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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顿悟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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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11  

木朵:顿悟的礼物




收藏家是居室的真正居民
  ——瓦尔特·本雅明

学诗漫有惊人句
  ——李清照

飞云当面化龙蛇
  ——秦观

梦寻归路多参差
  ——刘禹锡



它在书房飞,继而隐遁,
这中间我本可以杀死它。
我拥有这个空间的产权,
力量也悬殊,爱占便宜。
但它不捣乱,没有威胁,
我暂且放它,立而不发。
养生时,想想它的起源:
产自尘埃,还是穿堂风?
受惠于这阵子忙里偷闲,
透过它,可以预告春秋。
无知于它的推敲,为何?
阴阳交替能否打算好坏?


  这封落款“库肥”的来函,是一些打印稿,是一首名叫《飞蛾》的诗的几十个版本;每一张纸都不大,诗中的一个标点或一个字的变动,都可以通过两张纸上不同的诗观察出来。这封函件此外无其他信息,既不知这一系列诗的作者,又不知这个库肥先生何许人也、用意是什么。我脑海里并未储存这个人名。
  一开始,我置之不理。但几天后,一件凑巧的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半个月前,我去外地参加一个诗会,见到一位五六年前曾见过一面的诗人。会上翻看他最新的诗集,我觉得较上次的情况并无显著的变化,无论是诗的篇幅、体态、句法、语调,还是那些频繁运用的意象、观念、情感。我试着改动他一首十行诗的几个词语,力争做到面貌一新,结果一连三天,我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一首既定的诗就不可修改吗?我们可能出于哪些目的去修改一首诗?会越改越好吗?或者说,有一首理想中的诗,我们能借助修改,一步步接近它?这些令人好奇的问题最终促使我重读库肥的稿件。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梳理,希望从中找到修改的递进效果,也即,这些不同版本的诗的修改顺序。通过比较这种顺序上的变迁,或可窥探作者的心思。不过,经过我清点之后,五十四个版本均未标明序号,最伤脑筋的是,定稿的版本是哪一个,我也一时辨别不了。看来还得下功夫。
  首先我能确定的是这首诗的标题,它是一致的。所有的版本前三行也一致,接下去就纷纭复杂了。第四行要不要保持字节上的等长视觉效果?这个问题显然得到了考虑,其中有一个版本是一个长句,大意也是诗中的“我”对空间产权的声明,以便显示他强于飞蛾;但其他版本都遵循了前三行的定制。这是否说明这首诗的形态直到第四行才找到——诗人才意识到要写这样一种每行等长的方块诗?麻烦的问题接踵而至,第四行经过多种修改,至少有五个版本。看上去,这一行肩负着一个使命:延续“产权”的意味,并为第五行的转折打好基础。他所考虑的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语义上的绵延。有的是一个单句,中间并无逗号,有的用了逗号,在逗号的前后字数又有分歧。总之,它的宗旨在于体现一种机会:凭什么“我本可以杀死它”?
  从断句方面看,也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继续使用逗号,一种在于立即安排句号,使得这首诗每两行达成一个回合。后者显然占了上风,因为它顺带提供了这首诗的一次机遇:在结构上如何推进?第五行的前两个字几乎一致,自圆其说的愿望如此明显,但是作者的癖好再次显露出来,跟上一行的情景相同,他又面临逗号造成的两股漩涡:他应简要地提供飞蛾赖以生存下来的两个原因。“捣乱”这个词看来受其青睐,有一个版本的第八行出现了“乱伦”,但其他的则没有这个词。可否这样判断:他不太允许“乱”出现两次,因此删改了后者?这个注明“乱伦”的版本,在其后的措辞上未见稳妥,应该不是他心目中的定稿;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
