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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浩:流亡者,个人与致幻剂——关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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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09  

李浩:流亡者,个人与致幻剂——关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1951年,四十岁的切斯瓦夫·米沃什选择了流亡,这一选择似乎谈不上“被迫”但却有着同样的挣扎和艰难。在我看来,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个名字是与“流亡”焊接在一起的,他的自我放逐其实更具象征意味;在我看来,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其实更早一些,并且具有多重性,不止政治的单一向度。没错儿,二十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思考者或多或少都显得与时代、主流、新信仰以及混杂的强力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的保持同样形成了另一层面的放逐:在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中,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在任何一种的喧嚣中,他们都是“孤独的个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是其中的一个。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并不始于1951年而是更早,这一点儿他自己也承认。在《被禁锢的头脑》前言中,米沃什坦言,“我曾试图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确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则。但随着人民民主国家势力的发展,我作为作家所能回旋的余地越来越窄”,“多年以来,我内心与这种哲学进行了多次对话,同时,还跟几个接受了这一哲学的朋友进行过相关讨论。因为情感上的抵触,我最后义无反顾彻底抛弃了这个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论。”米沃什平静的叙述中有个巨大的情感涡流,他故意使用轻质的词:“对话”,“讨论”,仿佛它们从未形成过阴霾,也不曾让他产生骤然掉入大海中的落水感。可这与内心的对话已经持续多年,“多年以来”,它泄露的是持续性和时间的延绵,在这个“多年以来”当中早早地埋下了流亡的种子。多年以来,他始终处在说服与反说服中,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内心具有弹性却也有着某种的坚硬。“用心理学方法来分析的话,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了解我为什么终于和东方集团决绝。旁人很容易认为这决心纯粹出于对专制的仇恨,实则是由各种动机所促成,而其中有些动机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我的决定与其说是经过理智冷静的思考,倒不如说是由于胃口无法受纳。一个人可以用最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假如他能吞下活生生的青蛙,健康一定大有进步。于是在理智上他被说服了,可以吞下一只青蛙,然后第二只;可是吞到第三只时,他非大倒胃口不可。我思想上的变化也同这情形相仿佛。”(《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1)
  曾任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文化专员的米沃什用主动的方式选择了流亡生活。他是一个诗人,用母语写作。“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切斯瓦夫·米沃什极其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故而这一主动选择是种艰难的斩断,会让他剧痛并涌出数量庞大的血。可那种被禁锢感更使他窒息,他可以在生活中服从而他的诗却不,巨石下他的思考还在不断地钻出新芽,这新芽让他恐惧又让他不得不细心呵护……“在畏惧和战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使命》)我想,出现在米沃什回忆录里的某个故事或许也可作为动机之一,部分地解释米沃什的流亡选择:他说,俄国革命时期,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举止优雅的就餐者引起了周围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前,嘲笑他,往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没有任何反抗。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举止优雅的人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手枪,把枪管含进嘴里,然后扣动了扳机。“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苏维埃生活的品质”,米沃什谈到。残酷和庸俗也是需要不断吞下的活体青蛙,它甚至要求你必须成为类似的同类,这点儿,我们可以参看巴别尔的《鹅》。反对雅致在我们的国度里也曾一度流行甚至有再度流行的可能,这点儿我想我们并不陌生。它更让人绝望,无路可逃。有些厌绝可能是“非本质”的,它似乎并不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与生活质量,但处在其中,终会生出强烈的、难以自控的力量。
