其宣扬的“能量”,是其思想的核心,甚至是风格的核心。
  这就是我,以及我的身边熟悉的人,阅读尼采的开始——甜蜜的开始!虽然回想那个时候,他并不是我在智力方面唯一的大师。我无意列举一个长长的名单使读者厌烦——我只想强调,我不是十足的尼采的信徒。但是,即便我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尼采,我所体会到的一切,却使我能够充分理解那些狂热的读者,他们痴迷这位留着胡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家,囫囵吞枣地咽下他的著作,仿佛在他之前不曾存在过别的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仿佛这个预言家、这个他们等待多时的智力世界的立法者,是突然之间从乌有之地冒出来似的!
  离最初的青春岁月越远,我越是体验到一种感觉,尼采在随着我一起老去。我读到他更晚的著作——《超越善恶》,《道德的谱系》,言过其实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难以忍受的、极端自恋的《瞧这个人》,冷酷的、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这是一个不同的尼采,不再像他最开始时那样敏捷、具有活力(只是在意识到许许多多的深渊时,才具有一些活力)。那个作为艺术家的尼采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而作为一个异教开创者、一个沉迷于不断攻击基督教、社会主义与道德的反道德者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生命”的概念在后来发生了改变。在早期著作里,它被一种诗性暗示的灵光包围,因而与一种快乐的、创造性的火花相似,引燃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建立起来的纸上宫殿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密码。在后来的著作里,不夸张地说,它变成了一把对付他的敌人的锤子,一种被单调、过分地滥用的沉重工具(尽管他在不停地赞美“轻”)。他没有避开孤独的危险,这是在他年轻时所作的一篇论述“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的随笔里曾经指出过的——愤懑和麻木不仁。的确,它们甚至比那些孤独的灵魂,表现出更为不一般的形式。显然,尼采也为一种不祥的偏好所苦,这种偏好在某些十九世纪的思想者(以及在后来的世纪里他们的继承者)那里也相当普遍。这就是试图得出一个大范围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结论的共同倾向,缺乏一些必要的幽默感和对于他们自身预言性洞察力的怀疑。
  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尼采的追随者,那些数量庞大的门徒,陶醉于他们对一个“来自于锡尔斯-玛利亚的隐士”的阅读。这位来自于锡尔斯-玛利亚的隐士被大量的追随者狼吞虎咽:邓南遮拿走他的伞,安德烈·纪德地注视着他,加谬做着笔记,汉姆逊想要记住这个大师的每一个词,马尔罗不停地讲着,D.H.劳伦斯赞美着性的魅力,托马斯·曼徘徊在他和叔本华之间,罗伯特·穆齐尔穿上他最好的西服,里尔克在沉思身边经过的年轻女士。没有什么比这一大群杰出人物围绕在一个更为杰出的人物周围更滑稽的了。有时看起来,弗·伊·列宁,这个暴力革命的倡导者、这个出类拔萃的行动者,丝毫不受这个法律或那个道德影响的人,好像不是来自于其流放地苏申斯克,而更像是来自于常常翻阅、被弄脏了的尼采晚期著作。(这个假设并非完全牵强附会,因为列宁的权力意志的宣言,《怎么办?》一书可以追溯到1902年,那时对尼采的狂热已经覆盖了整个欧洲。)围绕神话般的尼采的人群,主要是欧洲最有天才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而且不只是欧洲)。在波兰,先是有斯坦尼斯瓦夫·勃热佐佐夫斯基,然后是伊瓦什凯维奇,贡布罗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很难想象尼采在哪个国家不曾留下痕迹,不曾影响其知识氛围;当然,不只是尼采;客观冷静的教科书使我们想起新浪漫主义危机,在势不可挡的科学优势(附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因宗教信仰的传统结构的变化已被彻底改变)需要之间寻求平衡的不顾一切的探索。虽然如此,即使已经知道,像尼采这样的人是如何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和崇拜,我们仍然很难不着迷于那么大规模的崇拜、大范围的影响和狂热的忠实。
  这些围绕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家和思想家已经凝固成传奇并崇敬地凝视着他:这一景象,正如我说过的,略有一点喜剧性,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缺少某种旧式的魅力。至于我,我的尼采,我最初阅读的尼采,却开始寻找另外的思想家。我反抗有那么多尼采式人物的存在;这几乎像是一种嫉妒,仿佛你体验过的那种嫉妒,你的朋友不只与你做朋友,而是还有一百个其他朋友、二百个熟人、三百个狂热者。此外,我开始阅读关于尼采的批评著作,他们的分期,他们对其影响的评估,他们关注的一些小小的偶然细节。起初我拒绝接受他们。我震惊于眼看一部神奇的作品落入那些仅仅头脑精细、有条有理的论证的打击之下,就好象一棵大树消失在伐木工人的斧头之下——或者链锯之下。只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神奇的作品,是在迷狂、狂喜的状态下写成的,完全不是慎思、熟虑的产品,比如英国分析哲学那种情况。显然,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和小说家成为最早公平对待这样一个绝妙作家的原因,他也许有风格上的瑕疵,受制于他强迫性的主旨——比如,他有多少次重复“骄傲”这个词?但是,即便这些瑕疵,也是源于灵感。这个哲学家,拥有一只富于灵感的笔,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假日,而对于哲学家也许就是一个真正的磨难的缘由。