  “捣乱”出现的版本有三十七个,另有“喧哗”三个、“昂贵”一个、“添乱”十个、“添堵”三个。从比例上看,“捣乱”是首选,但我还得比较其他选项后文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捣乱”的三十七个版本找到那个最佳版本,才放心。如果是“喧哗”,那么为何他要放弃此后的“乱伦”呢?“昂贵”的出现似乎是想跟上一行的“便宜”撮合,但太露骨了,也不经济,有点拗口。“添乱”是打算来替换“捣乱”的,正如他还试过“添堵”。这种在同一个位置上单纯的练字行为,除了能一览作者的措辞习性之外,还可以察觉到诗受到怎样的摆布。在“捣乱”的版本中,随后,“威胁”出现了二十八次,“腥味”达两次,“波澜”一次,“风格”五次,“目的”一次。作者在此面临太多的诱惑,比较这五个选项,看一看你能玄想到什么。
  在肯定这只飞蛾“不捣乱”之余,他是要补充说明“不捣乱”的后果,还是在“不捣乱”的形象之外,再添加一种性格?这里是否存在一种推定:因为“不捣乱”,所以“没有威胁”或“没有腥味”、“没有风格”、“没有波澜”、“没有目的”?或者说,既“不捣乱”,又“没有威胁”?在五个词中,落实一个最贴切的,似乎在当时面临着太多的引逗:也许一开始他主动去嗅它的体味,或者在他的个人经验上,衡量一个动物的危险性,首先是在气味方面展开,于是,先使用“腥味”,然而,这过于个人化了,也太仰人鼻息了,把飞蛾的整体缩小为飞蛾的气味,接着,他换了几个词,最后目光逗留在“威胁”上——飞蛾与人的关系跃然纸上。
  实际上,仔细琢磨一番,就可以发现,前四行已经交代了一种逻辑关系:“我本可以杀死它”的条件是“我拥有……产权”。已经摆明了一种强弱对比,但是,在第五、六行,他继续强化这种逻辑性:由“杀死它”变成“放它”——为诗的递进演化寻找眼花缭乱。我开始查找多个版本中这一递进关系的一致性。果然不出所料,尽管在措辞上反复修改,但支配诗的前行的干劲仍然是这种逻辑上的紧密衔接。我发现,除三个版本之外,其他版本在之后的叙述中,几乎都是承接着这类睹物思人的模式:把“飞蛾”作为宾语“它”来对待,以衬托出个人的处境。“想想它”、“透过它”、“无知于它”在五十个版本中惊人地一致。可见,作者在构思全局时,并没有在结构上有过多的考察,而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如何借助“它”来关涉“人”。好像通过这种依附关系,飞蛾获取了必要的尊严,而迫使作者反观前六行的自信,以便察觉到其中洋溢的自嘲气息。
  在二十八个“没有威胁”的版本中,有三个在随后的腾挪过程中,又默默承认了飞蛾威胁性的存在,比如他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凸显出飞蛾的危害。仅仅是从断言中的“没有”,过渡到“莫须有”的可能性,诗就自发地找到了一条捷径。这种写法上的套路,在仅出现一次的“没有目的”版本上也照常使用:他在后边的交代中要么强调了人的合目的性,要么借助了“目的”与“手段”这一稳固的联系,以便把诗的枝叶汇聚在一棵树上。
  如果说“不捣乱”、“没有目的”这种组合,是苟且放过它的性命的条件,那么,诗的思路就变成了这一放生可能带来的持续观察过程:利用飞蛾,进行作为“人”的思想飞跃。也可以设想,如果诗夭折于人的淫威——杀死了这首诗的主角,这首诗最初的打算就会出现偏倚,于是,它可能会变成一首忏悔的诗:对人的傲慢与无知进行反讽。飞蛾的生命在延续,诗的这一口气就提在喉咙里。但仔细品尝一下,又隐约觉得“不捣乱”、“没有目的”像是一次断论,此后,诗必须提供证据,来验明这个判断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诗如果头脑发达,就会发现自身的处境,并因可以预料到的逻辑关系,而保证诗还可以走出哪几个步骤。
  考虑到“没有目的”版本的惟一性,我还是想顺着多数版本——“没有威胁”——走下去,以便观察之后出现的变化。即便是其中没有最终的定稿,但作为一种反复修订的过程,它们也预示着诗的原则为何低头又为何高昂。“没有威胁”确实显露出人的武断,但不一定说明了人对飞蛾了如指掌,如果飞蛾刚好扑入人的眼睛或者坠入刚刚端上桌面的茶水里,“威胁”就被形象化了。在一种否定性语境中,否定词“没有”是暧昧的,既可以根据这种武断的口吻,为诗的蜿蜒腾出“暂且”如何如何的时间,又伺机报应于“有”的预警。
  也由于这种被体验到的“没有威胁性”,使得这首诗不是在探索飞蛾在它自己的王国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也许是飞蛾王国里的刽子手,给予其他同类以威胁,另外,对于“威胁”,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它不是对肉体施加伤害的可能性,而是飞蛾的某种个性能够反衬出人所不及:这样,威胁的定义就变成了动物性对人性的教育,也即,人的尊严受到了威胁。
