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知公众号
主题 : 王炜:最后一个历史天使——论罗贝托·波拉尼奥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1-06  

王炜:最后一个历史天使——论罗贝托·波拉尼奥

 


“尚未成形之物将保护我。”
  ——《你远去的心》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
我们的恐怖模型。”
  ——《冻僵的侦探》
    (出自《我的逃生管道生涯》)
 
  

 
1、何为彻底作家?(上) 
 
  应先说明何为“不彻底的作家”。因此,我需挪用今年夏天在一个主题为“纪念布朗肖——写作的任务:朝向未来的文学”活动中的发言:

  “间接官方文学意味着一种言说系统是被预先允许、等待收割和承认的,具有等待性,它是官方语言体制‘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布朗肖语),并且在和官方语言体制的关系中‘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

  但是,即使脱离了直接或间接的官方文学,文学写作仍会得到一个其自明性“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并“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当代中文文学写作中的自明性仍有待辨析,并且可能只是一种晚近产生的行话)。不能立刻说,文学写作者的自明并非不适合应对世界的凶猛异质性,需要辨别的是,写作者的自明也许是他们与异质性之间的虚假距离的表现,因此“正在到来的世界”可以顺利捕获他们。这一捕获,绝非“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而是“文学空间”①的新生可能性的完全失落。失落得越彻底,越表现为一种自明性。失落得越彻底,文学写作面对正在到来的世界重新揭示其自明性就越无可能。
  因此,不能以是否持反抗当权者的立场来辨认写作者是否彻底作家。一个持反抗立场的作家——以及被过份优先地从道德上看待其意义的“持异见者”——可能会在审视文学写作者之自明方面缺乏能力。另一方面,文学神话迅速掩盖了异质性,这也是文学神话应继续被反对的原因——即使它曾有过区别于“单向度的人”的功能——在今天仍继续利用或生产文学神话,是文学写作者在应对正在到来的世界方面无能力的表现。
  文学保守主义者的保守不仅是对未来的,也是对过去的保守,因为文学保守主义者同样对文学传统中的不同成就进行排斥。于是,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犬儒主义:文学保守主义者可能同时对文学传统缺乏兴趣和理解从而予以否认,是一种“清醒的”反智主义者。进入21世纪,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作家都带有某种“文学价值可疑”的阴影,对此嫌疑性的裁定,可能是文学保守主义者最后的暧昧。凯尔泰斯·伊姆莱、唐·德里罗(约翰·伦纳德的一篇杰出评论深化了我对这位作家的理解)、诺曼·梅勒(同样,约翰·伦纳德就“史诗性的”间谍与反间谍小说《夏洛特的亡灵》为读者提供了精辟的导读)、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朋友提醒我,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后共产主义时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在当代俄罗斯智识环境中影响力有限或并非“最好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去世于1989年,但其作品21世纪才进入中文,主要因为陆帕导演的戏剧在中国被谈论)、以及经历了拉丁美洲政治动荡和数次文化运动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些见证了20世纪的剧变与终结,在新世纪为我们所知的被以“犹太人”、“冷战”、“非虚构”或“第三世界”为辨别途径——总言之,被视为“问题主义作家”的写作者们,被各自的标签所掩盖的共性可能是:都敏感并致力于探索愈益突出的、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凶猛异质性。他们是20世纪的最后一群,也是新世纪的第一群为此写作的作家。
  “在亚洲与中东,在拉丁美洲与达拉斯,他们正在书写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元小说,他们是疯子。”②——异质性的到来,是《在流放地》中那台机器无处不在、具有空前的效率并成为“元世界”之后对人的书写,同时,也是世界的失落。在今天和将来,仍将不乏“精湛”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但是“精湛”的身位发生了变化:“精湛”属于废墟范畴——不如更直接一些:“精湛”是一种垃圾。我们没有走出波德莱尔关于“拾荒者”的洞见,此幸与不幸也许尚难断言。美学的这一次四分五裂,不同于现代主义初期。虽马尔罗称“艺术是一种反命运”,但“反潮流者”可能已经不能按照上世纪的人文主义追求那样,自我指认其“纠正”(在谢默斯·希尼的意义上)的价值(即使是阶段性的)并以此维持并不稳定的自足性(此自足性也包括认为主体可在“德性”层面勇于接纳这一不稳定)。怎样理解“反潮流者”的危机呢?如若作为“拾荒者”或“反潮流者”的文学写作者因此自怜,这一自怜可能是他们撤向美学橱窗和政治橱窗的后门。因此,还需进一步观察:异质性的到来是“元世界”催促文学写作者同质化的信号,或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抗逆的开端?
  由此,可以尝试理解何为彻底作家:他在“非文学性”方面的敏捷(荷尔德林:“诗需要非诗,但需要敏捷的把握”,文学对“非文学”的需要也相类),从起初的被“理解困难”(文学的“艰涩”是一种深度内化了的流言)猛然变形,把我们带入到置身于“元世界”书写之下的共时性之中。这种共时性几乎具有重设时空般的力量,使他的写作被我们看见。同时,他又促使我们不去类比以往的文学性、或关于“文学力量”的艳俗修辞来理解:其写作是一个并不对“力量”作出允诺的创作事实。
  诗人、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于2003年7月15日,终年50岁,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突出地与这种彻底性相关。也就是说,从他,我们看到这种彻底性是文学的必然命运。把波拉尼奥置于文学价值纯粹性的谱系,或者“世界文学”的万神殿中,这是写作者最容易喜爱的系统,但很可能,最不是我们的系统。只有在共同被“元世界”书写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对一个彻底作家的理解中读到一种积极的异质性。在“元世界”——如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言“一切都变得更真实”的世界③——对我们的书写中,彻底作家所贡献的异质性也赤裸为“一切都变得更真实”。并且,彻底的作家不是英雄主义和绝对论的——他是在“文学空间”被“元世界”毁灭中认领一份毁灭,是一种余烬状态,因加速其消灭的风而白炽化。
  彻底作家所贡献的异质性,呈现为基于“我们的恐怖模型”的过度,老派人文主义诗学的风格意识——例如“语言的分寸感”——已不能评断这种过度。但是,更加过度的是“语言的分寸感”经由“我们的恐怖模型”的再现。这种过度,是语言“进入临战状态……这种行动是我们的大陆的忠实反映。”(波拉尼奥《拉丁美洲诗歌》,出自《未知大学·宣言与定位》)
  然而,彻底作家与我们之间存在着的障碍尚未被思考,或者说,这种障碍,不能被置于传统的“作家不被理解”的神话中被理解。障碍通常表现为我们在第一次阅读中无法实现对彻底作家的辨认,而我们的美学与效率观念,使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是否在“初读”中直接有效抱有本能主义的信念。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中,我们关于《2666》的临时共识是这部小说“参差不齐”。但是当我重读第二次,其完整性超出了我的预期。乔治·斯坦纳称赫尔曼·布洛赫的全部写作是“不均匀”的,这可能是乔治·斯坦纳的着急。这种“不均匀”也产生自“前理解”性质的、我们对文学史中的成品的印象。在第二次阅读《2666》的过程中,两个片段击碎了上述障碍。我们的问题,可能不仅是卡夫卡批评的“无耐心”。彻底作家一如世界,不会在我们对之准备好了耐心的方向出现,不会顺利成为我们耐心的对象,而是改变我们关于耐心的经验。
  第一个片段:面对三个傲慢的欧洲评论家,受到歧视的墨西哥知识分子阿玛尔菲塔诺的独白(中文版P127—P129)——

