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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入江昭:日本如何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和维护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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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6-03  

入江昭:日本如何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和维护的国际体系

李响


  二战结束已逾七十年,探讨战争起源的著作为数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一书中,入江昭教授在宏大的国际史视野内审视亚洲-太平洋战争,其总体解释框架是独一无二的。他清晰而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日本是如何一步步疏离,直至最终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并维护的国际体系的。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的“日本对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挑战”部分。



  日本并非总是在国际社会中特立独行。相反,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和国民舆论一度强调,让日本成为先进强国共同体中体面的一员是极为重要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曾享有这个地位。它在华盛顿会议(1921~1922)期间签订的条约就是象征。在一项条约——海军裁军条约中,日本被公认为三个首要强国之一;与美国和英国一起,日本将谋求保持世界的军备平衡,为稳定亚太地区贡献力量。三国连同法国签订的另一条约,为一项机制准备了前提,在此机制下,每当稳定受到威胁,各国可以相互协商。最重要的是,九国公约(由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签订)确立了在华的国际合作原则。八个签约国将为第九个签约国——中国而合作,维护后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稳定政府的成长营造环境。日本是新条约体制的正式成员,历史学家称此体制为华盛顿会议体系。由于30年代诸多历史的核心问题是日本挑战这些条约,我们最好在开始时分析一下体制的内容。
  “华盛顿会议体系”一词,或简称“华盛顿体系”,在20年代不为时人所用,之后也未成为一个含义清晰的法定概念。可是,会议刚完,人们就纷纷议论“华盛顿会议精神”,而一国在亚洲行为的好坏,也往往视其对此精神的损益而定。这样,与其说它意味着明确的机制,不如说暗指一种思想状态;它表达了列强相互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协助中国逐步转型为现代国家的意愿。人们视之为列强的单方政策,或为特定目的缔结的排他性同盟或协约的替代物。不同于二者,华盛顿体系所象征的理念,是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多国磋商与合作。同样的,这个精神的底色是渐进和改良,而非激进与革命。它反对既速且巨地改变亚洲的国际关系,而这正是共产国际和越来越多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反,华盛顿列强看重变革的演进过程,以保证和平、秩序和稳定。
  就此而言,存在华盛顿会议条约所界定的国际事务体系(system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因为体系意味着某种现状,意味着维持稳定反对急遽变化的机制。按华盛顿会议列强的设想,现状并非固定不变之物,而是为渐进改良起见,它们彼此合作的制度。这么说来,它从属于一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这个体系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得到明确阐述,又在诸如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和1928年的巴黎条约等其他安排中得到重申。《洛迦诺公约》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间的关系,而由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巴黎条约则阐明了各国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因此,华盛顿条约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世界性体系的一部分。
  一项经济制度构成了体系的基础。所有华盛顿条约的签约国,通过接受金本位制而相互联系。更准确地说,这项机制叫“金汇兑本位制”,它要求各国接受黄金为国际经济交易的媒介,将其货币与黄金挂钩,并坚持货币的可兑换原则。凭借这些手段,人们相信跨国界的商业活动将平滑运行,让所有人获益。金本位货币国家占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大部分,这让华盛顿体系成了金本位制的同义词,并靠其维系。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华盛顿会议体系的特征可说是资本国际主义,甚至可说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
  的确,华盛顿会议没有消灭帝国。大多数签约国继续保有殖民地,其中一些还在战后获得了新殖民地。不过,与此同时,它们承诺不在中国进一步扩张。相反,它们将彼此合作,让中国恢复一定程度的独立,使其最终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稳定因素。正因如此,中国是新体系成功运转的关键。与旧式帝国主义不同,华盛顿体系号召先进殖民国齐心协力,促使中国渐进转型。4同时,中国也必须为此与他国合作,以成为华盛顿列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
