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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答刘山林:诗人要有怎样的标签才好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3-18  

木朵:答刘山林:诗人要有怎样的标签才好




木朵老师好, 

  很开心有这次和你交流的机会。我现在在上外德语系读大二,做这个课题《城市化中的异乡人——中国农民工诗人研究》完全是出于对现代诗的兴趣。希望在和你的交流中获取更多知识。由于我仅仅是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学术上相比专业研究者差得远,如果我的表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老师能帮我改正。
  做这个课题的原因是,我注意到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而他们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社会话语权少等原因,很少主动参与公共讨论,难以作为成为一个统一、有力的声音出现在社会上,从而表达自己对于改变现状的诉求。这个群体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仅靠媒体报导这种相对被动的手段被人了解。而农民工群体中的诗歌爱好者“农民工诗人(或称打工诗人)”群体,则可以通过文学手段(诗歌)唤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比如许立志、郑小琼等比较有名的打工诗人,他们的诗作讨论了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大者比如工业生产对人的异化、现代社会中人性的畸变,小者包括农民工欠薪、春运、工伤、职业病等等,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阅读他们诗歌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首先是“诗人”的身份问题,因为“农民工诗人”或“打工诗人”这个名称必然包含着一个逻辑,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既是诗人、又是别的什么,比如工人诗人、农民诗人、学者诗人,甚至“官员诗人”“富翁诗人”。当下,“诗人”这一名号似乎失去了它的崇高性,成为了某种标签性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你认为“诗人”这一名号,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打工诗人”“农民诗人”这种划分是否有必要?
  第二个问题有关诗歌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一首诗歌的价值可以从各方面加以解读,比如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等等。而“打工文学”这几年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作品的社会意义:它们使人了解到了农民工生存处境,以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我的一个怀疑是,在剥开社会意义后,仅从文学性而言,“打工诗人”的诗作是否还能被称作好诗?比如,我非常喜欢于坚的诗,他早年的诗关注工人生活,但抛开这种社会关切,那些诗作比如《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在文学技巧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作品。在你看来,“打工诗人”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如何?是否因为其极高的社会价值,掩盖了文学性不足这一事实?
 
刘山林  
2018.3.17于上外
 
 
 
