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真正的旅行家，或作为一个虚空探险的旅行家，韩博，早已把自己分裂出多重身影。这些身影晃动在国家之间、山水之间、西风翡翠之间，也晃动在汉字和其他各个语种之间。他用诗歌、游记或戏剧，分别做了交代——向自己的不同身影。此种分别，或又相混，故而每每从头新到脚。敦煌、上海、中东铁路、亚洲、美国、乃至欧洲各国，各种不留爷，“诗歌只好继续充任最为逼真的隐居之地”。韩博用以代步的工具，是汽车、飞机、还有汉字：对他来说，三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汉字的高速公路，汉字的双翼，让诗人不断抵达意义的“秘境”。作为真正的旅行家，还不如虚空探险的旅行家。也就是说，诗歌的秘境，其幽微，其孤绝，其险峻，远甚于地理学的秘境。两种秘境亦不妨“彼此端详，彼此甄别，彼此完善或拆毁”。要说韩博，这是前提。韩博才赋极高，十七岁的作品——《植物赝品》——已可惊跌七十岁的眼镜。如此惊艳的出场，又该如何转场，如何散场，如何收场？这里可以摘来《老残游记》的妙文，用以描摹韩博的渐渐入云的技艺，“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从《借深心》，到《第西天》，再到尚未最后完成的《飞去来寺》，韩博正是如此：愈翻愈险，愈险愈奇。组诗《借深心》，哀马骅之作也。修辞的针线照样密密缝，有时打个盹，被管控的深情才有机会露个脸、喘口气。即便如此，诗人也担心，深情会不会碍了修辞呢？到组诗《第西天》，无关兄弟深情，只剩中美合奏，诗人似乎一下子放开了手脚。“语言比预期走得更远，苦心积攒的念头尚在山脚，语言早已翻过垭口。”把“念头”换成“深情”，即可见出这个组诗与《借深心》的相异:后者的深情还勉强跟得上字句。到大组诗《飞去来寺》，则已渐臻于唯修辞——语言陌生化——的极致，“已经到了阶段和显微的尽头”（ 萧开愚先生语）。诗人游历了——也可说是游离了——德国、英国、亚洲、丹麦、法国、摩纳哥、意大利、瑞士、捷克和圣马力诺，乃有这个组诗。然而飞者、去者、来者，三者无非一寺，旅行不过是旅行家的蒲团，《飞去来寺》不过是唯修辞的心斋。韩博的修辞可谓苦心孤诣，雕肝镂肺，已经武装到汉字的牙齿，细部的秋毫，所谓晦涩不可解，似乎已不是“意义”的特征，而是“修辞”的特征——“能指”（Signifiant）本身的特征。诗歌已经变成坚果，壳很厚，很硬，把它砸开就是全部的“意义”——萎缩近无的果肉不再负有“意义”的职能和使命。果壳终于褫夺了果肉。韩博此路风格，似乎学自萧开愚，他将后者的一端，转换成个人的万方。有意思的是，在韩博的作品——尤其是《第西天》，以及此前作品——里面，布满了似是而非的古代章句，比如，“远人初未识，浑作朋克看”，又如，“地出东南隅，照我广寒宫”。诗人似亦自知，他的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总还得碰上那如来的手掌。《混沌浮山南》有句云：“喷向现代的/飞机终究栖滑现在/以前”。韩博的唯修辞写作早已孤注一掷，即便反复碰壁，我们也可以见出他的才赋。流俗有多宽，才赋就有多高。才赋有多高，赌注就有多大。韩博一边永怀修辞的渴意，一边饮鸩，即便最后泪洒意义的“废墟”，他也算得上一个傲眄流俗的试验者和探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