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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陆建德:雪莱的大空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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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8  

陆建德:雪莱的大空之爱


 

  在著名小诗《给——》的开头,雪莱写道,“有一个字常被人滥用,/我不想再滥用它。”读者很快就发现,这被人滥用的字就是爱。(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就使用“爱”字的频繁而论,难有堪与雪莱比肩者。)那超凡脱俗的爱的对象是一位使雪莱心血来潮的姑娘吗?
  其实,与其说雪莱在诗中为她隐去姓名,毋宁说她本来就是令诗人苦苦思念的乌有之物,象外之象。正如悲惨的尘寰总是倾心于天外极乐园的形影,那爱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它是绵绵无期的遗憾,其存在条件就是所渴求的对象必须永远缺席。《给——》这一题目本身所标示的虚位为解构主义者留下了创造的空间。(雪莱的诗作常被解构主义者用来阐发解构的要旨。参看杰弗里·哈特曼编《解构和批评》)爱的本源和文本的终极意义一样,都是在云深不知处闪烁不定的虚像;写作是不关外物的写作,爱是与世绝缘的爱: 
 
我爱过,哦不,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位,
或者任何下界的凡物,照人之常情
你们当然个个都是可亲可贵;——
我爱过,却不知爱了什么,这尘境
以及生息其间的万物,都没你的精髓……
  (《祖卡》,作于一八二二年,本文引用的雪莱诗句大多为查良铮先生所译)
 
 
  就像那喀索斯爱恋水中倒影,翱翔于太虚的大空之爱以自身为行为的受体。请看小诗《你难得光临》(一八二一)的最后一节: 
 
我爱爱神——虽然他有翅翼
会像光一样逃离熄灭,
但是精灵啊,我还是爱你
爱你胜于一切——
你是爱和生命!快来,
再与我的心常在。
 
 
  雪莱对爱的爱是有其不凡的来历的。他在长诗《阿拉斯特》的序言末尾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名言:“我还没有爱上什么,但是我渴望爱……我追求爱的对象,我爱上了爱。”
  在《忏悔录》卷三,我们惊讶地发现,处于“爱上了爱”的心醉神迷状态的奥古斯丁此时还没有“为天国而自阉”:他的周围沸腾着罪恶恋爱的鼎镬,他爱的是肉欲的枷锁。虽然雪莱有的诗作不乏伴有急促喘息声的爱欲的律动,他所钟情的爱更多柏拉图主义的成分。
  在雪莱亲自翻译过的《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借女巫第俄提玛之口说,一旦一个人看出纯粹的美的理念贯通一切,他就不会再把爱倾注于某一个别的美的对象上。“这时他濒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雪莱爱得胜过一切的,大概就是这凌虚蹈空的纯粹理念。不过在这篇著名的“爱神的颂词”中,柏拉图并没有把共性与个性断然割裂。他不回避这一点,即要参悟爱的深密教义首先要从人世间的个别事例出发。撤去支于人世坚实地面的长梯就无法抵达美的本体。对爱的理念之爱尚需发端于对“下界的凡物”之爱。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把人们比为洞穴中的囚徒,身后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由于这些人无法回头,他们错把岩壁上自己的投影当作现实。那些不畏艰难攀上陡峭的石级、来到洞穴口外的幸运者则能一睹光天化日之下理念的真实。在这比喻里,存在于投影与真实之间的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强烈无比的反差。这难以调和的对立使雪莱发出沉痛而甜蜜的叹息,人生如梦的感受触发了无法抑制的避世冲动。雪莱在十四行诗《别揭开这画帷》里巧妙地把上述的比喻演化为对生活的牢骚。希望和恐惧给“幽深的穴”编织幻相,生活无非是涂有随意的色彩的画帷,后面是一片虚空: 
 
曾有一个人,我知道,把它揭开过——
  他想找到什么寄托他的爱情,
但却找不到。而世间也没有任何
  真实的物象,能略略使他心动。
于是他飘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是一点明斑
落上阴郁的景色……
 
