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曾把诗歌称为神圣之物，说它是“知识的圆心”，同时又是“知识的圆周”。意思是说要写好诗歌，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及开阔的视野，通过一定的为诗技巧，才能将掌握的“知识”凝结为“诗歌”这一智慧产物，成为知识的圆心。同时，一个人的综合知识、文学修养附于诗歌小巧的身形上，通过艺术化处理，词语之间无尽的张力，就能组构成尽可能大的圆周，撑开一个立体的、圆外圈触及面无限广阔的智识天地。
我深以为然。诗学观念隐匿于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所以，写好诗歌与做个靠谱的诗人一样，有着不可或缺的要素以及难以穷尽的方法。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知道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和方法，却无法预见、更不可以强求结果。饱含作者心血的诗歌一经生产，它的质地，它的命运归属，便把握在读者和时间手中。
诗歌首先需要诚实（真实）。诚实地面对内心，真诚地表达。一个文本如果不是因为有些话在心中不吐不快，不能从内心开始挖掘，成文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相信，那它感动读者的基础就缺失了，根本无从谈起。
“实”字有“真实”、“实在”之意。诚实地写诗，要求我们用诗人特有的敏感去观察和感受，包括一个可见动作的细节分解，一个场景最摄人心魄的部分。只有将现场感生动呈现的诗歌才可能落到实处，继而，随之引发的感叹才立得住脚，显得真实可靠。反之，一篇进退无据，浮光掠影，空洞无物的诗歌，即使表面再繁华绚丽，也不可能具有长足的生命力。知名评论家一行（王凌云）先生曾就此说过：“‘写实’并不是进入诗歌堂奥的唯一方式，但写实却能训练出对任何诗歌写法来说都弥足珍贵的层次感和具体感。而且，写实能够使人从对天才、主观性和修辞幻觉的迷恋中摆脱出来，在世界和自然面前保持虚己。”
命运曾经给我两个哥哥，四个姐姐，健康的父母，一些亲密的伙伴。四十年过去，生活又慢慢夺回了其中一部分，换成新的，再渐渐收回，直到终将失去自我。这其中的阵痛、欢乐与新的希望、再次失去，常常使我像一只小蜗牛踟蹰于生命之路，撑着看似坚硬的外壳，掩饰内心的柔弱与孤独。但痛定思痛，更多历历在目的故事、正在延续的幸福、不断衍生的希望，像一条条金色的丝线，续编着我与诗歌未了的情缘。我相信，只有敢于揭开陈腐的伤疤，伤口才能更快地愈合；只有乐于分享身边的小确幸，世界才会更加美好。只是，在类似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将相对狭隘的“小我”进行彩扩，使它趋于宽广、清晰、去私密化，沉稳推进到相对普适的、寓意深远的空间，让更多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共鸣。
其次诗歌必须依存于善念，善是为人（文）之本，是具体事物完好、圆满的组成。纵使命运给我们再多的磨难，那也是每个生命成长过程必须经历的。善念决定了一首诗的基调，一首诗首先要基调可靠，再可能谈及架构、意韵等带给读者的愉悦。读了美国诗人卡佛的诗集《我们所有人》，感觉到他在深刻省察自我卑微命运的同时，也为身边更小的事物，如小麻雀、小鹌鹑，小蜗牛，还有各种鱼的命运忧心。他以平静如封冻的池塘一样的心从容走向生活深处，没有怨愤，没有纠结。他同样平静而温柔地对待读者，对待邮递员报童、垂钓的老友、被母亲念叨的邻家女孩露易丝、孩子的保姆，以及一切遇见。他的博爱胸襟和乐观主义精神，常常令我感动，这种于所有人（物）无害的主动的诗歌介入，就源自善念，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为我们确定写作基调树立了标杆。
再次，诗歌如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有它独立的形象。诗歌形象起始于观念，决定于骨血，表现于发肤。所谓观念包括以上谈到的基调（起源），又不完全是。它是诗歌的首脑部分，立身之本，决定着整首诗的内涵和审美。而骨血，是诗歌观念的具象化，决定诗歌的精气神，包括结构、韵律、内在层次等，一首诗是否身形健硕，五官端正，神采怡人，靠的便是这部分。发肤相当于诗歌的遣词造句，关乎形式与色彩。我一直认为，一首诗如果既能具备现代的观念与意识，结构又精巧具有审美价值，还暗藏各种写作技艺，布局了多重视角，那一定是诗人的最高追求——杰作。因为形神倶美的作品，如一个内外兼修之人，相比一个充满智慧却性格畸形、容颜刻板的人，更容易让人一见倾心，在完全放松的愉悦的状态下甘心被俘获。
