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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苏友贞:呼喊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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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3-08  

苏友贞:呼喊的女人




  1895年11月,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出版了他的第十二部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书出版后,攻击之声立即从四面升起,激烈的程度不下于一年前才发生的、对王尔德(Oscar Wilde)同性恋行为的审判。围剿《无名的裘德》的不仅有文评家,还有教会的主事,威克菲尔德主教(Bishop of Wakefield)就曾以当众烧书的戏剧性手势,来表现对这本书的不满。
  《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极端阴沉且充满绝望的书,发生在主人翁裘德身上的苦难,如冰冷之水,反复浇洒于读者心头,直至灭绝与麻木。书中最引人争议也最令人寒战的情节,是裘德早熟的孩子“小父时”(Little Father Time)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勒死年幼的弟妹再自行上吊的叙述,他的遗言只有几个歪斜且错拼的字句:“解决了,我们人数过多。”一个年幼的孩子竟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多余,更进而提出了那最终极的解决之道,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对绝望的描写了。以此冷酷的情节,哈代毫不留情地在社会、宗教、婚姻、家庭的层面上,彻底否定救赎的可能,这不但是对神恩存在的质疑,更是对社会不公义的控诉。也无怪乎这部小说会招来如此激烈的抨击。
  哈代的小说一向以悲剧意识著称,除了《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之外,所有的小说都有着极为悲惨的结局。然而就是在哈代充满悲剧意识的小说世界里,《无名的裘德》亦独树一帜,在悲剧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小说,它所描绘的死荫幽谷,有着全然不同的质地。连尊称哈代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悲剧小说家的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不免对《无名的裘德》另眼看待。她以“悲剧”及“悲观”在艺术视景上的分野为鉴识标准,而认为《无名的裘德》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中最令人感到痛苦者,也是唯一可被指控为有悲观情愫的小说,这部小说以过强的议论蒙蔽了印象,刻画出令人难以隐忍的苦难,这早已超出了悲剧的范畴,而坠入了悲观的深渊。”
  英国当代最优秀的传记家克莱尔·汤姆林(ClaireTomalin)在她新近出版的传记《哈代》(Thomas Hardy,Penguin Press,2007)一书中,也花了不少的篇幅描述《无名的裘德》,她将《无名的裘德》形容成是《约伯记》的重述,书中深重的苦难,如海浪般不断袭来,阅读这部书就如同被人一次又一次地以砖块当头痛击。
  也许因为这样的争议,《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就决定放弃小说的写作,而开始专心写诗。《无名的裘德》就此成为哈代在小说文类里的封笔之作,在剩下的三十年生命里,他不曾再提笔写过小说。哈代本人却拒绝承认这项决定与《无名的裘德》所受的批评有关,他坚持诗才是自己的真爱,小说的写作完全是为生计所做的妥协。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与《苔丝姑娘》(Tess d’ Urbervilles)这几部小说的畅销,赋予了他经济上的独立,使他可以放手自由地写诗。
  而哈代在诗的创作上,竟然也有着与小说平起平坐的成就与产量(晚年才开始写诗的哈代,一生出版了将近一千首诗)。继1898年出版的《威塞克斯诗集》(Wessex Poems and Other Verses)后,又接连有以乡村生活及历史为主题的诗集出版。文评家至今仍在争论他在哪一种文类中的成就较高:哈代到底是较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较优秀的诗人?
