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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县志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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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22  

木朵:县志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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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他的《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李璧玉译,2005年)们来到神州,恰逢其时,此地行中能手纷纷迷恋某一类别的“书评”(要么在报刊上蔚为壮观,要么在个人博客里纵深发展),也许史氏最初抱着“丑媳妇见公婆”的胆怯心理,而登陆后,不由得被当成了具有“取之于神州,用之于神州”的反哺教材。它们在2005年的大小城邑大显身手,如同众星怀抱里的皎月,坊间奔走相告,似乎一夜就见到了菩萨显身。而当下诸多“书评”显得短小而不精悍,像是火线入党一样的信誓旦旦;读者大可不必轻信,别受了“迷人的套话”的蛊惑,掏出了自己瘦弱的钱包。
  如果禁不住史氏的引诱,那就从他的“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中任取一本,先睹为快,然后再去验证“书评”们的滔滔不绝,你就明白了他们是否读得比你细致以及他们浮光掠影到底发明了何等溢美之词,从此,就和街谈巷议划清了界限。《王氏之死》确实是其中便宜的一本,不足150页,读得不累,旋即就能破解其中玄机。如果你能够找到莫言的《檀香刑》作为调节之用,那就锦上添花——不至于夸大了史氏的文学家般的才能,从而对于史料的运用、安插心有体味。如果读了小书的前两章又能找到贵县的县志作为佐证,你就不会在眼前瞎想那县志有多么缥缈。小书多次借用蒲松龄的著作,不少文字恐为你初识,亡羊补牢起见,不妨赶往书肆买一本《聊斋志异》回来,以免不安。
  史氏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不久前你也许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们中见识过了,但是,为了窥其堂奥,你还得预备黄氏著作,随时翻查,最好能得出两人差别。小书中占尽页码的注释、引文便是了不起的“功夫”,那些迷人的“书评”多以之为楷模,像一篇篇袖珍的《王氏之死》。等你看完第三章还没得到“王氏”——小书的领衔女演员——的丝毫消息时,就难免心急火燎,于是,狼吞虎咽(或龙腾虎跃)地查阅后面章节,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小书以“王氏之死”为题若能过得了“书评”们的口舌之关,那么换为《智擒王三》估计也不难为读者,关键是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像水中诱饵那引入瞩目的浮标,点明了垂钓者的真正用心。
  从史氏对史料的耐心讲述上看,似乎表明了书的读者早已预定——他的不厌其烦就是为了满足于某些读者的胃口,为之剖析1670年代中国山东的些许民情。如果没有蒲松龄的声援,光是借助《郯城县志》以及某位在职官吏的野史札记,估计难解心头之谜。当不同来源的素材纷纷指向同一片乡野时,史学家的敏感发挥了效力——他殚精竭虑所要达成的就是巧妙地连缀这些素材之间的空隙,如他在“前言”中自述的“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联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越过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在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他要负责任地描述彼时彼地的彼情彼景,所以,要格外小心凿痕的遗留,对于消逝在数百年前的“小人物命运”,他必须首先在郯城的风土人情所涉及的相关数据的可靠性上站住脚;依赖于《郯城县志》,他确实能够如数家珍交代地震、大雪的发生情况,也必须察觉到王氏尸体“小腿上褪色的红棉布睡鞋”,出于职业上的本能,他不想节外生枝,“有意使这个故事既有乡村属性又有地方色彩”,要老老实实地摆事实,然而,他又时时受到素材不足的遏制——它很快产生一种浮想联翩的魔力,使他在静态的多种素材上逶迤起来,而且,他深知这种繁衍不会带来致命的败笔,反而使文才飞扬,使读者着迷——他知道读者想从中获得怎样的快慰,于是,就恰当地给予。