  “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

  三个白人批评家无法理解阿玛尔菲塔诺的话语,无法理解这一申述时刻,无法正视其内容。在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申述面前,三个逡巡于国际理论市场、不断重组肉身关系并熟谙“作者的解构”的批评家——西方文学批评的化身——却是更为教条化的作者中心论者。他们对墨西哥人的训诫也失落了,尽管墨西哥人的话语也无法抵达他们。阿玛尔菲塔诺在三位不以为然的听众面前的倾吐块垒,仿佛加速着他的落后倒退——倾吐的语速也是呈现其过时性的速度。“巨型动物”不仅是在三位当代批评家的话语体系中缺席(或禁忌)的东西,也是阿玛尔菲塔诺们所失落的。它像卡瓦菲斯《等待野蛮人》中的“野蛮人”一样永远不会到来,像不可能产生的“人民”,以及一切对当代批评家们而言前现代的、太前现代的幽灵。阿玛尔菲塔诺们也很容易被反驳:“巨型动物”也已萎缩成为他们的“怨恨”投射在知识之墙上的幻影。
  “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阿玛尔菲塔诺以苦涩的嘲讽结束独白。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的独白的文学性只是过时的现代主义对主体和意义的想象,所以,当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三个欧洲人矜持地揶揄了他。阿玛尔菲塔诺继续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吗?”,然后,“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至此,不免会令中文读者想起这几位作家在当今中文世界里的传播,他们迟迟出现中文里,以至于他们好像刚刚才出现在文学中。接下来,“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那么,我们呢?我们是白人批评家与墨西哥人之间的人,是那些在话语的群交之床和墨西哥人的无名者的洞穴之间的“别的观众”吗?三位批评家对“巨型动物”毫无兴趣,他们俯就来到阿玛尔菲塔诺的国家,无意于来做田野、蹲点或对话,而是为了追寻那个影子作家、德国人阿琴波尔迪,那个作者中的作者,那个并不以“作者之死”的方式袭扰了三个批评家关于“作者在场”的知识的人——那个让三个白人感到自己被书写了的连环杀手。
  三位批评家中的女性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阿玛尔菲塔诺则放弃性地回应:“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
  第二个片段:以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悲剧命运,波拉尼奥演示了一种辛辣的人种学视角和历史观(中文版P286—P288)——

