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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威廉·弗卢塞尔:照片的接受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1-08  

威廉·弗卢塞尔:照片的接受

毛卫东、丁君君



  今天,几乎人人都有一台相机,都在拍照,就像差不多每个人都学会了写字,都在生产文本一样。每个能够写字的人也能够阅读。但能够拍照的人却不一定能够破解照片。对我们来说,要清楚业余摄影者(Amateurfotograf)为何会成为摄影的文盲(fotografischer Analphabet),就必须考虑摄影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与此同时,还必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诸多方面。
  人们购买相机,是那些被广告装置程序化到这种购买行为(Kauf)中。购买的相机一定是“最新型号”:比以前的型号更便宜、更小巧、更自动化而且更高效。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相机型号的逐步改进,恰恰是基于快照拍摄者(Knipser)给摄影工业提供的反馈:摄影工业通过拍照的动作来自动学习(而且不断把测试结果供应给专业媒体)。这就是后工业进步的本质(Wesen)。装置通过社会的反馈来进行改进。
  尽管相机事实上以复杂的科学和技术原理(Prinzipien)为基础,但发挥功能却很简单。从结构上讲,相机很复杂,但它的功能是一个简单的玩具。就这一点来说,它是象棋的对立面,因为象棋是结构简单但功能复杂的:它的规则很容易,但要成为博弈高手却是一件难事。任何手拿相机的人都能拍出色的照片,虽然对快门按动所引发的复杂过程一无所知。
  快照拍摄者不同于摄影者,因为拍快照者的快乐(Freude)在于他的玩具在结构上的复杂性。[53]与摄影者和棋手不同的是,快照拍摄者并不寻求“新的步法”(neuen Zügen,1984本,new moves)、信息、不可思议(Unwahrscheinlichem),而是希望越来越完美的自动化让相机装置的功能更简单。尽管他们难以理解,但陶醉于相机装置的自动化。业余摄影爱好者俱乐部就是对装置(相机)的复杂结构心醉神迷的场所,也是所谓“摄影远足”的场所,是后工业的鸦片馆。
  相机需要它的拥有者(或者是被它拥有的人)不断地拍照,继续生产越来越多的多余的影像。这种摄影狂热(Fotomanie),即永远在重复同样的东西(或相似的东西),最终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拍快照者如果没有了相机,就觉得自己失明了:这成了一种药物成瘾(Drogengewohnung)。拍快照者从此只能透过装置(相机)并且在摄影的范畴(Fotokategorien)中来看世界。他并不是“在”拍照(此处据2000英译本修改),而是被他的装置的贪婪所吞噬,成了装置快门自动释放的的延伸。他的动作,是自动化的相机功能而已。
  这种狂热的结果,就是无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影像的一股洪流。它们形成了一种装置的记忆(Apparatgedächtnis),一个自动化功能的存储器(Speicher)。翻阅某个拍快照者的相册,看到的再也不可能是保留下来的经验、知识或是人的价值,而是自动化地实现的相机的可能性而已。像这样记录下来的意大利之旅,成了地点和时间的存储,拍快照者被诱惑着按下快门,表明相机曾经在哪里,并在在那里做了什么。所有纪实性的摄影也是如此。纪实摄影者和拍快照者没有不同,关注的总是从同样的视角去拍摄更新的场景。这里所考虑的摄影者(据1984本)的意图则反之(就像是棋手),关注的是用更新的方法来观看,生产出更新的、包含更多信息的情境。摄影从起源至今的发展,就是一个逐渐意识到信息概念(Informationsbegriffs)的过程:从利用越发相同的方法去求新,到对更新的方法的关注。然而拍快照者和纪实摄影者都不理解“信息”。他们所生产的是装置的记忆,而不是信息,而且他们做得越好,就越是证明装置战胜了人类。
  凡是写字的人,都必须掌握拼写和语法的规则。所有快照拍摄者都必须拿着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使用说明,那不过是程序化的装置的输出端。这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民主。拍快照者对此无能为力,无法破解照片:他把照片视为对世界的自动描绘(abgebildete)。这就导致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即拍快照者越多,就越发难以破解照片:所有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对照片进行破解,因为每个人都以为知道照片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以及意味着什么。
  其实不然。把我们淹没的照片被当作不值一顾的传单而接受下来,从报纸上剪下来,撕下来,或者用来当作包装纸;简言之,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例如,一个人在电视或电影里看到黎巴嫩的战争场面,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看着这个场面。相反,如果他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他可能剪下来并保存起来,在上面写些评论后送给朋友,或者怒气冲天地把它揉成一团。人们认为他们于是就能够积极地对黎巴嫩的场景做出反应。照片所附着的最后那点儿物质的残迹,也让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能够用一种历史地面对它的方式而采取行动。事实上,所描述的这种行动充其量只是仪式化的动作罢了。
  黎巴嫩场景的照片就是一幅影像,(人们的)目光在它的表面逡巡,产生了影像的元素(Bildelementen)之间魔法般的——而非历史性的——关系。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出来的并不是黎巴嫩的历史经过,既有原因也有随之而来的结果,而是看到了魔法般的联系(magische Zusammenhäge)。换句话说,照片给报纸文章做插图,而文章的结构是线性的,由黎巴嫩战争深刻的因果关系的概念组成。但是我们通过照片来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解释这张照片,而是照片在图解这篇文章。这种文本——照片之间关系的颠倒,就是后工业时代的特征,而且使任何历史性的行动都变得不可能了。
