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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庆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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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今见较早的屈原、贾谊的传记资料,是后人研究屈原、评价贾谊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时代久远,一是间有窜乱,致使其中有些文义前后不相连属,有些记述前后似有矛盾;二是后人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前者先贤时人多做梳理,意见渐趋一致;后者则涉及角度和方法诸问题,争议仍时见简端。
  “太史公曰”是史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创格,是《左传》“君子曰”类体制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体现了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和对事件的基本态度。因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史迁的历史观、人生观。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存在着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却实际颇难明了的问题。
  一是其志未详。史迁既说“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后人“悬揣其意而为之说者则纷如”。
  二是文意不好厘清。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2]他虽未直言“四转”为何,但从传赞可见,“悲其志”是一转,读其文,逆其志,悲从中来;“想见其为人”为二转,适其地,念其行,泪由心生;“而自令若是”为三转,观贾文,系屈事,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为四转,读鵩赋,同死生,感怀贾生。这是从结构层次上加以分析。但从文意上进行梳理,其前后似有矛盾:既赞叹其“为人”,又责怪其行事,而二者本应相辅相成。对此,历代学者曾做出不同的解释。刘永济先生在作于1958年的《屈赋通笺》中以“故为跌宕之词”说之:

  战代之季,六国君相,争以养士相尚,而士之不得志于秦者,则去而之齐、之楚、之燕,甚而士之不得志于本国者,则助他国以伐本国,如伍子胥之于楚,是也。屈子主合齐以抗秦,又尝使于齐,苟去而之齐,未必不见用。太史公所谓“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故下文又曰:“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盖以贾生吊屈文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又有“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之词。而鵩赋多道家言,于同生死,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义,与国同休戚,且其所学与所处,并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鵩鸟赋》而自失以此[3]。

  但刘先生未条理原文,细加论说,故致汤炳正先生辩难。
  汤先生认为赞语自身的矛盾反映着史迁思想的复杂性,而与《悲士不遇赋》的情感相通。在作于1962年的《〈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说,这段话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评价有三层意思:1)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表示无限的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以屈原的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3)以《鵩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与“就”固不必过分执著,即“生”与“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4]。
  他认为,司马迁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贾谊的观点而责怪屈原应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李大明也认为,司马迁论屈原,“从‘悲其志’到归本于道家‘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从思想意识看大致与贾谊同调”[5]。但这样解释,就会产生下面的问题。
  三是与传文有矛盾。主张司马迁完全同意贾谊的观点,便会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传文中充满着作者对屈原“存君兴国”、“怀石自沉”的礼赞与称扬,传赞却满含着对屈原固守楚国、未游诸侯的不解与责难。对此,汤炳正先生在文中认为传文中评《离骚》的两段文字,即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和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两段,均为刘安《离骚传》之语,而且为后人窜入,非史迁引入,因而不代表史迁的观点。但是,除了上述第一段中“《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班固、刘勰等明称为刘安语外,第一段中的其他文字“《离骚》者,犹离忧也”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以及第二段文字,均于文献无征,史无旁证;而前者恰与史迁《报任安书》中的思想相为表里。
  今人又有不少论著涉及这些问题,但或没有明确论证,或以汤先生之说为立论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什么是令司马迁悲伤动容的屈原之“志”?千百年来,异解纷呈。有的认为是一种忠君伤谗的愿望,如李晚芳说:“其惜惜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6]有的认为是忠义不得施展的哀伤,如王治皞说:“屈、贾以忠义博雅之人,俱逢时得主后遭贬斥,不得已而以虚文自见,此其志有足悲者。”[6]615李大明先生更直接地说:司马迁的“悲其志”,“就是‘悲’屈原‘以彼其材’而不为君王所用,就是‘悲’屈原的不得志”[5]162-163。
  章学诚在《为谢司马撰楚词章句叙》中说:
 
  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痛疾时,宗臣之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洁,太史推与日月争光。而于贾生所陈三代文质,终见馋于绛灌者,同致异焉。太史所谓悲其志欤?[7]