  “……如今墨西哥上层社会在变化。上层人士越来越有钱,常常去边境以北找老婆。他们说这是‘优化人种’。墨西哥的侏儒父亲送自己的侏儒儿子去加州上大学。这孩子有钱啊,为所欲为,打动了一些女生。世界上按照平方米计算,傻姑娘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结果:这个侏儒小子拿了大学文凭,捞到一个媳妇跟他去墨西哥过日子了。就用这种方式,墨西哥侏儒的孙子们不再是侏儒了,有了正常身高,皮肤也白了。这些孙子们长大后,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游历一番:上美国大学,娶美国老婆,生下的儿子越来越高大。实际上,墨西哥上层社会自己冒风险干西班牙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做法相反。那时西班牙人淫荡好色、缺乏远见,与印第安女人交配,强奸她们,强迫她们信仰天主教,以为用这种方式墨西哥就能变成白色了。西班牙人相信白人血统。过高估计了自己精子的质量。结果他们错了。你绝对不可能强奸那么多人啊。从数学角度说,这是办不到的。身体也吃不消。于是,你就筋疲力尽了。再说,他们是从下向上强奸,事实证明,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从上向下强暴。假若西班牙人能够强奸自己的私生子女,然后强奸自己的孙子,甚至重孙子,或许他们的方法能产生好结果。可当你满了七十岁、勉强站立的时候,你还有心思强奸什么人吗?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西班牙人的精子,本以为是力大无穷的,却迷失在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没有个性的群体里了。第一批私生子,就是一半西班牙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们,担任起国事了,成了国务秘书、军人、零售商、新城市的开创者。他们继续强奸印第安人妇女,可是从此之后,后代开始体质下降,因为他们强奸的印第安人妇女生出的混血儿身上,白人血液所占百分比越来越少。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到了这个名叫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拳击手,起初,他场场都赢……后来,他在一家歌舞厅当了保安。但是,他太有名了,闹得每个工作都超不过一周。他再也没回墨西哥。或许,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墨西哥人了。当然,墨西哥人也把他给遗忘了。据说,后来他四处乞讨,有一天死在了大桥下面。那记者说,这就是墨西哥重量级的骄傲。”

  可以套用弗朗西斯·蓬热对《马尔多罗之歌》的评价④——翻开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故事,整个历史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这一容易引起不适的片段可以和卡内蒂《迷惘》中的章节“好父亲”媲美⑤。后者的那只殴打幼女的铁拳,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方式再现并内化于世界——与《在流放地》中那台机器的更新换代和无处不在相一致。历史仿佛被生殖史和潜在的基因主权痛打了一顿,同时,在这些书页中,历史也是死亡拳击手——基因主人的奴隶——对我们的殴打。这几页“墨西哥史”没有留给我们可以用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学“那高尚的梦想”⑥来向其挽回、或抢回某种人性化争议的可能性,一丝也没有。 
 
2、何为彻底作家?(下) 
 
