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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但丁与拉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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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8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但丁与拉丁文学

林振华
 


  《神曲》是怎么横空出世的?只求欣赏的读者不必为此问题大伤脑筋,文学史家就不能避而不谈。尽管研究但丁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空泛文章比比皆是),可研究成果差强人意。德·桑蒂斯(Francescode Sanctis)在其哲理化系统化的意大利文学史中指出:“《神曲》描述了人类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知识,它包含的观念奠定了一切文学形式,包括戏剧与幻想,包括论著与‘宝库’、‘艺苑’、十四行诗、组歌。”如此看来,但丁的诗歌应该是但丁以前的意大利文学的缩影。无论从哲学还是历史角度看,德·桑蒂斯的观点都难以服众,因此对我们了解但丁毫无帮助。加斯帕里(Adolf Gaspary)试图在史实的基础上阐释但丁,即但丁“身上融合了当时意大利文学中独自奔流的两股浪潮——宗教诗的民众要素与艺术抒情诗的文学要素”。凭着优秀学者的独到眼光,加氏看出了问题。他的解决办法固然巧妙,却难以付诸实践。其影响甚微,但据我了解,出其右者尚不足见。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通过研究古代,尤其是维吉尔,但丁提高了自己的品味,同时迈向了经典作家的行列。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举例指出,由但丁开创的拉丁中世纪的形式与传统。于是,我们必然得出如下结论:要想解释《神曲》的创作过程,除了考虑普罗旺斯与意大利抒情诗,拉丁中世纪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如前所述,罗马尼阿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诸罗曼语言与文学是拉丁文学(Latinity)孕育的。然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意大利语的发音与词汇更接近拉丁语,上述孕育过程变得更加容易。《神曲》的开篇两行写道:
 
我在人生旅程的半途醒转,
发觉置身于一个黑林里面。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这里,“nostra vita”既是意大利语,又是拉丁语。“una selva oscura”则非常接近拉丁语的“una silva obscura”。西班牙语的“nuestra vida”和“bosque oscuro”,古法语的“nostre vie”和“forest oscure”,则在发音和词形上均与之相异。与此同时,意大利语跟拉丁语的亲密关系,却令意大利诗人犯了难。诗人不知不觉地拿拉丁语来衡量意大利俗语(Volgare),还常把拉丁语当作俗语——尤其是涉及韵脚的地方。意大利俗语与拉丁语的矛盾便由此出现。诗人受拉丁文化的熏陶越深,对技巧试验的兴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明显。两种情况均见于但丁。
  从普罗旺斯诗人,尤其是达尼埃尔(Arnaut Daniel)那里,但丁吸收了高难技巧的文体范本。在他的作品中,创造的过程不断穿插着对技巧的反思。他会为地狱使用“嘶哑且刺耳的韵脚”(Inf., XXXII, 1),苦心孤诣地演奏“艰难的乐曲”(Par.,XXX, 36),努力追求完美的境界(Par., XXX, 33):

所有的艺术家都到了才尽之境。
Come all’ ultimo suo ciascuno artista.


