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主要有三种：时政批评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小说批评家、戏剧批评家和诗歌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诗歌批评家。诗歌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古典诗批评家、现代诗批评家和当代诗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当代诗批评家。唯有当代诗批评家，才是寂寞的立方，才最有资格成为侥幸的批评家。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必须借助某种统计学——这种统计学，毫无疑问，将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所谓“悲哀的计算”。
笔者只是一个读者而已，却无端地相信：在中国，在当代，至少有一千个专业的批评家。他们从不缺乏所谓的批评才能，与这种才能相表里，他们也不缺乏对诗的深情和敏感，甚至不缺乏必要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与神学、艺术史与思想史修养。然而，其中九百个批评家，将在本轮计算中成为减数。他们或认为，好的批评，不如好的生活。慢慢地，批评，就质变为生活中的社交。批评（姑且仍然称为批评）的低成本，换来了社交的高回报——机会、荣誉、物质或职务的高回报。这种高回报，由期货，到现货，中间隔着小聪明、堕落和判断力的闲置。这九百个批评家（姑且仍然称为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百二十个批评家，在酒醒后的某个深夜里，辗转反侧，忽而失了眠。他们找出青春相册，翻了三遍，然后写出自祭文，痛哭流涕念了五遍。第二天清晨，他们发愿写出真正的批评，给匍匐在尘埃中的某位大诗人戴上桂冠。然而，门铃响了，快递来了——他们收到了“薛蟠打油诗创作一周年研讨会”的邀请函。薛蟠，也就是呆霸王，不用笔者专门介绍了吧？另外七百八十个批评家，早已没有眼泪，他们只剩下珠圆玉润的算盘——其中两把算盘，藏于两只长袖；还有一把算盘，藏于谁也找不到的隐形的抽屉。批评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又出现了上调的态势。他们举起高脚杯，彼此致意，碰出了得体的脆响。没有自祭文，只有祭文。他们把祭文——也是讽刺诗——提前送给了想要挤过独木桥的那些傻瓜。当然，前边说到的自祭文，挽的是个人的理想；这里说到的祭文或讽刺诗，挽的是——带着一丝讪笑——他人的执迷不悟。
不管怎么说，当代诗，终于还是得到了一百个批评家——这一百个批评家都是出色的批评家。他们铁了心，壮了胆，把批评作为可以献身的名山。前面就是独木桥，就是牛角尖，就是绕不开的十八座虎山。从虎山，到名山，相隔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无限辽远的地带上，当有上帝，将对这一百个批评家进行再选择。悲壮与残酷，都只是寻常风景。
是的，现在还剩下一百个批评家。其中六十个批评家，并没有足够的天赋。天赋是上帝的绣球，是罕见的、偶然的、不可预定而又难以推脱的礼物。比如，蜻蜓的复眼，可达二万八千只。再如，狗的嗅觉细胞，可达两亿两千万个。天赋是细胞，亦是麻绳。另外四十个批评家，已经被重重捆绑。对，没得选，只能从事批评呢。对他们来说，当代诗，既有二万八千幅视图，亦有两亿两千万种气味。此种分辨率，就是天赋。如果他们不做批评家，屈就平庸，转而学习腌肉、酿酒、养海狸鼠或修皮鞋，很快就会表现出不被理解和尊重的非凡的笨拙。
现在还剩下四十个批评家。其中二十四个批评家，并没有合理的学养。一方面，他们精通西洋现代批评。精神分析也罢，原型批评也罢，俄国形式主义也罢，新批评也罢，读者反应理论也罢，符号学也罢，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也罢，后殖民主义也罢，都是趁手的工具，都可以用来解读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批评的“应用研究”。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呢。另一方面，他们熟读西洋现代诗歌。象征主义也罢，表现主义也罢，超现实主义也罢，意象主义也罢，垮掉派也罢，荒诞派也罢，语言诗也罢，后现代主义也罢，都是耀眼的榜样，都可以用来参证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y）。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呢。他们是在讨论韩东吗？非也，是在讨论英国运动派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呢。前述应用研究和影响研究，要说，对当代诗亦颇有必要。但是呢，这样的研究，不免洒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浓重阴影。这二十四个批评家，把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七种复义》拜读了三遍，却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雪藏了三十年。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明朗，虽然新诗从来没有真正地诀别过中国古典诗，但是新诗批评——尤其是当代诗批评——却已经较为彻底地违弃了中国古典诗学。