  “哪怕它们使用同样的词汇,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集体语言与个体语言……从它们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可以推断,两者绝无任何共通之处。”(西蒙娜·薇依)一个彻底作家不会为“无共通之处”提供虚伪的客观性,不会从语言的说明与变形的张力中撤退、并从美学的预备方案中再次为自己许诺“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并且,彻底作家不会以“人文危机”这一使问题公教化的工具来应对“文学之死”,而是从自身回归传统主体的不可能性中寻求边境,“不把真实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⑦。彻底作家使悖论的实现如此不懈、如此反对自己的傲慢,以至于像在用本雅明提到的那只努力抬起挡住绝望同时草草记录的手,区别于公教语境中所有一般化的起希望作用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彻底作家处境的严峻再推进一步——因为文学的必然命运因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异质性而呈现得愈益剧烈:一个彻底作家必须像偷渡者逾越语境那样逾越社会区隔——因为这些区隔并非以显而易见的、等级主义或阶级论的方式,而是以多元价值观的方式存在于当今的文学观念中——提供很难立刻理论化和可能需要一代、两代人的不断廓清才得以准确表述的新的区别,理解它的人,无法再将其还原到应用语世界和既有的文化制度以内。那个失落了世界但又如此真切的操劳游移于“实在界”的测量员——这是从卡夫卡以降的彻底作家可以被销毁殆尽,但只要其作品在世即无可替代的原因。
  因此,惟有彻底作家能够在不可能性中产生抗逆。彻底作家的抗逆,是一个无限被抵达中的瞬间,是语言在不可能性中不断攻袭“实在界”所呈现的命运必然性。这一抗逆因为面对“文学空间”的毁碎而成为高度文学性的——以及:成为余烬状态。
  在《未知大学·作者附言》(1993年)中波拉尼奥写到对威廉·伯勒斯的“狂热阅读”。后者——一位地狱绅士——是“Beat”⑧最复杂的人物。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理解“Beat”这一士绅化的文学批评眼中的“坏作家”群体,关于“美国”作为开启于近代世界、可能也是唯一一次的新大陆现象的衰落,他们有着仍需再理解的贡献。但相比波拉尼奥,美国战后诸位“意识开拓者”的抗逆仍然是有依附条件的,因为“美国”作为这些新大陆挽歌作者的“客观对应物”仍然享有其传统、完整的意义主权地位,也许因此,几乎所有关于“美国之死”的写作者都会保留对那个“老美国”的回顾态度。相比而言,波拉尼奥仿佛是一个对“客观对应物”之末日碎片提炼后再结构性展开的杰克·凯鲁亚克——这一展开在近千页的《2666》中直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层次。和被简单化的“青春期写作”的形象不同,杰克·凯鲁亚克在《科迪的幻象》中讲述作为新大陆精灵的“新人”意识的破灭,但其缺憾是:仍然是回顾性的。杰克·凯鲁亚克未成为一位彻底作家——虽然他容易被赋予人们对激情作者的想象——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他未能在文本中表现面对一个“元世界”的来临同时反回顾的能力。也许正是“永远热泪盈眶”使杰克·凯鲁亚克在濒临成为彻底作家之前止步。波拉尼奥也是同样令人瞠目、但在内容与形制上爱德华·吉本化了的威廉·伯勒斯。《2666》中,展现“人之死”的全景的是具有古典雄文秩序的概括性案例陈述笔法——《2666》可被视为一部“全新世”终结的人类时刻之书。
  “现代世界是男人,或是他的幽灵,穿行于事物和诡计之中”(奥克塔维奥·帕斯)。但是,相比上一辈“男人”、那些将危机中产生的难以名状之物显明于孤独侦探般的文学结构技术中的作家(胡安·鲁尔福、凯尔泰斯·伊姆莱,甚至写《第一个人》的加缪),作为彻底作家的波拉尼奥与20世纪人道主义美学所允诺的结构主义幻想,分裂得更为彻底。我们的彻底作家,不再是隐藏在CBD的卧底历史学家唐·德里罗(彻底作家没有那种关于隐藏行为的自诩,对这种自诩的摒弃可以区别于大部分现代文学),不是想要让自己的存在/非存在像莎士比亚之名般生产争议的隐者托马斯·品钦(仍然保留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的可能性)。波拉尼奥的未来主义更加自我放弃、并处在毁碎之中——文学的、主客体关系的共时毁碎——这种毁碎使之不再重复前人,并且更加赤裸于“实在界”。既非也无需再做隐匿者,也不会修成为其辛辣建立在公众的某种默许和契约关系之上的文学经理(例如库切)。