  当他最初接触到“王氏之死”的相关素材时,他感觉到了什么?这些家常便饭般的悲剧能够扩展为一本10万字以上的小书吗?它可以写多长?在前一本著作中,埋下了怎样的隐患而需要这本书来挽救?他期待在这次山东之旅中发现什么?使之着魔的依旧是那种“以小见大”的辩证法,但你完全可以揣测:只有得到了蒲松龄的素材,他才真正打起如意算盘。在小书的第五章,他颇为踯躅地塞入了蒲松龄著作中的不少花絮(第101~104页)——使之优美地紧贴在“王氏之死”的叙述氛围上,它们使王氏的将死得到了一次缓解,这些从蒲松龄多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文字拼凑在一起,有那么一点“蒙太奇”的手法,尽管狼吞虎咽的读者读了三四段就发现它们与故事无碍,但是,史氏感到了满足——那些无法割舍的素材被变戏法般地安插了进去。这确实像佳句集锦,弄得翻译者似乎束手无策,一时难以还原为蒲松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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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否可以说,与其在史氏的引述中穿梭,不如径自在《郯城县志》或《聊斋志异》中流连?我确实在前天去了半价书店找寻《聊斋志异》,厚实的上下两册就像沉重的两斗橱,我犹疑了片刻,但还是决定这回不买,以免它们作祟,扰乱近期的阅读计划——似乎宁肯听信史氏的摘录和编织,要知道,此前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许多书册经过别人的旁注或摘引之余,它们的底气反而十足起来,证明着有人实在粗心大意。作为“小人物”的王氏并不值得泼墨,而是王氏所“代表”的许多小人物共同的景况启迪着史氏,仿佛在视野里有一艘溯游的轮船发出了汽笛声。他跟随这声召唤,回到他所熟悉的史料中再一次耙梳,以发现前日所遗漏的光阴。当然,王氏的出现也算得上是偶然,她作为符号显身却是必然,如果小书在后几章没有王氏之死的前因后果的铺陈,就会使整个小书失去了准星,而无所依凭,像是泛泛而谈的扁舟上的游客。至于“大历史”是否与黄仁宇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有近亲关系,则有待查实;正如史氏在“前言”所述,书中“所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在他所选取的“四个小而具有冲突的事件”中,之所以说成“小事”,“是因为相对于整个历史背景而言,而对于那些实际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些事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你难免生出疑问:当代中国也有层出不穷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也能小中窥大,也有相对论的容声之地,可为什么史氏并不乐于搜集,从而繁衍成册?相对于17世纪史料的欠缺,当今事件的采纳则更显轻松,他是养成了考据癖——并且对于清初历史的考察俨然成为了权威专家,还是舍不得抛弃新近耙梳所得,有了“路径依赖”,或是写作的乐趣恰好在于这种考据与重新排序的过程?疑问归疑问,史氏的著作毕竟成为了一种范例,引导着读者去发掘无数册县志中的衣袖,为了与县志幽灵进行一次彻夜长谈,人们需要逐字逐句地钻研每册县志的得失,这正好是对一种危机的提醒:不同时期的各县县志正在毁灭中。似乎没有精彩的——尤其是借助权威专家的唇舌加以讲解的——故事,县志就没有了价值,即使偶尔被旅游宣传手册摘录出朵朵涟漪,也僵硬得如同这座古老县城的一条假肢。史氏认为,“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撰工作,但大多数的地方资料没有被保留下来”,“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资料,而这些资料已使人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了”。也许,想多了解古老的中国,全凭国史和县志是不够的,比如你想找到“验尸报告”,就可以去读宋代著名侦探宋慈的《洗冤录》,想了解“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资料”,不妨揣度《红楼梦》;史景迁于是在《郯城县志》之外,另觅两个来源:官吏黄六鸿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蒲松龄的作品。所以,史氏的迷人之处在于他如何讲述、裁剪并且得出结论,倒不在于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比起故事大王蒲松龄来说,那可是小巫见大巫。阅读时大可不必以蒲松龄之长攻史景迁之短。
  那么,史景迁想讲述什么?打算揭开怎样的盖子?他是不是意图找到类似验尸报告、税收制度以及农作物播种情况等方面的讯息,并且使之井然有序,以便参与到广泛的比较中去?那散失在17世纪的“郯城的世界”并没有留下什么湿迹斑斑,他将如何找出一条捷径挺进呢?仿佛他是炊烟收藏者,或是砾石热量的测算者。他想像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在一张古老地图上的显灵,聆听到了那位离职知县的长夜悲叹;借助于这次县志考察,他可以再度返回到清初烟云之中,为那段中国历史描绘出抛物线,并且将它与西方世界进行横向比较。于是,他透过三种文本开始了恢复记忆的工作。在小书的第一章《观察者》中,他借助三个人的手和目光触及那段艰苦的岁月,这三个人便是郯城历史的记述人:1673年《郯城县志》的主编冯可参、官吏黄六鸿以及蒲松龄。他所做的基础工作看来包括对三种来源的素材进行汇合、筛选,找到可信的交集区,通过三种文本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的准确性方面下功夫,使眼前出现一幅幅图画。当然,这些素材一经综合所能产生的史学价值,就是激励他写作不止的动力之一。在第一章内,你确实能发现他作为第四位观察者对那三位观察者的观察,他在填补三种文本之间的空白处时力不从心,但是郯城的大致情形已经通过读者自身的浮想联翩产生了清晰效果。