另外，一首诗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也就是它要往哪里去。诗歌依存于善念，借用了诗歌小巧的身形，是为了抵达一种不妨碍他人的终极自由。对于水瓶座的我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我二十多年来坚持写诗的最大动力。通过诗歌抵达的自由可以轻逸如翅膀，在月光下轻抚每一片暗沉的草叶；可以锋利如骤雨，滋养焦躁饥渴的心灵，同时击打生命中坚硬的对抗；也可以坚定如磐石，拽着沉重的肉身坠向某个安全的所在。诗人常借此放逐自我，在诗行中快意地宣泄，自嘲、欢笑或哭泣，有时赋予描写对象一种得体的不易被察觉的同情。
在诗中，心灵的自由无所不至，因此我曾将第一本诗集命名为《自由带我飞翔》。也正因为如此，诗歌存在一定的逃避成分，有时耽于寻觅内心的“世外桃源”（此时它正与所谓诚实的写作遥相呼应）。新诗《八月在宇》中，我曾拒绝一只寻求温暖的蟋蟀，劝诫它另谋出路，因为它找错了地方，我的铺着浅色地砖的大办公室，如今人迹阑珊，比它想象的要冷清一百倍。这善意的拒绝与劝诫，其实就包含了深深的自嘲与逃避意味。
有时出于一种责任，作者必须反复审视诗歌的最终走向能否出现其他可能，这种自觉的不断深入的探寻，使诗歌语言逐渐精准，命运走向唯一。这个问题我曾在诗歌《秋风颂》创作谈中详细谈到：一首诗几易其稿的过程，也是创作思路从消极到积极，从渺茫到明朗，从混沌到清晰逐渐变化的过程。面对一件作品，只要我们愿意怀疑和放弃，敢于折腾，一定会有更多的出路可供选择……经历过一波三折之后，命运定会有最好的安排。
当然，诗歌也有它的职责（作用），首先是一种澄清，然后是揭示或分享。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历程，由“为赋新诗强说愁” 的混沌之境，过渡到有意识地借物抒怀，再到自觉表达清明的志向。它从晦涩到逐渐清晰，从狭隘到逐渐开阔，终于像一条小船，慢慢驶向宁静开阔的彼岸。如今的诗比起从前，言辞不再激越锋利，也不再天真单纯到不染尘埃，而是自觉引导所有的矛盾在文本中握手言和。因此我认为，写诗与人生一样，在不同阶段可以呈现迥异的风格（风韵），也会出现不同的评判标准，诗与人生就这样不可分割地交织，如同水与岸，力求触及（抵达）之后的渗透和深入。这也是我最先体会到的诗歌对思想的澄清作用。
诗歌从作者的自身处境（角度）出发，常常揭示别人（或别的角度）无法看见的东西，于人性，于社会，于自然。包括美与善、残酷、有生的孤独（从这个意义讲，诗歌题材可以包罗万象，成为诗人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沉淀与修饰，以相对妥帖的方式在读者眼前亮相。但是如何做到“妥贴”，则需要作者使出浑身解数，去学习，去思考，通过现代观念的矫正，合适架构的搭建，准确的语言，恰当的修辞，将文本锤炼成熟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一个老者。这时，无论诗意是明朗铿锵，抑或“有意的晦涩”，都不失为一件珍贵的值得信赖的艺术品。只是达到“妥帖”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常令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却又“衣带渐宽终不悔”。
关于诗歌的作用，最近读到丹尼·W.林格内戈罗（Danny W. Linggonegoro）整理的一些诗歌研究成果，借以做一个有趣的补充——诗歌或许可以治愈某些病患。关于儿科、癌症、糖尿病人……诗歌能够“缓解疼痛”，并已被国外相关专家引用于临床辅助治疗。的确，每当身心疲惫，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我们静下心来阅读或聆听一首“合适”的诗，那源自诗歌与音乐同源的韵律，真的能够将人带入一种极致的生命体验，宁静或狂热的，让我们觉得这喧嚣人世间，孤独和困苦有了依傍，因此重生战胜生活的勇气，思想得到沉淀，人格逐渐完善，情感奇妙地升华。此时，诗歌已然变成神奇的“治愈系”，也算是源于善，始于真，结于完美的对人生的另一种抵达。
仅以新诗《重生》结束此文，以言明我将不懈努力探索诗艺的志向与决心。
重生
必须设法触及或抵达那种现代性，
彻底革新。你说，从头脑（观念）开始
刮去骨毒（架构），
换掉血（脉络及语调）。置之死地。
于是她忍痛磨去衰老的喙，如一只鹰
用新长的喙拔除老朽的爪子及羽毛。
最好的麻醉药——经典
静默如你，你们。等待一个契机。
她成功轮回为在场之词，回归句群
并诵读它们，用自己的语调。
那立体的小混响，让一些崭新的句子
在黑暗中发出了声音。
墨色的水面，一条弃群的鱼
喜极而泣。随微弱的小混响摆动着
慢慢游向远方。线形背影
晃出纤细的光束，温暖而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