  如果我们将“流亡”这个词的外延打开,更拓展些,侧重其中的“被抛弃”、“被脱离”与“格格不入”,那么,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性便呈现出多重含义,譬如他在知识分子们之间的“流亡”,在自我中的“流亡”和宗教意味上的“流亡”。在民众、知识精英和负有使命的布道者中间,米沃什都属于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言称的“那个个人”,始终保持着思考、行为、语词上的独立性。这个热爱着大地的个人努力攀援至树上,并独立承担着生活在树上这一“相对高处”的必然后果。
  在知识分子之间,他是孤独的。他的知识并不用来……他敬重纯净的知识和智慧,敬重在内心深处的相互辩驳,而从不考虑将它幻化为矛或盾,或者借助它来“选择有利地形”。恰因如此,知识的累积让他更加“腹背受敌”,这一“腹背受敌”在1945年苏联先遣部队进入波兰之前就已生成。在纳粹占领期间切斯瓦夫·米沃什选择给当时的地下刊物写作,“波兰的情况使我接近‘左’倾的思想,不过我的观点与其说是积极和正面的,还不如说是消极和反面的。我不喜欢右翼的政治团体,因为他们主要的政纲只不过是:反犹太主义。”他承认自己具有对于用革命解决问题的“感情倾向”,“我梦想过一种去掉主义的左派独裁团体,甚至梦想过一种神权政治的共产主义”(《青年人和神秘事物》)。不喜欢右翼和向左的“感情倾向”并不意味他会和斯大林信徒们站在一起,不,他不能融入,尽管他也确曾试图嗑下那枚被他称作“穆尔提-丙”的药丸——这枚出现在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书中、由蒙古哲学家穆尔提-丙发明的药物,能够改变“世界观”,它会让你变成另外一种人,瞬间获得安详和幸福,变成心满意足的不思考的人,“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被禁锢的头脑》第一章)——拒绝在米沃什那里是双重的,他匮乏“选边站队”的立场感,不肯依靠“多数人”的肩膀掩盖住自己。而当他选择流亡,到西方,他的孤独处境并没有特别的改善,恰恰相反,那种“腹背受敌”感可能变得更甚:“我这本书(指《被禁锢的头脑》)在1953年出版的时候(他没提到的是,最初,据说伽俐玛出版社的发行人出于左派的观点都没将此书放到书架上),实际上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时,知识分子们忙于对立性地争吵,米沃什是弱的,更弱的,他的声音被层层的喧嚣所淹没,那种具有卓见的珍珠需要吹尽了时间的灰烬之后才显现出一二来。切斯瓦夫·米沃什无法不孤独。我们能见的,是他在知识分子中的自我放逐。
  在东方,那种曲意逢迎独裁者和新信仰的“现实主义”氛围是他难以接受的,而在西方,他同样有着不适,“因为在西方我同样感觉到一股压力,使我顺从,换句话说,就是让我无条件接受另一种制度;虽然这制度与我刚脱离的制度正相反”——他不肯顺从,尤其是这份“顺从”裹胁在压力中的时候,米沃什让自己不断反弹。像我们熟知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奈保尔、萨义德,切斯瓦夫·米沃什同样无处安顿,在任何的一方他们都属于可恶而可贵的“异见者”,接纳的感恩也无法消除梗在喉咙处的“异见”——当然,这从来都是两码事。
  那么对我,对于自我,切斯瓦夫·米沃什……他也是分裂着的,在诗和其他的文字中,我们得见他分裂着的形状以及撕裂时被痛苦拉长的血和肉。那种不顺从和格格不入同样出现在“我”和“自我”之间,作为审视者,他的手上拿有手术的刀片。“我过去是谁?而现在,当身处格尼兹峰上的工作室眺望太平洋的时候,我又是谁?”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乌尔罗地》一书的开始,米沃什就再次询问。他的刀片有时会进行自我解剖,解剖着无可告解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呼叫的苍白,人性的幽暗区域,自我放逐动机里“并不冠冕堂皇”的部分,疑惧、麻木和怯懦,悔恨的折磨,被催眠术引诱的摆荡时段以及无可剔除的“本能”……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米沃什试图给自我建立一隅安静区域,试图隐藏自己隐隐作痛的“离乡感”,他几乎表面上做到了:“如此幸福的一天。/雾在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首著名的《礼物》有着表面的平静,安详,单纯与从容,它在着,他在文字的表层涂抹了一层厚蜂蜜,然而,对“大海和帆影”的强调却是悄然的泄露:他在望向远处,花园里工作的满足并不能全部地吸纳住他,那“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之类的句子就有了另外的、“欲盖弥彰”的味道。尽管,此处自我的分裂显得较为微小。
  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刀片割开的“自我”里还有一截儿,在选择一个更为恰当的词语之前,姑且我们称它为“神父”:作为思考者和记录者的米沃什有着某种“布道”的倾心,在骨子里,他是极为“靠近”宗教的(当然波兰的多灾多难和自身境遇也迫使他靠近),在他的诗中特别是晚期的诗集《第二空间》里“上帝”曾不断地被提及,也不断地被追问。在诗中,米沃什言道,“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回答这么个问题:恶从何来?/如果上帝在天上,/在我们身边/人们不可能受这么多的苦。”(《高地》)摆荡于“信”和“疑”的狭窄缝隙里,诗中出现的“一生”和“努力”不应轻易被放过,它提示了漫长、试图被说服和其中的艰难,同时,用一生来努力回答,恰也证明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神父”自许,然而,这个“神父”——“我是否敢于向他们坦承,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神父,/每天都在祈求理解的恩宠,/尽管在我心里只有对盼望的盼望?/有一些日子在我看来/人们不过是节日里的牵线木偶,在虚无的边缘跳舞。”(《塞维利奴神父》)在记录着记忆的《米沃什词典》中,他还曾谈到,“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独特的存在,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承担,我们才会相信灵魂不朽”。
