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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伪诗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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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11  

木朵:伪诗三要素




良田无晚岁
  ——曹植

幽阴成颇杂
  ——杜甫




  在三十四周年之后,再来注视2072年的一首旧作,也许能够为我们找到重新进入21世纪的试剂,只要在它的上面滴下少许液体,就能使逝去的光阴显形。坦率地说,这首夹在旧书中的诗实际上是一张比书签稍大的纸,是一种麻木的纤维,当初是谁把它夹在这本书里?又是谁在它的上面写出一些分行的文字,使之成为一首诗而不再当成一张旧纸被谈论?现在,没有人能记得这首诗是谁写的,包括作为它的容器的这本旧书的主人也无法辨认。如今看来,它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持久有效的语言魔力,值得现在的读者钻研其中的丰藏,但遗憾的是,在这首诗的关键环节佚失的几行缓解了诗一路急奔的饱满状态。这些佚失的部分由字迹模糊和纸张被撕毁所造成,尽管其他绝大部分都一目了然。旧书的收藏者使劲地回忆这本书的由来,同时,他把这首不完整的诗交给了如今声名显赫的诗人S先生去研究,期望从中发现被遮蔽的真相。2106年初秋,作为S先生的助手,我直接参与了其中大部分考察研究工作。
  S先生在分析这首残缺之诗的风格之余,嘱咐我采用填词的办法,按照上下文的关联,将佚失的字词所造成的空白填满,这一试验同时交给他的三位好友进行。我被建议并不需要细心揣摩原文风格,只求大致意思,根据直觉去补充;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紧张,先是花费了一个上午总结这首诗的分节形式、押韵方法或者其他隐蔽的小机关,可以说,带着警惕的心理,丝毫不放过任何明显的特征,哪怕是一个词出现两遍,也被当作作者的有意来对待。之后,我还是查阅了同一时期相关作品的属性,以找到那个时代的心声。初稿出来后,没有立即交给S先生,而是请一位友人过目,声称这是我的近作,由他毫不客气地点评。诗稿压在他手里三天,也没有听见回声。当然,三天里我还做过一些细小的修订。
  这首诗从外在体态看,是严格讲究分节的,初步推定为每节四行,且标点齐全,节数不少于十七。佚失的部分如下:

第一节第三行、第四行末尾几个词
第二节首行、尾行
第三节第二行后半句
第五节后三行模糊不清
第八节第一行
第九节全部佚失
第十三节缺失三个字
第十五节有涂改痕迹
第十七节最后一行

后来,我还特意做过另一个类似的游戏:随意地找到著名诗人Z先生的一首诗,外在形态大体相当;先把其中一些字词有意剔除,然后放在抽屉内,过三天,再取出来,这时有关这首诗的完整记忆几乎不存在,我根据这首诗的大意去填空——马上发现,自身陷入了对抗之中,一方面要顺从原文风格,屡屡收到那些内在的命令(我把这些命令称为残留的记忆在作怪),另一方面因补充的字词不显得唐突而觉得不安,似乎被“诗并无太多的秘密”这种论调蜇了一下,此前我尤其信奉诗的神秘主张。花了一天,我完成了使命,仿佛替失明的老人治愈了双目;我拿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有不少惊奇的发现,例如原诗插满旌旗的地方,我却修筑了一道狭长的堤防。为了探听友人的动静,我索性将两首诗再度送给他鉴定,邀他从中择优,以便淘汰出一首伪诗来。
  这天傍晚,S先生来电约我会面。他问我进展如何,我说还在琢磨,他说甭着急。“你不妨暂时放一放,做另外一个试验?”他声音很轻,却不乏敦促。我瞥见他打印稿上两首诗。

卷帘聊举目,露湿草绵芊。
古岫藏云毳,空庭织碎烟。
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
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

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
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
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
西戎甥舅礼,未敢背恩私。