 
  柏拉图投到释氏门下,信奉万事皆空之说。他用以揭示知识的真谛的比喻成了诗人使自己隔绝于社会的工具。涉世尚浅的那“一个人”自以为饱经世事沧桑,有资格耍弄“嗟予落魄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那类情调。聊可引以为慰的是世界是黑暗的,而“他”是“阴郁的景色”中的“一点明斑”。把这位充满爱情却以不合群自娱的“他”和世人两相比较,究竟谁是冷漠的?
  雪莱在相当一部分诗作里使人联想到席勒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里所说的感伤诗人。素朴的诗人在自身之外寻得感性对象,他引导我们回到生活中去;感伤诗人“沉溺在自身之中”,他“总是对现实生活感到厌恶。这是因为他的观念的无限性质把我们的心灵扩大到超过它的自然规模,所以现实中所有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充填起来。”
  雪莱并非不关心现实。性不容恶的他一度生怕错过了殉道者的事业。他希望有泛爱众生的大心,在《赞精神的美》最后一行他自称要“爱全人类”。在空灵的理念激励下产生的爱和入世的愿望非常容易夭折,但是他却相信自己爱得过多而产生悲伤(参看《给云雀》一诗的第十六节)。马修·阿诺德曾套用雪莱长诗《心之灵》中的诗句,称他那高贵的以灵为翼的心,枉然地扑击人间牢笼的无情铁栏。
  一八一二年,雪莱豪爽地投入了威尔士的特立马多克地方的筑堤拦海工程,当时的他还喜欢用热气球和漂流于海上的瓶子一类浪漫的手段来传播他反对暴政、热爱自由和真理的思想。翌年二月二十六日晚,雪莱有声有色地自编自导自演一幕遭人暗算的戏(伟大的事业需要有虚构的迫害者来配合),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对他寄予厚望的小镇。他的第一任妻子、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哈丽艾特怎么猜得到,诗人演戏为的是体面地逃脱造田工程和一笔债务?雪莱造福人类的壮举时有这类几近滑稽的事件相伴随。究其原因,大概是他的救世精神背后蛰伏着怀疑和避世的情调。
  一八二一年八月十五日,他对第二任妻子玛丽诉说苦衷:“如果能彻底脱离人的社会,我就别无所求了。我将带了你和孩子远避人世,以海岛为家。”雪莱的口气十分恳切,但是玛丽知道不必把这类文字看得过于认真,因而是姑妄听之。早在半年之前,在雪莱献给“高贵而不幸”的意大利姑娘爱米丽·维维安妮的《心之灵》一诗中,他也曾邀请那位被幽禁于比萨一修道院的名门少女和他一起驾船驶往“希腊天空下的一个海岛,”驶往“那迢遥的伊甸园,那紫色的东方”。就在这首诗大致完成之际,雪莱结识了爱德华·威廉斯及其妻珍妮。第二年,雪莱在《给珍妮:一个邀请》里对他短暂的生命中最后一位情人说:“去吧,离开城市和人群,∕去到草原,到清幽的树林”。在那荒寂的地方,心灵可以倾听“自己的乐音”。那是一个没有社会经纬的天地,所谓“普遍的阳光”将招纳万物多象于一。自放于山巅水涯的向往是大空之爱的孪生姐妹,爱的哲学不就是“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见小诗《爱的哲学》)吗?
  雪莱曾指出,有的人希望自己的思想不受陈规陋习的污染,但是他们的见解里多的是本人痛加谴责的习俗的排泄物。他对遁世的态度似乎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诗灵常来源于遁世的冲动。而遁世又是他试图战而胜之的诱惑。
  据雪莱在长诗《阿拉斯特》的前记所述,诗中那位情感纯真、才华不羁的主人公(一位年轻诗人)耽湎于对宇宙的遐想,他企图寓至高生命的形象于一,但是理想的原型难以求得,他因此怀恚而亡。平凡的心灵麻木不仁,自私愚昧。他们对世上的一切都不爱,“凡是不爱同类者,尽其一生必定是贫瘠的,而且到老只有一个凄惨的坟墓在等待着他。”那位诗人并不平凡,但是他“自我中心的遁世倾向”导致了他的毁灭。这听来像是雪莱对自己的规诫。可是在诗中,雪莱不知不觉地把那位踽踽独行的游荡诗人尽情美化,于是他的“自我中心的遁世倾向”反而成了“崇高而圣洁的心灵”的必然归宿。
  执迷于自恋式的大空之爱的诗人何以见得比庸众更爱自己的同类?在雪莱死后出版的诗集中,玛丽在《阿拉斯特》后面作了一条长长的注释。她认为在这首诗里雪莱因受病痛的影响专注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缺少对广大同胞的命运的关心。玛丽毕竟是有卓越的判断力的。在长诗的接近结尾处,雪莱称诗人的早逝“像雾霭被裹入金色的朝霞”。那雾霭其实是诗人一己的渺小世界的一片阴云,它神奇地变为一圈镜子,让站在中央的诗人欣赏自己在镜中催人泪下的衰败形象。自我欣赏有时正是雪莱的大空之爱的切实内容。在悼念济慈的长诗《阿童尼》中,雪莱不忘自鸣不幸。他自称“爱的精灵”,孤寂、美丽而敏捷,“像是离群的鹿,被猎人的箭所中。”他的额际被烙印烫伤,沾有凝血。原来雪莱把自己比为担荷人类罪恶的基督。这些描述印证了柯勒律治在《席间漫谈》中的一说:挽歌的主角总是诗人自己。