  “我听到反对声,那也是我自己的反对声”。米沃什说。这句话的意味远比它在《从我的欧洲开始》中的前后承接更加深长。不肯轻易顺从和轻易相信,使得米沃什成为梗硬着的异数,使他腹背受敌,成为了多重的、本质上更孤独的“流亡者”,尤其是,精神上的。



  重新返回,让我们返回到“穆尔提-丙世界观”——这是和米沃什连接紧密的一个词,它甚至前呈而对切斯瓦夫•米沃什构成笼罩。这个词,不是米沃什的“发明”,却在米沃什的擦拭下变得更为炫目。另一位诗人西默斯•希尼曾如此评价:“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是的,米沃什依借自己“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向我们展示“穆尔提-丙世界观”的诸多表现及其荒谬、可笑、可怜和可恨之处,他在混沌的繁复的现实中抽丝剥茧,指认“这一片真正荒原”的可怕。面对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信仰和它的带来,切斯瓦夫·米沃什竟然反应迅速地“熟悉”了它并将其本质牢牢抓住。他,和昆德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哈谢克、布罗茨基、赫塔·米勒等人一道,成为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摧毁者之一。
  “穆尔提-丙”药丸属于一种致幻的药剂,它会让你产生出“被融入”的温暖,让那种“成为人民大众一分子”的渴望得以部分地实现:尽管智力水平上的差异还存在着,但基本原理却是共同的,精神上的巨大分界早已消除。在你的身侧是密密麻麻手臂的丛林,也许是第一次,“你”和“他们”所思、所想和所说取消了分别,“他们”负责提供给你一个集体的力量,让你得以战胜虚弱感和一向存在的怯懦。同时,在这个众人之间,你明确地成为了“有用之人”。“穆尔提-丙”药丸的药性里还包含着导致遗忘的成分,不,它不是苦的,而是融解着的甜味剂:服用它,可以让你从苦难的记忆、对一些得不到答案的难题的冥想、刻意的执着中轻易摆脱,“解脱出来”,转而对旧有的这些露出鄙视:它们是那么肤浅和无关紧要。而此在口腔里咀嚼着余下的甜味的此刻应是安详和幸福。“穆尔提-丙”药丸导致的遗忘是有选择性的,它擦掉的是痛和苦的部分,让你纠缠却难以摆脱的部分,而药剂做到了。当然,“穆尔提-丙”药丸的推销者还会承诺:在接受药丸之后,你将会是一个具有新信仰的新人类,你将和另外的新人类一起自己来构建新的历史体系而不再是“历史体系的奴隶”,你成为了“主人翁”——这是另一层的晕眩,处在诱惑性的漩涡中心,何况还有物质上的激励。“满足虚荣心只是社会需要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其实它每一步都在强化翻身的感觉。”
  米沃什具有洞见地谈到,“穆尔提-丙”药丸的服用并没有违背人性,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性深处的要求。人们(包括知识分子)需要“正确性”的支撑,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许多时候,他们惧怕的可能并不是“得出危险结论”,而是害怕“徒劳”——自己的人生、创造和思考之塔建筑在流动着的沙基上,它随时可能垮塌将你付出一生的辛苦一并摧毁。知识分子们时常会在两个不同向度上做出选择:“如果他不顺应现实中唯一且具有生命力的潮流,那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是要跟现实的运动保持一致,还是要符合历史的法则。”问题是,即使历史中的一瞬也会远远超过个人的生命长度,当新信仰作为一种全新的、摧枯拉朽的庞大力量笼罩于人们头上时,知识分子们甚至无从确认:它是不是新的历史法则,是不是“现状不能改变,非如此不可”,甚至是不是“正确的”潮流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步。他看不到终结,也猜测不到这种可能。他被覆盖了,像蚂蚁陷入到大海。“尽管有抵抗,尽管有过瞬间的绝望,但这样的时刻(指吞下药丸)总要到来的……”然后,“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此刻,他们多少类似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及的匮乏热情、志气、梦想的“末人”,“偶尔来点毒药,就能舒服地做梦。最后来一大包毒药,就能舒服地死去。……他们白天有自己小小的乐趣,晚上也有自己小小的乐趣,但非常看中健康,‘我们已经找到快乐。’末人们说,眨着眼睛。”
  事实上,服用过“穆尔提-丙”药丸的“过来人”往往会对还有挣扎过程中的未服药者表达关切和同情,送出劝慰:“没事的,会好的”。当然,有时,这些“过来人”在看到别人在受自己曾受过的苦时会产生瞬间的喜悦:凭什么你就不?事实上,服用过“穆尔提-丙”药丸的“过来人”也许会生出某种的自觉,他们自觉地寻找尚未服药的人,将他推到药丸推销员的面前,后面的事,交给推销员就是了。后面的发生与“过来人”似乎无关,他们不接受谴责。
  “穆尔提-丙”药丸的副作用是,人们依靠在“众人中”抵抗空虚感而更大的、更本质的空虚感却又显现了出来,他们也许没能意识到包含其中的荒谬:个人的人生被压缩在很短的、规范化的阶段里,孩提时代、成年和老年“挤成了一团”,而在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产生他们的历史体系”——“不再成为历史体系的奴隶”是一句经不起深究的广告语,靠近它就是靠近了它的反面,恰如米兰•昆德拉《玩笑》中指出的那样,“世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拼命挤向通往天堂的大门。而当大门在背后砰地关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处在地狱里。”“穆尔提-丙”药丸的另外副作用还有思想才能的减弱,把思考力和想象力上缴之后他们只剩下“追随者模仿追随者,过去模仿过去”,或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再无真正意义的创造。对“穆尔提-丙”世界观的完美性构成否定的还有——切斯瓦夫•米沃什将它定义为“冷漠”。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种“坏的精神流质”,是“暴力和不幸、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先兆”。