  在历史的进程中,文本一直在解释影像;现在,照片在图解文章。罗马风格的大写字母服务于圣经经文,现在报纸文章服务于照片。圣经打破了大写字母的魔法,照片却让文章重获魔法。在历史的进程中,文本曾主导一切,现在是影像主导一切。而且技术性的影像占主导的地方,文盲就呈现出新的姿态。文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排除在文本编码的文化之外,而是几乎完全参与到影像编码的文化当中。如果未来文本完全附属于影像,那时我们会面对普遍的文盲状态,只有少数专家学习过书写。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在美国,“强尼不会拼写”,甚至所谓发展中国家也放弃了与文盲做斗争,在学校里提供影像式的教育(Bildunterricht)。
  我们并没有以一种历史的方式,而是用仪式化的魔法的方式,对黎巴嫩战争的摄影记录作出反应。把照片剪下来、送给别人、揉成一团——所有这些都是仪式化的举动,是对影像的讯息做出的反应。讯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影像的一个因素转而求助于其他的因素,为其他因素赋予了意义,而且又从其他因素获得了自己的意义。每一个因素都能成为它的承继者的承继者(Nachfolger)。在这种状况下,影像的表面“充满了诸神”(直译,1984本为full of gods):其中的一切非善即恶——坦克是恶的,儿童是善的,烈焰中的贝鲁特是地狱,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医生是天使。神秘的力量在影像表面的上方环绕,其中一些有着充满价值判断的(1984本“充满神秘意义”)名称:“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然而大多数力量是无名的,它们只是为照片赋予了一种无法定义的氛围,让它具有魅力,把我们仪式化的行动程序化了。
  不言而喻,我们不只是在观看照片,我们也在阅读用它作为插图的文章——或者至少是影像的标题。随着文本的功能服从于影像,文本也把我们对影像的理解导向了报纸的程序(1984本为“导向了报纸的程序所意图的方向”)。因此,它并没有解释影像,而是证实了它。此外,我们早就厌倦了各种解释,而是牢牢抓住照片,让我们免除概念的、说明的想象的必要,消除探求黎巴嫩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的烦恼:在影像中,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看战争看起来的样子。文本只是指导我们观看的说明书。
  黎巴嫩战争的现实以及所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都在影像当中了。意义的轨迹(1984本为vector)已经颠倒过来了;现实已逐渐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进入了影像符号的魔法的宇宙中。符号的意义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在这个词最负面的(据1984本)意义上——已经变成无法破解的符号压制了我们的历史和批判意识:这就是它被程序化的功能。
  于是,照片就成了其接受者的行为范式。他对照片的讯息做出仪式化的反应,为的是缓解(beschwichtigen)萦绕在影像表面上方的命运的力量。第二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牙刷的摄影海报就唤起了“蛀牙”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伺机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买一副牙刷,为的是履行刷牙的仪式,逃避潜伏着的“蛀牙”的力量。我们向诸神献祭。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词典中查找“蛀牙”一词,但词典(此处指词典中的文本——译注)成了摄影海报的托词(Prätext):它不会解释这张摄影海报,而是证实它。我们会去买牙刷,无论词典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被程序化了。词典的语境成了照片的图片说明(Legende):即使有历史信息的支持,我们的举止也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我们的魔法——仪式的举动不同于印第安人,而是属于后工业社会的功能。印第安人和功能执行者都相信影像组成的现实,但功能执行者的相信是出于恶意。毕竟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写字,因此也知道的更多。功能执行者具有历史的和批判的意识,但他压制了这种意识。他知道,黎巴嫩战争并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某些具体原因导致了某些具体的结果。他知道牙刷并不是一个圣物(sakraler Gegenstand),而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但他必须压制自己的透彻了解。否则,他还怎么会买牙刷,对黎巴嫩战争发表看法,填写报告,填写表格,去度假,得到退休金,简言之:怎么成为功能执行者呢?照片在这里就服务于对批判能力的压制,它服务于功能化的过程。
  的确,批判的意识(Bewußtsein)始终依然可以被唤醒,让照片变得透明。于是对报纸的程序及其背后把报纸程序化的政党的程序而言,黎巴嫩的照片变得透明了。于是,对广告业的程序及其背后的牙刷产业的程序而言,牙刷的照片变得透明了。而“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和“蛀牙”等等这些力量,都被表现成包含在这些程序中的概念。但是这种批判的行动不一定能消除影像的魔法。它自身可能就充满了魔法,本身就是“功能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就是这种二级异教的例证:它揭示了影像背后隐秘的、超人的力量(例如资本主义),这种力量恶意地编制了所有这些程序——但并不接受程序化本身是自动化的、不用头脑的。这简直是一个离奇的过程,在已经被祛除的幽灵背后,越来越多新的幽灵被召唤出来。
  总而言之,照片被当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接受下来,人人都能制造,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对待。但事实上我们被照片操纵了,被它程序化了,采取仪式化的举动,充当了装置的反馈机制。照片压制了我们的批判意识,让我们忘记功能化的愚蠢谬论;正因为有了这种压制,功能化才完全成为可能。于是照片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魔法圈,采用了摄影的宇宙这种形式。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圈子(Zir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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