相比前人创作并为万神殿添砖加瓦的档案与画卷,波拉尼奥的写作是一张痉挛的面孔——犹如福柯笔下那最后一个人类的赤裸面孔——我们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中看到过这张面孔,在凯尔泰斯·伊姆莱、卡内蒂、保罗·策兰、普里莫·莱维这些犹太人灵魂收殓人的写作中看到过这张面孔。《美洲纳粹文学》中的纳粹文学家们可以被视为“反彻底作家”,其之所以是彻底作家之反面的原因,并非在于他们不具有创造性——他们同样擅长于形形色色的主题与方法——而是他们必须依附于一种固守的、稳定的意识形态条件,这一意识形态被他们误用为“客观对应物”从而产生了认知倒错。讽刺的是,纳粹文学家们的容颜也被波拉尼奥赋予了最后一个人类的赤裸面孔的痉挛。
  至此,需再次援引米哈伊尔·巴赫金有关形象问题的思考⑨:“(强权性的形象认识)回避对象的未来,把对象全部写尽从而使它完全失去开放性的未来……既然对象全部于此、完全于此,它当然就是死物,可以被全部消化;……它不再是生活事件的独立参与者而与我们一道前进,它已讲出了最后的话;它身上不再有内在的开放的核心,不再有内在的无限性。它被人们拒之于自由之外,认识行为力图全面包围它,割断它与未完成性的联系,因而也割断它和自由、未来时间以及未来意义的联系,割断它与自身的未完成性和内在真理的联系。……立足于对象的不灭性,而不是对象的可灭性。……在形象中结束人们的生命。”但是,当对象的“可灭性”反过来书写并成为对象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作为一个彻底作家的波拉尼奥,没有取消纳粹文学家群像的未来性。另一方面,《美洲纳粹文学》好像在催促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预感:彻底作家的未来,会在“反彻底作家”的未来中塌缩。我们还要问的是,“反彻底作家”是否也有一个“文学空间”?后一种“文学空间”的毁碎的产物,是否就是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口中“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和同时作为连环杀手的阿琴波尔迪?《2666》中的一个接一个被虐杀的女性——那个与“文学空间”的毁碎同时出现的无名者群体,被阿琴波尔迪“写尽”成为了“死物”。阿琴波尔迪/浮士德,这一次是作为复数的格雷辛——数百名女性无名者们的直接凶手。奥菲利娅不会再浮在水面上歌唱,成为文人沉思遐想的素材——我们根本听不见她们的声音。甚至,奥菲利娅从未在水上漂浮过,那个漂浮并歌唱着的牲人/濒死者谁也没有见过,只是一个传言,并且成为死者的替代物——一个被命名为永恒女性的赝品。那么,在我们之中,依然还存有这种幻想:幻想她们是我们的心灵的引渡者吗?可能再没有比《2666》更彻底地击碎了我们的浪漫主义的书。一方面,无名者女性的尸体从“理论上”将造成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危机——那位不断变换性伙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丽兹是另一种奥菲利娅传言的接受者吗?——但另一方面,因其已成为无声的尸体——成为语言的永久镂空部分——这一危机又不能够实现。死于影子文学家阿琴波尔迪之手的女性牲人们,是内化于人类的、被扑灭的阿基米德支点,人们(他们在哪里?)本来可以通过它,用行动的杠杆,在强权法则中撬起一个无名者的世界。什么是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中被永久镂空的部分——我们的“新生”的不可能性。我们无法将死于阿琴波尔迪之手的一个个女性无名者置于“与未完成性的联系”中,至于她们有何“未来意义”,我们已经无法理解,更无法允诺。
  那么,即使已经进行了如此理解,这些理解仍是对奥菲利娅传言的一种传递吗?被虐杀的无名者女性们,是我们的理解力永远无法企及的灭点——并非反文学,而是全部文学的月之背隐部分吗?她们已经成为我们在“文学空间”中无法书写其形象和本质的人。
  不论彻底作家是不是再现的阿基米德,我们知道,阿基米德因何未能完成他的数学题。
  这是一个人人都会成为未来新移民的灰暗世界。上一代人文主义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提倡“对现时的寻求”,在《2666》中,人文主义者的“现时”演变为卑贱的“现时”。无论持有怎样知识结构的人都有可能被妓女卡吕普索的色情活动捆绑,或者对她施暴,并倾向于赞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行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并非战役那样公开进行,而是遮遮掩掩、趣味化和小人手段的,他们也相信,当代人默默地、狂热地欣赏这种行为。从当代人卑贱内心投射而出的霓虹灯光,赋予这部外表如工人般务实的《2666》异化的、又非常简明了当的光线交错。在《未知大学》中,行文专注于简明了当的程度,使语句如此径直地超现实主义化。