  他是言辞的工匠和艺人。因此,若无其他原因,但丁必须经常参考古代与中世纪拉丁文论。没有哪个罗曼诗人(即便对贡戈拉而言)像但丁一样,需要处理俗语与拉丁语间问题重重的关系。这种矛盾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从但丁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间摇摆不定,大量使用拉丁化的意大利语,便可见一斑。这也解释了一些技巧风格主义问题(如但丁对迂回表达和类语重叠的使用),以及《神曲》主题与主旨方面的问题。
  但丁曾负笈巴黎。他站在当时拉丁文化的巅峰。在《诗歌集》中,我们已能看出文体的拉丁用法(stylistic Latinisms)。“石头”组歌的第一首(“我已到达环游路线的一点”[Io son venuto al punta della rota])开篇便用天象指示时间,而此天象唯有1296年12月才出现。这是但丁首次为修辞之需使用迂回表达。如此一来,旧理论(古代世界精炼了但丁的品味)遭到反驳。1295年左右,但丁已经对拉丁修辞和诗学了如指掌。但丁的拉丁用法横亘其创作的各个阶段。这是一种中世纪而非人文主义的拉丁用法。我们在他致坎·格兰德的书信中看到,但丁坚持使用中世纪的“开场”(accessus)模式(本书221页注释14)。此书信跟他的两首拉丁牧歌和《水土探究》(Questio de aqua et terra),同为其晚年之作。但丁的晚期创作均使用拉丁语。
  那么,但丁的拉丁文创作从何时开始?在《飨宴》(Convivio, II, 12, 4)中,他提到,贝缇丽彩去世后,他借着有限的拉丁语知识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阅读波伊提乌和西塞罗;尽管靠才智,那些在《新生》中描写的事情,他早在“梦里”已明白。像但丁的所有自传性文字,这段话也被视为自我的风格定型(self-stylization)。对此,我们可以从它的内在矛盾(为刻意的晦涩所蒙蔽)和目的(让“清秀的女性”[donne gentile][VN, 35 ff.] 与哲学同列)看出来。
  《新生》为我们揭示了有关但丁拉丁语教育的哪些信息呢?它介绍了文书写作术的知识。第25章是一篇附记,它并不符合文章结构,也缺乏足够的写作需要;究其原因,只可能是但丁想借此表明自己受过修辞学教育。他说道,自己把爱塑造为活生生的人物,尽管爱并非真人,但他自有道理,因为“在古代,我们的民族没有用俗语歌唱爱情的人,而这些爱的歌手都是讲拉丁语的诗人”。但丁称他们是“literatipoete”。对这些人而言,“某些修辞的人物性或润色”(some rhetorical figurativenessor color)是允许运用的,因此这条原则一样适用于民族诗人。即便是首次思考民族诗学,但丁也发觉必须借用拉丁理论与实践。除此之外,他还让爱与生命力(spiritsof life)讲拉丁语。有一个哲学的片段描写爱的自我定义:“我就像圆心,圆周的各个部分到我的距离相等”(c. 12, p. 12)。这是阿兰第七条“神学法则”(PL, CCX, 627A)的翻版:“上帝乃一可思可想的圆,其圆心处处无还有,其圆周处处有还无。”这一思辨模式在13世纪广为流行。但丁不必直接向阿兰取经。不过,这至少表明,青年时代的但丁,对哲学和神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丁在《新生》里为爱套上了这一神学模式,而另一处(c. 25, 1; p. 34)却强说爱并非神灵(substance),而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其实是他早期著作的瑕疵。那么,但丁在《新生》当中展现的拉丁语知识是否果真“得自梦里”?
  《论俗语》试图为民族诗歌制定规则。不过,“立法”过程却用的是拉丁文。意大利俗语的诗歌手法,必先做到万无一失方可以运用。它只适用于某些主题、福祉、爱情、美德(salus, venus, virtus: II, 2, 8),而且只适用于组歌(II, 3, 11)。但这些规矩还不够。即便将其奉为圭臬的诗人(II, 4, 2 f.),跟大诗人(即正规诗人)也有天壤之别;大诗人用规矩的语言作诗,其他人则任意而为……因此,我们把大诗人模仿得越像,诗就写的越好。致力创建理论的人,必须仿效他们慎之又慎的诗学理论。
  《新生》(c. 25, § 3)区分了“雅言诗人”(litterati poete)与“俗言诗人”(poete volgari),这里但丁又重新界定了两者差别。可谁是“大诗人”(magnipoetae),或者说“正规诗人”(regulares)呢?拉丁诗人是也。对此但丁没有直说——这倒情有可原。为了给俗语增光添彩,他从意大利和普罗旺斯诗歌中挑选范例;如此一来,我们可能很奇怪地看到,意大利俗语似乎要给拉丁语树立榜样。另外,但丁还要求模仿古人,遵守“诗歌的法则”(doctrinatae poetriae)。众诗学作者中,他只提到贺拉斯的名字。不过,由于此处诗学为复数,显然他的脑海里并非独此一家,换言之,还有12、13世纪的拉丁诗学。我们已经通过迂回表达和类词叠用看到,但丁熟稔这些诗学,并且在它们的指引下前进。如今,当诗人牢记但丁制定的戒律准备作诗,还必须“饮用赫利孔的山泉”(prius Elicone potatus)。不过,但丁随即又给了他一些建议:

  即便小心谨慎,困难仍在眼前。须知,唯有善于思考,勤于练习,各种知识了然于胸,方为作诗之道。《埃涅阿斯纪》第六卷里的诗人称这样的人是天神的宠儿,还直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歌颂天国,他们是诸神之子,尽管他的话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诗人若不谙艺术与科学,仅凭天赋,便急欲涉猎需用最高级文体歌颂的最高级学科,岂不是愚不可及?放弃这样的痴心妄想吧!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鹅,或者好逸恶劳,那就不要模仿搏击长空的雄鹰。

