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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杨东伟:“每一行诗/都将重新标出边境线”——论王家新近期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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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6-23  

杨东伟:“每一行诗/都将重新标出边境线”——论王家新近期的诗歌创作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在完成了重重美学与诗艺的突破和拓展之后,逐渐跃入了一个更为开阔的书写空间。然而,写到今天,当代诗人该如何在消费主义时代确立写作的尊严,如何能将写作准确地切入到诗人自身的命运和时代经验之中,又如何抵御游戏化的商业消解,重建诗歌写作的“难度”和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正是从这种背景下,诗人王家新的写作才再一次成为令人注目的精神现象。在经历了当代汉语诗歌的种种突进与震荡之后,王家新并没有将自己的写作才能和成就限定在“90年代诗歌”的范畴之内,而是在坚守中探索和突破,不断地调整着他自己的和时代的诗歌版图。更为重要的是,他全部的写作,包括创作、翻译、批评、研究和随笔已经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一种极具整合力的诗学气象,表征着当代诗歌在思想、心智、语言与创造力等各方面所能达到的令人振奋的境界。同时,这样的写作气质与精神也在日益演变成一种极具辐射力的“气候”,不仅影响着当代诗歌的进程,也昭示着一种未来诗歌的风景。



  王家新近年来的写作愈发地清醒而自觉,在热闹喧腾和价值混乱的时代,他仍然将诗歌写作当作一项幽秘、孤独而神圣的事业,这就意味着更艰巨的语言探索与精神历险,“我在那里走着,已不需要/任何人同行。”(《翻出一张旧照片》)即使拥有三十年余年的写作历史以及诗界荣誉,王家新仍然怀有某种“不满足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出自语言本身的“未能满足的要求”,出于对“生命”的“不能忘怀”。正是在这样一种更为严苛的自我要求之下,他的写作将我们带到精神的幽暗地带,带到诗歌的内部起源,让我们领受到语言对我们的撞击与“冲刷”。近年来他自觉放弃其所擅长的雄辩之术,趋向于用更简洁、清晰而澄明的词语来揭示事物与经验,在节制和收缩中展现语言自身的质感和张力,并能够从细节和日常出发,经由诗意的提炼与转化,最终直抵存在的“无言”。诗人已学会了在静观中等待,在沉默中凝视,他的诗歌让语言走向我们,让存在本身向我们敞开。相对于时下所推崇的“花招”与“机巧”,这才是更见功力、也更为人尊重和钦慕的诗歌技艺。
  王家新将自己视作一个终生在语言内部工作的“苦役犯”。写了这么多年,诗人越来越觉得写诗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种生命的受难:“那就是坐下来——/并面对一张/犹如来自西伯利亚雪地的/白纸。”(《读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对他而言,诗歌写作时刻都意味着生命的内省、审视与拷问,每一首诗都是一次自我清理和重新上路。正是意识到写作本身的“不可承受之重”,诗人才深深地感到“我要写的诗/也多了几分踌躇”(《黛眉山记游》)。踌躇意味着更深的思虑,笔尖的刻痕才愈发沉重而深刻。他也明白只有“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塔可夫斯基的树》),才能浇灌这棵诗歌与语言之树。他一次次“又回到了那片恒古的冻土。/每刨一下,虎口震裂。/每刨一下,都绝望得想哭”,因为他要从语言的冻土中“刨出火星”,要“挖出那声音的种子”,进而“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这样的“苦役犯”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设定和确立,也是他在写作中怀有的最大信念与绝决。这种对苦役的承受与忍耐同时也将王家新与同时代的诗人区分开来,肩负着语言的重担使他远离了轻飘与浮躁,使他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站得更稳,扎得更深,成为一个能在这个“苇草割了一茬又一茬”的汉语诗歌世界里“站得住”的诗人,而他艰巨卓著的写作实践与成就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王家新从来都是一个有其“词根”的诗人,他的写作深植在一条宽广而深厚的脉络里,来源与去路都日渐清晰。