  “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那些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彻底作家不仅站在死者的一面,并准备着成为死者。死者是失去了现实时间因此“唯一有时间”的人。彻底作家和死者一起被“元世界”书写,同时,被幽灵们阅读。与约瑟夫·布罗茨基高贵的宣言——“我写作是为了取悦过去的诗人”——不同,作为读者的幽灵们不再是过往的文学偶像,而是沉入黑暗的无名死者。也许并非设想何种超克性,而是死亡——并立足于对象的“可灭性”而非“不灭性”——是置身于新世纪的彻底作家的第一主题。
  “毕达哥拉斯文体”⑩已不能概括彻底作家的写作,因为那种仍需等待被经院系统认证的复杂性及其数学化的形象(多少产生自早期的技术变革对人文语言的替代趋势,为乔治·斯坦纳这一代老派人文主义者带来的焦虑)。或多或少,彻底作家是近代文学和现代主义的剩余物,以不再等同于“当代英雄”的方式接受现实的书写——被“元世界”书写,这一书写将以令人惊恐不适的陌生化催促他成为剩余物。因为不论“毕达哥拉斯文体”还是“被诅咒的诗人”们的反控制文学都无法从被“元世界”书写中获得再次审美化的舒适体验——“毕达哥拉斯文体”仍然允诺了舒适,“Beat”作者们因其对失去的本能主义伊甸园的回顾性,也允诺了舒适。赫尔曼·布洛赫——乔治·斯坦纳眼中“毕达哥拉斯文体”的主要代表之一——甚至在晚年考虑放弃文学(“对于‘认识’而言,文学是缺乏耐心的典型”),可是,波拉尼奥一代彻底作家已经失去维也纳文学父辈的那种雅切以对的选择性,“放弃文学”是不可能的,一如“追求文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文学的“承受”,确切而言即对产生于上一代经典作家的选择性不再可能所产生的后果——作为现实世界的症状的文学知识——的“承受”却无可回避,波拉尼奥将此处境称为“在地狱阅览室”。
  这也许是彻底作家如波拉尼奥般对文学史的博闻强识——《未知大学》提到的上百位诗人、作家并都给予其合适的描述位置,说明了这种渊博——的本质,是对症状主动自我结构化的结果,更是一种在几乎是全部文学的总体化毁碎中残剩的结果——我们如此熟悉这种波拉尼奥式的文学渊博,这种早年闯入“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并博览群书、然后又迎头撞上了“文学死亡”的训诫后却没有放弃可能、而只能继续自我强化的渊博,这是流浪者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远行的人》)的渊博——但这一自愿凝聚文学症状并赋予其真实性的人生活动,与其说是与渊博,不如说是主体的自愿解体,解体为这样一种事实:基于迄今全部文学史的关联性,让位于共同死亡。我还想进一步说,因此,这是历史天使的渊博。迄今全部文学就是历史天使眼中“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渊博是废墟的共在,是幽灵的集体主义。一个彻底作家的命运被作为症状的幽灵集体深深协同,因此“无家可归是最恰当的命运”。彻底作家的文学渊博终于使他无所依凭,与欠缺渊博者的无所依凭不同,因为后者的无所依凭很可能会依附于彻底作家无法依附的条件。彻底作家是“文学空间”的难民。
  这是波拉尼奥的神话,一位写作同行对我说,初读波拉尼奥时感到惊异在于,这是一个竟然得到了发现和传播的作家,如果他是一个中国写作者,他很可能只是霍达耶维奇所言的“大墓地”中的无未来者中的一个。
  最后,对一位彻底作家的理解,可能并非来自他完成的作品,而是更需考虑其未完成性对我们的卷入。从他的全部写作中出现的“不均匀”是出乎意料的,因此“不均匀”才卷入了我们。《未知大学》中的诗时好时坏,甚至,不稳定的“坏诗”——犹如“坏图像”——的卷入性、以及带给我们未来意识的能力,比其他完全的、呈现为成品的诗更为强烈。只要我们对这种未完成性抱有开放态度因此被其卷入——也即与之处在同一种临界状态——就是《未知大学》涌现给我们的时刻。“半成品”的未知性把我们卷入,使我们在读的时候感同身受,处在同一时间,与作者同在,且需要彻底反思自己作为另一个写作者的原点为何。“半成品”与未来写作的关系,在波拉尼奥的文本中,也表现为必然失败的、同时又急遽加速的共时性。彻底作家不仅先于我们死于这一共时性,并揭示了共时性与必死性的关系,彻底作家为我们标记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事物。 
 