  那三位观察者各自在灯下书写所见所闻,由此组合成那个时期的真相,当这些事情和统计数据被他们的同行再次摆上案头时,那段莲藕般的历史就确实存在过,正如你作为第五位观察者进入了史景迁的砚池——从而使他的笔墨得到了验证,你依然能够借助这些笔墨所流露的情绪去揣测他写作时的真相:观察者被观察着。三位最早的观察者记述了郯城当地的地震、白莲教起义、蝗灾、盗匪、暴乱等坏消息,为郯城居民的疾苦铺垫了气氛——同时,凭借这些重要事件里的真实时间、人物以及动人心弦的情节,为后来者还原了郯城的动静。尽管真实的情况并不等于纸上的记述,甚至合三人之力也不足以阐明真谛,但是,你习惯了以此类推、由点及面的思维方式,你当然能够认可史景迁正在尝试恢复记忆的举措:一部分记忆并不亚于全体记忆,因为后者往往不可能获得,即便胆大妄为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能够在理论上洞察一切。被记录在案的,就是有着代表性的受难者,他们的幸免于难比土层里的一具具骷髅更能说明这儿到底发生过什么灾害。
  显然,就事论事不是史景迁的目标,在他看来,郯城的历史并不孤悬于17世纪,它有必要成为一种缩影,去体现更广泛的历史风云。除了对当时当地作出了“恰当解说”,除了在三种渠道获得的素材上交叠,他意在高远——通过尽量轻缓的笔调,去描述那中国大地上艰苦的每一秒钟。三位观察者各有脾性,背景不同,冯可参作为“因掌管财政和官办驿站马匹不力而被免职”的前知县,他担任《郯城县志》的主编除了能“挣到点钱”之外,还源自底层士人的一种责任感——它恰好与“在郯城郁郁不得其志的经历”对应。“他迷上了郯城受灾的统计数据”,实际上,恰好因为个人的入迷,县志才被合理地限制在一种叙述之中,使已然发生过的事情变得有据可查。而数据上充满的与别处或前期的落差正吐露着郯城在时空中的确切地位,为史景迁的小结提供了切口。而时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郁郁不得志的成分少于冯可参,他的记录表述了基层官吏在上传下达方面的困难,尽管这些回忆录和笔记是在卸任后二十年“在苏州过着舒服的退休生活时”所写,但是,亲历者的困惑已然扑面而来,并未被回忆录上那层云霞所吞噬。他是作为一位解决症结的基层官员出现的,既要“为郯城百姓巧为谋划,试图使他的上司——并通过他们使北京的政府——减免赋税和劳役”,又要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自我折磨。于是,他的视角区别于冯可参而使之成为中央政府的喉舌,成为儒家学说的帮腔。至于直到七十一岁才获得荣誉举人头衔的小说家蒲松龄则为后来者显示了田野调查的勃勃生机以及民间智慧的无所不在。实际上,史景迁的书页中安插了蒲松龄的著作花絮,就使他的著作顿然获得了一种生气,冯可参的古板数据和黄六鸿的僵硬困惑被化解为一缕缕苦中作乐、自我安慰的光晖。尽管你可以说史景迁的引述在一定程度复苏了《聊斋志异》,但是,史氏也得益于这部杰作中的鬼使神差和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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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得益”是否存在以及数量多寡,惟有史景迁本人心知肚明,在他抓住三条线索之后,他可以放任自流地进入17世纪的郯城县城;显然,他不是去采撷动人心魄的故事,而是找回那时经济水平、人情世故以及当地政府的运行状况的相关证据。当他写作第二章《土地》时,不会局限于三个文本的交织,他另要广泛参阅其他的研究资料(比如黄仁宇的《赋税》、肖公权的《乡村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以及郯城附近州县的县志(比如《山东通志》、《宿迁县志》、《沂州府志》)。而一旦谈论起“土地”,就切中肯綮——将古老中国的社会现象摊上桌面了。与第一章的开篇近似,第二章以一场异常的雪灾起调。作为自然环境的代名词,雪灾很快使人想到了农作物以及百姓的衣食住行。于是,土地成为历史学家百般考问的对象,赋税的观察成为必然。史景迁反复描述郯城百姓的生计,讲述土地上的诸多瓜葛,尤其是站在当地政府的立场上观察着征收赋税的举步维艰,你不难发现一个活跃在众多史料中的历史学家操劳的身影,他十分细致地向他的预设读者讲解民生疾苦,促使读者充分理解郯城是那时中国怎样的一个缩影。而作为呼应者和润色人的蒲松龄——蒲氏夜宵——凭借其非凡的苦中作乐精神和想像力,使史氏的考据文章多了一丝气韵。总的来看,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事实补充与声援,史景迁的雄心在于为读者描绘更为清晰的郯城地图,引导读者更为好奇地对待一个平庸的小县城里的平凡事件。由此,你会跟着发问:面对困境,郯城人将如何周旋?在政府、地主、农民以及山匪等众多社会角色的博弈中,儒学、佛教以及城隍庙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哪种不为人知的神奇力量阻止了使郯城毁于一旦的命运?