  《永不满足》,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在书中写到,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虽然努力改造自己,但终就无法完全地消除掉自己的个性,他们最后都成了著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在切斯瓦夫·米沃什那里,境遇看上去似乎略好:药丸的服用者有所战胜,他们学会在“无所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成为了新型的“凯特曼”,依靠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装在新信仰的人民民主体制下存活下来。而且,某些人,即使明知自己是在演戏,但表演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于是他逐步真的成为了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混成一个,而且“越演越起劲。”
  “越演越起劲”,米沃什继续着他深刻的甚至小有恶毒的洞察,他谈到,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会让所有人都处在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上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的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地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凯特曼——伪装》)米沃什看到,伪装的因子已经弥漫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空气里,人们呼吸着它同时也将它吸纳进自己的肺,渐成生活的必需,尽管“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但它却驻扎下来。
  伪装的生活是有共通性的,即使在极权主义的总发条已经出现松动之后。“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同之处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凯特曼——伪装》)或者“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有在撒谎……”口是心非所造成的人格分裂并不比服用“穆尔提-丙”药丸带来的后果轻多少,但看到周围沉默着的大多数,他们的伪装能力还远逊于自己,那种时而泛起的快感会让症状有所减轻。问题是,“凯特曼能走多远?”问题是,如果人的一生始终处在“凯特曼”的伪装术中,从未以“自我”的真面示过人,那他应是感到悲哀还是幸运?他的一生,是有,还是无?
  发现并指认体制下的伪装并不困难,切斯瓦夫·米沃什不肯止步于现实现象,而是要再进一步,指认依附在“凯特曼”身上的不同属性,并“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分类:民族凯特曼(通过比较,看到自己民族在习俗、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更为高雅优越之处,用民族情绪替代理性。在当时的波兰,尤其是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民族凯特曼的集中表征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好;俄罗斯——不好。);革命纯洁性凯特曼(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怀旧的,经历着幻灭的;他们用凯特曼的方式藏身,却坚持期待着纯洁性的复兴);美学凯特曼(在私人领域,他们并不认同官方给予的单调、笨拙的审美,在这一领域里他们为自己留置了狭小的“余地”,但一进入到有他者在场的表演区域,他就成为官方审美不遗余力的拥护者和赞美者);职业工作凯特曼,怀疑论者凯特曼,形而上学凯特曼,伦理凯特曼……“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在的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穆尔提-丙”药丸是一个出现在别人书中的旧词,但富有洞察的米沃什“拿来”了它,并重新注入了新的、更具复杂性的词意;“凯特曼”也是一个旧词,它原出现于康德·戈比诺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属于东方的穆斯林,“如果有必要,人们就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如果保持沉默还不够的话,那他甚至可以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蒙蔽对手——米沃什再次“拿来”,将原有倾空,重新注入了新的、更具复杂性的词意。从这个层面上讲,切斯瓦夫·米沃什属于《圣经》中提到的那个“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他是黑暗的信使,却用自己处在黑暗中的眼睛寻找着可能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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