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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黄灿然:谢默斯·希尼:“在两者之间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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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4-27  

黄灿然:谢默斯·希尼:“在两者之间长大”




  被誉为“叶芝之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希尼不仅是当代最著名的英语诗人(据说其著作销量占全英国健在诗人著作总销量的三分之二),也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诗人。希尼成长于北爱尔兰贫苦的农村,就读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一九六六年以其描写农村生活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而成为诗坛明星,同年任教女皇大学。一九七一年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客座讲师,一九七二年移居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郊区。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每年驻校四个月;其间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同时兼任英国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并于一九九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六年任哈佛大学驻校诗人。希尼二〇〇六年一度中风,但后来身体恢复过来,继续写作。他不仅诗、诗论、译诗皆精湛,其为人之宽厚、谦逊和亲切亦同样出名。他临终时给家人的最后遗言是拉丁文“别害怕”。
  我译布罗茨基的随笔集《小于一》刚刚竣事,就要开笔译希尼的《谁找到归谁》(Finders Keepers)时,便传来希尼逝世的消息。布罗茨基和希尼本是好朋友,他们在世时与沃尔科特一起,号称诗界三侠,都关注诗歌语言问题。而布罗茨基和希尼,在我眼中也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诗人批评家,他们的书都是我成长的伴随物。我多年来的愿望,就是翻译以上两书。希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种级别的诗人批评家了。
  有些作家逝世,我们称之为巨大损失,其实并非总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听到某些老作家,吃惊的往往不是他逝世而是仍在世。但某些作家尤其是诗人的逝世,确实属于巨大损失,例如布罗茨基,五十多岁就走了,令人痛惜。老诗人逝世是否损失及巨大,要看他们晚年创作的能量。例如影响布罗茨基和希尼颇深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八九十岁了,还愈战愈勇,晚年诗之解放和开放,令人惊叹。希尼晚年的作品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愈加透明,诗意也更深远了。譬如他的最后诗集《人链》,写到看父母相册,想起父母之间的爱:

太迟了,唉,现在已没有适当的引语
来形容一种被平稳的凝视证明的爱,
不是凝视彼此而是凝视同一个方向。


  不能不说,诗人常常受益于灵感和才能,但是有些体悟确实要等到诗人晚年才能获得,就希尼而言,诗中对父母之爱的体悟,这“不是凝视彼此而是凝视同一个方向”,不仅要等到父母老了,甚至逝世了之后,而且也要等到诗人自己也是父母了,并且也老了,甚至就快逝世了,才能获得。这样的体悟,不只是文字千锤百炼的结果,也不只是人生千锤百炼的结果,而是两者融合锻造的结果。
  希尼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二十七岁一举成名。此后,从诗歌声誉和影响力扩散的角度看,可谓一帆风顺,但背后所付代价却也是高昂的。这得从他的成长背景说起,而这又得先从爱尔兰现代史说起。
  一九一六年,爱尔兰爆发反抗英国的“复活节起义”。在文学上,这是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时代。一九二一年,英爱签订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二十六郡成立“自由邦”,北部六郡也就是北爱尔兰,则继续由英国统治。一九三七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改为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一九四八年,爱尔兰共和国宣布脱离英联邦。次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是拒绝归还北爱六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北爱发生动乱。动乱涉及北爱的宪法地位问题和北爱两大社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两大社区,一方面是统一派和保皇派,主要是新教社区,主张北爱留在英国,并且把自己视为英国人;另一方面是民族派和共和派,主要是天主教社区,主张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并且把自己视为爱尔兰人。在动乱中卷入冲突的有共和派准军事部队和保皇派准军事部队、英国国家安全部队和爱尔兰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队,还有各种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行动分子。在冲突中有超过三千五百人死亡。
  一九六九年八月,动乱开始时,新教徒包围德里天主教徒聚居区博格赛德。新教徒是多数派,天主教徒是少数派。包围事件导致英国政府派兵到北爱,宣称以保护北爱的天主教徒少数派免受新教徒帮派袭击,但被指偏袒新徒教。三年后,随着局势恶化,英国干脆实施“直接统治”,爱尔兰共和军则加强反抗,旨在迫使英国从北爱六郡撤走。
  希尼是北爱尔兰人,属于天主教社区,他所生活的地区,在“动乱”前其实是一个混杂的社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毗邻而居,和谐生活。他第一本诗集描写的是农村生活,非常具体逼真。后来他回顾成长经历时说,一九四七年的《教育法案》对他那代人来说是重要分水岭,因为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小农场主阶级的孩子开始从隐蔽、被埋没的生活进入教育王国。就希尼自己而言,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攻读英语,是一个决定性的经验。很多原本潜伏、表达不出的东西,开始在首次遭遇文学世界时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大学提供正式的文学教育训练,而这是一股力量。另一股力量是阅读当代诗人,例如特德·休斯、R.S.托马斯、诺曼·麦凯格、约翰·蒙塔古,以及叶芝之后最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帕特·卡瓦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诗人他领悟到,被他自己视为古老过时、与“现代世界”不相干的德里郡本地经验是可以信任的。是他们教会他这种信任,并帮助他把这信任表达出来。这种信任,又被他后来读到的叶芝一段话所加强。希尼在第一部随笔集《专心致志》的扉页题词中,引用叶芝关于创造的看法。当时叶芝被人问到写作是否要影响公众,叶芝说完全是为了取悦自己,叶芝接下去说的这段话不仅是希尼的座右铭,而且应该成为所有诗人的座右铭,甚至应该成为任何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如果我写作是为了使别人信服,则我会问自己,不是问“这确实是我所想所感吗?”,而是问“这是否会打动某某人?当他们读罢,他们会有什么感想?”结果将是雄辩术和不诚实。如果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理解那些努力要通过我们的心灵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打动别人,不是因为我们理解别人或考虑别人,而是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同根的。
  希尼六十年代初与北爱一群诗人开始渐露头角,形成一个群体,这些诗人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新教徒。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那代作家并不觉得需要直接处理政治问题,因为“他们艺术的微妙和宽容恰恰是他们必须向公共生活的粗俗和不宽容贡献的东西”。后来,希尼在采访中被要求进一步解释时,他补充说:“我们大概觉得如果我们作为诗人无能力以我们可调动的一切东西来做点什么具有转化性或创造性的东西,那么这对大家来说未免太可怜了。”“所谓微妙和宽容,是指文化中、宗教中和政治中有不同的传统和隶属关系。”
  希尼本人不站在教派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在动乱爆发后,他受到要他成为天主教代言人的压力,而他内心的诗歌则发出警报,要他保护自己的诗歌才能。
  为了避免成为代言人,也为了开拓自己的诗歌疆域,他于一九七二年决定移居南方即爱尔兰共和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恰如在不同且后来敌对的教派的大背景下,作为个人的邻居依然是深情友爱的邻居一样,希尼在诗歌与政治的大背景下,选择站在诗歌这一边,而且是站在诗歌那幽暗、微妙、私人的一边。在北爱与英国的冲突中,希尼不用说是向前者倾斜的,但当北爱激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一名同情者要求他写政治介入的诗时,他拒绝了:

“看在他妈的老天份上,你什么时候愿意
为我们写点什么?”“如果我写了点什么,
不管那是什么,我只为自己而写。”


  当然,这“自己”,如同叶芝的取悦自己一样,并不是自私的,而是诗人努力铸造的自己。就希尼而言,“自己”是不断审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结果,又是消化至少两种文化的结果,最终是融合人类文明尤其是诗歌精神的结果。无论是在北爱教派冲突或爱尔兰与英国冲突中,希尼都维持微妙的平衡,并在是适当时候维持适当倾斜。毕竟,英国的语言、文化和文学是他精神成长的奶汁,而爱尔兰则是他土生土成的父母。他在《终点》一诗中说:

两个桶比一个桶更容易提。
我在两者之间长大。


  考虑到他的背景经历,这两行诗实在意味深长。他并非只是提两个桶这么容易,也不是提一个桶这么困难,而是维持两者本来就几乎不可能平衡的平衡。根据爱尔兰评论家芬坦·奥图尔的说法,希尼的伟大既不在于北爱尔兰各类事件的压力对他的作品施加的重负,也不在于他作为个人和诗人承受这种压力时所表现的非凡优雅,而在于两者合而为一这个事实:“一方面当他从家乡暴力的现实退入纯粹的美学快乐时,他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当他太过远离那美学的感官快乐,并太过贴近理性的政治声明时,他感到丧失。”结果是,诗人通过在分裂和混乱中创造出某种美妙、完整和清晰的东西,帮助读者,使读者能够在一个常常是黑暗和暴力的世界中找到意义。如同希尼的后辈、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在希尼逝世后所说的:“在燃烧和爆炸的年代,他利用诗歌提供一个另类世界;他以他的严肃、诚实、遣词造成的机智、对语言的关心、深思熟虑、谨小慎微树立榜样。”
  希尼的诗论之出色,一点儿不逊于他的诗。主要是围绕着诗歌及其语言的独立性和微妙性来铺展他的论述。他关于诗歌最著名的言说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诗歌的功效又是无限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新约》中耶稣在地面上写字:一群人抓来一个通奸的妇人,准备用石头把她打死。他们征求耶稣的意见,其实是要趁机拿到告发耶稣的把柄。耶稣只在地上写字,过了颇长时间,耶稣才说,你们当中谁是无罪的,就先站出来拿石头打她。暴民扪心自问是有罪的,便相继离开。
  《新约》中并没有记载耶稣写了些什么,因此等于“零”。耶稣不按照提问者的思路来回答问题,而是弯身默默写字,这就是一个空间,为那些指控者在稍后听到耶稣的话后反省自己的道德立场做好了准备。耶稣这个空间,或者说空白,不仅救了那妇人,也救了那群暴民,还救了他自己——而就他在此后千百年间救了多少人的灵魂而言,他可以说是救了世界。所以说这功效是无限的。
  类似的说法在希尼的诗论中俯拾皆是,例如他认为诗歌具有“天使似的潜能”,“诗歌的功能是作为可能的转化的中介,作为朝着想象力所渴望的更明亮和更慷慨的生命演化的中介。”又说:诗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诗歌“维系想象的事物与持久的事物之间那条线”。他相信:“一首好诗使你同时脚踏在地面上,头伸在空气中。”
  英语及其文学、文化培养了他,英语是他使用的语言。在谈到“征服者的价值观和语言”时,他的观点绝不是扁平的,而是圆通的,但与其说是圆通的,不如说是自信的:“我们都知道征服者的价值观和语言如何摧毁和排挤本土价值和习俗,把后者变成野蛮的、非人的,以及完全超出有教养的同情和关心的范围之外。但是,即便如此,被那些极端过度的矫正牵着鼻子走,去把想象性的文学作品干脆和仅仅当作一种压迫性的论述的功能来读,或当作应受责斥的遮蔽来读,这似乎是废弃了文学的责任。”
  不仅是正面能量,哪怕是负面能量,诗歌也同样能够使之转化。在谈到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那首伟大但悲观、痛苦、厌世的《黎明曲》时,希尼说:“当一首诗押韵,当一个形式自己产生,当一个韵律诱使意识进入新姿态,这已经是站在生命一边了。当一个韵脚使词语之间的关系变得意想不到并扩大着这关系,这本身即是对必然性提出抗议。当语言做到不止足够,如同它在一切有成就的诗歌中做到的那样,它便是选择充溢的生命状态并反抗限制。总之,在这种深刻的艺术意义上,拉金的《黎明曲》并没有越界跑到与生命敌对的一边。”而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说,希尼本人则是越界跑到与非生命、非人性、非爱、非同情、非宽容敌对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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