  但是,在文学方面,我不能肯定尼采的影响是特别好的。我并非全然不快于年轻的马尔罗可能赞许过的那个概念,不是激情,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另外某种东西(自然我不能说究竟是什么俘获了马尔罗如果他不曾找到进入尼采的入口),拉夫卡迪奥③也许不会感到是被强迫在疾驶的火车上犯下谋杀,D.H.劳伦斯如果不是特别相信性的拯救力量,他很可能在别处寻求,邓南遮可能会在修辞的倾泻前勒马回头。我也没有被一个假设搪塞过去,即认为法国现代思想的某种浪费,也许在于根本没有看到白天的光(或者图书馆的灯光)。而且我在想,如果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八岁时死于猩红热,二十世纪的思想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不肯定——不管我在年轻的时候,阅读尼采时感受他是多么富有魅力多么强烈,不管我是多么不情愿要致牧师的儿子们于死地,这即使只是在想象里——我不愿选择这样一个假想的没有尼采的世纪。没有尼采,其他思想家的声音也许更可能被听见——比如西蒙娜·薇依的声音,她是不多的未被尼采影响到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我们已听得够多了不能把对学生愚行的责备,推到他们老师的肩膀上。但我还是不禁想到,如果尼采不那么频繁地使用像“骄傲”、“教化”、“超人”、“权力意志”这样一些词语——有人曾经正确地观察到,超越善与恶只会导致只有恶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气氛很可能更纯净,也许更可值得骄傲。如果不是尼采面向真理概念的著名的怀疑主义,导致了那么多急切的模仿者,包括在最后的几十年里引出的模仿者,会产生现在这样的灾难吗?
  然而,也许尼采——或者另外某个更具我所反对的哲学倾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把他迟到的、非凡的成功归功于并不完全相信他和并不怀疑真理价值的读者。否则,他们可能像对待,比如莫泊桑的小说那样,对待他的著作;无论他们怎样评价或崇拜他的著作,没有人按照它们形塑自己的生活或者调整自己的信念使之符合他的著作。附带一说,那些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生活的那些人,已经懂得并不需要过分地思考,比如真理这样危险的题目,就会付出什么代价,而且真实真理的缺席会使他们立刻、痛苦地感受到。
  当然,如果没有尼采,戈特弗里德·贝恩就不会写下某些随笔甚至也许不会写下某些诗歌;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可能会略有不同的关注之事和兴趣;《杜伊诺哀歌》的某些段落听起来也会有点不一样;托尼奥克罗格与丽扎韦塔④的闲谈也会不同。(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研制出一种强大的计算机,能产生一种名为“没有尼采的二十世纪知识界”的仿真、数字模拟模型;很多更伟大或更不重要的书将会经受一场突然而强烈的地震,书的文字四散,印刷工的油墨也将从无数被弄黑的纸上消失——包括我正在写的这一本。)
  在一些家庭、俱乐部和聚会上,尼采的名字甚至是不能说出来的。另一方面,我知道,尼采的读者将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风格大师加以无限崇拜,它们甚至热爱他这个人本身,一个体弱、多病、无家可归从一个疗养院转到另一个疗养院的艺术家。一个敏感、无助的男人,乃至终身不能设法结婚。而他们不会考虑一下他的哲学著作的内容,更不提政治性的内容。然而,另有一些人却完全忽视这个来自于巴塞尔的、可怜的语言学者的生活,几乎没有留意一下他的写作、风格的生命力;他们只是掠夺他的著作,为他们自己的学术大炮和手枪寻来军火。我不能不说,我更喜欢第一种类型的读者,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忽视尼采文本的本质。我有时将他看作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个调停者——一个背叛了自己使命的调停者,并最终完全站到了非理性一边。他的著作,如我们所知,包含了一些诸如启蒙思想、对人的自治的探寻。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性的;非理性最后占了上风,调停者本人和争议参与者的一方结成了联盟。
  这次不成功的、背叛的调停发生的场域,也许就是西方思想的中心领域,它花了数个世纪,以巨大的努力试图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宗教、政治适中与精神激进主义、理性主义者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之间,在我们时代典型的“文明作家”(自由的、谨慎的、投票时即使不理解也赞成服从权力,也许,实际上,是些带有非理性的个性特点的人)与一个类似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家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或只是一个休战协定,却未能成功。启蒙运动站在理性一边,而浪漫主义,如我们所知,有着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不平衡持续到现在,采取了新的伪装。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巨大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文化,它几乎彻底涤净了对于黑暗与非理性的好奇心,而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新时代,对于宇宙有着全然的迷信,伴随着大众文化,不是在宣扬情感主义,就是公开沉溺于暴力、血腥和邪恶的魅力。