  直至20年代末,总体而言,这个体系致力于为亚太地区带来秩序和稳定。华盛顿条约的签约国几乎没有明目张胆的单方行动,在试图和中国修订旧约时,列强保持相互协商。而中国则逐渐通过与华盛顿列强合作而非挑战之,来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诚然,中国国民党最初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条约,视之为使外国控制永久化的工具。但是,随着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胜利,他们成了国家的新领袖,也愿意修正一些激进的言论。1928年在南京建立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后,他们不得不专注于国内统一和经济发展,这些任务需要外国资本和技术,并缓解势必抽干国内事项急需资源的国际危机。1928年至1931年,他们成就斐然。南京的政治控制所及,超过1912年清王朝完结后的任何时期。中国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电话和电报网——正靠着大多来自美国的引进资本建立起来。一个现代的教育体系正在培育下一代精英。中国的对外贸易量稳步增长,海关收入亦然。还是在外国专家的协助下,国内税制和货币体系的改革,正逐渐弭息为祸国家数十年的财政混乱。
  因此,中国领导层此时不是在千方百计推翻既存的国际秩序,而是要使国家融入其中,成为正式一员。中国将为重获各项主权而奋斗不息,将自身建设为现代国家,但这些目标和华盛顿条约的合作机制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可以认为华盛顿体系是为中国发展获得外部支持的有力工具。美国、英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先后承认了南京政权,为修改关税订立新约,并为最终废除中国二流地位的传统象征治外法权,开始了谈判。尽管谈判拖延日久,但到1931年,中国和列强间的分歧已大为缩小,因此,中国法庭完全恢复裁判权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值此关头,日本军队动手了,这不仅是要反对更多地迁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最终要彻底改变国际体系本身。
  悖谬的是,这一对华盛顿会议体系的反叛,可以视作体系已逐渐巩固的证明;反对者们不得不诉诸猛烈的手段来破坏它。在华盛顿条约体制中,列强已大致成功稳定了相互关系,将彼此往来的重点放在了经济而非军事事务上,并通过让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秩序,笼络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成就,令日本的某些势力——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和国粹主义知识分子(nativist intellectuals)——陷入了绝望。在他们眼中,一个对中国步步退让的国际体系,一个把本国福祉紧系于贸易平衡的起伏及汇率波动的全球经济秩序,完全是一场灾难。他们指责日本的领导层造成了一种局面,即本国的命运似乎越来越有赖于列强和中国的善意。除非行动起来,否则日本要不了多久就将完全受这些外部势力的摆布。日本的反国际主义者们只看到一条出路:大力铲除本国奉守国际主义的领导层,以扭转国策的走向,并在中国采取行动,违抗华盛顿条约。他们判断,在30年代初完成这些使命正当其时,且有可能时不再来。
  行动的准确时间须慎重考量。但综合多种因素,1931年看起来正是时候。一来,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笃守已开始遭到国内的普遍反对。1930年,在滨口雄幸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在伦敦签订了新的海军裁军条约。这项条约涵盖了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条款没有包括的“辅助舰船”,如轻巡洋舰和潜艇,并限制了允许日本、英国和美国拥有这些舰船的总规模。新条约定下的可容许的吨位比例是日本6.975,其他两国10。较之华盛顿条约6比10的主力舰比例,日本的比例提高了,但它却分裂了日本海军。赞同政府接受新比例的一派(“条约派”)遭到了“舰队派”的坚决反对,后者决心发动一场公众运动抵制条约。“舰队派”将此事上升为宪法问题,指控文官政府冒犯了天皇的“最高指挥权”,根据这项权利,军人作为天皇的军事指挥顾问,当可直接觐见天皇。尽管这在华盛顿会议后未有成例,但当时海军的激进分子相信,公众更易接受这种论辩。
  他们相当精准地判断出日本的公众情绪和政治气候。1925年,日本已建立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制,政党已敏感于国民多变的情绪和形形色色的利益。虽然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大部分公众对国际事务或理解或漠然,但他们似乎注意到了海军中反政府的少数派及其同情者提出的主张,并深受吸引。这种接受力反映了经济形势,因为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恰逢始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的世界经济危机。尽管它对日本的影响不及对美国和德国严重,但1930年,日本的失业人口还是达到了100万,而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大米和丝织品)也跌到了若干年来的最低点。无力偿付地租的佃农卖女为娼,他们的儿子则被怂恿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所受打击尤为沉重的是日本的出口,其中超过30%是丝织品。世界性衰退急剧减少了丝织品出口,创造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和当时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企图通过货币手段来应对局面。在前凯恩斯主义时代,货币主义是正道。