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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莫里斯·布朗肖:无名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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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29  

莫里斯·布朗肖:无名的野兽

方琳琳



无名的野兽结束了兽群优雅的行走,如同一个狼吞虎咽的巨人。
八句戏言成其装扮,劈其疯狂。
乡野之间,野兽虔诚地打着嗝。
即将分娩的腹部满是忧郁。
从蹄足到无谓的自卫,被恶臭包裹着。

拉斯科檐壁里,乔装的母兽如此出现在我的面前,
双目噙满泪水,闪烁着智慧。
  ——勒内·夏尔
  


  在《费德尔》中,为了进行批判,柏拉图提及一个奇怪的语言:这里,有人在讲述,却又没有任何人在讲述;这是一段话语,但是,它所言说的内容,却并非它所想的。它总是在言说着相同的内容,却又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交谈者;若是他们向它提问,它也没有能力回答;若是他们攻击它,它也没有能力实现自救:命运迫使它盲目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命运,迫使真相成为机遇的种子;将真实托付给它,事实上,就是将它托付给死亡。因此,苏格拉底建议人们尽可能地远离此类话语,就像躲避某种危险的疾病;他建议人们要相信真正的语言,即口中说出来的语言,此时,话语才确信在将它表达出来的存在中找到了活生生的保障。
  书写的话语:死亡的话语,遗忘的话语。对文字的这种极端不信任,柏拉图同样分享了,它指明什么样的疑虑、哪些问题能够促使书面交流的重新使用:这是个什么样的话语?在它的背后没有真正的、关心真相的人进行担保。此处已经迟到的苏格拉底的人道主义与他不否认、却以一个强烈的选择所拒绝的两个世界保持着相同的距离。一方面书本中的非个人知识并不要求得到唯一思想的保证。这个唯一的思想从来都不真实,因为它只有在所有人的世界中,甚至只有通过这个世界的降临,才能构成真实。这样的知识与千姿百态的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话语、文字成为一门技术。
  但是,苏格拉底驳回了书本的非个人知识,他同样否决了——尽管加注了更多参照——另一种非个人的语言,纯粹的话语与神明保持融洽。他说,我们不再满足于倾听橡树的声音或石头的声音。“你们这些人,现代人,你们希望知道是谁在讲述,他来自哪个国家。”[莱恩·罗宾(Léon Robin)的译本,七星出版社(la Pléiade)]因而,所有与书写相反的,同样使得颂歌朗读出的话语信誉扫地。无论是诗人,还是诗人的共鸣,诵读只是不断超越自身的语言不负责任的工具。
  在这方面,写作神奇地与散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当诗歌不再是陈述必不可少的方式时,从本质上而言,写出来的东西似乎与神圣的话语相接近。它似乎从作品中抓住了其奇特之处,继承了其出格、危险和力量,后者免于任何计量,拒绝一切担保。正如神圣的话语,所书写的内容不知从何而来,无作者,无来源,因此,反映了某些更原始的东西。在书写的话语背后,没有任何人出现,但是话语把声音交给了缺席,如同在神灵讲述的神谕中,神灵本身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话语中,在讲述的是神灵的缺席。神谕也好,书写也好,都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能自我表达,不能自我保护:没有与书写之间的对话,没有与神灵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惊讶于这个在讲述的安静。
  面对书写的作品的奇特,它的苦恼最终成为其在艺术作品面前所经历的苦恼。艺术作品不寻常的本质唤起了它的怀疑,甚至是蔑视:“书写中糟糕的,或许是费德尔,他与绘画中的相似——他的后裔难道不会像活生生的人物那样自我介绍,当人们向他们询问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保持庄严的沉默?”打动他的,在他看来“糟糕的”,和绘画中一样,是书写中的安静,庄严的安静,非人道的沉默,让神圣的力量在艺术中颤动。这些力量,通过憎恶和恐怖,使人们来到陌生的地区。
  面对艺术的安静如此惊讶,话语爱好者的这份痛苦,忠实于活灵活现的话语之人的这份痛苦,没有什么比这些更惊人的:这一切,拥有永恒事物的不变性,却只是表象,它讲述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其背后,却只有空白,只有讲述的不可能性,以至于此处的真实没有任何东西来支撑,看似没有基础。这一切,是那些看似真实的东西的丑闻。它们只是画面,通过画面和外表,吸引深度中的真实。在此深度中,没有真实,没有意义,甚至没有错误。这一切是什么?因此,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同样的篇章中,抓紧使文字和艺术一样成为消遣。在消遣之中,严肃并没有被损害,人们会将其保存到消遣时光之中,仿佛人工打造的微型花园,为装饰节日而生的花坛,被称之为阿多尼斯之园。因此书写的话语,“书卷”,只是“书写文字的花园”,至多就是能够追溯作品或知识的事件,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发现的工作。我们从中看见苏格拉底通过让写作接近庆祝,使其重新接近神圣。庆祝打断了那些为了将真实引入神灵与人类相会之时而献身于真实之人的艰苦的活动。节日即相会之时。只是,古代的野蛮只是可爱的微型花园,正如节日只是娱乐。

