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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敬文东:文学批评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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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25  

敬文东:文学批评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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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作家、诗人和批评家似乎仍就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于暗中达成了程度颇高的共识: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反过来说,文学创作则是文学批评的衣食父母。循此逻辑,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乃是解读、解释文学作品,负责发掘作品的含义(最好是深意)。接下来,一个暗藏着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对文学作品的表扬;当代作家评论不过是当代作家夸奖。而凡有指出文学作品之不足的想法,都被被批评者认作别有用心;胆敢弄出此等文章的那些人,在作家眼中根本就不是批评家,据说是骂家,是想浑水摸鱼以成名。批评家中拥有这等潜意识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自觉矮作家、诗人一头;从他们的文字中,不难发现点头哈腰的姿势,很容易分辨出称“喳”喊“是”的语调。
  当下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们很可能忽视甚或忘记了一个事实:从《尚书》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的任务原本就不是用于鉴赏,而是从文化-文明的战略高度为文学定性,尽管那时还来不及有文学这个概念。所谓“诗言志”,所谓“诗无邪”,所谓“文载道”,在在都是大是大非、过经过脉的根本性问题,还容不得文学创作吊儿郎当、调皮捣蛋和趾高气扬。文学批评成为文学创作的附庸,从历史层面观察,乃是方向已定、战略部署已成之后的事情;从实际情形看,那是因为中国古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往往都是文学创作者,张竹坡、金圣叹一类专事鉴赏的人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他们似乎有资格、有理由将完成大业后的文学批评视为创作的附庸,也为的是从侧面给创作提供警醒:它是创作疲软之时的空中加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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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几乎同时诞生。如同中国现代文学从长相、体貌到血液与骨髓都更亲近西方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更愿意唯西方文学观念之马首是瞻;本土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充当的,顶多是“放屁添风”一类的虾米角色。追随着“批评世纪”的兴起,“五四运动”以后,职业文学批评家开始批量出现,周作人、沈雁冰、成仿吾、梁实秋、梁宗岱等人,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历史事实早已证明:批评不仅是一项工作,也是一种职业,尤其还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利器自然是谈不上的,因为所赚不多)。当科层化的程度愈加严重,文学批评的职业性质就愈加突出,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批评家可以在知识流水线上被克隆式的生产。这种情形最近三十年来尤为突出;可以想见的是,以后的岁月将会更加夸张。眼下,没啥辨识度的批评家成建制般诞生,表情一致的批评文本则以吨位为单位海量出现。甚至没有任何文学激情和艺术感觉的人,通过这套知识流水线及其生产机制,同样可以借用一大堆理论术语从事文学批评,抽水马一桶般夸夸其谈,那真叫一个风生水起。这种有似于甲状腺肿大的情形,既强化了批评家们白天时的骄傲,也促成了批评家们夜深人静时的自卑与惶恐。