  伍尔夫在评点哈代早期较不成熟的小说时,已看出他是一位天生的诗人,她说:“哈代是诗人的事实不说自明,但他是否可以成为小说家,则尚待观察。”在此,伍尔夫所指的诗人气质,并不仅限于哈代对大自然富于诗意的描写,她所指的更是深藏于哈代内心那些相互冲突的矛盾力量,如社会规范/自然法则,人世的易伤/自然的静懿,知识的饥渴/天真的纯静……与缓慢的小说叙述相比,诗的文体似乎更能承载这些二元冲突所制造出的张力。福特·麦道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他的回忆录《来自生命的画像》(Portraitsfrom Life,1937)中对哈代弃小说而从诗的事件,也有论断:“其实英国的小说家都应该转向写诗。英国的气候、语言、心理、对确切的厌恶等,都暗示着诗的平易形式才是较为适合英国小说家的文体……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毫无疑问是一个较好的诗人;塞柯瑞(Thackeray)可能也是;甚至狄更斯……哈代也是。我深知哈代写的是非常英国式、充满幻想、又有一点严厉的田园牧歌……介于邓恩(Donne)及泰布勒斯(Tibullus,罗马诗人,54BC—18BC)之间。”福特又将哈代的诗与他善于描写田园风景的小说相比,而称赞哈代的诗“为人类情感的风景,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可环视全局的视角”。
  在英国文学史上,像哈代这样脚跨两种文类,且在每一文类中都有如此成就的例子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他的成就不仅只在质量与数量上的突出,更显现在文学史中承先启后的意义。文如其人,哈代的文学作品巧妙地对应着横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的生命。
  哈代最著名的诗作《沉暗的鸫鸟》(The Darkling Thrush),写于1900年12月31日,也就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其对历史意义的用心已非常明显。而诗中描述的时代荒芜感,又在意境上直接呼应着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诗作——也就是马修· 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多佛海滨》(Dover Beach),但在意象上,它却又令人想起了另一首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作,也就是艾略特的《普鲁佛洛克的情歌》。哈代的诗行:“缠结的蔓藤谱写天际/如破碎之琴的断弦……大地尖锐的面容似是/世纪陈展的尸首(The tangled bine-stems scored the sky/ Like strings ofbroken lyres...The Land’s sharpfeatures seemed to be/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完全可与艾略特的诗行对读:“黄昏铺展于天际/如病人麻醉于手术桌上”(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 Like a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哈代诗作的现代性及其对二十世纪现代诗派的影响,已被不少文评家用心研究过。汤姆林在哈代新传中,却对他的抒情诗提出了更多的关注与更高的评价。秉持传记家以生命审视文学的视角,汤姆林企图在哈代的生平事迹里,找寻这些抒情诗的灵感泉源,而最终将之归于第一任妻子艾玛(Emma Gifford)的突然去世。汤姆林戏剧性地将艾玛的去世举列为哈代诗人生涯的分水岭。《哈代》一书是这样开始的:
 
  1912年11月,一位年长的作家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没想到她会死,当然他其实有很久没怎么注意过她了。他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谈,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许多年来,她也一直避着他,自己睡在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11月27日的清晨,女仆达莉发现艾玛有些不对,但艾玛并没有诉苦或抱怨,只要求达莉去把哈代找来……哈代费力爬上狭窄的楼梯,一面喊着:‘艾玛,艾玛,——你不认识我了吗?’但她已失去知觉,几分钟后她停止呼吸。艾玛·哈代死了。
  就在那一刻,哈代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有如季节的交替,艾玛的死竟造就了伟大诗人的生。汤姆林所指的,也就是哈代在艾玛死后所出版的一组悼亡诗。这组诗后来以《1912—1913诗作》之名出版,并以“旧时火焰的痕迹”为副题,点出诗的悼亡本质。以伤逝与悔恨为基调,诗人在弥漫着自责的氛围里,哀叹两人后期的疏离,责备自己对艾玛长期的冷漠,感伤一切的不可挽回,并浪漫地回忆着他们相爱的过去……他在诗中掺杂着自己与艾玛的叙事角度,遍数记忆的细节:她穿着天蓝的毛衣,在一个街角等他;在初识的康沃尔(Cornwall)海边,艾玛骑着马,一任头发在空中飞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他都看得到艾玛的鬼魂,听得到艾玛的呼喊。除了伤逝与回忆,他更在重造,渴望用充满情感的视景,一笔消除两人多年来的离异与不快乐。
  《声音》(The Voice)是这系列中最广被阅读的一首,全诗以一鬼魅的呼声开场,萦绕不去,低回地回响在全集的每一首诗里:

被渴念的女人,你如何呼喊着我,呼喊着我
告诉我今非昔比
你曾是我的一切,但一切已改
从我们的当初,从我们还是快乐的日子