  看得出来,这首诗并没有在“威胁”用意上绞尽脑汁,而是顺承“不捣乱”,以表明飞蛾对当前秩序不产生扰乱,现有的条理赖以维持。也就谈不上动物对人的直接告诫,并且在二者之间制定了一种适当的距离,不致在细弱的生命体中,看到人生的斑驳色彩。此时,诗抵达了它的中间位置,尽管作者还不太清楚,但读者已然感觉到前一部分诗意的搭建还存在问题,它还纠缠于人对动物的臆想之中。同时,读者也明白:这不是一首以某个意象出奇制胜的诗,飞蛾身上并不寓居一个大力神。
  剧中人只是借助飞蛾来发明一个人生的休憩机遇,实际上这个空暇还可以通过其他物体来觅得。诗至此还仅仅是对这个空间的致词,作者兴许意识到继续摆弄二者关系的紧迫性:飞蛾此时此刻能造成怎样的意外、眩晕、奇观呢?相对来说,读者就显得更为幸运,他已经知道这首诗的篇幅,了解诗这时到了怎样的地步。促使这首诗一口气连跨六步的动因是,作者第一次意识到飞蛾与人可以分享到顿悟的礼物,于是,他凭借经验,把这种临时的搭配描述出来。然而,在接近第六步的过程中,他的手脚似乎越来越慢。
  关键的第六行,“我暂且放它”,正是他留给自己一个活扣,可以随时松开一个死结,为诗的推广赢得一个不时之需的豁口。看上去,这种自我约束,不施加暴力的做法,与第五行勉强能构成一个因果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周旋的本事在起作用:他突然意识到诗的出彩之处或许在这只飞蛾的招待会上。放过这条小生命,也就提供了一幕好戏上演的机会:他可以利用这次放任,为诗的继续流淌制造必需的落差。
  一开始,如果他着迷的是动物与人的纠葛,一种奇遇的发现,然后就应当是,他被要求给这种奇遇更清晰的台词。飞蛾被放过了,此后的波折就是想证明这一“放”的意义之有无。“我”也许由此被边缘化了,飞蛾要走上前台。在第六行的后半段,“立而不发”出现了十二次,“看个究竟”有三次,“听它独白”四次,其他的都是“小如华夏”。在这个位置上,出于长度的考虑,只能安排一个四字句,其中“立而不发”与“小如华夏”都有与“它”的押韵,表明这个短句的由来,速度较快,啊的发声未了,就有其他对象的生发。而“立”、“看”、“听”都是身体语言,也看得出他想把剧中人弄得舒服一些,以免坐立不安。“小如华夏”,我觉得是他的奇思妙想,但与此后的多数措辞口吻不合,这表明他最终放弃了这一选择。而在几种姿态上,我倾向于选定“立而不发”。
  落实“我”的姿态后,就出现了僵持:物我之间的关系还能翻新吗?除了做一位动物学家,他还可以把飞蛾怎样对待?正是他选定了干站着、沉默不语的姿态,诗进入了一种出神状态:静观飞蛾造成的新景象。“我”也在这幕大戏的下半场彻底消失了。我想第七行伊始,使用“养生”是两种意味的混杂:一是对飞蛾的放生的说明,观察一个新生的时刻;二是人的养尊处优状态,蓄势待发之际、气定神闲之时,万物如明鉴。这种双关语效果使得诗的转折合乎章法,在我所重点关注的十二个版本中,“养生时”无一例外担当了剪彩嘉宾。由于这是一个时点的安排,从作者的铺陈需要出发,他还可以如法炮制另外两个并列的时刻。养生时如何,光焰万丈时又如何,苦闷来访时又当如何,这种三分法是可资利用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出神状态中,“飞蛾”即物化的“我”:蛾与我外观上的近似,亦是作者的伏笔。在一个他物身上审视“我”的命运或人的处境,这种世界观保证了诗意之由来有所依赖。于是,借助这次审视,诗的身世与飞蛾的起源同时展开: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要去触碰飞蛾的命运,就必须首先眺望它的来历。“养生时”是一个敏感的时刻,从字面上看,也在暗示一个生发的开端:“飞蛾”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人居空间一定是存在某种裂缝,或者适宜的条件,导致了飞蛾的产生,而飞蛾能出现,其他的动物也有同样的可能性。这种质问虽然嵌入某种悠然自得的人生状态之中,但是依然流露出丝丝的不安:人并不了解飞蛾的来历。实际上,诗顺势进入了一个倒计时区域:从“暂且放它”的此刻追溯至它的起源。可以说是,接下去,诗的活动范畴有所保障,作者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情景的设计。