  然而,但丁要求更进一步。他区分(II, 6)了四种句式结构(constructio)。最高级的是“醇香、悦人且高雅”(sapidus et venustus etiam et excelsus)的句子。其使用者为“闻名遐迩的文体大师”(dictatoresillustres)。但丁列举了普罗旺斯、法国、意大利的例子。不过……“如果我们能阅读正规诗人,即维吉尔、奥维德的《变形记》、斯塔提乌斯、卢卡努斯,以及那些创作最高级散文的作家,如李维、普林尼、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奥罗西乌斯(Orosius)等等……这或许是最有益的事。”
  我从但丁的诗学中,仅选择他针对拉丁文的艺术文辞与艺术诗歌关系的部分。显而易见,但丁给诗坛新秀源源不断地提出新难题,而且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他的要求几乎无法完成。诗人以高尚的文体创作组歌前,必须要先读奥罗尼乌斯吗?但丁的著作解放俗语,并促进其日臻完善了吗?俗语难道没有被无法忍受地禁锢吗?何以见得?答案是罗马尼阿与罗马之间的矛盾。但丁无法用理论解决这个难题。这或许也是其著作未能完成的原因之一。不难看出,随着论证的推进,拉丁文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没有什么比上段引文的“或许”更说明问题。这个具有推测、疑问意味的“或许”引出的句子,先是一反此前对拉丁诗学的恭顺态度,最后以弗朗提努斯、奥罗西乌斯“等等”作结。但丁为母语诗歌的每一个限制都像拧了一圈螺丝。《论俗语》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要素:普通语言论、罗马尼阿的语言结构、通俗意大利艺术语言的要求、组歌技巧论——这些都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有一个对但丁来讲至关重要的要素却很少有人注意:把民族诗歌同拉丁诗歌与文学的训练联系起来,同拉丁修辞以及起源古代与中世纪的拉丁诗学联系起来。这部作品充分印证了——简言之——我所谓的但丁的拉丁用法(Dante’sLatinisms)。
  《飨宴》(Convivio) 用意大利文写成,尽管但丁对此称之为“重大缺陷”(macole sustanziale),还表达了歉意(I, 5, 1)。论高贵(拉丁文不受腐蚀),论明晰,论美感(I, 5, 8-15),拉丁文都优于俗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但丁无法用它来评注自己的组歌,这样就会使主仆颠倒。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地解释!不过,《飨宴》的意大利语处处流露着对拉丁修辞的怀念。
  《神曲》一开始,作者坦言自己对修辞笃信不已。一见维吉尔他便问(Inf., I, 79 ff.):

你就是维吉尔吗?那沛然奔腾
涌溢的词川哪,就以你为源头流荡?
Or se’ tu quel Virgilio e quella fonte
Che spandi di parlar si largo fiume?


  接着,他致敬道(85 ff.):
 
你是我的老师——我创作的标尺;
给我带来荣誉的优美文采,
全部来自你一人的篇什。
Tu se’ lo mio maestro e ’l mio autore,
Tu se’ solo colui da cu’ io tolsi
Lo bello stilo che m’ ha fatto onore.


  根据这些诗句,但丁心中的维吉尔是什么样的?“大川”(fiume)是文体的拉丁用法,对应于称赞作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拉丁语“flumen orationis”,及相关的表达方式。
  在但丁眼里,维吉尔是古代晚期及中世纪的修辞大师。贝缇丽彩派维吉尔到但丁身边,希望他能用“嘉言”(Inf., II, 67 ff.)助但丁一臂之力:

因此,请你快点用嘉言的婉转
或足以助他脱险的其他方法
帮他。这样,我才会转愁为欢。
Or movi, e con la tua parola ornata
E con ciò ch’ ha mestieri al suo campare
L’ aiuta sì ch’ i’ ne sia consolata.


  维吉尔的修辞在天堂里得到称赞(Inf., II, 112 ff.):

我从福乐之座下降,因为我信任
你高华的言辞。它给你荣誉;
你的听众也享受它的清芬。
Venni quaggiù del mio beato scanno,
Fidandomi nel tuo parlare onesto
Ch’ onora te e quei ch’ udito l’ hanno.


  但丁师从维吉尔(“lo mio maestro”),学习修辞艺术。在中世纪学校的课程作家中,维吉尔是他最亲近的(“lo mio autore”)。我们知道,课程作家同时也是权威——圣徒。在但丁心里,一如在马克罗比乌斯心里,维吉尔无所不知。他代表了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Inf., IV, 73; VII, 3;VIII, 7,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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