  章氏综合前说,创为新意,以屈子之“志”为志洁行芳、孤怀独往。应该说比前人的理解又进了一步,然惜未展开详加论说。
  太史公明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因而其志意所在,必求之作品而方可得合理之释。
  在《离骚》中,诗人把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豪地叙写“内美”与“外修”,兴奋地描述内政与外交,伤感地指责“浩荡”的君王,愤怒地批判“贪婪”的党人,热烈地追求不悔的理想,低回地陈述心中的犹豫,毅然地宣布自己的死志。诗人将这些内容反复咏叹,或委曲婉转,或高亢激越,因而全诗波澜起伏,并一次次地将情感的波澜推向高潮。所以,司马迁在传文中或称引刘安之文,或申述自己之意,说《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而《离骚》之“志”是披香戴芳的高洁之志,是勇于抗争的坚韧之志,是以死殉国的不悔之志。
  《天问》是一篇奇文,全诗以一“曰”字领起,在374句诗中,一连串提出了172个问题。诗人置身于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和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流中,发出了震撼天地、响彻古今的滔滔诘问:从宇宙未成的混沌状态,问到天地上下的各种现象;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问到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从洪荒久远的史事,问到楚国的现实和他自己的遭遇!天文、地理、历史、哲学,诸如宇宙本原、天体构成、神话传说、天命注定、兴亡治乱、寿夭祸福,总之,诗人把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一切都调动起来,构成一个个穷之难尽、纷至沓来的问题,林林总总,而又咄咄逼人。但正如林云铭所说:“滋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兴亡作骨。……全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可以说,《天问》之“志”是通古贯今的探究求索,是顶天立地的孤独感受,是叩天问地的不平之鸣!
  《招魂》在“巫阳”的招魂词中,历陈天地、四方之险恶,极写楚国之美好,将深挚的感情寄托于铺排的描述之中。诗人写到天、地、四方均非久居之所:东方有千丈长人,专食鬼魂,十日代出,炎热无比;南方是蛮荒之地,生灵野蛮,荆棘丛生,凶兽纵横;西方流沙千里,旷野无极,五谷不生,土地烂人;北方冰雪连绵,寒冷难耐;人间向往的天堂是天门九重,虎豹守关,神怪往来,啄害下人;阴曹地府更是恐怖异常,妖魔怪兽穿行不已,头角锐利以人为食。只有楚国环境幽雅,五彩辉映,人盛物丰,安宁祥和。因而诗人热切地呼唤:“魂兮归来,返故居些!”这样看来,《招魂》之“志”是魂兮归来的热切呼唤,是固守宗国的铮铮誓言,是流观天下的理性抉择。
  《哀郢》的作意虽有争论,但不管是王逸主张的“虽被放,心在楚国,……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之作,还是汪瑗倡导的为秦将白起破郢而作,抒写悲愤忧伤之情则为历来学者所共认。诗人以被放逐离开故都而漂流的路线为经,以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纬,纵横交错地描写了自己辗转流徙的艰难经历、百姓离散相失的悲惨境遇、楚国谗人高进贤人远引的黑暗现实,抒发了诗人去国怀乡的哀怨和国势日蹙的悲愤。那么《哀郢》之“志”是顾念“旧乡”的拳拳忠心,是哀时悯乱的殷殷热肠,是“狐死首丘”的坚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离骚》、《招魂》、《哀郢》三篇作品的篇末都有一段“乱”辞。“乱”本是乐曲的尾声,在楚辞中,这些乱辞往往归结全文,是全文内容的收束与概括。《离骚》的乱辞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开头一句就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绝望,无人理解的孤独、欲说还休的苦痛、美政难以实现的悲哀,最后化为以死殉国、殉理想的不悔决心!《哀郢》的乱辞说:“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在漂泊之地,他极目远眺,冀盼能够早日返回故都,那里才是他实现理想、发挥才干的希望之地。尽管他被谗受害,遭遇种种不公,但是他系怀国家的感情、苏世独立的人格却始终不变!《招魂》的乱辞则从叙述自己初春时节被逐南行写起,沿途的山川草木使他眷恋不已,也使他感慨不已,为自己忠而被谤的不幸,为当时执政者苟且偷安的享乐,因此最后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悲鸣!蒋骥说:“卒章‘魂兮归来哀江南’乃作文本旨,余皆幻设耳。”这些“乱曰”之语虽很简短,却均为点睛之笔,深刻而充分地概括了全诗主旨,点明了作者心志。
  由以上分析可见,屈原之“志”正是他贯穿于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的热爱故国的深厚感情、坚守高洁的可贵气节和追求美政的斗争精神。而对这种感情的肆意践踏、这种气节的不被理解和这种斗争的最终失败,正是屈原的悲剧所在,是楚国的悲哀所在,也是太史公的悲情所在。



