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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孟庆澍:将鲁迅重新嵌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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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16  

孟庆澍:将鲁迅重新嵌入实践




  当前的鲁迅研究,如果说深受1980年代以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以及日本鲁迅研究的影响,应该是大致不错的。注重哲学思辨和理论阐发,以建构阐释体系或寻找核心阐释概念为方法,我认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60-70后”学者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倾向。当然,其中也有重视考证与文本分析的路径,但总体思路是偏重理论思辨乃至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玄学化”的弊病。这一代人的鲁迅研究一方面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与个人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是现代文学学科与鲁迅学学科的产物,体现了这两个学科1980年代以来的进展和丰厚积累。这一代学者的目的,既是与诸多前辈学人进行对话,又要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结论。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一方面体现了与前辈学者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又处处可以发现他们寻找自我的紧张、焦虑与执着。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这一代研究对前辈学者研究方法的承袭。他们多沿用前辈学者寻找核心概念、建立核心命题的方式,以“攻其一点、意在全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鲁迅的认识。如汪卫东对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梳理,梁展对“自我”、“意志”、“生命”等概念的阐释,符杰祥提出的鲁迅“道路”论,刘春勇关注的“多疑”、“虚妄”、“留白”,都捕捉到了鲁迅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关键之处,体现了研究者的敏锐洞察力。但是,这些概念的能否如“立人”、“回心”、“中间物”那样支撑起一个个鲁迅阐释体系,仍有待观察,目前看来,这些概念仍然没有达到前辈学者所提出的“立人”、“回心”、“中间物”等概念的高度,这或许是研究方法的“模仿”所导致的内在局限。
  实际上,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是在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尾崎文昭、王得后、汪晖等人提出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对话,是对这些概念进行拓展、扬弃或者反驳,因此论证过程基本是是对抽绎出来的理念进行的再抽绎。换言之,这类研究是在鲁迅学内部生长起来的纯理论研究,这实际上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它虽然借用了大量的哲学和思想史理论,但实际上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在学科等级的下游,其结论并不具有回过头去影响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具备学科交流的能力,而只是变成了鲁迅学圈子内的概念循环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概念和知识,如果只能是外来影响的产物,如果只能在一个学科内部生产和消化,其学术生命力是有问题的。鲁迅研究如果变成了当代理论旅行的终点站和收容所,产生的成果只能在小圈子里循环演绎,不能和更广阔的思想生活发生联系,其意义就值得打个问号。换句话说,我们越是想通过抓住概念去接近鲁迅,我们反而离鲁迅越远了。我们想通过竹内好、木山英雄的方式超越竹内和木山,但这不太可能。
  鲁迅最反对将自己供起来,精致化,我想他也并不赞成对自己过度经院化的理解。他对章太炎的推崇,在于章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仅通过著述,而且通过斗争、实践才完成了自己。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6)鲁迅不仅是思想家,也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他生存、写作、交往、斗争,与社会现实处处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是个实践者和行动者。因此,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回到“实践”的语境里重新思考鲁迅?
  这种想法也是在读刘春勇君《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得益于它的启发。书中从尾崎文昭那里看到了对信仰和行动的分析:一般人认为信仰是第一位的,行动是第二位的,但尼采就已经指出这是不对的,“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只要你放手行动、行动、再行动,有关的信仰很快就会尾随而至。”作者指出:“尾随行动而至的信仰就是我所谓的‘信’,信与行动的关系就像希望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存在附丽于希望,而是希望附丽于存在,同样的不是行动尾随信,而是信尾随行动。”正是从这里,我忽然领悟到鲁迅乃是一个“信尾随行动”的实践主义者,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行动的战士,虚无也好,虚妄也好,都不能阻止或取消他的行动。换句话说,应该从行动中去寻找他的主体性。鲁迅的虚无是创造性的“无”,是始终实践与行动着的“无”,是“绝望的抗战”。
  将鲁迅重新放回实践中去,是中国学术传统和鲁迅学传统的内在要求。
  黄侃曾说,中国学问有三大条件:“言实不言名”、“言有不言无”、“言生不言死”,所以“各家皆务为治,而无空言之学”。[2](P2)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学术,一直有经验性的特征,有注重实践性、行动性、致用性的传统。当然,清儒也有考据学的传统,西方也有纯粹求知的文化传统,如韦伯的价值中立说,但如果说鲁迅研究应该以纯然客观、价值无涉的态度做为标准,恐怕谁都不能认同。
  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学术化和内倾化是1990年代以来的现象,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鲁迅研究一直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实践性和政治性。举个例子,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按今日的标准是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的,但它对鲁迅有深入的理解与独特的见识,能成一家之言,就在将鲁迅看作一个生活着、实践着的人——“鲁迅可以说是道地的现代文人,他并不是追求隐逸生活,他住在都市之中,天天和世俗相接,而能忘于江湖”。[3](P161)