它认为,决定价格的是货币流通量,而这又由一国的黄金储备决定。随着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黄金储备下降,紧缩银根遂成必要,因为预计这将减少需求并最终平衡贸易。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使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失业。尽管货币主义者相信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但在经济危机中受损的人可不作此想,并要求领导人采取措施缓解局势。完全可以说,日本民众即使对经济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甚了了,拜危机所赐,现在也更易受反政府宣传和煽动的影响。当滨口内阁在1929年11月底决定以人为的高汇率回归金本位制时,它即刻得到了漠视民生疾苦的精英政府的骂名。
  所以,日本政治到了如此关头,反政府煽动能一呼百应,危及当时的国内秩序和立于此上的外交政策。这个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一名右翼恐怖分子刺杀,此时距批准伦敦裁军条约不过一个月光景。刺杀者在舆论界和表示支持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同情,被奉为真正的爱国者,他奋不顾身,试图净化被一个固守不济事的解决方案的政客把控的国家。这起事件带动了类似的行为,以致1930年至1936年间,20年代国际主义旗下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也遇刺身亡。更严重的是,政治和商业精英面对这种恐怖主义时的消极无为,助长了军官和右翼知识分子的“重建国家”运动。当一伙陆军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樱花会),投身于“不惜以武力重建国家”时,这个运动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了。樱花会密谋使国家摆脱对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迷恋,转而返归自身独一无二的本色。特别是,密谋者们决心结束掌权者的国际主义外交,他们相信这种外交使日本唯资本主义强权马首是瞻。他们所想望的,是与国家亲西方的历史决裂,建立和日本的传统精神更谐调的军事独裁。
  樱花会计划在1931年3月策动政变,但因一些陆军首脑拒绝在此时与事,阴谋胎死腹中。不过,这一事件表明,某些激进分子为了毁灭日本内外既存的世界,是如何不惜一切的。
  这个背景解释了激进分子为什么选择1931年。对那些认为外交内政过分压制了国权的合理伸张,并为此感到恼恨的人而言,那一年定然显得尤为有利。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一伙关东军军官断定,果勇行动的时机成熟了。他们担忧,除非采取行动,列强将继续向中国的要求让步,日本的地位将越来越不稳。他们考虑,当务之急不是在与西方大国合作的既定体系内维护日本的利益,而是单独行动,在中国东北一劳永逸地牢固确立日本的权势。由于这一行动会遭到东京文官政权的反对,因此如有必要,后者也必须被清除掉。事实上,密谋者们大概觉察到,他们有望在国内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因为在整个1931年,大众舆论和政党斗争都在朝对若槻礼次郎内阁——若槻在滨口遇刺后接任首相——不利的方向转变,因其依赖国际合作来限制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主要的反对党政友会更激烈地抨击民政党内阁,谴责后者的“软脚外交”,要求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这不过是诉诸武力的变相说法。给这种鼓动煽风点火的是,“满洲青年团”的代表返回日本后举行了一系列公众集会,要求坚决应对中国对日本权益的凌犯。
  怀着勇敢行动即能成功的判断,密谋者们在9月将计划付诸实行。计划要求袭击沈阳以北约5英里的南满铁路。行动是在9月18日夜开始的。发起攻击的元凶是石原和板垣指使下的关东军官兵。他们用爆炸物毁坏了二三英尺长的铁轨,以此为导火索,日军向同驻沈阳的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借口中国人袭击了南满铁路,一个中队的日军攻了进来,并向中国军队开火。战争打响了。最初的行动结束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才被告知发生的一切。本庄将军本人允准了密谋者们的行动,命令向沈阳及东北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动武。当他致电东京大本营时,关东军“勇猛行动,在满洲全境肩负起维持法律和秩序之责”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日之间,沈阳和长春(南满铁路的北端)均落入日军之手。
  事后回想,完全清楚的是,“沈阳事变”是向以华盛顿会议条约为代表的战后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首次严峻挑战。一伙决绝少数派的反抗,挑战了这个体系及支撑它的国内领导班子,并最终断送了两者。1931年时,几乎无人洞明形势,但人们普遍认识到,地区未来的稳定取决于华盛顿体系在何种程度上经受住了挑战。如果中日两国军队能恢复9月18日前的状况,或两国及其他各国政府能以某种方式,将新的事态变化纳入既有的条约体系,那么也许能克服挑战。否则,密谋者们另建国际事务机制的决心或将得逞。
  危机后立即举行的东京内阁会议表明,恢复原状已不可能。尽管在9月19日的会议上,“不扩大”敌对行动的原则得到一致认可,但这是措辞含糊的套话,陆军事实上置若罔闻。参谋本部的高官们决定抓住机会,“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他们中有人暗中参与了密谋。这里的“最终目标”,也许非指控制中国东北全境,但肯定意味着日本要在中国东北维护权利。在军部看来,恢复9月18日前的状况不在讨论之列。陆军高层达成一致,如果内阁执意于此策,他们就撤回对其的支持,“哪怕政府就此倒台也绝不顾惜”。