  在经典之作《诗辩》里,雪莱论述了推己及人的道德观。“要做一个至善的人,”他写道,“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善哉斯言。不过此前一句颇费理解:“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亦即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视为自己的美。”雪莱曾强调,道德知识的真正内容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处,这假定了(用当前流行的话来说)他者的他性。
  把他人之美视为自己之美意味着尊重那异于自己的品质还是把别人贬为自己的影子?一八一六年夏,雪莱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景色所倾倒。他在致友人信上把阿尔卑斯山的美“视为自己的美”:“这一切都像是我们自己,像是我们在别人心上留下壮伟的印象。”天造地设的景观仿佛是为诗人那颗硕大无朋的心灵而存在的。此时的雪莱很有约翰逊博士在给斯雷尔夫人信(一七七三年九月三十日)上提及的热内亚大公的风度。据传这位大公在访问法国时被问及对路易十四的辉煌宫殿有何观感,他答道,他眼中所见正是他自己。
  假如世界是诗人的回声而不是反之,雪莱曾热恋过的姑娘也是他心灵的杰作?她们激起雪莱一时的爱情是因为具有自身特有的品质还是给诗人只应天上有的理念提供了尘世的对应物?雪莱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同情女权,他历来反对把妇女当作淫欲和仇恨的牺牲品。妇女解放的话题点缀了《伊斯兰的叛乱》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麦布女王》的终结处雪莱还呼吁男女两造自由平等地“登上道德的高峰”。在《麦布女王》的注九(它简直是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文),雪莱作为激进启蒙主义的信徒还提出婚姻制度是旧风俗的污渍,一旦取消,其后果必定合乎情理。
  即使是莎剧《暴风雨》中缥缈的精灵爱丽儿(雪莱自称)也不能免俗。一八一一年,被牛津大学开除的雪莱以天马行空般的见解征服了他妹妹的同学哈丽艾特,不久又带这位俊俏的十六岁少女逃到苏格兰并结婚。婚后两年多,雪莱的爱神又振翮高举,他撇下已有一女且又怀孕的哈丽艾特,偕同激进思想家葛德文和女权运动先驱伍伦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玛丽以及她的异父异母妹妹克莱尔私奔。不能不为之感动的是雪莱在这种时候还从法国致函哈丽艾特,约她越过英吉利海峡加入以诗人为主的大家庭。
  不过要是哈丽艾特与情人弃家出走,雪莱也会携儿带女地坦然相随?哈丽艾特把雪莱对玛丽之爱归结于玛丽母亲的名气和葛德文的影响。她无奈地对朋友凯瑟琳·奈京特抱怨,“雪莱先生变得耽于声色完全是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所致。那本书将贻害无穷。书里谬误的教条毒害了多少年轻有德的心”。(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
  至于雪莱,他在短暂的出逃式旅游结束后依然沉浸于欣快之中。他在致老友霍格信(一八一四年十月三日)上把玛丽说得完美无缺,她“无可争议地拥有人性所能达到的一切优点”,得到这样的尤物,他将“更有成效地爱人类,更加热情地宏扬真理和美德。”既然雪莱和玛丽的结合十全十美,他与哈丽艾特的婚姻就必然一无是处了。在同一封信上,他把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比为活人与死尸的拥抱,既可怕又令人作呕。他懊悔当初作出种种牺牲,一心一意要教导哈丽艾特,那努力“实在是粗俗不堪的迷信行为”。
  哈丽艾特不是曾被雪莱在情诗里称为“我的更纯洁的心灵”吗?为什么她要听由不那么纯洁的心灵加工、栽培并按照后者的意愿生活、发展?诚如莫洛亚在《雪莱传》(上海,一九八一)中所述,问题的症结在“哈丽艾特的思想境界是雪莱自己的精心之作,他造就了她,训练了她,启发教育了她。他已习惯于把她看作自己的应声虫,听她鹦鹉学舌”(109-110页)。两年之后,一度被诗人解放的哈丽艾特投河自尽,她的死使两位高尚的情人终成眷属,尽管照雪莱一贯的观点婚姻只是今日道德的奴隶所遵循的“世俗的通衢”,他们 
 