3、《未知大学》,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 
 
  把《未知大学》视为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将其与上一代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对比,会得到怎样的理解?在《未知大学》中,全无《诗歌总集》中以高昂的姿态被赞美的人民/无产者形象(需被讨论的是,并非这一人民无产者形象在聂鲁达时代如何顺利成章,而是这一形象是怎样在我们的时代继续顺理成章)。《未知大学》中失踪、被摧残和灭亡的文学人物不仅是人民/无产者的一员、而且是其更为失败极端内化的表现。他们经受了肉身和知识的双重毁碎,他们对《新智利人》中的青年授予的文学嘱托,是后者无可逃避的家族绝症。《未知大学》中沉入黑暗的诗人们,是生命本身即一场绝症的激进化身,他们无法写出、也无法成为这样的人:从卑微中跃起、跃升到一个高昂的意义位置,成为被诗人聂鲁达赞美和照耀的“客观对应物”的人。
  在聂鲁达这样的诗人那里,并未发生死人与新人的真正斗争,因其意义的平滑叠加(布罗茨基批评为一种视觉叠加)使之在接受主人能指——或者可替换的(而非新的)主人能指方面无障碍。主人能指的可替换,在聂鲁达诗中表现为被希梅内斯所批评的伪美洲土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见机交互使用。我们不会在聂鲁达这样的诗人——即使他们持异见者立场——文本中发现真正的障碍,这种障碍使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与主人话语保持距离。这样的诗人无法在其写作中产生这一障碍,往往是,情境转变后,其写作在接受主人话语的无障碍方面就会令人惊讶的顺利(借此,可以得到一个观察中文诗人的视角吗?)。障碍的产生,并非何种新内容产生的意义所致,而是将要成为新内容之物也已毁碎。因此,障碍的产生是新内容并未到来时的空位所致,在此空位,不论新内容与主人话语均无法实现自身。另一方面,将要成为新内容之物也已毁碎之后的诗,可能并非一种“新的诗”——例如兰波的出现,《荒原》、《穿裤子的云》和帕索里尼《胜利》⑫这些诗作的问世,和1960年代以后至自杀前夕的保罗·策兰所意味着的那种“新的诗”。有关毁碎之物与全新世的终结的最重要的诗人也许是保罗·策兰(去世于1970年)。保罗·策兰之后,写诗如何可能?
  莎士比亚可能是人类诗体写作文化最大的卡隆(与其说拜伦—勃朗宁—艾略特—弗罗斯特—奥登均是其分身,不如说,都是斗争性的裂缝)。英诗那罗马化的整饬、机变和多义性风格更多的是一个过渡方案吗?它虽有综合性,却可能并不是那种起“纯粹结构性作用”(齐泽克语)⑬的力量(几次显现如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和白银时代等),尽管莎士比亚显示了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可是,莎士比亚这一存在迫使英诗后来者们只是在等待卡隆引渡时聊作致辞的人——在这场前赴后继的死亡表演中,波拉尼奥这样的诗人,是“被死亡毁了那么多的人”⑭中优秀却又不能胜出的无数后人之一。自荷尔德林以降,关于“何为诗人”,诗人们的回应可能并不是太多——以致于哲学夺取这一回应——但现代诗体写作的历史给了我们一种“多”之错觉。后革命时代的拉丁美洲,处在“多”之错觉和“多”之毁碎中、又并未产生那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的中间状态。父辈一代的诗人们——奥克塔维奥·帕斯是人文主义调停者,尼卡诺尔·帕拉限于机伶,聂鲁达可疑而笼统。更早一些,何塞·马蒂是“纯粹结构性作用”的部分的表现。在立刻把波拉尼奥的“新智利人”的明显来源——马雅可夫斯基——与之比较同时,还应考虑一个较为鲜为人知的拉丁美洲本土来源:何塞·马蒂,这位“文学玻利瓦尔”有关“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人类理论”的尝试及其未来大学观,连同其全部诗文,也可能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
  在《未知大学》中,托洛茨基之死、以及文学的玻利瓦尔视野毁碎之后的政治废墟与知识碎片,如同环绕着一颗已不存在的星球的光环。《未知大学》深陷“多”之碎片的攻袭与嘱托之中——我们也同样陷于其中——但这是一种20世纪末的诗人才会陷入的境地,它比预先的逃逸者更多地唤起我们与那颗已死的星球的共在意识。作为诗人,波拉尼奥处在一种痛苦的中间状态:他既非创造了“新的诗”的诗人,也不是彬彬有礼提交过渡方案的卡隆一员。然而,这一中间状态正是《未知大学》将同样作为写诗的人的我们卷入“多”之错觉和“多”之毁碎的原因。