  文官政府的大权还如何能维持?9忠于内政外交既定体制的个人或团体,本可毅然行动起来。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有力行动。我们可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天皇和宫廷圈子、外交文官和文职官僚、某些政党领袖、财界主管以及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军部,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确信有必要维护国内外现状。
  天皇据说在9月23日向若槻首相表示,他更希望不扩大敌对行动,但对驻朝日军分兵一部越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彼时内阁已给予了事后批准。日本驻华外交官对事件的经过大为光火,并恳请其官长——外相币原喜重郎阻止军部一意孤行。不幸的是,币原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当他在结束这场危机的战斗中败下阵来时,他内阁中的文官同僚几乎无人前来救助。这既是因为官僚所受的训练不许其插手战略决策,也是因为在他们当中,为军人在中国东北以无畏的进攻“快刀斩乱麻”鼓掌叫好的人不在少数。毫无疑问,他们受到了日本政治普遍气氛的感染,在这种氛围中,外交政策已成了党派问题。反对党政友会先前宣布声援关东军,并要求政府支持后者的意图,严厉处置中国对本国权益的侵害。
  形势受到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报纸和电台立即对“满洲事变”触动大众、增加读者和扩大听众的潜能心领神会。从一开始,专题报道就被印制广播,绘声绘色地描述英勇的日本士兵如何让中国“侵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关东军的阴谋只有一小撮人知情,所有的官方公报都谴责中国人炸掉了铁路)。当时新闻短片刚刚出现,而在9月21日,朝日新闻社就已上映了一部关于日本士兵攻占沈阳的片子。大肆渲染的新闻标题使公众舆论燃烧起来。阅读这样的报道,观看这样的宣传影片,日本人必然会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形成极其简单的看法,政府无法对此事视而不见。但这些哗众取宠的新闻报道也表明,日本记者们甘愿把官方宣传照单全收,并衷心拥护单方面使用武力。这或许又和当时的思想氛围有关。甚至早在1931年以前,日本的一些重要知识分子就已觉察到日本政治的危机。10他们相信,无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还是资本国际主义,都不曾帮助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他们认为,普罗大众依旧贫无立锥之地,离心离德,且有一股莫名的颓靡之风四处弥散。几位主要知识分子对他们所见危机的反应,是转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独裁。尽管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这种思想无疑有助于欣然认同像占领沈阳这样的大胆军事行动。
  不过,即使是关东军最为狂热的支持者,也未必赞同要根除现有国际事务体系的革命性外交。尽管这是币原外相及其同僚最为担忧的,但起初要这么干的人寥寥无几。事实上,媒体、政客和知识分子,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粉饰为对中国人冥顽不化的“惩罚”,这表明,他们没有将这起事件视为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相反,他们认为,日本果断处置中国人对条约权利非法而不负责任的侵害,是在为巩固华盛顿体系出力。日本的文官政府也是用这一套来描述中国东北的局势,并向列强保证,这一切其实是警察行动,是在维护而非触犯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
  眼见日本的军事行动不断扩大,这种态度极难服人;没过多久,日本就被指责违反了九国公约。而日本的外交最初未起作用。如果要说服列强相信日本所为是为华盛顿体系着想,日本就应主动和签约国沟通,以求得支持和理解。相反,从一开始,东京就坚持要双边解决和中国的争端。内阁先是责成外务省开启和中国政府的对话,以化解敌意。显然,在日本看来,如不保证日本居民在中国东北经商的权利,任何解决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认为,关东军将继续攻城略地,确保实现这一目的。不知为何,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件,相信两国依照这些原则迅速平息事端,就能阻止事件升级为国际危机。同时,列强会赞同这个解决方案,因其有利于在中国东北的所有外国人。
  这正是日本一系列误算中的头一次,这些误算将使日本在世界上陷入持久的孤立。选择直接与中国交涉而非通过多国合作体系处理,日本正使自我标榜的国际主义显得言行不一。而中国乘机将自己说成是国际社会蒙冤受屈的负责任成员。从一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就称沈阳事件为日本对和平、文明和国际道德的侵犯。9月22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官员的演讲中指出,日本已经违反了“国际道德、国联盟约和(1928)宣告战争为非法的条约”。参谋长荣臻将军在其有关“满洲冲突”的报告中坚称,中国是在捍卫国际秩序,反对日本的非法行径;一国仅因缺少自然资源就夺占他国领土,或如日本人称呼“满洲”那样,将邻国土地称为“国防线”,是有悖国际法的。既然如此,中国人相信,“世界公论”将谴责日本的野蛮行为,严斥其对“国际公义”的违反。他们绝不答应和日本作双边交涉,因为这正中其下怀,无异于接受日本的主张,即这起事件只是牵涉他们条约权利的小事情。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就投奔国际法律和秩序,试图通过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的支持,来获得解救。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大闹革命,挑战既有国际事务秩序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和平与秩序的拥护者,并对抗另一个直到不久前还坚定地融入现存体系,而如今可被指为藐视它的国家。这一阐述危机的方式不只是高明的宣传,它还反映了国民党领导层清醒的决定,即同其他大国合作,借其力迫使日本人放弃侵略。尽管蒋介石明白,最终——也许十年之后——中国可能不得不战斗,但目前来说,寄望于世界的压力,尤其是国联来约束日本,是最好的选择。中国还远未统一。事实上,国民党还在进行剿共作战,更要命的是,北方省份遭遇毁灭性洪灾,导致严重的粮荒。面临如此形势,蒋介石在10月宣布,救国的上上之策,是国家的“和平统一”。中国人应先集中精力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然后再和日本较量,同时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惩罚日本。具体说来,驻外的中国外交官奉命向所在国政府通告日本的侵略行为,而国联则被要求召集一次理事会紧急会议(中国刚当选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是常任理事国)。