果真如此,这首诗的重心就转向了追本溯源之旅,因侧重于生命的端倪,而削弱了死亡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从诗句的实际效果来看,“起源”所附带的时间属性很快被备选的空间感取代了:诗进入了一种二分法:作者在追问飞蛾的母体是谁?诗由此脱离了刚刚获取的时间区域,而变成孰是孰非的小讨论。也即,他只是在第八行精心于两个选项的设计,而放弃了身世之谜的探索。在有限的版本中,“尘埃”是一致的,只是“穿堂风”做了几个选择:在这个位置上,他要安排由三个字组成的词,他用到了“日光浴”、“夜来香”、“隔夜茶”、“篆刻章”。我倾心于“穿堂风”:他或许想告诉读者飞蛾的产生应是跟外部环境有关,考虑到当前居室纱窗的运用,只有流动的风,才有可能捎来奇妙的小生机。
  当他提供两个选项时,就完成了思考,挣脱了身世之谜的征途,而熟练地滑入了三个并置时刻的写作套路,也即上文中所谓的“三分法”。于是,诗获得了均衡发展,但丧失了更多的机遇。也可说,这首诗始终没有遗忘人的存在。
  所以,我们继续得到平衡发展的由两行所构成的一个回合。本来,诗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时间区域,可他虚度了,紧接着以“这阵子”敷衍了事。这种淡化时间方向感的做法,使得飞蛾的来历犹如昙花一现。可以说,“这阵子”是含糊其辞,是对果敢的时间之流的畏惧,是对下一步步入荒野还是老路的妥协性选择。他通过自我肯定“受惠于”这阵子光阴,来说服读者:没必要去落实飞蛾的母体何在。他含蓄地告诉读者,诗这么一来,因熟练而安全、舒服。
  “想想它的起源”强调的是“想想”这种举措,而不是着眼于“起源”的历史意味,他牢牢控制着言辞的弹性,从不打算在字里行间安排一位谈兴正浓的宾客,由于肯定了“受惠”,接着,下一行就是在例证飞蛾惠及哪个方面。这时出现了一种时间的变形:从可以由此追溯到遥远往昔的时间段,到“这阵子”,再到“春秋”。这种从飞蛾载体上看见了光阴变迁的敏感,不露声色地把时间无常的特性摆在更高的位置上,而时间所具备的怀旧气息以及同一时间内事件的多发性特征,被迫退居次席。
  飞蛾的出现,本身变成一种时间刻度,至于飞蛾个体属性上的时间感,则立即消散了。剧中人看见飞蛾,突然意识到季节的变化,仿佛飞蛾就是气象预报员。由身世之谜过渡到春秋历法,飞蛾完成了一次螺旋形上升。
  在最后用来对照阅读的五个版本中,我开始关心诗收场的策略。在“预告”这个词里,虽然装着飞蛾的功能,但人的能量还是暴露无遗,于是,诗极有可能要努力削弱人的过分凸显的形象。由于“无知于它”出现在五十个版本中,我可以断定诗在最后显示出“无知”的低调姿态,一方面表示作者也已意识到诗濒临结尾,另一方面“无知”所附带的谦逊效果能快速解围。
  他留有余地,在自鸣得意于“预告”的内容之际,又自知之明于“推敲”的子非鱼逻辑观。五个版本中,三个是采取“推敲”,一个是“动静”,还有一个是“亲疏”。而这一行因逗号挤占了一个空位,最后只剩下两个字的余地,除了一个版本是“可怕”外,其余的都是“为何”。而另外的一些版本可谓五花八门,暂不列入讨论范畴。由“无知”达致“可怕”,未免太露骨了,而且一下子把人拉入了太低的地位,采用“为何”,则保留了疑问中的半信半疑,不致让人抬不起头。
  最后一行,我最钟爱的是所摘录出的范本中的,我觉得从“春秋”到“推敲”,再到“阴阳”、“好坏”,已是一根绳上的两条蚱蜢。在这里,我会这般猜测:“无知”既有对人的极端自信的稀释作用,但也可能激怒剧中人——他可以重新思考要不要杀死它。“阴阳交替”的产生就是多义的综合体,它确实心怀大恶,却又看到人对生死的新认识。在“为何”之后,他再次设问,并不惜在“阴阳”对立的搭配之外,再度使用“好坏”的结合。当然,“打算”这个词也托了“推敲”的耳福。“好坏”作为这首诗的压轴戏,表明了一种价值判断的紧迫性,但又担忧缺乏判断的准绳。况且,“好坏”的难辨,是对“预告”与“无知”的最后斡旋,并显露出命运叵测的玄机:人生的如意算盘并不存在,再怎么精打细算,也只是邂逅的余波与折扣。
  就在我满打满算,确定标号为“19”的一首诗为最佳版本时,出门到洛阳参观牡丹花展,在硬卧车厢上,我发现右侧的小床上放着一页纸。很快就被它吸引住了——正是《飞蛾》,其版本闻所未闻,而且有当天的落款日期以及一个署名:“顿悟”。待火车启动,这个空床位证明着我跟这个人失之交臂。随后的旅行,我陷入了逻辑的婚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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