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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傅元峰:曼衍卮谈——苏奇飞诗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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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24  

傅元峰:曼衍卮谈——苏奇飞诗读札




  初读苏奇飞,容易因意象陈腐的气息产生迟疑,而不愿走得更远:从一首使用了“棋子”“空山”“经卷”“蔷薇花”等意象的诗里,能救出诗意吗?起死回生,这正是苏奇飞要去做的,他非常固执:《忆故人》两节,每一具象都是心象。在读经对弈的逸士生趣中,他尝试搜寻未被表述的经验,形成象征。但迎来的还是似曾相识的禅机:
 
今朝发现棋子少了一粒。
一想到你,山就空了,就深了。
又空又深的山,更冷了,
而雪意还在更幽远的山中。
 
长久地枯坐,打瞌睡,
直到捧经的手,开出寒颤的蔷薇花。

                         
  禅机虽布满玄思,难成诗意。在文字中等待禅机的诗人,如果不因走神而另觅通途,那么,步入“不立文字”的禅宗陷阱,就是他苦心孤诣经营的言语的宿命。
  细读发现,诗作汲取了瞬时性:“今朝发现棋子少了一粒”“一想到你”。对于后来的静虚而言,这种瞬时性是毫无因果的偶然。张枣的诗中,也常见这种失联的瞬时性。是因果的失联让诗人胆大,无畏走在这条禅悟的老路上。由于苏奇飞对佛禅的兴趣过于浓郁,并未充分估计他诗中即将降临的言语的危机;他在庄子朝向文学性行走的“寓言”“重言”“卮言”三言[1]中选取了卮言,悬空了言语的主体。时下的诗人们,乃至那些全无诗兴的“小说家”,习惯于依附在“寓言”与“重言”上,经营毕生的文学事业。苏奇飞并不求重言之真、寓言之广,而是选取了卮言的曼衍;作为卮言者,他也并非崇信尚颜“诗为儒者禅”之说,携带这些陈腐的意象已经拖曳的确定知识,重新走入“义学皆玄”的体悟,而是离心离相,形成经验的疏漏,陷入存在的空寂。疏离悬荡是苏奇飞诗思的要点:从“今早发现棋子少了一粒”到“开出寒颤的蔷薇花”的行程中,借助佛教意象、义理的参照,《忆故人》有些许卮言曼衍的诗美。在禅机中的言语主体的曼衍,是苏奇飞诗美的依据。 
 
1.众所周知

  佛道酿制的酒,就诗来说,可言甚多,但基本亦可不言。任何在现代语境中饮此酒而醉的诗人,都不能对众所周知的宗教的味道大放厥词,歪歪斜斜的只能是他自己。苏奇飞诗中的抒情者,其言语悬停在佛禅义理形成的古典的“公共区域”,是一只“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荀子·宥坐》)的酒器。
  各种富有禅机的物象,经历了诗文的反复传送,已经作为复制品不断抵达了公众阅读,成为众所周知的公理。苏奇飞用词务虚,不查找个体的私密经验,在词语的公众性上落脚,并不规避可能陷入的古典主义的媚俗陷阱。读《大师》的时候,从“我们曾经”到“这一次”,本以为诗人从复数的记忆里单独出来,开启了私密经验的仓库,但所见(“我们在檐下谈论雪停/和深寂”)依然是众所周知的虚静。
  在《新月》一诗中,苏奇飞尝试让“众所周知”重叠起来:
 
一位远方的诗友忍受癌症折磨,
朋友们纷纷买书捐款。
此刻,我呆在冷寂的山中。
哦,要多久才能将一座山坐平?
要多久,干枯的肉身才能炼出舍利子?
而风吹落叶,旧秩序已然崩溃。
黄昏的月光君临万物,
大地澄明,像另一面镜子。