他问我这两首诗是否出自同一个人手笔。我心里想,第二首肯定是杜甫的,但第一首印象不深。我只好如实回答。他开怀大笑,转而问我是否相信一首诗中如果存有恒常风格就易于辨别。我不假思索地说出“是”之后,便掉入了他设定的陷阱:“那么,何谓‘恒常风格’?是不是在读一首诗的过程中,听得见一只哼唱的鸟雀在伴奏?”无言以对。接着,他提到我上次有关李白和杜甫的牢骚。“你更喜欢杜诗,是否与你更喜欢诗艺之锤炼有关?”我答:难道李白就不千锤百炼?在我看来,李太过于迅速,在众多事物间建立的联系纯属气势上的捏造,不牢靠,容易散架,如果不是反复写道那些关系,就找不到支开一把伞的伞架。“你觉得‘风格’是必须通过比较、权衡,才能感知的吗?”我只能说“比较、权衡”更便于感知,我的经验是,读三册本《李太白全集》,上册太过跌宕,多是乐府诗,令人心悦诚服,但令人不敢透气,始终憋在水下一般,几近窒息,无法慢下来去读它们,为了自保,不得不暂时搁下,读读下册;而下册给予一位自恋的诗人,在众多书信赠酬之中,他是风景区的推销员,专拣喜人耳目的事物供应;似乎无法获得什么启发,天才的气阀关得太紧,一点人间气息都闻不着,于是,读中册,算是上上策,终于慢下来,可以挑肥拣瘦。“那么,杜诗呢?”我说《彭衙行》所述“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便是李白所不为的。“为所不为,为所欲为,两者有何区别?”我说杜甫是先己后人,李白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幸好,电话铃声响起,我趁机道别。
  三番催促,友人才有回音。他说那首十七节诗似有“风格上的裂变”,不下六处,可见作者生硬着力、使劲填空的样子,也就是说,第五节后三行气脉不畅,与上下文相比略有失常,第八节第一行虽有意挥洒,颇有豪迈之气,却失于诙谐,第十三行有一个三字俗语过于刺目,宜有其余替身,诗的最末一行稍欠力道,似不是结尾,前文贯通一气,至此不见堤坝,作一收敛,却像一个临时开张的夜间酒吧,热闹不止,关系复杂,拟于一番纵论。
  “考虑到一种熟人已有的偏见和期盼,为减弱观感上的时时警惕心理,我交给一位朋友去读,恰好他并不了解你的创作轨迹——当然,就犯不着时刻小心你设下的诡计。”他好像在安慰我,又似乎在搪塞。
  一首诗在熟人之间传递,到底会发生怎样的趣闻?奉送之人出于信任(也许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传播渠道),接纳一方却看见了诗的题外之义。我所担心的是,歧见并不因这种传递的再次发生而消失。起初,为了验证一首诗被改写、填充是否容易被人看出那些缝补时留下的针脚,而交给熟知历来风格的友人,以便从他的惊讶表情、迅速的甄别中了解到部分真相。现在,他果真发现了那好似用于隆鼻的硅橡胶——紊乱的阵脚在熟悉的目光下一览无遗。在他不留情面的反馈中,确有若干处切中了要害:它们正是我所补充的字词。难道那些被指认的字词真的无法融入残缺的诗所谓“原文风格”之中?存在一种叫“原文风格”的事物吗?
  另一条值得重视的反馈信息是,他说这首诗应大部分属于另一位诗人,说我是在故意仿制他,替换了其中一些关键词,以检验友人的眼光之深浅而已——言外之意是否包括“友谊是否经得住考验”?这首诗大概在十年前的一本三人诗合集中见过。这番话让我又惊又喜。
  至于后寄的两首待分别真伪的诗作,他说目前只看出少许玄机,为了免于中弹,他把重担转移给了另一位友人,他相信此君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著名诗人Z先生的门生。我顿时大惊失色,为诗中的秘密即将暴露而担忧,生怕友人再怪我惹是生非、有意刁难。他答应替我去寻找记忆中的那本三人诗合集。我担心是他的记忆在作怪,以致误当它早已完整无缺地存在,或是他所看到的也是一位试验者的半成品;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我不便径告S先生。
  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每每阅读一首诗,总会疑心它是另一首诗的摹本:它的风格、体例,甚至关键词均有先声。但我并不确定这类先声的存在;如果眼前这个文本缺乏部分内容,那隐蔽的先声就入耳而来——正是在雅意的填空之际,我的传统观念不请自来,替我分担困扰。有时不得不自问:果真有一首“原诗”的存在,它位于座次表的最前端?
  上午气温骤降,冷雨不绝,但不敢爽约,提前二十分钟赶往避雨亭;S先生嘱我带好仿制品,因为他的一位友人也将携稿前来,“三个人兴许可以畅谈一番”。我先到,大雨倾盆,亭内寒气太重,光线昏暗;掏出诗(其实是取出一张妥善保管的纸),默读一遍,很快又改动了三处,明显的是我受到了所处环境的要挟,减弱了这三个地方的温度,也就是说,我采用了不同程度的三个意思相近的词或短语去替代;直接改在纸上,正好给S先生过目,让他了解这次改变就在这种环境下完成的,刚好暗含了我们历来的一个分歧:诗中有无惟一可用的词?S先生一直反对将诗的风格考察与训练紧紧依靠“词”这个最小单位来进行的做法,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最小的叙述单位”。我曾有一论文围绕一首诗的第一行几个词展开旁征博引的讨论,他并不赞许:“这只是一种批评手段的训练,一只假想的老虎被人想当然地驯服了,于诗本身并无任何增益——诗并非牢笼,也根本没有猛兽寄居。”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S先生的这位友人竟然示以两首旧体诗了事,并未带来被补充的残缺之诗,仿佛以实际行动证明着“填空”是与诗无关的一项不必要的、虚度时光的工作。显然,我的这首诗(当然只能小部分地属于我)落入了圈套,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呈现在他们眼前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是沉默,接下来可谓短兵相接,不过他们针对的仅仅是刚刚改动的三个细节:莫非他们只对余热感兴趣?究其缘由,大抵是在那划线的附近,有两种方案可供对照。其它处,当然不便疑心他们忘了哪儿是原有的空白,估计是他们并不愿意拿我的填充之物与空白去比较。“空无”即实在,他们早已心中有数,只不过,他们都不愿意过早地展示各自在空白之地上的作物,以避开随之而来的聒噪。
  S先生见到这三个前后有别的细节,不禁一笑,打趣我:“改来改去,不正好说明诗中没有惟一可行的词吗?”他的友人快速地代言,“改来改去,正好说明他正趋向那最贴切的惟一的词。”尽是他们面红耳赤,我冷若冰霜,讨论了四十多分钟,雨也将歇。于是,我们再读那两首诗: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中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
庭空马雀噪,门闭客立久。
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
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
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
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
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