  对中国而言不幸的是,它所强烈认同并向之求助的国际体系本身,正遭遇另一场重大危机:世界大萧条开始了。建立并维护国际体系的列强——各个发达工业经济体——正危机深重。从1929年到1931年,工业产出、就业率、商品价格、购买力——所有这些关乎经济健康的指标都大幅下滑,美国、德国等国的国民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这种形势严重影响着各国的经济交往,自然也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国内危机促使这些国家制定保护主义措施,以减少进口,限制黄金输出和管制外汇交易,所有手段都趋向于损害金本位制以及作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活动之基的可兑换原则。到1931年秋,列强中只有法国和美国还保持金本位制,但它们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帮助受损更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时候,唯有资本主义国家同心协力,才能重振信心并再次稳定局面,但当各国选民——劳工、农场主和失业者认为国际合作危害其利益时,要实现它是极其困难的。各国政府在为恢复世界经济体系展开认真谈判前,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要求。
  换言之,“满洲事变”发生时,国际合作已开始破裂。事后可以清楚看到,“满洲事变”在政治上的影响,恰如大萧条在经济上的影响,即令国际主义声名扫地——尤其是大行于20年代的国际主义。聚集在日内瓦来关注中国抗议的国家,都参演了这一幕剧。讽刺的是,正当中国成为世界秩序更自觉的参与者时,整个体系却在崩塌。
  它虽在瓦解,但尚未灭亡。事实上,“满洲危机”和中国向世界舆论的急切呼吁,使列强很快采取了严肃行动,尝试以某种方式维护体系。倘若它们能帮助恢复中国东北的和平,则它们不仅将成功让两个亚洲国家和解,还将促成和平机制的巩固。对国际主义的信心将重新燃起,中国将成为亚洲事务中的保守力量,而日本也将留在国际社会。因此,此事关系极大。
  美英都对尝试这种可能表现出浓厚兴趣。虽然前者未加入国联,但它和国联理事会成员国保持着密切联系,成员国们在沈阳事件后,应中国之请举行了数次会议。不过,令中国大失所望的是,理事会最初未能以严厉手段制裁日本,而是在规劝两国勿使中国东北局势恶化后,于9月30日休会。不力挺中国,反映了华盛顿和伦敦官员们的看法,即最好让日本人在最少外来干预下摆平事端,好看清这是否真是涉及条约权利的小小纠纷。也就是说,坚持华盛顿体系的东京文官政府,应得到一次在体系下行动的机会。因此,无论是美国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还是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都不愿在当时谴责日本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巴黎条约。这么做就得接受中国的观点,站在中国一边。10月以前,美英不愿走这一步棋,而是希望东京的文官领导层采取措施恢复原状,以证明日本恪守现有的国际事务体系。
  初时,对“满洲事变”之于亚洲国际秩序的影响,苏联或许是唯一一个有严重关切的外部大国。诚然,它从不是华盛顿体系的一员,事实上还企图鼓动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来破坏它。可是,到30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已对参与国际事务更加开放,正如资本主义国家一向所为。莫斯科已在1928年签署非战公约,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约瑟夫·斯大林和他的幕僚们已开始重视全球稳定的必要性。他们对国联的看法——他们曾抨击它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工具——正在改变,而他们对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尤感兴趣。同时,在1929年中国人企图夺回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在此形势下,苏联的政策需要调整,即不再与亚洲的革命力量为伍,转而强调保护国家的安全及其在亚洲的地位。如何做到这些尚不清楚,但一开始,苏联官员们就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可能波及北满表示关切,这会影响中东铁路和苏联国民的安全。不过,“满洲事变”后最初的数周里,苏联政府对东京不扩大敌对行动的保证感到满意。
  所以,当时有可能将“满洲事变”控制在中日两军的小规模战斗上,避免外部大国卷入。就此而言,日本军部密谋者们的时机选择正确。文官们和外国政府都愿把事情看成可在现行条约体系中处理。它们可以容忍军事行动,视之为诚然不幸但还可理解的反常行为,通过澄清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和中国在其东北地区的义务的性质,这种行为甚至可以加强华盛顿体系。
  然而,10月的事态发展很快证明,这些期望都错了。国联和西方列强未能更积极地响应中国的求援,使关东军气焰更盛,他们断定,再接再厉,将中国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时候到了。不满足于仅仅保护日本的条约权利,军部决定扩大行动范围,将整个中国东北甚至内蒙古化为战区,以建立自己的控制,驱逐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数架日本飞机10月8日从沈阳起飞,轰炸了中国东北地区西南角的锦州。此后,战事一发不可收拾;轰炸锦州后,军事行动在中国东北全境展开,摆明要把东北三省从中国分离出去。