  文学创作以世界-社会为对象,以塑造人物、营造氛围为方式,探讨个体之人和种群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命运。文学批评则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理性分析为方式,探讨个体之人和种群之人如何被文学创作在何种方式上所揭示,其机制为何如,被揭示的深度为何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文学批评确实称得上对文学创作的深度解读和解释,但决不是表扬。文学批评更重要的任务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探讨人类命运时,它揭示出的人类状况究竟道理何在?到底有何缺漏?在这个层面上,文学批评确实对文学创作展开了批判、质疑甚至苛求,但并非谩骂。文学批评真正的任务是:要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探讨来不及为文学创作所揭示的人类状况的各种可能性,而在各种可能性中,辨识出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能为个体之人和种群之人带来幸福。很容易直观到的一个事实是:唯有追求幸福才是人——无论个体还是种群——的首要目的,其他所有看似合理的目的,比如天堂之乐、成仙之欢、涅槃之喜,都要么是后置性的,要么仅仅是为幸福之达成贡献犬马之劳。在此,文学批评具有隐藏起来的神学或宗教色彩。斗胆地说,宗教或神学色彩很可能才是文学批评的尊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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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互相平行,却又彼此相关的两种工作,本质上不分高低,也无贵贱之别;写不出诗和小说就去当批评家的轻薄之言,有意忘记了批评和创作仅仅是革命分工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批评既不负责指导文学创作,但也不是创作的跟班;文学创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滋养了文学批评,却决非批评的衣食父母,因为批评另有文学创作所不能及的任务、领域和目的。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对其从业者在个人素质上的要求,并不下于文学创作为其听命者设置的标杆或录取线。从终极的角度观察,文学批评家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作家和诗人;和不成器的批评家相比,稀泥扶不上墙的诗人和作家在数量上只会多不会少。因此,很难想象用德语创作的卡夫卡、托马斯·曼和里尔克竟敢贬低《判断力批判》的作者,也就是另一个说德语的矮个子男人;也不敢设想屈原、李白、曹雪芹敢将孔子、甚至刘勰的重要性置于自己之下。
  大致说来,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须同时具有高远的艺术理想、深邃的洞察力、敏感的文学直觉、渊博的理论学识、远超庸众之上的文学识见、完善的道德感,以及异乎寻常的表达能力。在这诸多要求中,也许道德感格外值得一提,因为在一个不那么相信文如其人的时代,道德感更容易被遗忘、被忽略。本雅明曾以揶揄的口吻说:如果歌德错误地判断了荷尔德林或克莱斯特,贝多芬或让·保尔,不是他的艺术理解力出现了偏瘫,而是他的道德感出了问题。道德感也许不是文学批评的第一前提,但它是保证批评伦理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而没有批评伦理,不仅文学批评没有意义,而且只有负面的意义——负面的意义还不如没有任何意义。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已经很难发现:因为批评伦理的存在或缺失,到底成就和败坏了多少文学批评家!戈培尔麾下的文学盖世太保,日丹诺夫手下的文学克格勃,姚文元手中四下挥舞的文学大棒,虽早已经沦为文学史上的笑柄,却并不真的让人笑得出声来,因为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以致于一时间竟然让人无话可说。
  齐泽克成功地区分过道德与伦理。他认为,道德事关我和别人关系中的对等性,最起码的规则是“你所不欲,勿施于我”;相反,伦理处理的是我和我自己的一致性,我忠实于我自己的欲望。大致说来,决不针对二三流作品的批评道德,有能力保证文学伦理的存在:文学批评忠实于它自己只针对一流作品的欲望。当下中国乱象横生的批评生态,批评被创作所藐视的惨烈境况,多来源于批评道德与批评伦理的失范,甚至是严重的缺失。太多的二流、三流甚至四流和末流的作品被谈论,一流作品要么不被认识,要么故意被遗忘——批评界至今还对王小波、钟鸣、宋炜、蒋蓝这样的作家和诗人缄口不言,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不仅是批评者的眼光有问题,更在于其间的利益考量——后者甚至不配提到批评伦理和批评道德的高度进行谈论,仅仅是利令智昏、见利忘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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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它更多的是创造,是见识,是灵感,是思想,是智慧,是和作品或作家在命运的层次上,展开的漫长对话。有批评道德与批评伦理保驾护航,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史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尽量发掘当下第一流作品的价值,仔细甄别堪称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为后人撰写文学史提供参考。要知道,文学是一项绝对残酷的事业:它只记得住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看看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是怎么操作的,就知道残酷性何在。一个献身于文学的人除了伟大别无他途。