 
  诗友的病痛在尘世集结关怀,而“我”在冷寂的山中坐禅。尘嚣的温热包蕴的苦厄、向道的禅心都是周知之中的事物,但二者之间的并联是新奇的。参禅者在癌痛的人生旁边,对于时日的山中追问不再是孤立的,但究竟有何关联,尚需细加体会。
  关联思维有其空间特性,思绪曼衍在其中。在边缘与中心、有限与无限、欢娱与悲伤之间,不停收束和归纳,最终将时间归于空间(《秋日登山,休憩在圣寿寺》)。在《猛虎行》中,关联两种并列事物的是爱情,但只有抒情主体发生迁移,在旁观中,情感体验造成的巨大反差才成为客观事物,从单纯的情诗窠臼里摆脱出来。
  《南山佛殿读经》里,“我的上唇锻打着下唇,/语言的刀锋就要显露。”显示出苏奇飞对语言锤炼的追求。他着意用最少的意象形成诗意的重心,随后形成更加意想不到的点拨。诗人需要寻觅和依靠自性,让语言在意义公约中刀锋显露。禅家公案含有一种言语的公共性领域,然而,在依靠言语的信息明示所传达的“众所周知”之外,公案依靠自性的意会形成一个流动的公共地带——在诗语的角度看来,它具有充分的随机性和私人特征。如果借用现象学的方法论,佛禅的“自性”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先验世界里的“交互主体”[2],在一个依靠关系建立的共同体中,物并不返归本体,但有可能重新是陌生的。
  2015年春天,苏奇飞写下一组以利斧为核心意象的诗篇:《闲置的斧子》《风暴》《诗的艺术》《衰老还很远》《没有归来》。这组诗提取了乡村生老病死的质朴经验,形成了广东英德的生存图景的简朴摹写。意象并置,最直接的效应是带来了生存经验在表达中的准确调校。力度与准确性,是诗人根深蒂固的诗美认知。诗人并置的事物里,还有“悲悯”和“黄金”。这种关系表明在诗中发生了主体层面的彻悟,先验的光辉照耀着诗语——并没有产生新词,但新的因果无处不在,组成事物之间新的逻辑。在寺院甚至佛像作为物象的时刻,对义理的阐发或对佛陀敬畏之心的表达,就需要灌注万物,在诗中重新组织。在小女孩哭泣的眼睛里、奔跑的牦牛身上,诗人写下心象的奇观:
 
藏族小女孩,受委屈的小女孩,
无法将眼睛里的佛,哭出来。
她一哭,野花姐妹就爬上了
喜马拉雅山南麓。
  ——《藏族小女孩》

 
  朝圣的圣地见闻里,仍有可悟可见的区分;既有区分,即有关联。在事物之间去分别的过程里留住巧思,仍是苏奇飞擅长的技艺。在《诗的艺术》中,苏奇飞讲述了斧子的哲学:“它有时旁敲侧击,词不达意,/却击中我们柔软的内心。”在“众所周知”里倾斜与曼衍——这些卮言的可能,即苏奇飞诗思的可能。 
 
2.词的奔逃 
 
  对“众所周知”的并置,是一个改变词的德行的过程。意象在流传和解读的不断公约化提取中,成为工具性明显的语词式的语言存在。意象的诗性是在成为典故以后消亡的,简单的移植不可能赋予它们生命力。苏奇飞使用它们的方式,是借助它们的角色化行动,建立意义的戏剧性。在重新建立的关系中,诗语失去了原有的承载,被诗人豢养的意象体现出私人性,成为新的经验。汉诗抒情传统中,意象成为确切词义有其必然性,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流通,赋予了它们公共性,需要诗人把它们赎回。在抒情词典的连续雇佣中解放出来,意象和意境重新行走在未名状态,行走在背离意义的逃亡路上。依靠修辞,它们不停在异名化自己;流离失所的奔波使它们难以再坚守意义的系谱和规范。它们汇聚在言者无行的“卮言”周围,因越轨恍若新生事物。
  “啼痕”在古典诗语中的词条位置是显著的,它看似已不可能逃出生天了。但苏奇飞并不允许它们在旧诗的坋典中继续沉默,他要诱惑它们:
 
是浅浅的河床显露,
枯竭的源头收回它的支流。
是蛾子在春叶上蛀过,
留下残粉和啮痕。
是瓷器上的裂缝
经过了你的心。
是两行潦草的诗句,
等待一面镜子阅读和修改。
 
火知道,一只花蛾子的腹部
有你精致的愁肠。
  ——《啼痕》

 
  对于“啼痕”,诗人五度深描,实现了对这一僵化的诗语的镀亮。这首由“是”引导的诗,空置了主体,采用第二人称(“你”应该不局限于诗题,是泛化的),并不呼告,而是一个反复的“述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啼痕”终于摆脱了意象史。它挣脱出来,重新成为具体的和陌生的。虽然并没有显示出为“过度的语言、观念”所困扰,苏奇飞还是通过词的越轨证明,他看到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曾经看到过的那种诗的真谛:“现象学并不能创造闪光的新物体,而只能给已经存在的事物带来一道新的光芒。”[3]
  这种光芒往往在最后的时刻降临。比如,苏奇飞用诗语驯养一只猛虎。在这只猛虎的周围,还有围绕暴烈之力的诸种变体:豹子、刀斧、城池、风暴。诗人的“猛虎”在西格里夫·萨松“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象之外,增添了禅家心象的描摹。但苏奇飞的“猛虎”并不在禅家的旁观中披上机趣的光辉。在《杀虎》一诗中,蔷薇已逝带来的失衡,使伯父杀虎不得:“这么多年,猛虎躲进他的内心/而杀不着,只有当他熟睡了,/才悄悄溜出庭院,逡巡,/孤独地抖动满身的月光。”意义在此刻几乎走失,留下的是情绪和人性生发在德行之外的光彩。
  苏奇飞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是他作于2017年的系列长诗“猛虎四集”:《伏虎集》《托孤集》《剖心集》《隐忍集》。诗人凝视语词自身生长的野性,一个居于主体之内的主体。在《伏虎集》中,唯心的猛虎以偶然哲学的面目伺服人生,成其雄伟。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伏虎”意识,如穆旦、黄翔的《野兽》,牛汉的《华南虎》等,都未曾得到语言层面的凝视。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开启了新汉语异名写作的先河,苏奇飞的“猛虎四集”,是对汉语个体性和诗性的又一次催生: 
 