  就在这时,国联和列强终于援引1928年公约,谴责日本违背了公约精神。10月14日,国联理事会继续开会时,气氛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在,中国显然是非法行为的受害者,同样也是国际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而日本则被放在了不得不为军事侵略行为辩护的被告席上。美国派总领事普兰迪斯·吉尔伯特(Prentis Gilbert)参加理事会会议,头一次积极参与进来。此举象征着美国支持国联,认同其代表的原则,也即明确参加中国的新诉案。会议做出了一项理事会决议,要求日军回到9月18日前的位置,只有日本表示反对。这项在10月底表决的决议,显然标志着日本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日本的国际地位跌落得如此迅速,真令人吃惊。还在11月初的时候,华盛顿的高官们就已在考虑制裁。虽然没有最终结果,但总统赫伯特·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国防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等人甚至考虑制裁日本一事表明,在他们眼里,后者显然是在颠覆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正如史汀生对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所言,日本同时冒犯了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这个立场,美国在整个30年代都将坚持。由于这两个条约象征了20年代的国际合作机制,认为日本背离了这个机制,可是件严重的事情。
  史汀生仍然希望东京的文官领导班子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并最终管束住军人。他感觉,日本承受的国际压力,应能制止它进一步破坏体系。因此,当日本政府建议成立派往中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委员会时,他感到鼓舞。这个提案似乎表明,日本对世界舆论及留在国联体系中的利害是敏感的。美国鼓动中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国联在12月初决定派遣调查委员会去查明战争的起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日本和中国都赞成这样处理,从而使国联理事会自9月以来首次取得全体一致。调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爵士率领,并由来自其他四个国家(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组成。此次一致显示了对国联的支持,但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一致。日本人盼着委员会调查中国人对条约权利的侵犯,而中国人则希望它痛责日本人的行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有望带来列强迫切想要的妥协,以维护国际秩序。
  可事与愿违。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不过数日,若槻内阁倒台,犬养毅成为首相。币原离开了外相的位子,直到二战后才复任公职。有意思的是,在其任期将近结束时,币原才开始意识到恢复中国东北的原状是办不到的。国内的各种力量正在为关东军的行为喝彩,惩罚后者只会令前者头脑更热,酿成严重危机。正如他在11月告诉驻外的日本使节的,“对激进的民意实行不必要的弹压,会给极端分子可乘之机,在国内导致反华情绪的爆发,造成危险的局面”。意识到这一点,币原试图说服列强至少接受在中国东北的一些既成事实,以挽救国内的平稳。然而,即使是这种努力,也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陆军正为此忙碌——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
  将中国的东北三省分离出去,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独立实体,是关东军的激进分子、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民族主义团体和他们的国内支持者长期鼓吹的目标。1931年之前,这个运动被成功遏制,可一旦关东军诉诸武力却免受责罚,则得寸进尺,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就在所难免了。按照密谋者们尤其是石原的设想,“满洲”将成为自给自足、稳定繁荣的避难所,远离民族利己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将成为所有人——至少所有生息于中的人——共同劳作、安享和平之地。这里的潜台词是,日本要进行自我扩张,赋予稳定新的内涵。
  毫无疑问,在1919年之后的国际主义背景下,这个新含义会造成相当大的动荡。自给的目标,可能暗示着想在亚太地区建立自足的帝国,使之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隔绝。长远来看,追求自给自足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挑战,不亚于在中国东北使用武力,但在这点上,日本人所为并非孤例。其他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和提升竞争优势而采取的单方措施,也在损害经济国际主义机制。经济自主(economic autonomy)同样在实施。例如,就在那时,德国和奥地利正试图建立关税同盟,而英国在关税问题上正继续推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英国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相互给予贸易优惠的制度,对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征低税或免税,对其他国家的则收取高额关税。