  次韵是一种怎样的创作体会?在借用那些韵脚时,进行过何种程度的盯梢?在位置确定的两个字之间,余地是否宽阔?后来者是否以秉承原诗意旨作为应追求的精确性?这儿有一种明目张胆的掠取,但也看得出亦步亦趋时自然流露的虔诚。是否在诗的仿写过程中,也有赝品之说?S先生的这位友人以两首现成诗篇阻止了盛请,并声明了应有的立场。但是,它们与残缺之诗的补救并无直接的联系,不过,它们倒让人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刑天舞干戚”与“形夭无千岁”之争——字义、字形在各抒己见。
  更令我惊讶的是,外地一位故人出差到此,约我见面,说有一事相求。原来是当初从我手里溜出去的那两首诗上门:Z先生的原作及我的仿作。不禁哑然失笑,这东西怎么辗转到了他手上?
  “听听你的看法,这是朋友之托。”
  “听”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似乎所有的目光均变成了耳朵,人们向往耳听为实,以便把通过眼睛获取的信息转化为他人的唇语,沿着近距离的空气颤动,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理想形式是诉诸口头上的快速判断,以及两个人之间的消息透露,当然,“听”包含着两个层次的窃取:一方面有人快速从诗作上获得明显的倾诉——这是从文本上榨取声音的一种行动;另一方面,窃听者必须诉诸唇语,把所感受到的信息转达给他的听众。两个层次的“听”均是双向运动,意义的生成很可能反复递增。很明显,一些诗篇摆明了是准备给人去听取的。我只好临阵推辞,答应写信告诉他。
  不久,S先生的初稿出来了。他的朋友们都认为最后一行的填写“明显地不吻合原文风格”,“应有更合适的结尾”。我拿到其中一份复印稿,上面既有S先生的试验,也有其他听众的反响;受S先生委托,我必须做一回反馈信息统计。从S先生面部表情看,他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些反应的到来,而且,愈是激烈的驳斥,愈是让他坚持自己的鉴定。
  S先生的第二位友人也寄来了答卷,显然他并不打算参与这种空地播种的义务劳动,他在回信中表达了灰心丧气:“你完全可以亲自填充它,而且不会逊于其他人。即便我安排谁入住这些空客房,你也会反对房价收得太低廉。于是,我索性不干。为什么它现在不算是一首完整的诗?”随信寄来的还有两首诗:华莱士·史蒂文斯《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及R.S.托马斯《十三只黑鸫观看一个人》。S先生展信大悦,嘱托我把他的初稿寄给这位友人。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第三位友人反馈过来的却是我的填写方案——竟不知它又是怎样流传给他的。他并没有明说这是他的试验,而是简简单单地旁白:“偶得一篇,算是交差。”我递给S先生,很想知道他的反应。此稿在上次避雨亭见面时露过面,只不过那时S先生的注意力放在前后有别的三个细节的辨析上,估计他此刻难以回想起它正是已经公开的那一幕。他看罢,只是说了一句话:“第九节欠考虑。”接着要我复印一份,再寄给第二位友人,不必作任何补充说明。我忍不住告诉他,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在一本三人诗合集上看到过那首诗。他说不可能,不过乐于得到那本诗集一览。