从这种意义上讲,王家新是从自身命运“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写诗,他也明了这些诗歌最终会通向何处。近些年王家新源源不断地从“童年”经验中吸取营养,他深刻地认同特朗斯特罗姆的观点:“诗人受雇于伟大的记忆”,而童年的“燕子”也会不断地“飞回”到现实之中,成为诗人想象自我和历史的源泉。王家新忠于这种记忆,也不断地用自己的才能去完成记忆对生命的馈赠。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讲,王家新一直将“‘那个孩子’”带在身上,实质上也是将“时间的记忆”和“文明的记忆”带在身上,这才是属于王家新意义上的“诗歌发生学”,他从时间和记忆中提取能量,并将它们“翻译”成一种“来世”的语言,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能呼吸到的“盗窃来的空气”。(曼德尔施塔姆语)
  从这个方向上看,王家新的诗歌就是对时间本身的记忆,经由这种写作,他加深了生命对经验的转化力和对世界的理解力与概括力。在《十年》一诗中,诗人与朋友十年后在老地方再次相聚,但“我们已看不到当年劳改犯修筑的那道防波堤,/正如看不到天际的那一抹蓝。”诗人发现,时间的流逝在人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也磨平了历史的伤痕,而我们仍然要面对七月“如此晃眼的毒日头”。“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抵抗衰竭、遗忘与死亡,他最近的诗歌中展现出了一种让时间开口讲话,让事物言明自身的能力:“在这里,石头获得它的份量/语言获得它的沉默/甚至连无辜的死亡也获得它的尊严了……”(《野长城》),而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的生物,在“语言的沉默”和“事物的重量”面前却显得“像几个游魂”。王家新试图让主体退却,让事物、历史、时间绽放出自身的生命与力量。很明显,诗人不再急于去命名、去回答,而是在语言的精确与沉默中让事物自己呈现,让真理穿越层层尘埃向我们显现其面容。在《伦敦之忆》中,诗人忆起了二十二年前在伦敦“独自与幽灵相会”的日子,在“一个蒙霜的清晨,/当整个冰川一起涌上窗外的花园,/你第一次听见了巴赫的圣咏。”诗人并不满足于即时的抒情,而是通过记忆将我们带到了“写作的源头”,那是第一次听见巴赫圣咏的时刻,也是诗人内在生命觉醒的时刻,这一瞬某种精神性的光芒第一次将诗人照耀,而接下来是时间带给诗人的精神成长和成熟。在《日子》中诗人由海子的死联想到生命中无数个时光,最后突然发现:“而我手中握着的,是一杯/我不知是谁递过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时间并不只是象征着遗失和流逝,它也是生命最神秘的馈赠与给予,而且新鲜如初,充满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诗人并没有被时间所消磨,而是坦然接受了时间的重负,并将它们化为进一步写作和前行的动力。
  这样来看,王家新是一个属于记忆的诗人,也是一个属于时间并超越时间的诗人,他的诗歌是对过去的点燃与激活,他的诗歌比当下的读者更早抵达了未来,是属于“未来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许多读者“尚未到来”。因为他诗歌的“牡蛎”是不可能被完全“掰开”和穷尽的(见《牡蛎》一诗),留给我们更多是“无言的沉默”。我们不知道这种“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风景,/但到了那里,我想我们都会流泪的——/当我们开始一步步登临,/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韩国安东乡间——给黄东奎先生》)这种“伟大的荒凉”属于时间的最终验证,它令人畏惧,但又在召唤着一个诗人的跋涉。也正如诗人自己在谈到这首诗时所言:“它出自我们自己对人生、世界和精神的全部体验,但又超出了语言的边界和一切现有的言说。它就在那里,就看我们能不能到达,或敢不敢到达。”[1]



  “凝望”、“注视”和“辨认”是近年来王家新诗歌中重要的关键词。他敏锐而锋利的目光愈发富有洞察力,这样摄人心魄的“看的能力”能够洞穿万物的秘密,并“使事物迷惑人心的表征得以瓦解,时间那永恒的力量得以裸裎。”[2]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属于王家新特有的“诗的目睹”,也是精确的“诗的辨认”,通过聚焦和凝神,王家新既认出了真理的具体形式,并将它们从遮蔽中释放出来,又在语言的无限歧义中把握诗歌中那“绝对的唯一性”。这种独到而深刻的视力,当然和诗人的立场和视角有关,他觉察出“一个诗人最好的位置/也许就是那个带铁栏的窗口/在一个落雪的变暗的下午……”(《在大堰河的故乡》),在一个所谓浮华的盛世,诗人只有回到那个“带铁栏的窗口”,辨明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姿态,才能对自我、对他者、对时代做出见证,人性的美与丑,时代的罪与罚才能显出它们的真容。因而这样的“看”也就成为了诗人对世界“发言”的方式,它能瓦解迷雾,裸露真相,直达生存与疼痛的核心。而他所观看“一场没落下来就消失在了空中的雪”(《雪花祭》)的窗口也是这样的窗口。由此也可看出,王家新是当代最警惕和最清醒的诗人,他拒绝对虚假未来的廉价预设,他坚实地行走在现实中,虽然,他在当下语境中的忍受、承担和写作,比起他早期的诗来,多了一种“反讽的距离”。