——译者注。当时,日本行为的独异之处,是其军事单边主义包藏经济割据的野心,好将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有效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有趣的是,日本政府始终拒绝直言不讳地谴责华盛顿会议体系。虽然侵略中国东北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如此明显,但东京仍然宣称遵守九国公约。1932年1月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当时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不欲承认”日本“可能以违反巴黎公约条约义务的手段”强加于中国并有损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原则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声明发给了九国公约的所有签约国,表示美国给日本冠上违犯者之名,是想尽己之责维护华盛顿体系。然而,日本政府的回应是否认曾有任何背约之举。日本仍然遵守门户开放及华盛顿协定的其他原则。可是,日本坚持认为,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国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和动荡,所以为践履条约规定起见,日本不得不将此环境变化考虑在内。换言之,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影响日本遵循既有的国际事务体系。
  中国当然怒斥这一主张,其外交部发言人语带讥讽地指出,分裂动荡的不是别国,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无力节制军人。开始时,九国公约的17其他签约国还是不愿像美国那样做到谴责日本的地步。英国只是对日本宣称遵守条约表示满意,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随声附和。它们还没准备好联合对抗日本,其政府正忙于更切身紧急的事情,遂选择接受日本的辩词,即亚洲国际事务的基本体制毫发无损。
  1932年1月底至2月初,日中两军在上海进行小规模战斗时,列强认为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在这场所谓的“上海事变”中,较量双方一是在中国沿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渴望着在中国东北得手后采取更多行动;一是中国的政治家、学生和激进分子,正从事有组织的运动反对日本侵略,所以,事变是“满洲危机”的延续。不过,日本这次对国际舆论更加敏感,注意和列强尤其是美英法协商,以确保它们在上海的国民受到保护。列强则极欲彼此保持联系,好让事变快快结束。不出所料,中国向国联提起申述。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佐藤尚武辩称,中国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所以日本是在努力恢复那里的法律和秩序,以便列强安享权利。但其他国家的代表不以为然,佐藤感到,日本“在世界舆论中彻底孤立了”。
  这是日本自食其果,“满洲国”新政府在3月1日成立时,这个后果变得更具破坏力。“满洲国”是关东军策动的产物,在世人面前却被说成是当地人民自决权的体现。东京盘算,利用这种手段,即使是对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进行如此恶劣的侵犯,也能变得和华盛顿条约相容了。但当日本官员拒绝将“满洲国”的地位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与磋商,反而在9月15日单方面承认新傀儡政权时,他们自己就背叛了条约的精神。做出这个要命的决定,是在李顿委员会返回日内瓦并向国联提交报告的一周前。报告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不义的,但也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权利。除了日本,国联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认可了报告建议。
  这时,日本政治进入了新阶段。犬养首相在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军官恐怖分子刺杀一事,导致了日本政党政府的垮台。此前,已有两位和20年代经济国际主义关系密切的财界头面人物遇害。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目的,18是建立和新外交政策相称的国内秩序,其中,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是新政策的核心。在这种环境下,毫不奇怪,日本政府对试图保持西方列强的善意显然不甚在乎。不过,东京没有选择公开否认现有条约。它还是坚持认为,“满洲国”的独立和日本对它的承认不违背九国公约,因为日本不过是在行使自卫权,以在一个没有责任政府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响应当地人民自决运动的诉求。以此为由,日本希望得到华盛顿列强的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
  国联投票一致通过李顿委员会的报告,使日本的期望落了空。对日本的一连串单方行动感到恼火,到1932年秋,西方列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仅是美国一直在重申不承认原则,英法等国对日本也越来越不满,更有意愿斥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因此,它们赞成李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是在意料之中,而这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斥。很明显,日本所谓从未违反条约的保证已无人当真,于是,日本选择退出国联。尽管发生了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的事端,但日本依然拥护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这一谎言已不复管用;没有国家会接受这种解释,现在已到了直面这一点的时候。继续待在国联意味着放弃“独立”的“满洲”,东京的领导层认为,为了后一目标而放弃前者是值得的。
