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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余怒:《蜗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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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11  

余怒:《蜗牛》后记




  《蜗牛》写了近三年,现在完稿了,将交予飞地书局策划出版。
  它分为两辑,每辑124首(竟与我的生日偶合),第一辑每首12行,第二辑每首9行,我的想法是,在一定的行数之内处理语义进度和语速、节奏、分行方式、空间感、重量感、色彩等因素——即言说和语言——相匹配的问题。在读者眼中,这些作品语感畅达,虽常有跳跃却显得自然,但作品背后我所花的工夫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常常,一首诗要花去我好几天乃至数周时间,磨了又磨,改了又改(有的发表之后又多次修改),我寻求每个字、每个语句都要在它们应有的、难以替代的位置上,像古人一样炼字炼句。杜甫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算是体味到了其中的滋味。
  那么我为何要写这样一部诗集呢?
  记得十余年前在写作诗集《枝叶》时我曾说过:“我绝口不提传统,因为我就在传统中。”对于一个处于汉语语境中的写作者来说,传统是恒在的,是我们已然内化的意识和心理结构,它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有形的形态中,更多的还隐含于习俗、礼仪、人际关系、社会契约、宗教和文化仪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无形的形态中。一个文盲的中国人,仍是“中国”人,他甚至比那些生长于国外的汉学家更能体味和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慧能。因此,对写作者而言,传统就在我们的血液中,在人际交流的语言和口头表述中,在每一个汉字里,它是可以不必专门给以关注的最基本的东西;无它,不能开始写作,但若是着意强调它,就会自立藩篱,无以超越。
  在很多人看来,《蜗牛》这些诗与我的那些被人视为“先锋”的诗相比较,是一种“另类”,是我又一次“回归传统”的表现——另一次是《枝叶》。但他们看到的只是表象,我对传统题材(如时间、生死、爱情等)和自然物象(如山水、日月星辰、乡村等)的纳用迷惑了他们。其实,无论是以前的《枝叶》,还是现在的《蜗牛》,与我的其他作品如《守夜人》《猛兽》《个人史》《饥饿之年》《喘息》等一样,都有着相同的、不变的精神内核和心理结构,以及对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这个时而看着小桥流水木屋的,与时而看着大桥大坝大厦的,是同一个人——现代人;前面的和后面的情境,皆是相对于我们内心而存在的外在世界——无论什么时代,世界都可简化为物和我。如果硬是要将这些诗与传统扯到一起的话,我愿意将它们戏称为“伪传统诗”。
  然而,这样的写作是极其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老派象征主义和乡土抒情诗式的陈词滥调的陷阱。在《蜗牛》写作之初,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写作目标:要达到“每一句话都是旧的,每一句话都是新的”的效果。一个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烂了的题材和意象,如何让陈词旧句起死回生(有时,我有意尝试去使用一些被深度文学化或庸俗化的词句),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语言,又要藉此说出为语言所遮蔽的个体体验,这实在有点难。但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解决——这不单是作者语言能力和技艺的体现,更是文本存在的缘由和依据。由此,其他方式的写作才能得以令人信服地展开。我将《蜗牛》确定为即将写作的几部风格各异的系列诗集的第一部便出于这样的考虑。它的有序、简明、清晰的架构,明澈、宁静、枯淡的语境,温和、迂缓、从容的语感将在下一部诗集里被颠覆,变得无序、尖利、浑浊、湍急、纷乱。
  短暂休整之后,我又要重新开始。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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