  有时候,我们会寻思勒内·夏尔——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诗人,为什么感觉自己与赫拉克利特的名字如此亲密,如此接近?他甚至提起赫拉克利特胜利的形象,“深邃的目光”,“骄傲的、坚韧的、焦虑的天资”[《赫拉克利特·戴菲斯》(Héraclite d phèse)的前言,伊夫·巴蒂斯蒂尼(Yves Battistini)的新译本,艺术出版商出版社(Cahiers d Art)],但是他那么多的作品和诗歌的光芒,通过更直接的召唤,将这一切展示在我们面前。他的诗歌似乎被局限于纯净光辉的利刃、决定的中断。
  赫拉克利特的两个思想或许将会给我们开启一个回答。什么使神谕的非个人话语成为危险和丑闻,赫拉克利特从中辨认出语言真正的权威,他以某种方式回答苏格拉底:“上帝的神谕在德尔斐,他既没有表达什么,也没有掩饰什么,却已经指明。”“指明”这个词在这里让人想起它的形象力量,即手指轻轻地指引,“食指的指甲被拔去”,它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隐藏,就开启了空间。或许,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他所希望的,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法言说的语言,不是背后什么都无法隐藏的语言,而是一个坚定的话语,因为存在而得到担保:可以用来交流并且是为交流而生。他所信任的话语始终是某人某物的话语,二者均已经流露,已经出现,而不是正在开始的话语。因此,不拘形式地,带着不可否认的谨慎,他放弃了一切转向起源的语言,同样放弃了神谕和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将声音置于开端,召唤最初的决定。
  起源所讲述的语言,从基本上而言是先知的。先知,并非指其能够预告未来的事件,而是指这语言不依赖某些既存的事物,不依赖现行的真相,也不依赖已然说出或是已然得到确认的唯一的语言。语言,因为开始而进行宣告。它指明未来,因为它还没有言说。未来之语言(langage du futur),在这方面,正如一门未来的语言((un langage futur)总是被自己超越,它唯有在自己的前面才拥有意义和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合理。这就是古代女预言者(la Sibylle)不合情理的智慧,千百年来,它让人们倾听,因为从未被听见。这语言开启了延续,它撕扯着,开始着,没有微笑,没有装饰,没有胭脂,将最初的话语赤裸裸地托出:“女预言者,唾沫四溅,千百年来,让人们倾听她的话语,无需允可,无需装饰,无需胭脂,让人们记住她的神谕。因为这是神明的意志。”