  不知道史景迁是如何筛选《郯城县志》这一文本中的虚构成分的。当它的作者凝思默想之际,他一定也有过谋篇布局的考虑——既可以参阅别处的县志求得性质上的相仿、体例上的亦步亦趋,又可以点石成金般地把道听途说升格为言之凿凿。作为资讯的汇编者,冯可参不可能事必躬亲,逐一查实,所以在素材选用上难免因循守旧地搬来当地士绅的笔墨。而辗转至史景迁眼前,就如同在脉络可辨的地图上添缀了几处已无对证的符号。你也许觉得史景迁正在复述冯可参的劳碌,在走一条老路,两人在揭示郯城生活真相方面的目标大体一致。如此,你在判断第三章为何专论“寡妇”时就不至于陷入泥沼。承“土地”的开掘之后,“寡妇”作为县志上显眼的素材也得到了史景迁的赏识,似乎其中确有文章可作。
  “寡妇”单辟一章自有倚仗,其素材可从冯可参处汩汩而来,兴许谈论“寡妇”远比谈论城隍庙、采矿业、养殖业、郯城土特产、郯城人的独特菜谱、水文、民事诉讼等门类更有依托,更为兴致勃勃。在第三章中并没有明确的核心人物,不少寡妇的出现仅限一次性使用,虽有蒲松龄故事的穿插,但此章仍显单薄。围绕“寡妇”一词,你也许可以从以下角度去发现史氏的意图:其一,教子;其二,产业继承;其三,欲望和道德伦理;其四,亲友邻里关系。尽管该章有如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的前奏,但是在史氏设想与素材铺展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史氏本想令读者清晰见到艰苦生活中的寡妇命运,以及使众多寡妇有着相似遭遇的内在动因,然而,他的素材有限,不许他悠闲自得。也许,正因为他不敢造次,在此只是老实地尽陈列的本分,并无缥缈的遐想,也使小书的性质不近于“小说”。通过“寡妇”的遭遇,使读者看到17世纪不文明的人情世故的一个侧面,这大概是他单设此章的用意。他并不将心比心,代入某位苦命女士的处境之中,以主观的口吻叙说一肚子苦水,而是点到为止,以结果论是非,其中颇为精彩处却是所引蒲松龄的《细柳》。
  第四章《争斗》更像是前后两章之间的插足者,在“寡妇”与“私奔的女人”之间开垦一块盐碱地;与第二章《土地》相近,《争斗》意在从一个侧面洞察郯城的面貌,而且在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之间恰好能够找到交集,这样,史景迁按捺不住,就索性铺展成篇,实际上,这一章完全可以和《寡妇》交换一下次序,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侧视取而代之,比如研究一下当地的“铁匠行会”,或者从马头镇的“沂南诗社”入手。而《争斗》所讲述的“智擒王三”的故事也容易误导读者,以为这就是小书所言的“王氏之死”。或许,由于在《寡妇》一章中没有倚仗黄六鸿的笔记,而在此做一次弥补(本章却又未引用冯可参的笔墨)。史景迁从蒲松龄的自述开始,从家庭纠纷顺延至“周围世界中随处可见的恐怖”,邻里之间由于“毛驴和猪越界进入别人的田地”和十三岁的小孩“去田里割稻,突然越线踩到王三家的地”而出现暴力事件。史景迁先全文照抄蒲松龄的《崔猛》,尔后稍作转换,切入“在郯城县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可能是蒲松龄小说中王家的原型”——这一切换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正如史景迁所言“蒲松龄怀疑地方官员处理这种情况(缺乏理性的暴力事件)的能力”,史景迁从黄六鸿处搬用的“智擒王三”的故事与《崔猛》大相径庭,所散发的精神气息也各不相同,作为地方官员的黄六鸿亲自制定并参与了剿匪行动,由此成为官方的合法行为,而蒲松龄所设想的“崔猛”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只算得上民间自发的打抱不平、替天行道、见义勇为的莽撞本性。