山林君
 
  你好!很高兴读到你的来信,尽管你提到的几个问题,我已经分别在几篇诗学散文中多多少少都有过阐述,但为了增强问答之间的针对性,我愿意寻找新词重新谈论它们。
  我们先说“诗人”这个称谓/名号。在我看来,“诗人”这个称谓是“人”不得不划分为“X人”与“Y人”中与男人/女人这种分别同等重要和必要,是诗人作为人在寻找前缀或身份标记的艰苦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奇遇,其重大意义在于人类的语言必须进行得体的划分,而语言的重要性你认为有多么迫切,那么,诗/诗人的必要性就会多么迫切。值得提醒的是,诗人与男人-女人这个二分模型还不同,它是孑然一身的,因为不存在“非诗人”这个叫法,或者说,诗人不是以二分法得到的一个观念成果。
  我们的民族语言对于诗人的认知是富有感情和感觉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我国文明史正是基于对诗的尊重而蓬勃发展而来的;如果今人要发展出一个对诗/诗人的认知模型,仅仅站在资本社会的浪潮中是看不够的,所以,你的第一个问题“诗人(这一名号)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会有一点作茧自缚的意味,也即,不自觉地将“中国”这个概念又进行了一次范畴上的划分/缩小:当下-中国。你不妨回念这个问题,并去掉“当下”这个修饰词,就会发现“诗人”是与人有关所有带前缀/标签的称谓中最好听的一个。而诗人的意味就寄存于我们民族的良好听觉传统与体系之中。
  举例来说,像“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诗句就是古典诗人的功劳,它既是真谛,见证了我们民族的听觉之发达、感情之真诚,也是最高的技艺,展示出历代诗人的聪明才智。难以想象离开了类似诗句的民族语言,以及不能体会这般感觉的运用这种语言的人,会是怎样的民族与人。不过你的这个问题细细想来,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小问题/分支:古典诗人/当代诗人——抑或是古诗/新诗——对“当下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
  按照市面上的一般理解来看,古典诗人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几乎是不可置疑的,男人/女人都很容易达成共识,没有谁会自甘堕落地认为不要“古诗”,这种诗歌货币已经跟如今的人民币一样深入人心,在人心之间流通得很好。然而,人们接受新诗及当代诗人的时间似乎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古典诗人的接受史或接受面也非常有限,对普通人来说——还无法认可新诗是一种民族语言的普惠形式,于是在街头巷尾造成了不少误会。即便是如今学富五车的古典文学学者也会振振有词地质问“新诗为何物”——有的学者索性断言新诗是死路,以此遮蔽自己不懂新诗的窘境——从而,连带把当代诗人(这里暂不包括仍在写旧体诗的活着的诗人)推向意义的火坑。
  人们很少问“男人”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往往会起哄/跟风于“诗人是个什么东西”。人们还算理智,不会当众说出李白、杜甫算个球,这是民族心理所不许可的,但当代诗人的处境更微妙一些,可能是当下中国对“人”的分野出现了趣味上的偏离,譬如富人-穷人这个二分模型大行其道,深入人心。官-民也悄然构成了一个组合模式,造成了诸多的偏见,或可说意义的累赘也从此蔓延得不可收拾。
  我曾在《代代相传的称谓》这篇诗学散文中谈论过附加在“诗人”这个妥帖称谓之前的其他前缀的不必要性。像“打工诗人”这个组词模式,也是当下中国民心的一次微澜,这是趣味上的便宜从事,于诗的传播学有关,但于(新)诗的意义开垦作用不大。这种在普适称谓前再加一个标签的做法,即便是对于一度自认为确属打工诗人的当代诗人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趋之若鹜的作者、传播者想趁乱分一杯羹的私心也是明显的。也许一部分民众需要这个便于识别的标签,但诗这个总集或者说民族语言并不会任由一位诗人一辈子鼓捣于“打工诗”而不自知,会有办法使他中断下来,重新审视写作的使命与前景。单一地写着定型的某种自我限定的诗,这是当代诗人的一个忌讳,自觉诗人都要尽力避免成为传播环节的祭品。而反复多年,仍然不取下一位起步于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诗人头上那顶“打工诗人”光环的始作俑者,如果始终以当代伯乐自居,则是害人害己,是不道德的。
  一个致力于创作新诗的人士,如果满脑子里都是“打工诗(人)”的影子或成功学典范,那是非常可怕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尽早死了这条心。写诗这个行当,拼的是实力,讲真功夫的。玩一票是可以的,但玩得太过一本正经,忘记了离场,那就是悲剧。不过人的心理千姿百态,什么人都有,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打工诗人”仍然叫得起来、有市场,那就有产业链,自然就有甘愿戴上这根紧箍咒的诗人。对于我本人来说,挺忌讳别人在“诗人”这个称谓前再加上其他词,即便是有着商业性冲动的“著名的”,我也非常反感、警惕。所以说,对于你打算开展的专题研究,问询于我,有可能找错了人,而且我对你这个选题也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实际上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会第一时间就反对你这么做。
  这就跟你做这个选题的初衷/心理有关了。而价值的二分法——文学价值/社会价值——也是一个应急措施、一块遮羞布,如果谈论诗,最好围绕文学品性来谈论,至于诗的反响、诗人的影响力或诗集的畅销程度,都是额外的话题,或可称之为诗的素材,而不再是诗的主旨,为什么说是“遮羞布”呢?我的意思是,诗因为文学品质不高而求助于社会价值这一叫法,就同时显示出作者与参与评议的批评者、传播者在诗的创作能力、鉴赏能力上的不足,不得已找块布乔装打扮一番。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即便是市场看好的诗,但文学品性不足,也是虚假的繁荣,会被打回原形的,诗如果非要分出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可,我的建议是,你得用因果关系来对待而不是先后关系:诗,恰恰是因为有文学价值,随之才有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从来不是衡量诗之品质的最高标准。一首造成轰动效应的诗,如果被理解为具备着社会价值,那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目前对诗的境况/进展了解不多,而鉴赏的平均水平堪忧,只能在诗的外围兜圈、打发时光了,仓促之际,就胡乱贴标签,瞒天过海,以为民族语言的精湛水平不过尔尔。
  由于你不是一位诗人,却要做与诗有关的研究,这是需要勇气的,也要懂研究方法,但很可能你做的只是诗歌现象方面的研究,而不是诗学问题的钻研,这是有差别的;我此番言论侧重于诗学上的冀望,可能会损害你的进取心,但是,我为你如此年轻就介入诗的时代话题而激赏,来信中你提及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很可能早就在积极转型、脱帽,而你非常喜欢的诗人于坚这些年在视野上远不止是“工人生活”这一层面,顺便说一下,工人生活、农民生活均不是低人一等的,也不是边缘化的生活现实,都是诗的博大题材,但不是全部景象,在此我只是劝告诗人写作时不要将“生活”局限于它的某一前缀/签注之中而不能自拔。诗坛内部岩浆滚烫,外人看起来却是一潭死水,我想,正是像你这样的“非诗人”研究者成为内外之间的通道、中介,为双方带去有益的讯息,也为诗最大可能焕发的人间友谊做出了不凡的尝试,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命题也能扎根于丰沃的土壤之中。
 
木朵
201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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