  在微乎其微的线条中抓住诗歌的力量,如同在勒内·夏尔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一般,倘若我们认为这是有益的,我们只需说,诗歌是这个未来的、非个人的、欲来的话语。在开始的语言决策中,它和我们亲密地谈论在离我们最近最亲密的命运中押注的人。这尤其是预感之歌,诺言之歌,觉醒之歌——唱的不是明天会是什么,也不是幸福或不幸的未来在我们面前表露了什么——而是在预感所坚持的空间里,它将话语与飞跃坚定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话语的飞跃,坚守着更广阔的地平线的降临,第一天的肯定。未来是罕见的,即将到来的每一天并非开启的某一天。更加罕见的是在寂静中保留即将到来的话语,在最接近我们的结局之处,让我们转向开始的力量。在勒内·夏尔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听到诗歌在宣告誓言——在焦虑和不确定之中,将诗歌与其未来联系在一起,迫使它从这个未来开始言说,从而提前将话语的坚定和诺言赋予这一到来。
  《最初的磨坊》有言:“诗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搁浅在岸边,唯有在原处慢慢等待。”《形式的分割》有云:“一旦证据崩溃,诗人便回报以未来的喝彩。”在《毁灭之诗》中有记载:“诗歌,重新定性人之内部的未来生活。”《早起者》一书的名字就是对“最早起床者”的呼唤:“我们之前的这个征服不定的征服与保存,低声地抱怨着我们的毁灭,将我们的失望转移。”或许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中,这一结论更加尖锐:“此刻,我距离契合线和终点,并不遥远。在那里,我思想中的所有东西将通过融合而成为未来的空缺和承诺——这个未来并不属于我。我请求您赋予我安宁和休憩。”[《致激怒的安详》(A une Sérénité crispée),伽利玛出版社,1951]
  在未来的安静中结束,确切地说,题为《情书》的诗歌令人震惊的运动现在确切地发生了。在这首诗歌中,爱情的空间与自由,诗人深情的内心,带着未触碰过的词语的朴实,来到我们的面前。尽管如此,在这里与我们交谈的,却还是诗歌自身,在热情的面孔之下与我们交谈。谈论的内容依然是未来的本质,是它的急不可耐——急不可耐地来到最真实、最炙热的此刻:在这方面,它与希望联系在一起。希望,与之相同,是瞬间的灼伤里所有未来的骚动。它们永远联系在一起,正如《孤独依然》中所述:“诗歌,是一直作为希望而存在的希望中实现的爱情。”就像《情书》里的文字所证实的那样,诗歌似乎希望在光线的后面,抓住强烈的开放,更独特的缺口。通过这一缺口,一切都在闪耀、苏醒、互允:“(更加凹凸有致、更加啮合的)比光线更美之物的所有出口、所有渴望都出现了。”[《情书》(Lettera amorosa), 伽利玛出版社,1953]
  但是那里仅有一些标记。还必须明确的是:诗歌,似乎即将到来,诺言、开始的决定向其承诺,诗歌坚持这个有些简要的话语,我们可以说,难道它是制止的挥霍、来源的完全和慷慨?“时间陛下!疯狂的草!强大的步行者!”话语不重复,不使用自己,不说已经出现了的事物,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坚持不懈的反反复复,而是如同德尔斐之神的话语,她什么都没说就苏醒并唤醒的声音,时而尖锐,时而苛刻,从远处而来,呼唤远方。
  因此,坚固将话语树立起来,在坚韧的反抗中坚持着话语。就在这份坚固之中,话语将诗歌与最大的危险联系起来,将它托付给这份危险。“巨大的危险”中的这份信任,让我们自己的处境变得清晰。这份信任,恰恰让诗歌经历了这份经历。话语一旦说出,它就必须毫无保障、毫不确定地属于未来才可能拥有的自由。
  言简意赅的话语,向自身的焦虑关上了大门,它质问我们,牵引我们,有时候似乎将诗歌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似乎告诉我们我们被期望的,是话语本身就是刚刚开始时的指令。开始的话语,尽管是最温柔、最私隐的行为,但因为它无限地超越了我们,它动摇得最激烈,要求得最多:正如最温柔的日出宣告了第一丝光明出现的粗暴,来自神示的话语就是这样,它什么也不授意,什么也不强迫,甚至什么也不说,却让这份安静变成了野蛮地指向未知的手指。