这意味着:虽然文学批评不是学术,但它可以为学术做好准备、夯实地基。以这等口吻谈论文学批评,丝毫没有贬低文学批评的意思,因为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正在于此;文学史(学术)和文学批评(非学术)各司其职,不过是革命的分工不同罢了。而在较为理想的状态下,文学批评以其敏锐、深邃的洞察力,既能为文学史的撰写进行大浪淘沙,也能为文学史的不断生成提供保证;文学批评留下的宝贵见解,正是作为学术的文学史的重要凭证。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钟嵘、刘勰、昭明太子等人高迈的批评眼光,后人到底该怎样理解屈原、西汉两司马、三曹、建安七子的文学史地位,最起也会码失去依傍。而这样的依傍不能轻易被轻视,因为任何念头、灵感、观点,都是可以一边被修改一边被传承、一边被传承也一边被修改的。
  二战前,美国的文学艺术从业者很自卑,他们大都愿意到欧洲采气,以便补充艺术营养;巴黎、伦敦、柏林、法兰克福甚至马德里,都是他们向往的艺术之都。美国人不仅商业上、军事上很成功,在文学上参照商业和军事的成功之道,通过整整一代批评家的艰苦努力,迅速将二战前后美国的文学作品打造为经典,赢得了和欧洲经典作家、作品同等的地位。这建立在美国批评家集体自觉的基础上;他们相信:一旦真的有一流作品出现,它是否享用一流作品应当享有的地位,阐释和批评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批评家的责任感也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当下中国的批评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责任所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世界级文学成就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并不寡见,遗憾的是,他们的成就和价值正在等待汉学家前来掘宝。就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批评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也可以夸张地说:历史的重任就在他们肩上,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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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创作出好作品,是优秀作家的任务;创造一种文体,则是天才的事业。此说或有夸大。但文体的被创造,确实应当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予以褒扬,因为文体即世界感:不同的文体意味着不同的进入世界的角度。小说和诗歌进入世界的角度固然各不相同;但同为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阿莱夫》和《阿Q正传》进入世界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因为虽然它们都叫小说,但它们都被其创造者赋予了不同的体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创世者。
  文学批评的写作方式在最近二十年里被严重固化了;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文体姿势意味着:批评家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在不断趋同,批评术语在齐步走中保持了高度的同一化。偶尔出现几个文体意识鲜明的批评家,往往被视为异类,如同爬行着的众多猿猴突然看见某个同类直立行走,而露出始而惊奇继而愤怒的表情。此处模仿本雅明的“批评家的十三条法则”,列出十三条批评写作的个人戒律——

a.每一篇批评文章在文体形式上都得有所变化,就如同《阿莱夫》和《阿Q正传》在文体上的差异性。
b.面对不同的批评对象,必须发明不同的批评术语,除非前一个批评对象和后一个批评对象竟然具有高的一致性,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也就不需要后一篇文章出现。
c.行文时必须考虑到呼吸情况,亦即呼吸节律是行文最主要的度量衡,假如不说唯一度量衡的话。
d.在任何批评文章中,都要彻底根除“我”或“我们”这样的代词。
e.尽量不用因为、换句话说、质言之、很显然、但是、然而、而、了;尽量不使用形容词;一句话中,最好只出现一个的、地、得;打倒感叹号,除非它确实打不倒。
f.必须有强大的信息量,不得有一句废话,一句话中不得有一个多余的词;凡人已说的,一概不说,除非它能给你要说的提供基石,而且在必须要仰仗它的情况下。
g.能以幽默的方式表现的,就不得板着面孔;能以轻松的语气打发的,就不得故弄玄虚、故作高深。
h.一定要记住:文学批评是文化-文明的一部分,不是零敲碎打甚或鸡零狗碎的东西;文学批评的文体自信、行文的雍容大度,必须建基于此。
i.文学批评只效忠于真理,但凭的是良知。
j.如果引文来自古今中外,那作者的声音,一定得镇住所有来自引文的声音,这是批评文章之作者的权威所在。
k.但谦逊甚至谦卑,仍然是批评文体必备的精神素质。
l.批评文章必须漂亮,只因为它是文章,而漂亮有各种乃至数不清的指标。所以漂亮不会雷同。
m.第十三条直接抄自本雅明“批评家的十三条法则”的第一条:批评家是文学战场上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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