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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朵渔:循着思的方向……——一份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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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4  

朵渔:循着思的方向……——一份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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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西方古典诗学里,哲学的任务是思,是对真理的渴念;而诗歌是一种模仿,一种摹本,它因此而疏远真理。哲学和诗歌的争吵由来已久。巴丢认为,现代诗歌的兴起,诗与哲学之争开始发生迁移。现代诗歌通过“减法”和“传播”等方式,开始了真正的诗之思。所谓“减法”,就是去客体化,进行纯粹的、词语内部的创造,使诗歌“进入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肯定,它无须通过对客体的理解展示自己”。在对当下彻底地去客体化之后,诗之思真正开始。所谓“传播”,更像是一种迁移,“那就是说一旦被谈论,客体就迁往意义内部的其它地方;通过成为不是它本身的别的东西,它使自身去客观化”。在巴丢看来,诗歌真正要寻求的,不是建立某种客观性,而是要分解它,“在对减法的诗意欲望和对散播的诗意渴求中,客体被捉住又被抛弃”。诗不是一种知识形态,而是一种思的瞬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总是使哲学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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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是最早的惊慌者。海德格尔也是。但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诗逐出城邦,而是展开思与诗的对话。比如,他对特拉克尔的倾听,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诗与思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他的对诗之思非常节制,因为他认为思与诗的对话始终包含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这种思很可能会扰乱一首诗的宁静,思变成了自说自话。因此,他认为对诗之思决不能取代对诗的倾听,“此种运思的探讨充其量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可置疑,在最佳情形下也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有深思熟虑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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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站在诗人的立场上,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来思考:诗,要不要思?如何思?顾随先生讲古诗,说中国诗重情见,轻知解。但中国诗也是讲究思的,所谓格物致知,有物有知。顾先生说中国诗后来之所以贫弱,便因思想贫弱,“曹、陶、杜三人各有其思想,即对人生取何态度,如何活下去”。诗人之思,似乎很容易陷入肤浅表白、主题先行的窘境。思并非要在诗中讲一个肤浅的道理,不是“世俗相对之理”,而是“最大的真实”,“凡最大的真实皆无是非善恶还坏之言”(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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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从思的角度也提出,“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在成为表达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极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倾听什么?倾听一种孤寂之精神,并将其收集到一种“悦耳之声”中。诗人的道说就是回响着这种“悦耳之声”的道说。海德格尔充分信任诗人这种“倾听”的才能。“倾听”,首先是一种“清空”,有点神秘主义倾向,而一首诗的伟大之处,也在于它的确能邀来一个神与其同在。所有的思,似乎都难以挽回的肤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的最高境界是无言。生活也曾要求诗听命于它,诗最终高傲地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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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个段子:有位皇帝突然问他的一位大臣,你每天睡觉时是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还是放在被子里面?这大臣天天睡觉,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睡觉,就开始思考胡子到底该放在里面还是外面,结果是放在里面也不舒服,放在外面也不舒服,百般不适应。诗人写诗,也有点像留着大胡子睡觉,思考多了,倒不会睡了。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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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之思,有时会形成一种僭越,就是让诗歌去僭取哲学的领地。我们看到一些有雄心的诗人写的一些长诗,结构严谨,逻辑细密,意象繁复。我们辛辛苦苦读下来,发现他只是为我们讲了一个不甚高明的道理。这又何必?有很多大诗写作者简直是逼着读者承认他是一个大师,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我看来,很多大诗、长诗其实是不成立的,无效的。一片废墟。小的、包含个人体温、生命内涵和岁月容量的小诗,依然可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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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思,同样有另一种危险存在,那就是黑暗。比如,一种探索性极强的“语言诗”,充满了歧义,类似于一种“自动写作”。我们知道,语言可以呼唤出语言,这是诗的神秘性之所在。事实上语言并不听从于你,而在更大程度上,你是语言的奴隶。如果没有思,语言更多的时候只会呼唤出一种更为黑暗的语言。此类写作也必是黑暗的写作。瓦雷里有一个说法:“神明亲切地无偿送给我们某一句诗作为开头,但第二句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并且要与第一句相协调,要配得上它那超自然的兄弟。为了与上天馈赠的那句诗相当,动用全部经验与精神资源并不为过。”海德格尔在谈论特拉克尔的多义性时说,多义性并不是松懈的不准确,而是有其严格性和清晰的界限,甚至与那种单纯的科学上单义的概念相比较,他始终具有无限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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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个思的例子。就拿杨键的《哭庙》为例,据说写了十二年,八百多首短诗构成,结构上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必是思的结果。它的伟大之处暂且不提,我们来看问题。它的每一首短诗指向性都很明确,但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是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局部的指向与最终所建构的东西多有矛盾。哭庙,我不反对哭,我认为哭得很好。我反对他哭后所建的那个庙。我觉得他最终建构的那个东西指向了帝制、集权、等级等等腐朽的东西。仿佛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转型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以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人类普世价值,都可以视而不见了。那就太反动了。是为最大的“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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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不在写中。写中之思有时会损坏诗。思可能发生在写之前,也就是说,思是个基础,是海德格尔所言的大地。思是命令自己去思,它是一个永恒的“在路上”的状态,永无目的。但它是基础,是大地。没有这个基础和大地,诗只会堕入黑暗。诗人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一个思者。它并不经常跳出来,但它像诗人体内的一盏灯,会时常亮着。但仍有两条路可走:回到思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回到本初、纯粹、赤子的状态,借助于天才或通神;然后就是回到思的状态,并让写去中止思。作为诗人,哪一条路都不能保证你成功。前者容易重回蒙昧,后者则会误入歧途。因此,那些牛哄哄的没有幻灭感的写作者,是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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