  另一方面,诗人也感到自己并非是一个孤独的“观看者”,因为“我看着它,我感到在我右肩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和我一起眺望……”(《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或许不仅仅是阿赫玛托娃,还有更多的“精神亡灵”,并最终与他合成了一个诗人,准确地“看进”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这样的“看”使得王家新能在历史的映照下认清自我的位置,并在对历史与命运的澄清中辨认出道路和方向。
  在王家新的诗歌中,所有的“观看”都不是浮光掠影的,无论是对周身事物的一瞥,还是旅途中的看风景,都包蕴着对意义的提炼、揭示与开掘,他在探测某种“精神的地形学”。在《在波德边境》一诗中,诗人看出了历史和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因为“隔开,就是联系”,如德国与波兰之间,扎加耶夫斯基与本恩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诗人在断裂中看到了神秘的联系,在差异中窥探到潜在的呼应。而他的“乡愁”也没有了界限,只有永恒的“雪”在心中飘落。这是对本雅明意义上的“纯语言”境界的心领神会,也体现了诗人最精确的“辨认”。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王家新却甘愿成为一个“逆时代的诗人”(洪子诚语),而他却有能力使他的“每一行诗/都将重新标出边境线”。这是他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更为令人震动的是,当诗人们脚下所依傍的土地都逐渐化为荒芜,王家新的诗歌却成为了从灰烬中燃起来的火焰,从虚妄中生出诗性的价值。因而,他诗歌中的“看”和“辨认”就显出无比倔强的性格。在《你在傍晚出来散步》这首诗中,严寒的侵袭和冬日的垃圾堆都格外刺目,但是,“也就在那一刻”,黑暗中的诗人抬起了头来:“一颗冬夜的星,它愈亮/愈冷。”让人难忘的还有《黎明时分的诗》中的那只“小野兔”,它的一生不只是“搬运粮食”,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中出来”并“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刻。王家新很善于把握住这种“相遇”的一刻,这是诗人在绝境中对精神空间的开拓,他接受到一种久违的神圣性对他的开启和检验。
  另一方面,诗人也深知自己注定要在某种“绝望的背景下”写作,他仍如早年写过的那样,需要“把自己稳住”,需要“在风中坚持”(《转变》)。因此诗人“不得不像一个水手一样”,“再一次冒胆练习着平衡——/左侧,是一只悠然飞过的粉蝶/右侧,是我一生要抵抗的吸力”(《罗卡角》)。这展示了一个诗人的真实处境,又在要求一种足够的勇气、毅力和生命技艺,以此抵御现实和历史对自己的剥夺和吸纳,或者说,以此“与死亡角力”。
  当然,王家新诗歌中主体的“看”也会演变成一种主客之间的“对视”。这种“互看”是诗人将自己置于他者的视线和目光之下,接受他们的审视。有时这个对视的客体实际存在,有时则是诗人设定的“虚拟客体”,这都表明他的写作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向世界敞开自己,尤其是把自己置于一种更高的存在尺度下。他必须能够接受这种强有力的“对视”,才能经受住精神的考验,并确保写作的严肃性,也正如王家新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世纪》中那著名的开头:“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瞳”,这样的对视无疑是令人震悚的,但王家新正是要在这种几乎让人无法承受的“对视”中写作,将诗歌的尊严从残破的现实中赎回,重新标注我们灵魂的“吃水线”。从前些年诗人写下的《田园诗》中与安静而温良的羊群对视,到后来的许多近作,诗人越来越来觉得“是某种痛苦的生灵在凝视我们”,[3]敢于接受这种“目睹”,也就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忠于自己的灵魂,因而他的写作不仅成为一种对“对视”的回应,也越发能够刺破“陡峭的黑暗”(《新年第一天》),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诗的目睹”和见证。