本章不见得史景迁考据功夫的高超,似乎仅仅是出于对两个文本相近叙述的不舍,而在既定的“王氏之死”之前插入另一种“王氏之死”,尽管“争斗”尚可反映出民间日常纠纷的冰山一角,并且同时揭橥与官方秩序并行不悖的“潜规则”,但是看上去难免小题大做,而且在前后诸章的贯通一气上纰漏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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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之死”这个醒目的标题所蕴含的潜台词其实含有一种设问:“是什么原因致王氏于死地?”对死因的层层分解,也许能彰显史景迁所谓的“小人物命运”前面的“大历史”——“王氏之死”不是个别的,而是类别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似乎有了前四章的铺垫之后,他才开始切题,而为了过渡到“私奔的女人”这个既定话题上,他制造了一架滑梯:他描述了郯城妇女(尽管在第三章《寡妇》中也有过类似的挺拔)的生活实况,有意为王氏的“私奔”营造一种原因性氛围。王氏之事来源于时任知县的黄六鸿的笔记,但史景迁显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他在亦步亦趋的同时,敲边鼓似的还插入了《大清律》和相关法律、民俗对民间纠纷的处罚措施,涉足通奸、殴打、休妻等方面。
  史景迁复述了黄六鸿笔记上那个沉睡多年的案件,由于采纳了不少细微的笔法,使交代变成了丰富的视觉形象。就这个案件的性质或涉案人员的规模来看,它并非曲折离奇的迷案,而是寻常之事在公堂上的汇演。王氏与情人私奔,因为出路渺茫,或者情人中途变卦,她不久以后又遭抛弃而孤单地留在路上,由于“郯城社会没有什么工作提供给妇女做”(这也许是王氏致死的隐因之一),王氏别无选择,“所做的是掉头回到她原来在归昌的家”,“但是当她走到自己家门口前,她却怕得不敢面对姓任的丈夫”,于是藏身于附近“一个叫做三官庙的道教寺庙”中。后来终于回家,但在1672年1月底的一个雪夜,夫妇两人口角之后,丈夫杀死了妻子,并想移尸栽赃邻居高某,但不成。史景迁在读到这个案件的相关资料时,他一定置身于自己假想的古老氛围之中,为王氏的命运扼腕叹息;而当他写道王氏被丈夫掐死的情景时,他感觉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尾声:随着王氏的解脱,小书也终于完成了制造一个17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微雕模型的使命,甚至他对于写作伊始以来反复摩挲的蒲松龄著作恋恋不舍,其中不能强硬引用的章节如噩梦缠绕,以至于他在写道王氏入睡而其丈夫杀相顿现之际,摘录了蒲松龄著作中的不少花絮,拼凑成送给王氏的一支挽歌(同时作为向蒲松龄的挥手告别)。
  小书末章《审判》是对王氏之死的后果的交代,知县黄六鸿通过自己的手段查明了真相,做出了合乎情理的审判结论:“任父被判无罪,任某被判重板杖打并长期枷”,“邻居高某付墓地和安葬的钱”。尽管王氏死后可能变成冤魂恶鬼来纠缠生人,但是阴阳两界,生死由命,活着的人不虔诚地忏悔也不一定很快得到报应,18世纪的郯城社会兴许又来一次悲剧汇演。史景迁并没有讲给我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对于王氏之死的前因后果的探究也可谓草草了事,但是,我能够设想他涉足郯城事例时的悲喜交加,甚至踌躇满志,能够理解他这次探险和记载的艰苦;也许,惟有将这本小书放在他的“中国研究系列”的整体氛围中,才可能脉络清晰、条理分明,而关乎“大历史”的阐述也不再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史景迁借助三个文本铺路,从郯城的物质成分中考察彼时彼情,虽少有文化、道德、行会及学校等精神层面的观摩,但也算为读者复原了古城旧貌之大体;而他对《郯城县志》等素材的使用,也不失为一种楷模:他以外国人的耳语方式提醒本地居民务请注意那束之高阁的县志上的幽灵,同时也告诫我们当代社会大有作为——似乎我们能够从书中拣起一块石头,“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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