伏虎,一种用旧了的
而带点磨损的修辞,
一盏被言说擦亮的灯。
它在对我们的密谋中
 
言成肉身。
它总在我们的背后在场,
而在我们期待的视野中缺席。
这是一只焊接实与虚,
 
灵与肉,词与物的猛虎,
不被我们当中的任何人
捕捉,它最终会逃离
 
我们的叙述,回归深山
或者回到词源学
那古老岩层一样的隐蔽处。

 
  诗人界定的这只伏虎,乃是语言的猛虎。这使人想起于坚在1990年发出的语言废墟上的绝望:“从童年到今天/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一只乌鸦”(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与那时的于坚相比,苏奇飞多了一些以身饲虎的语言献祭的决绝,但也因此有更为深切的沉沦。既然逃亡是一种语言的必然,向佛与向巫的行走,将在词的层面产生截然不同的语言变数。“猛虎四集”中蕴藏可敬的(因而也是危险的)挣脱的心力,但愿诗人能以心血培育它成为一个漫漫语言流沙中的绿洲。 
 
3.偈颂的阴影 
 
  “猛虎四集”包孕抒情主体“攒集万箭”的决心,本是应当给予喝彩的。但它的宗教属性明显,拖曳着一条长长的宗教浪漫主义的身影。
  相对譬喻广泛的能指,禅门偈颂,佛说正义,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言语指涉。鲁迅在为王品青校《痴华鬘》题序时曾言“言必及法,反多拘牵”[4]。相对于佛法,禅机对一首诗的拘牵可能情形更好一些。在公案描述的言语确定性中,留取了义理索解的多种可能。张伯伟曾言,对比早期偈颂,禅门公案偈颂“往往蕴含禅趣,颇有诗意”。[5]除了六祖迁化所留“自性真佛解脱颂”罕见直言正义外,《坛经》偈颂,多有隐语和象征,可作诗读解。苏奇飞的诗,在物之间,形成交互主体,建设新颖的修辞关系,活在公案言语的机锋上。这是很精彩的尝试。然而,一直在佛禅的意识高位行走,所织就的新古典诗学,有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和美故事。
  因为宗教之外的崇拜,比如拜物教,20世纪汉语在“颂”体中的洁净一度遭受怀疑。偈颂对于汉语的崇高与优雅的救赎效能,需要通过苏奇飞这样的诗人诗作来评估。《写在南华寺六祖真身舍利前》中的谦卑与景仰,单从话语的层面看,容易触发复杂的联想。即使这种话语并不调动历史经验,也很难称取为诗的杰作。
  朝圣的言语,并不一定对应母语本身的圣洁。在弘法或个体敬畏中再度工具化的汉语,可能是偈颂越过了形式启悟之后的一个诗学难题。这并非阻止诗人朝圣,而是阻止诗人携带甚至胁迫诗共同进入宗教信仰的殿堂。文学与宗教大多时候并不产生共存的伦理问题,但《布达拉宫金顶上的月光》中的诗性,并不与信徒眼中“为众生的生灵加冕”的月光交相辉映。当贝叶经上的月光带来神启的时候,却未给诗美的黯淡带来任何补益。
  苏奇飞和他的同道,那些对语言有追求的当代青年诗人,已经在用他们的作品证明,新诗抒情主体指向语言主体的培育成果是可期的。就苏奇飞个人来说,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期,或有两种选择:其一,在身份上改写自己,舍弃诗人身份的先导性或唯一性,在不断朝圣中皈依为不再持言语执念的佛教信徒;其二,在宗教元素的参与下塑成新诗抒情的语言意义上的新主体,言语的般若将不会颠覆缪斯的审美之维——他将是因此成为有风格的、有语言反哺能力的汉语诗人。目前,还无法判定苏奇飞的去向。但不论如何,他在佛陀的视界中所进行的卮言曼衍的写作,已经开花结果。这枚诗禅同构的浆果,即使人们并不抱有对汉语诗性考究的兴味,它的甘甜也已然留在了浮躁的现世。 
  
 
注释:
[1]【清】王先谦编著:《庄子集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6-67页。
[2]【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3]【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另一种美》,高兴主编,李以亮译,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4]鲁迅:《<痴花鬘>题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5]张伯伟:《禅与诗学》(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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