  评论界普遍的看法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王家新自觉在历史的巨变期找到个人化的言说方式,精确地击中了时代的困境与难处,并用自己的全部写作承担起了历史与现实加在诗人身上的精神重负。他的写作,标出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应有的精神高度。
  从九十年代至今,王家新的眼光从未离开过他所属于的时代。在他看来,诗人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存在,保持对时代的关注,并不断“回答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最终就无法用艺术的借口来掩饰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败。”[4]这样来看,王家新一直将“回答世界”作为诗人的艺术职责和使命。同样可贵的是,王家新不断地调整写作方式,并调动其“历史想象力”,试图通过写作与时代保持一种恒久性的“对话关系”。近年来,王家新又找到了“旁注之诗”这样一种新鲜而特殊的写作形式,正如二十多年前他发明“诗片段”一样,这让诗人感到兴奋,也让我们感到惊喜。正是这种形式的发现,诗人重新感到自己对世界“有话要说了”,他听到了时代向他传递过来的隐秘的声音,他也必须回应,以“通向世界,通向他者,最终通向我们自己”。[5]在王家新看来,“旁注”这种形式指明了诗人与世界之间的真正关系,诗人并不是用直接或宏大的方式去武断地评判时代,而是在自己命运的“旁页”,在时代的“边侧”记下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事物,或是面对它的空白。这些吉光片羽的“旁注”既是一种争辩、磋商与对话,也体现了诗人对世界独到而睿智的认知与态度,它昭示出诗人永不衰竭的创造力、想象力与洞察力。
  这组诗是王家新深入阅读后所得的硕果,他们大多是诗人所钟爱的,以前写过或翻译过的诗歌大师,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米沃什、布罗茨基等等。但这一次以“旁注”的方式写出,再也不是单纯的赞赏和致敬了,它渗透了诗人更为复杂的情感和认知,也灌注了对这个时代更为深刻的思考。正如王家新引用哲人阿甘本的话所说:这是以一种“征引历史”的方式“回归当下”的尝试。因为在诗人眼中,当下再也不是90年代的当下,此在的当下向诗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更为复杂,在资本、权力、消费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重重裹挟和夹击之下,当代诗人所面临的写作考验比以往更为严酷和莫名。因此,“当下”就变成了一个最难以言说、也最难以抵达的存在,而王家新通过“旁注”和“征引历史”这种更为隐晦和迂回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更深奥、形式更繁复的“诗的转喻”,再一次确保了写作的“有效性”。
  在这组诗的开篇《阿赫玛托娃》中,诗人写到:“灾难已过去了吗?我不知道。/当我们拉开距离,现实才置于眼前。”当诗人“拉开了距离”去重新观看和审视历史,真正的“现实”才回到我们的面前。这种“诗的观照”使得已成静止物的历史复活,并映照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41年夏天阿赫玛托娃看到的不祥火星,王家新“在2016年的冬天才看见了它”,并发现它正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在《献给米沃什,献给希尼》一诗中,王家新从“奥斯维辛”看到了他在“文革”的经历,看到了那些枕木“……在重压之下并没有发出呻吟,/而是流出了粘稠的焦油——”,不同的时代在共享一种秘密的苦难血液。这种发问在《维特根斯坦》一诗中仍然在继续:“火星的石头疼痛的时候/你在它的下面可以安闲地散步吗”,这既是反问其实也是回答。在痛苦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的写作从根本上无法忽略或绕过我们的良知所受到的折磨。绕过就是逃避,就是自我阉割。诗人心中的楷模应该是像寇德卡那样的摄影家,在铁与火中不断发出尖锐的“咔嗒”声,去记录历史的暴力,去克服时代的荒诞,并在承受中加深笔尖的刻痕,当然,像《奥威尓》、《献给布莱希特,献给策兰》、《读<古拉格群岛>》、《本雅明》等诗作更是在深度的转喻中接通历史与现实,王家新以他无比深厚的思想才能与历史想象力发明出了一种特殊的“对位法”,让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打破历时的序列而处于一种共时的语境之中,诗人与历史人物们对话、探讨和交锋,并让他们重新开口讲述自己的命运与所处的时代,恰似“你缓缓谈着,而我点头,仿佛/是你替我在那片土地上行走”(《给尼古拉·马兹洛夫》)。