  当未知对我们质疑的时候,当话语向神谕借声音——这声音不谈论此刻,却迫使倾听之人竭力摆脱现状,以求回归自己,仿佛还未成就的自己——的时候,这话语往往偏执、傲慢、苛刻,无视我们,将我们从自己那里夺走。先知和幻觉者讲述的时候带着更加艰涩的权力,因为讲述之人对它们一无所知:这种无知使其害羞,使其专横,赋予其声音更多的严厉和光芒。
  是诗歌的幸运,能够免于先知的偏执;勒内·夏尔的作品,带着我们所不知的纯洁,向我们所展示的,正是这种幸运。它那么遥远地向我们讲述着,缺失带着一种含蓄的理解,使之与我们如此接近——拥有非人称的力量,但是它向我们召唤命运的忠诚。这是一部紧张却坚毅的作品,激烈而平缓,活力四射,以瞬间的爆发性的简洁,将一种画面和肯定的力量集于一身,这种力量“摧毁”了诗歌,却保持着缓慢、持续和流畅。
  这一切源自哪里?它所谓的开始,却是通过向着起源漫长、耐心而安静地接近,在万物的生活深处,向万物敞开心扉,如此开始。自然,在这个方面,是强大的;自然,并不仅仅是结实的土壤之物、阳光、水、绵延不断的人类的智慧,甚至不是任何东西,不是宇宙万物,不是宇宙的无穷,而是在“万物”之前已然存在之物,即刻和遥远,比任何真实之物都更加真实,被遗忘在万物之中,我们所能够维系的联系通过万物建立起来。在勒内·夏尔的作品中,自然是,这段起源的经历,正是在这段经历之中,自然被置于自由喷射之处,置于时间缺乏的深处,诗歌唤起了其觉醒,成为开始的话语,成为开端的话语,未来之誓言的话语。因此,它并非预言,极具挑衅地如先知一般地冲向时间,将未来固定和联系,亦非占卜师的话语,如兰波的“过度的”方式,而是“具有先见之明”,如同人们将万物深刻的生命和自由的交流确定下来,捍卫之,保障之,使之适应气候。“伟大的先知们总是先于某一气候,时而将其稳固下来,却无法走在事实之前。他们最多就是能够从气候中演绎出事实,勾勒出虚幻的轮廓,倘若他们存有顾虑,就会使之枯萎。将会发生之事,如同已经发生之事,沉浸在某种沉浸之中。”“在我们身边重新建立起这种无限之人,真正为我们而成的密度,从四面八方并非神妙地将我们淹没。”(《致激怒的安详》) 这种“浸没”的“无限”,甚至是歌曲的空间,赋予万物生机,《形式的分割》如此阐述:“在诗歌之中,唯有从交流和一切事物的自由安排开始,我们能够获得我们最原始的形式和财产。”

  倘若在勒内·夏尔的作品中,诗歌的话语令人想起赫拉克利特的作品中思想的话语,正如它向我们传达的,我们似乎将之归因于这个与起源的关系,或彼此之中的关系,并不完全自信,亦不稳固,却是激烈的。色诺芬,或许比赫拉克利特更年轻,但是如同那些带着嘲笑的温柔之人,柏拉图称之为老者。他是这些流浪的行吟诗人之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靠其吟诵的诗歌谋生;只是,吟唱其诗歌之人,是思想,是话语,它拒绝了神明的传说,严厉地质问、询问,以使倾听之人亲见这一奇怪的事件:哲学在诗歌中的诞生。
  在艺术的经历和作品的诞生之中,那一刻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力量试图打开,试图关闭,试图在开启的空间之中兴奋,试图藏匿在隐藏的深处:作品是不可调和的、不可分离的时刻,是制造权力的作品尺度与期望不可能的作品过度之间撕裂的交流,是作品被抓住的形式与其所拒绝的无穷之间撕裂的交流,是如同开始的作品和并无作品的起源之间撕裂的交流,永恒的闲散控制着作品。这一对立的激动建立了交流,正是它将最终采取阅读和写作要求的拟人形式。思想的言语和诗般的歌曲中所展开的言语正如这最初的对话所采取的不同方针,但是,在不同的方针之中,每次它们放弃平静的形式,追溯自己的起源,在愈加模糊的苛求之间这愈加原始的战争似乎就重新开始了。可以说,所有诗歌作品,在其诞生的过程中,都回归这最初的争议;甚至,作品一旦成为作品,就永远地处于其永恒的诞生深处。
  勒内·夏尔的作品,和赫拉克利特的零碎片段一样,我们时不时见证的正是这个永恒的形成,是先过去近旁的艰涩斗争。此处,思想的透明得见光明;相同的话语承受着双重的力量,似乎因为思想裸露的安静而光辉熠熠,似乎满是逼真的、连续的深奥,其中,什么也听不到。橡树的声音,格言严厉而难以理解的言语,我们正是这样讲述,最初的话语,“双目噙满泪水,闪烁着智慧”,勒内·夏尔看着拉斯科的檐壁,辨别出了“无名的野兽”[《峭壁和草原》(La Paroi et la Prairie),伽利玛出版社,1952] 的形象。奇特的智慧,对于苏格拉底太古老,又太新颖,然而,尽管不适已经远去,我们必须相信它并没有被排除在外,它只会接受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出现,不会为了坚守话语而白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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