  听不得尼采名字的人,通常将它和上个世纪的纳粹党卫军黑色制服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这一段最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将真理和诽谤区分开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尼采最后的著作,带有它们大量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感到惊讶,这是同一个尼采吗?我们会问,是谁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沉思》,还是那个蒙田的读者?),它们能够并且一定会对纳粹产生吸引力,这种指责一定会部分落到它们的作者头上。这当然不应该被遗忘;奥斯威辛的阴影同样落到了欧洲的图书馆。但是我们必须带着谨慎和冷静的头脑接近这一点,如此才不至于跟在那些头脑发热的批评家后面,急切地追踪被告的地址,给他贴上帝国主义者、反动分子、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托马斯•曼一直为尼采辩护,反对那些激进分子对尼采的指控,也许有时出于情感的成分多于理性的因素。现在,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非常清楚的是,在尼采被崇拜者和敌人一次又一次所拖进的政治法庭上,尼采既不能完全推脱其责,也不能被宣判有罪。
  尼采的遗产一个所料未及的成分,是它加深了我们的私人生活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断裂。尼采观察到,在我们内在化的文化里,某些成分至今仍然保持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新鲜感:他强调灵感、精神力量、独特性、想象的原创性、智慧、对形式的需要、距离、优雅,甚至是狂喜。他对古希腊研究方面历史实证主义的批评,还没有褪色。他对许多作家和作曲家的评价,今天依然有效。如果我们将他的著作看作一个为了文明的计划,那么将这乌托邦转化为现实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证明。因此,认为尼采应被双重地、选择性地阅读,并非不公正的疑虑;通过一只削尖的铅笔,我们一定要将有益于内省、诗歌和音乐的任何东西,从他涉及政治制度、道德和法律的所有论述之中挑选出来。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轻易可以做到的事,一个容易的主张——从此出发,只是第一步,毕竟,正如我们所知,说这个世界本身是双重的、分裂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把单独的思想家将政治的世界分类说明,要求对艺术和文学做出评判。事实上这种划分正在实行。我们去读雷蒙·阿隆的随笔和文章,并非为了找出他对文化经验、文化连续性的评论,而是为了了解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原理。反之,在海德格尔或戈特弗里德·本恩那里,或者——如你喜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福柯,我们不指望他们有什么评论,也许可以适用于欧盟的议员。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学术问题或哲学专业化太狭窄。而在于我们的智力敏感性、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深刻裂缝,那是尼采想要治愈的,但是他却只是戏剧性地加深了这个裂缝,并使之持续。当然,他本来是想要治愈它的,因为他的超人、战胜虚无主义的计划,意在创造一个文化的整体性,它是新的和统一的,并且是普遍的。他的版本却呈现出巨大的危险。比如,他的非道德主义可能是具有诱惑性的——对于一些读者,虽然不包括我——在纸上,或者在对于一个体弱、多病、深受偏头疼折磨的哲学家的想象里,但是在实际的应用里却是非常可怕的。此外,他长期没有认识到欧洲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发展趋势,正是这些趋势导致这个裂缝加深,巨大,乃至无底。
  欧洲的作家和艺术家拥抱尼采著作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也并非为尼采崇拜的愚蠢需要所推动,而是由于尼采的现代性批评正好符合他们自己的直觉、恐惧和希望。如果我没错,他对传统精神性,对非理性的、创造性的、精神性要素的重新表述——进而维护,已被证明是尤其令人叹服的。上帝也许死了,但是宗教性保存了下来(或者,至少是某种神秘的宗教性形式)。据说基督教和“犹太人的精神力”注定要被消灭——这是尼采式修辞里另一个可疑的点,但是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艺术形式将继续存在。超然存在必须被抛弃,但那种对于超然存在的渴望,之前被“交给”上帝的力量,只要它被转向大地而不是天堂,就将被证明是文明的一个崭新阶段的财富和基础(这一切对于尼采的任何读者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今天——除了老一代和中间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谁会更喜欢尼采主义而非基督教呢?一个走向宗教的派别?一个走向“骄傲”传统的无确定目标的冒险?