这就提供了一条接通生与死、现在与过去、此在与彼岸的密道。通过一种私密的精神交流,王家新发现,无论这些人所经历的历史过去了多久,他们仍活在我们中间,并且与我们共享同一种命运。所以,王家新既是在讲述历史,同时也是在讲述我们自己,正如曼德尔施塔姆的“那条街”也是王家新诗中所在的“这条街”(《这条街》),这是一种生命的贯穿与存在的共享。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对位”,王家新将他们“翻译”成了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也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旁注之诗”从严格意义来说就是一种“同时代人”的写作,通过这种“形式的创造”,诗人僭越和拓展了我们时代诗歌写作的边界,在展现历史与现实之间巨大张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它们之间的“接头暗语”,并让诗歌再一次见证了我们的时代。
  更进一步看,王家新也是在一种他所说的“晚期”视野里重新审度这些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前辈们。在某些方面,他们在诗人心中不再显现为透明、单一而圆熟的诗学特征和精神风貌,更多的是充满着对立、冲突与矛盾。诗人带着反观、诘问和质询的态度去揭示这种有“裂隙”的历史,也通过这种方式更进一步把握了自身的存在。无论是写出了“领袖赞美诗”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王家新早年诗中所赞颂的那个受难者、承担者帕斯捷尔纳克;无论是高贵的叶芝,还是“魔鬼般的力量”造就的叶芝;无论是听巴赫流泪的王家新,还是“进入贫寒而广阔的国度”并在其中写“旁注之诗”的王家新,都是同一个人。虽然他们同时拥有了撒旦与天使两副面孔,但仍然出自同一个灵魂。在王家新看来,我们仍需要在自我争辩中,在存在的多样性和荒谬性中,在对自我内部多种声音的聆听与分辨中来把握和确立自身的写作,这是一种艰辛的“辨认”,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只有经受住它的捶打、撕扯与灼烤,诗人才能真正地用写作承担起自身的重量,这也昭示出王家新的“辨认诗学”与“承担诗学”的共时性和统一性。
  “因为不可能抵达/我选择了这趟火车”(《火车,火车》),王家新终生将诗歌写作当成是一种永远持续的状态,因而他的写作成为了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指向了一种难以企及的所在。他近些年不断校正和修改自己早年的作品,同样是出于一种语言的不满足感,是为了找到那张“独一无二的脸”,获得一种更高层面的“血的精准性”。他不断地校准自己,以迎接那只“燕子神性的抛洒”,等待那些无名的存在向自己敞开。这充分证明王家新拥有足够的精神耐力穿越现实,去寻找与诗歌真正的相遇,并让汉语不断地“受孕,充电,发光”。他自己曾说:“一个诗人,不仅是写出了一些好诗的人,也不仅是对诗艺有所贡献的人,还是为他那个时代带来了某种美学品格和精神气质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们拓展出诗的精神向度的人。”[6]王家新不仅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他当下的的写作,再次为我们“重新标出边境线”(《在波德边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全部写作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整体的并富有生长力的“诗学体系”。“我以塔特拉山来判断天堂”,这是一句他翻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诗,他的全部写作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所提供的,这正是这样一种高峻的尺度。


注释:
[1]王家新、吴投文:《“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芳草》2016年第2期。
[2]胡桑:《对一只冰斧的阅读——论王家新诗歌近作》,《诗建设》2013年第9期。
[3]王家新:《在诗歌的目睹之下》,《天涯》2007年第6期。
[4]王家新:《在北大未名诗歌节上的读讲》,《艺术家》2017年第3期。
[5]王家新:《在北大未名诗歌节上的读讲》,《艺术家》2017年第3期。
[6]转引自《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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