  这些诗所呈现的情感强度,与冷冽的《无名的裘德》形成了极端的对比。虽然同是一种悲怆与悔恨,哈代的诗行却燃烧着白热化的光辉与灼热。在回忆里,哈代似乎找到了在《无名的裘德》中完全缺席的救赎。无怪乎汤姆林认为艾玛的死是诗人创作生涯的分水岭,自此,哈代提升了他的诗作,而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哈代与艾玛于1870年相遇在偏远的康沃尔。那时哈代还是一名建筑师,被派往康沃尔执行一项教堂的修复工作,而艾玛的姐夫正是那所教堂的牧师。与“蓝领”阶级出身的哈代相比,艾玛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父执辈也多是牧师或教师,算是“白领”的中产阶级。哈代的父亲却是一名泥水匠,母亲婚前曾在富人家里当过女仆。
  社会地位的差距,将在两人后来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哈代与艾玛都有着过分重视社会地位的弱点,亦不能超越维多利亚社会势利与俗气的价值观。因此,艾玛在哈代面前,永远有一份莫名的优越感,而哈代对艾玛亦无法完全消除那因阶级而生出的敬畏,但这种敬畏,也使哈代对她生出幽微的怨恨。
  哈代对艾玛的吸引力,来自他是“外人”的身份,对于他曾居住于伦敦的事实,艾玛投注了过多的钦羡,因为那正是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对于身陷偏远地区的艾玛而言,哈代成了海阔天空的象征。《还乡》的女主角尤泰莎(Eustacia Vye)可能正是取材于康沃尔时期的艾玛。和尤泰莎一样,艾玛一心想逃离狭窄的乡野生活。
  艾玛喜爱文学,有成为作家的野心。两人兴趣相投,在寂寞的乡间顺理成章地成为伴侣,加上身处偏远之地,暂时逃脱了维多利亚社会男女之间严格的分际,情感得以快速发展。哈代离开康沃尔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终在1874年9月不顾双方家里的反对,结为夫妇。然而从他们相识的1870年到结婚的1874年,四年间,哈代的文学生涯却有着戏剧性的飞升,他的小说开始在雷斯利·斯蒂芬斯(LeslieStephens,也就是伍尔夫的父亲)所办的《康希尔》(Cornhill)杂志上连载,备受瞩目。
  照理说,事业有成,有情人又终成眷属,这应是快乐的开始,然而哈代与艾玛的婚姻,却从一开始就是不快乐的。两人背景上的差距,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因素,双方家庭的敌意,也加重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艾玛自己想成为作家的梦想不得实现,对哈代如日中天的文学地位有着不自觉的嫉妒感与占有欲,她自认有权分享哈代的成就,于是在人前人后谈论着“我们”的小说,这使哈代生出了无比的反感。当然,他们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这桩婚姻没有产生子嗣的事实,这是两人的心结,也是彼此之间距离越拉越远的最大原因。
  然而最终引致两人决裂的,却是《无名的裘德》一书的出版。艾玛晚年在宗教上越趋严厉保守,完全不能接受《无名的裘德》这部没有救赎之光的小说,她尝试阻止书的出版,四处托人劝说哈代打消出书的念头。但哈代早已做下决定,并刻意对艾玛隐瞒出书的计划,以致面对出版后的轩然大波,艾玛除了震惊之外,有着更多受辱之感。其实艾玛对《无名的裘德》的厌恶,也并非完全是来自宗教上的考虑。《无名的裘德》有着太明显的自传成分,主角裘德和哈代一样都是一名泥水匠,也和哈代一样都因出身卑微,徒有智性上的能力与上大学的理想,却不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最终,裘德是个完全被击败的人,社会、宗教、婚姻一起背弃了他。而最使艾玛不安的,却是《无名的裘德》对婚姻的悲观写像,对于作为哈代妻子的艾玛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间接的指责。
  哈代承继了母亲洁米玛(Jemima)对婚姻极为负面的看法。洁米玛因未婚怀孕而陷入了婚姻的牢狱,她一生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结婚,而四个子女除了哈代之外,也竟然都遵循了她的愿望。哈代虽然违逆了母亲的愿望而结了婚,却仍信守着母亲对婚姻的负面看法,在写给他所爱慕的弗洛伦斯·汉尼克尔(FlorenceHennicker)的信中,他曾说:“现今女性已被解放,有各样的机会,如果我是女人,我绝不轻易陷入婚姻制度。”
  《无名的裘德》出版后,艾玛与哈代的关系终告决裂,哈代另有情人,艾玛则独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有名无实的婚姻里生活数十年后,艾玛的死竟在哈代的生命里激起如此大的浪潮,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浪漫情感,使他写成了汤姆林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悼亡诗!对这组悼亡诗有极高评价的文评家也绝不仅限汤姆林一人,英国著名的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亦对这组诗赞赏有加,认为它们有着“脊椎骨一般贯穿全局的思想,每一首诗又各自有着独特的曲调”。
  然而与诗中巨浪式的激情相比,艾玛的死却似乎没有在哈代的现实生活里激起任何轻微的涟漪。艾玛死后几个星期内,他的情人弗洛伦斯·杜达尔(FlorenceDugdale)就搬进了哈代与艾玛共筑的“马克斯门”(Max Gate),不久之后,弗洛伦斯也成为了哈代的第二任妻子。这快速的续弦令人想起了《苔丝姑娘》的结局,苔丝被捕尚未受绞刑前,安格尔·克莱尔(Angel Clare)就与苔丝的妹妹丽莎露配成对。哈代似乎并不认为现实里的悼亡,有太大的意义或太多的价值。
  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中的两极态度,似乎也意味着哈代可以清楚地划分两者,使之在平行的轨道上互不相交地前进。诗中对逝者表现出的白热化的思念,完全没有在现实里显现的必要。我们不免要怀疑,悼亡诗中的艾玛,是否与现实里的艾玛有任何真正的关联。那诗中的“她”,其实也许没有名姓,只是借用了艾玛的历史生平。她只存在于哈代的想象之中。
  如此说来,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对这些悼亡诗的嫉妒,也是多余了。如果弗洛伦斯也早哈代而去,谁又能预料哈代不会同样地写出另一组热情洋溢的诗篇?