  接着,他问我在填充之前是否参考了同一时期其他诗篇的风尚。我不好隐瞒,只得如实回答。他又说:“你不觉得它与裹挟它的那本旧书有特别的关联吗?”也许这首残缺之诗正是应这本书的邀请入席的,它的作者通过它来抓住有关书的观感、记忆。我几乎忘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难道这首诗从未真正完成,而是作者的一份扼要的写作提纲——那些缺席的词其实已被他获悉,烂熟于心,不用或来不及写出来,有意留出一些空白,他并不担心这些省略之处所代表的含义会马上消遁,也许在随后的某一天,凭着丰富的记忆,能毫不费劲地使之复原出来?
  巧合的是,Z先生去年底刚刚重译了这本书,关于它的隐蔽信息,他应当有充分的发言权。我建议S先生向他发出邀请:研究这本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与这首残缺之诗的关系。S先生反问:“你不认为这首诗并不与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密切联系吗?”我猛然一惊,确有其他可能:其一,它只与这本书的译者有关,而且指向译者的另一些作品;其二,它可能与赠送书籍的某种友情有关,从而使得它必须追溯到这本书最初的收藏人;其三,它刚好与隐身其中的那两个页码的某一个段落大意有关;其四,它只是随手夹在书中,甚至它可以是一位初涉翻译工作的读者断断续续对某首外国诗歌的试译。S先生诡谲的样子使我不由得猜想他已经完成了对那本书的考察、对两个页码上存在的一匹野马的追踪,幸好最初我们从书中取出这张纸时已经小心地记住了它的藏身之所。更令人惊愕的是,Z先生发表了一篇新论,似乎是对S先生苦心钻研纸上遗痕的讥讽。他提出了三个论据,以证明在2072年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重要年份,在纸上写诗已不再可能。当年,诗对纸这种介质的排斥已达成一种共识,重要的诗人纷纷断绝了纸的邀请,而采用新的载体。Z先生认定:要么这首残缺之诗的落款时间有误,要么这是一个无名小卒的诗篇。他甚至提到这首正在广泛展开讨论的诗似乎在某处见过。
  S先生再次听到这首诗已在某处出现,不但没有加深惊诧,反而更为坚定他的判断:对于一首风格迥异的诗,读者的习惯反应是:声称比其他人更早见过,从而占有宴会上一个靠前的显著位置——一个象征性的、自认为可以通览全局的视角。“凡是不能提出有效证据的似曾相识,均属于长期阅读经历中的敌意释放以及眩晕反应。”说罢,S先生义无反顾地投入这首诗的词性研究之中。
  我也看到Z先生的一位学生的表态,但我很难相信他的帮腔,友人反馈过来的消息是他并没有看出在Z先生的原作与我的仿作之间,谁是他的老师所为。我跟S先生提及“检验一位文学批评家真伪的办法就是令他抉择”时,S先生反问:你不觉得关于真伪检验的显微镜本身也有真伪之别吗?
  冬天转眼到了,室内温度骤降,S先生出车祸的噩耗加重了这个季节的凄凉。在清理他的那个专门用来归纳残缺之诗研究进程的抽屉时,我发现从外地寄回的许多信函均没有开拆。那张珍贵的便条不是夹在当初我所见的那本书内,而是另外一本名为《S/Z》的旧书——罗兰·巴特著作,2000年10月第1版。此书在杂乱的抽屉内静静地垫底,烘托着这些各方面见解的喧哗,那张被取出的枯黄便条这时俨然被放回原处,紧紧地压在书的第34页与第35页之间;这两个页码上惟一被划线的几个句子是:“S/Z”可以说是由S、/、Z三个符素构成的象形文字,是个全象。S和Z是相对相反的,是S/Z;但它们又是一体而不可分的,是SZ。含具正反两义的圆转无定的性状,在中国书写文明中颇为鲜明。
  它们并非出于罗兰·巴特手中,而归属于这本书的译者屠友祥给出的“导读”。这样一本译著很难说百分之百属于它的原作者。从墨迹上判断,极像是不久前刚刚划上去的,那根黑色的线条有过多次断裂。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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