  传赞中“怪”的主体是谁?“爽然自失”是何意?这是理解这段文字的又一关键之处。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赞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即赋内历九州二句,谓贾生怪之也。爽然白失,亦谓贾生。”认为是在客观上叙述贾谊的观点。而更多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的思想,是以赞同贾谊观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前引汤炳正、褚斌杰、李大明等先生的观点即为此例。
  从文意来看,“怪”的主体仍是史迁。“读《离骚》……适长沙……观屈原……及见……又怪……读《鵩鸟赋》……又爽然自失矣”的主体均为“余”,是司马迁,这样才文气通贯。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赋中一方面同情屈原的遭遇,由于生不逢时,在“阘茸尊显兮,谄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黑暗现实中,屈原坚持高洁,“乃陨厥身”。对此,贾谊深表同情,因而他“敬吊先生”。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屈原最后的选择,不必宁赴湘流而固守楚国,赋篇最后的陈词便是表达这一思想:一者曰既无人理解自己,则可远逝他国;二者曰世风险恶,容不得圣贤在位;三者曰要懂得深潜高翔,要明哲保身,相时而动。
  贾谊以才能“超迁”,遭到高官勋贵的嫉恨谗害,际遇与屈原相同。他由自身之遭遇遥想屈原之处境,因而对屈原充满景仰与同情。但他生当汉世,政治上已然一统,思想上亦渐趋一致,战国时代的自由与解放使他心向往之。因而他对屈原离尤殒身的劝阻,既是对自己无咎被贬、怀才不遇的激愤之词,也有对政治多元、思想自由时代的向往之意。司马迁的遭遇与感慨与此相类,所以他对贾谊的个人观点是赞同的,这正是史迁责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来由。
  “爽然自失”即茫然自失。为什么会茫然自失?“自失”的原因何在?汤炳正先生认为“是史迁也同意贾生‘同死生,轻去就’的论点而认为前面所说生死去就问题也未免太绝对化了,故感到‘自失’”,“它是代表了史迁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个人看法”。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既然感到“自失”,修改或删除也就可以了,何必使这种失误仍然存在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呢!于情于理显然难通。笔者认为,“自失”的原因就在于读了《鵩鸟赋》,“自失”所指是自己责怪屈原的态度。
  《鵩鸟赋》之作,已是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之后,“卑湿”的环境使他神意消散,“谪居”的处境更使他悲哀无限。因而,当“不祥”之“鵩鸟”飞入馆舍,“止于坐隅”,自然使他产生了“寿不得长”的联想。于是他“为赋自广”,自我宽解,自我安慰,实际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救赎。《鵩鸟赋》的主体是假托鵩鸟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贾谊的问题一是吉凶,二是迟速,归根结底是一个生死忧患的问题。鵩鸟的回答一是言万物变化之道,二是言生死齐一之理,归根结底是一个“遗世忘形”的问题。万物变化,既无穷无息,又相互转化。无穷无息,因而无以尽言其极,也不必穷尽其极;相互转化,因而无以明断吉凶,也不必分清吉凶。人生各有不同,有的为利驱遣,有的为名奔忙,只有那些摒弃了物欲、不羁于时空、超然于生死的“大人”、“至人”、“真人”,才得到了人生的真谛。显然,贾谊立论的根本在道家思想。清人王伯海在《评注昭明文选》中说:

  前半是见天道深远难知,世间生死得丧,皆有定分,但未值其时,难以逆亲,私忧过计,总属无益,安见鵩鸟定为不祥,此一自广法也。后半见生必有死,生不知其自来,死何妨听其自往,而以达人、大人、至人、真人、德人,博征众说,见皆能自外形骸,不累生死,达观旷怀,与道消息,即鵩鸟为不祥,何足恐怖,又一自广法也。

  他是借老庄“一生死,齐得丧”的思想排遣内心的郁结。所以司马迁说《鵩鸟赋》是“同死生,轻去就”。既然生死不过如此,何时得生何时赴死,自不必强求。死生既可齐同,去就何足争辩!所以没有必要非要求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不可。在史迁看来,贾谊的思想是矛盾的。从汉文帝三年(前177)贾谊作《吊屈原赋》,到汉文帝六年(前174)贾谊作《鵩鸟赋》,时移事变,贾谊的思想自然会发生许多变化,再加上贾谊为此赋有“依托老庄,强为排遣”之意。所以,二赋所表现的思想自然不甚一致。如果说前者还有些愤激的话,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排解了。
  在司马迁的思想意识中,生无理想,生亦何为?死既警世,死不足惜!他生死观的核心是价值的轻重:“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而在《史记》中,他既肯定“不轻于一死而能别有建树”的人,如伍子胥、魏豹、彭越、季布、栾布等,又高度评价那些视死如归、“知死必勇”的人,如项羽、李广、荆轲等,赞美他们以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维护人格的尊严,来展示不屈服的精神。因而他感到前面受贾谊感染而对屈原的责怪是不适当的,所以在这里说自己“爽然自失[8-10]。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中反映了司马迁评屈思想中的一些变化,也展示了史迁反思的过程,但其基本思想并不矛盾。“爽然自失”一句,是对自己“怪屈原”思想的否定,是认为其“失”。由此,可以认为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论屈的思想是一致的,始终如一的,文中所记所论与《太史公自序》称“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的作传缘由、与《报任安书》中“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也是一致的。由此,怀疑传中对刘安语的引用为后人窜入、怀疑对《离骚》的评论亦为刘安语的窜入,也是没有根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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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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