  弗洛伦斯原是仰慕哈代的文艺女青年,她主动造访哈代,艾玛还在世时她就对他展开攻势。因为出身卑微,弗洛伦斯对名流的过分攀附,成为文坛上的笑柄。毛姆的《饼与酒》(Cakes and Ale)就常被认为是讽刺哈代与他第二任妻子的小说,传言如此之盛,使毛姆不得不在前言里,一再做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否认。
  其实艾玛生前的人缘也并不佳。福特·麦道斯·福特的回忆录,就对她一无善言。艾玛一心想成为作家的野心,在男性中心的文坛里,难免招来冷嘲热讽。福特第一次造访哈代时,作家不巧外出,只见到他的妻子,福特刻薄地说:“她强迫我听她念自己写的那些索然无味的诗。”在庆幸哈代弃小说而从诗的同时,福特又免不住要对艾玛恶言几句:“我希望哈代成为成功的诗人,如此,他就可脱离妻子的掌控了。”言下之意,数十年来哈代隐忍对诗的热情,而写畅销小说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供养他那欲求无厌的妻子。这与汤姆林理论对照来看,无形间生出极大的反讽,在汤姆林笔下,艾玛乃是激起哈代写出伟大诗篇的灵感泉源,到了福特笔下,她却成了哈代写诗的最大障碍!
  其实对诗人哈代而言,艾玛可能既不是缪斯,也不是女巫。她最多也只是一团触媒,以自己的死激起了哈代最善于处理的悔恨情绪,而造就了那些感人至深的诗篇。诗中的细节虽然与她挂钩,但诗的对象却不是她,而是伤逝与悔恨的情绪。艾玛生前也说过,哈代只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女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他一筹莫展。随着艾玛形体的消逝,他们关系里曾有的问题——社会的地位、个人的野心、家庭的敌对、传宗接代的焦虑——亦随之消失,在哈代的想象中,他们的情感,因为只有精神的向度,所以可以回到最初的清纯,而达到了如柏拉图理念那样的纯粹。其实所有的悼亡诗不都是这样的吗?它们所关乎的永远是悼亡者的精神状态,而非被悼亡者的记忆。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虽以亡妻为对象,有着“小轩窗,正梳妆”那样个别性的细节,但全诗所传达的却仍是一种宇宙性的、对时间流逝的伤感。换句话说,哈代的艾玛悼亡诗,其实只是哈代对过去的投影与重造。诗中那呼喊的女人,来自哈代的想象,与现实的艾玛,不见得有情感上的交集,又因近乎抽象,那呼喊的女人可以是艾玛,可以是弗洛伦斯,可以是哈代的母亲,甚至可以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叫做“时间”或是“悔恨”的概念与情愫。
  “悔恨”的情愫,一向是哈代悲情的中心。他对于“一切都晚了一步”的营造有着特殊的溺爱。《苔丝姑娘》的悲剧,就完全建造在这样的悔恨之上。当安格尔最终接受苔丝的过去,回来寻找她时,一切都晚了一步,更令人悔恨的是,苔丝尚未被诱奸成孕前,两人曾有一面之缘,有过四目交接的一刻,这为他们悲惨的结局平添上更多的悲怆。这一连串的“假如”——假如他们初次见面、苔丝还是那十六岁清纯的女孩时,安格尔选择了她做舞伴……假如在新婚之夜,安格尔超越男女贞操的双重标准,而像苔丝原谅他的过去那样原谅了她——在《苔丝姑娘》悲惨的故事情节之后,烘托出悔恨交加的氛围。而哈代小说的特殊语境,就是建立在这每一步的错误本来都可避免的懊恨之上,就是因为可避免却终不能避免,而更加重了命运的漠然与人意志力的微不足道。《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里因酒醉卖掉妻女的男主角,曾有重新寻获妻女的机会,错误似有可被弥补的一刻,但那最终仍然只是一个幻想,一切都晚了一步,悲剧接二连三而来,直至全盘皆毁。
  哈代的悼亡诗也正是这种悔恨情绪的展现,他几乎需要自虐地将自己浸淫在“一切都不可挽回”的悲情里,才能稳固作品的精髓,那个呼喊的女人是不是艾玛,已不重要。她只是悔恨之情的配角。
  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 在《抒情歌谣集序》(Preface toLyrical Ballads)中曾对抒情诗提出过那著名的定义:“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emotion),哈代的悼亡诗完全符合这样的形容,但他写抒情诗的方法,却完全背驰了华兹华斯所说的“在平静的回忆中得之”(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哈代似乎执意要让自己淹没在悔恨的狂流里,在女鬼凄厉的呼喊声中,他才能找到艺术的视景与情感的核心,从而写出那些鬼影憧憧、回声漫漫的悼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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