  甚至,鲁迅研究本身就是对现实产生作用的实践与行动。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诸先生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也在于它既是学术,讲理论层面的建构,但又是实践和行动的学术,在1980年代是有实践性、斗争性的,是实实在在参与到社会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中去,本身既是实践也是行动。因此,它既有学术史的意义,同时又是1980年代社会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实践性和行动性,至今也没有减弱。但此后的鲁迅研究,这种实践性和参与性就弱多了。以前常常将这两代人的区别归于“体验”之有无,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前者的生命实践和行动要更丰富、更广阔、更强烈。
  怎么样理解“实践”和“行动”?这是两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按照马克思所说,实践包括生存的活动和生产的活动。不过我所理解的实践,一方面是说鲁迅始终是个行动者,通过行动来处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应该重新认识“行动”概念,它不仅是对外在对象的介入和干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人的主体自身。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坎格尔加认为,实践决定人的存在,人在积极的实践过程之中,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呈现,构建起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联性,获得人类存在的本质。只有在历史性的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相联系,才可能构建起存在感,人的本质力量才获得确证。由于人是历史性实践的存在,人的本质也不是凝固的,而是生成的。因而,实践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同时是人的内在目的,或说是人的存在形式。[4]因此,从实践角度可以重新理解鲁迅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与他的本质存在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看到,由于实践是永不停止的,因此鲁迅的本质也是永不凝固而不断新生的。
  另一方面,提出在“实践”中理解鲁迅,是想强调鲁迅的行动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鲁迅是在一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开展自己的行动的,不能抽象理解鲁迅思想的发展,而应该将鲁迅思想放在一个政治、思想、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叉而成的、具有内在有机性的社会整体结构中去理解,并且这个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注意到鲁迅思想的某些不确定性,在一定历史时刻的悖反性,思想发展的多元可能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以一个体系化的、光滑自洽的鲁迅取代另一个体系化的、光滑自洽的鲁迅的研究症候。
  鲁迅研究中的一些困难问题,例如“向左转”,托尔斯泰和尼采的矛盾,如文体的转换问题,多疑和骂人问题,虚无主义问题,革命文学问题,如果从实践和行动的角度,都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例如比较引起争议的鲁迅文体不均衡问题,何以弃小说而转向杂文写作问题,《故事新编》的杂文化是否存在问题,都可以重新认识。试想,如果将鲁迅的各种文体写作都视为连绵不断的实践活动,那么它们不仅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而且文体之间并无高下轻重之分。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属于“文章”,因此它们都是“文章家”鲁迅的实践形式,它们之间的共性与连续性远远大于差异。也正因为如此,“杂文”是不是属于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鲁迅为什么会放弃小说而改写杂文等等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就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可以清楚指认它们的伪命题本质。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鲁迅研究本身应该具备的实践性与行动性。作为精神活动,鲁迅研究既是个体性的行为,又是社会实践。因此,鲁迅研究不能局限于书房中的冥想,不能自外于社会进程,而是应该重新自觉地进入社会思想的角斗场,在行动中重建批判性。只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鲁迅研究才能不断被新的矛盾所刺激,发现新的问题,保持活力。静态的、经院主义的鲁迅研究是值得警惕的,一方面,它力图使鲁迅研究中立化、知识化,试图使之成为“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去实践化”的方式使鲁迅研究去政治化,变成隔绝在真空中的标本。
  马克思有言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英国当代哲学家霍夫曼阐释这句话时说:“革命不是在哲学家的书房中,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拒绝一切形式的哲学(即不停止思想),而只是想提出新的思想概念,这种思想将自觉地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象哲学家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极力讨好反动派,把世界固定起来。要用导致行动的革命解释代替无所作为的保守解释。用具体的、实际的思维方法取代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5](P30)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在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若要打开新的局面,或许也应回到实践,提出“导致行动的革命解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A].张晖.量守庐学记续编[C].北京:三联书店,2006.
[3]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4]傅其林.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美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1).
[5]约翰·霍夫曼.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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