       以疲倦的脚步
直走向死人堆中的家——坟墓,
总曳着一个友伴,甚至是一个仇人,
看啊,这旅途多么漫长,又多么阴沉!
 
 
  这些诗句出自雪莱献给维维安妮的《心之灵》,此刻的玛丽已是乏味的“友伴”,“冰洁的月亮”,“她的帝国只剩了名字”。美貌但平庸的维维安妮因她特殊的遭遇使雪莱身上的仗义行侠之心蠢蠢欲动。她为雪莱饥渴的大空之爱展开一张宣纸,供他尽心地泼墨写意。在这位意大利女子身上,雪莱倾倒了一大堆未经来自经验的智慧点化的抽象概念,她成了“一团丰富的光辉、爱情和神性”。维维安妮被剥夺了自己或美或丑的七情六欲,她无非是男性诗人的泛泛的理想的投射。她失去了鲜活的个性,用女权主义者格瑞埃的话来说,她是一个“女阉人”。
  哈罗尔德·布鲁姆在《空幻的友伴》一书里称雪莱在政治、宗教上永远是左派,他的道德观最重在任何人类事务中个人作出判断的权利。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个性如此强的诗人更应学会敬重其他个人的本来面目,不以自己的理念支配、统摄一切。
  所幸的是随着维维安妮的结婚,雪莱不再把她美化成天庭的使者。一八二一年秋,他向约翰·吉斯本承认,《心之灵》里的爱不切实际。“《心之灵》是个谜。你知道。我可不做血肉之躯的买卖,——指望我来写人世或俗缘就像到专卖杜松子酒的小店买羊腿一样。”在他逝世前三星期(一八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他又信告吉斯本,“《心之灵》我不能看上一眼;它赞颂的人是一朵云,而不是天后……它是我的生命和感情的理想化了的历史。我想人总是在爱着,爱这或爱那;我承认,受禁于形骸中的人难以避免这一错误,即在终有一死的形象里寻找与永恒约莫相似的东西。”这在雪莱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他已经多次在诗作里泄露了避免这一错误的方法:爱超然物外的爱的理念本身,不要为世上真实的物象略略心动。
  雪莱的大空之爱在湛然清明的夜空熠熠生辉,“终有一死”的生灵只恐高处不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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