  他要给未知的事物命名。尼采是典型的诗人哲学家之一,他们完全像大诗人一样在相同的领域工作。诗人,根本不是去努力发现什么原始物质、原始元素,他们并不寻求以推论、系统、缜密的方式,呈现出一个统一的存在。他们满足于启发、暗示、编织隐喻之网;认为他们应该在瞭望台上守望一个唯一的、中心,这样的观念是跟他们格格不入的。诗人是徒劳的;也许特别徒劳,但是一般说来,不能被指控诗人太自负——或者说,太傲慢——通过聪明地选择一个而且是唯一的隐喻而拯救文明。诗歌注定要与神秘同在,与神秘相随,处在无止境的、富有活力的不确定性中。然而尼采却激情满怀地寻求系统地消除世界的神秘、追踪那伟大之谜的谜底。这里,他显然追随着他的伟大导师,康德、黑格尔,尤其是叔本华,正如我们所知,他是他最大的老师也是最大的敌人。悖论的是,他同时也追随着他恰恰厌恶的实证主义的学究、那些计算荷马诗歌的骨架和音节的人。
  在今天,尼采不属于那些被遗忘的十九世纪哲学家,只有专家还阅读,如费尔巴哈,或者令人不快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大卫·斯特劳斯。恰恰相反——他一次又一次重新流行,很难想象在西方一家良好的书店里没有他的著作。他被美国和法国的年轻人阅读,他在波兰又在被重新翻译,新的版本无疑很快就将代替世纪末的旧译本。右翼人士引用他——这不使人惊讶——但左翼人士也一次次那么做,这就不是那么不言自明了。语言学者和政治学者引用他。前几年,法国新一代的几个著名哲学家出版了一本合集,书名为《我们何不读尼采》——一本动人的书,至少是向这位杰出的、富有争议的思想家致敬。很显然,他的当代性,还有许多被隐藏于他的思想——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论里、在“生命”对规范的挑战里。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某处说过一句关于拿破仑的话,他知道他不会像一个国王那样行走。同样的话也适合尼采——除了一点,尼采并没有意识到,就像一个真正的贵族那样,他身上绝不会带着一个国王(假如有人出于他或她的无产阶级的敏感性,错误地看待我的类比,有了不适当的痛苦,我必须说明,我纯粹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这么说)。他对贵族举止、权力、优雅无穷尽的赞美,暴露出他更像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而不是一个世袭君王。当然,他很快就能发现他人身上的缺陷;在《偶像的黄昏》(《不合适宜的思想》,第12部分),关于卡莱尔,他恰当地写道:“对信仰的强烈渴望并非坚定信仰的证据,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拥有信仰的人,同时也默许了自己享受怀疑主义的奢侈品:因为他太肯定,太坚定了,被彻底束缚在信仰上了。”
  托马斯·曼在评论尼采的一篇随笔中说,尼采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他只是忽略了一个对象——他自己。(不必说,尼采的心理学本身也是单独、漫长的一章。遗憾的是,他是一个完全的去蔽的心理学家,却不是一个十分懂得理解各种心智状态与情况的复杂性的心理学家。)怀疑主义的奢侈品,正是尼采在最后阶段极其缺少的东西——谁知道呢,也许尼采最壮丽、辉煌的失败就深藏在这里。这个失败,是一个哲学家应被责难的地方,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世界应被责难的地方。因为现代世界并不愿接受尼采的批评,正如尼采明确表达过的。但是,就算这种批评能够更优美地表达出来,连尼采自己也说过,简单地、赤诚地批评(那就全然失去了个性!这个世界也会拒绝类似的批评——因为这个现代世界不珍视生命,它缺少慷慨、自发性、高贵和诗意。


译注:
①阿尔基洛科斯(公元前714?-前676?),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利维坦(Leviathan),在圣经和合本译为鳄鱼,和合本修订版译为力威亚探,天主教圣经思高译本译为里外雅堂。意指一种怪物,形象原型可能来自鲸及鳄鱼。英国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国家组织的著作,书名为即《利维坦》。
③纪德小说《梵蒂冈地窖》的主人公。
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里的人物。
⑤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神学家,以对早期基督教及古代宗教的研究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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