  然而,这并不表明世界上正形成一个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反日同盟。这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们的目标。的确,国民政府向国联和世界舆论求助的政策,正面临国内的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团体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动员全国发起抵制日货等运动。为其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下野,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1月暂时离任。共产党则高举激进民族主义大旗,于1932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对日宣战。这是对蒋介石重新掌权的挑战,他调集了50万大军企图围剿共产党。同时,他希望列强制止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肆意侵犯。有意思的是,到1932年,“华盛顿会议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敦促列强履行职责惩罚日本的手段。正如国民党的一份公告在3月指出,中国正在为条约必须遵守之原则而战,否则世界将失去和平。4月,心忧时艰的中国公民在一次集会上发表声明,称华盛顿会议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和平,但和平正再度受到威胁,这场危机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今之计,唯有联合“坚守正义,平等待我”之国家。
  尽管有如许希望,但列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批评日本,对李顿委员会的提议表示赞同而已。华盛顿和伦敦都满足于这些行动,某种程度上指望日本人终能悔悟前非,知错改过。同时,美英都无意动用对日制裁来帮助中国。1932年是美国政治的转折年,公众都在关注胡佛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选战。在对日政策上,二者并无分歧。实际上,在选举期间,他们几乎没提亚洲危机。对他们及其支持者而言,更为紧迫的,是采取措施恢复国内经济,至于外交事务,则是欧洲的债务和裁军问题。彼时,欧洲列强正在召开裁军会议,想看看能否保持住稳定英法德关系的洛迦诺机制。欧洲要维持现状,大大仰赖于美国点头施以援手,所以必须圆满解决债务和赔款问题。随着德国反对党甚至德国政府都要求修改规定了德国的赔款数额并限制了德国军备的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机制越发前途难卜。它尚未崩坏,人们也没有战后和平安排的整个体系陷于危险的强烈感触。但是,对西方列强为维护体系而充分合作,人们已失去信心。在此形势下,它们难以就采取集体行动、加强国联惩罚日本的力度达成一致。
  身处国联和华盛顿条约体系之外的苏联,也不会独力阻止日本。莫斯科没有阻挠中国共产党——或日本共产党——发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共产国际1932年5月的纲领,将“满洲事变”定性为日本对20中国的侵略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增加了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但这个纲领的重点不是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同盟,而是促成日本的内部变迁,引发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并消灭反动天皇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的领导者们显然判断,西方不可能结成这样的同盟,还很可能担忧后者甚至会默许日本征服中国东北,以之为削弱苏联的有利举措。在断定苏联无法单枪匹马对付日本后,他们选择着力避祸。具体说来,苏联政府允许日本使用中东铁路,还透露了将铁路卖给日本的意思。苏联政府甚至暗示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次,它表示随时准备和“满洲国”订立相似的协定,这当然意味着承认傀儡政府)。因此,当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回避双边交涉时,苏联却愿意尝试,至少作为权宜之计,以免促发危机,使帝国主义者有机可乘。
  以这样或类似的方式,日本的单方面侵略逃脱了处罚,除了受到国联的责难,没有招致各国的联合反对。正如中国的代言人频频哀叹的,日本人选对了时机,在西方国家因经济危机陷入混乱,而中国自身又罹遭内乱天灾的当口发难。不过,日本的行径给别国政府留下的印象,是对华盛顿体系的首次公然藐视,这个反应决定了它们将如何应对亚太地区随后的事态变化。然而,一战后建立的国际事务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或“满洲事变”能否以某种方式纳入其中,从而只构成微小而非重大的侵犯,这一切在1932年还很不明朗。很多事情还要看日本人接下来的一系列决策,以及列强对之如何理解。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日本和列强还将在何种程度上在该地区合作。倘若它们继续合作,中国人和苏联人定会大惑不解——他们对终将爆发世界大战言之凿凿。否则,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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