现在还剩下十六个批评家。其中七个批评家，并没有强烈的批评文体学自觉。文体学自觉，这似乎只是创作者——而不是批评家——的必要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要紧的，乃是“问题”而非“文体”。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大都心安理得地持有这种令人遗憾的观点。如果借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出色的诗人具有更强的“言语”（parole）能力，而批评家则具有更强的“语言”（langue）能力，故而前者跳脱而后者规矩，前者抽出了新芽而后者死守着朽根。批评家挑剔着某个诗人——或某个诗文本——的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由此写出的批评文本，在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方面却乏善可陈。他们用青铜阐释着白银，用白银阐释着黄金。这青铜，这白银，居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已经输了几十年，批评家呢，依然顾盼自雄。诗人不再指望批评家，就如同，黄金不再指望白银而白银不再指望青铜。什么时候，不仅是在诗人这里，而且是在批评家这里，古字、白话、口语、方言、翻译体、甚或竹枝和木头才能铸为合金？什么时候，诗人和批评家，诗文本和批评文本，才能展开你追我赶的竞赛或你死我活的热恋？是的，批评不是批评家对诗人的心服口服，也不是批评文本对诗文本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单相思。两者，全身心，都要投入这场竞赛或热恋。分不出雌雄，那才叫好看呢。
现在还剩下九个批评家。其中两个批评家，并没有必需的金钱。是的，金钱，你并没有听错。与任何批评门类相比，当代诗批评——乃至研究——都是投入最多收入最少的行当，换句话说，这是亏定了的买卖。为什么这样讲呢？批评或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公共图书馆。但是，当这两个批评家坐了三小时大巴，两小时高铁，终于走进某个公共图书馆，他们就傻眼了，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流下了热泪。从县立图书馆，到市立图书馆，从省立图书馆，到国立图书馆，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许都藏有多个版本的余光中或舒婷，舍此而外，却只藏有少得可怜的当代诗文献。像商禽的讲座视频、哑默的自印文集、北岛的海外版诗集和散文集、骆一禾的日记（哪怕是复印件）、张枣的信札、钟鸣或蒋浩主编的民刊、沈浩波私刻的色情诗集，诸如此类的文献，尤其是非正式出版物，很难见诸公共图书馆。当代诗文献，就如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曾经谈及的来自比卡内尔的圣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你以为“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就可以揭开某页吗？不，对于这部无限之书来说，某页也就是无数页。这两个批评家后来得知，也许只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经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先生多方采集，才藏有较为可观的中国当代诗文献。然则，大巴票，高铁票，还没地儿报销，又怎么买得起飞机票？这两个批评家，把拟好的文论大纲扔进了果皮箱。另外七个批评家，节衣缩食，呕心沥血，穷二十年之功，斥三十万之资，成八千册之藏，终于建成了一座志在当代诗文献的私立图书馆。可是，他们买不起别墅。这座私立图书馆，必将占用家里的客厅、卧室、过道甚至卫生间，为妻儿所怨，复为亲友所讥也。
现在还剩下七个批评家。其中三个批评家，并没有持久的耐心。无止境的阅读和写作，寂寞的立方，永远的零回报，“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此乃唐人李白之诗也），都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这三个批评家决定稍事休息，不再深究何以北岛羞于提及《回答》，而韩东厌于提及《有关大雁塔》。他们根据早年得来的印象，再次赞美着——或者挖苦了——《诺日朗》和《悬棺》，却无视杨炼又写出了《叙事诗》和《艳诗》，而欧阳江河又写出了《泰姬陵之泪》和《凤凰》。至于美学的少年先锋队员，虽然不断涌现，也只是引起并加固了他们的居高临下的怀疑。小孩儿呢，看看再说吧。最近，他们得到了两家出版社的答复，即便完成了书稿，恐怕也没有付梓的可能。只有自费出版，免费赠送。他们嘟囔着，“老子不干了”。这三位批评家，有的改行从事电影批评，有的改行从事水墨批评，有的移情于山水，很快就在江湖上消失了萍踪。
现在还剩下四个批评家。其中一个批评家，忽然卷入了一桩奇案。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跳进来两个贼人，剜去了他的眼睛，割掉了他的舌头，砍断了他的双手。这桩奇案，最终未能侦破。可怜的批评家，经抢救，保得了性命，却已成了不能看书、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废人。他该怎样度过余生？像《山海经》所记载的那样，“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或是像商禽先生所写的那样，“用脚思想”？如此这般，都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呢。
天啦，现在只剩下三个批评家——三个堪称孤绝的批评家。我们的统计学，我们的“悲哀的计算”，与其说求得了最终的差，不如说仍在猜测着难以捉摸的天意。阿弥陀佛，但愿这三个批评家，关好了天然气，修好了漏船，没有被吸毒的小儿子气死，没有被打牌的老婆逼疯，没有遭到某些名流或主编的暗算，没有陷入巨大的虚无感，没有患上抑郁症、卢伽雷氏症、脑萎缩或耳原性眩晕症，更没有患上肺癌或白血病，没有被医生误诊，没有撞上从顶楼掉落的花盆，没有恰逢地震，没有受到核辐射，没有乘坐即将开下悬崖的汽车。倘若真的是这样，这三位批评家，就是侥幸的批评家。既有侥幸的批评家，亦有侥幸的诗人，两者的遇合，可望成就侥幸而伟大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