  在去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波拉尼奥声称“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但《2666》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多于托尔斯泰,我们必须拿出对付《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力来对付《2666》那顽强的多重声道:长篇独白、旁支斜出的历史学岔口、罪案陈述和对于月之暗面般的人物回忆的不顾一切地深入——这些回忆好像不是书中人物的无意识,而是这本书本身的无意识。《2666》中的惨败政治学与“宗教大法官”式的极限辩驳俯拾皆是,一切均被置于更为彻底的、垃圾化了的末世图景之中。一个困兽般冲突于中间状态的诗人,在《2666》中得到了用武之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取消了诗的缤纷色彩使之被压制于无色,使人们认不出那源于诗才,由此诗的成分——发明词语的惊奇组合、创作概括性警句的突出才能——发挥了效率。初读《2666》时满目荒凉,走近以后,即发现工地般的叙事散文深处出没着诗的伏兵。这支诗歌老兵的队伍流落为小说的雇佣兵,不动声色,行动敏捷,身份不明。
  年轻作家们有多逆反上一代人的“文学爆炸”,就有多想在“归零地”之上另行开辟一个充斥着前人鬼魂的拉丁美洲。充斥在《未知大学》中的若干文学人物的名字——跨度自十八世纪、现代主义到20世纪末——作为“复合鬼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仿佛也复合为鬼魂中的某一个)对《未知大学》中那个走上浪游之路的青年激进诗人授予文学嘱托。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前言中,关于老卡拉玛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个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
  年轻人们就是“脱离的渣滓”,进行着以一个被毁碎的父辈“怪人”为中心的离心运动,每个离心者(“远走的人”)都无法成为本质。并且,情况往往与本意相反,当年轻人们处在一种离心运动的惯性中时,时代的渣滓仿佛找到了一个堆放点,并且,逐渐越来越充分地吸附在离心者身上。波拉尼奥面临的危险,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成为一种吸附垃圾的膨胀物,而且,成为一种即将崩溃的模仿物。如果没有《2666》,诗人波拉尼奥从中间状态直接沉入文学“大墓地”的历程,也许将悲剧性的不为人知。写于1992年的《大墓穴》一诗(见《未知大学》中的《我的逃生管道生涯》一辑)坦白对“大墓地”的恐惧,诗人在走向“大墓地”时为了派遣恐惧,念叨着安德烈·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的名字。
  但是,作为强力作者的波拉尼奥利用这一危险发明了他的战术。在“崩溃”这一主题上,波拉尼奥可能比德勒兹所讨论的菲茨杰拉德走得更远。⑮他在“崩溃”的加速度中,走向一种加速成形的、兼具人的生产性与自杀性的文学,把主体的“崩溃”转变为毁碎的“文学空间”的壮观丧事。
  暂时没有资料表明,尼卡诺尔·帕拉的“反诗”理论对波拉尼奥的诗歌想象力产生的影响。“他们正在写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元小说,他们是疯子”——和“反诗”是一种“元诗”的认识不同,“反诗”也许是对“元诗”的激进抵抗形式。两者的差别与分裂,是诗人必须承受的“归零地”,带来的不是起点,而是两者之间斗争性的揭示,当然,在《未知大学》中,这种斗争呼之欲出的同时,仿佛又被文学史谱系的光环挤开、并被赋予了不一定需要的光彩。并且,《未知大学》中堪称成熟精美的篇章层出不穷。好像没有第二个当代作家,像波拉尼奥那样以狂热、奇思怪想而又悲怆的方式,写出从狄更斯到20世纪末科幻作家们的群像。“归零地”的土地测量员变成了文学侦探,追踪着那些失踪的文学鬼魂,而委托他的又是另一些文学鬼魂。《赫罗纳秋天散文》的文体精确、完美得令我们出乎意料。这一切,既带给读者愉悦,却又使被激起了一种无意识——对破坏与未知之物的期待——的我们失望。当罗兰·巴特晚年称“写作只有在摆脱了元语言时才是写作”⑯,也许可以理解为:摆脱了“元语言”的写作并非退回“文学”,而是对分裂之后的未知——并非表现为“晚期风格”而更可能是“不成熟”、或“不成熟”的二次降临——的趋身领受。
  那么,《未知大学》可以帮助我们重思“不成熟”吗?“不成熟”是对“元世界”的失败抵抗(因此杰克·凯鲁亚克《科迪的幻象》或可被重新发现)吗?作为“通感者”/“联觉者”兰波在拉丁美洲的众多后继者之一,《未知大学》中的政治废墟和毁碎的“文学空间” 的碎片,是第二次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失败、而且比第一次更为失败吗?惟一使波拉尼奥比兰波走得更远的机会是,波拉尼奥已彻底身处一个逆转成为书写者的、赤裸政治的“元世界”——“世界的内脏反过来了”⑰,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恐怖模型”。这种倒转的后果,已非尼采式的颠倒法所能叙述,但正在被“新诡辩者”⑱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把握。
  与其说《新智利人》是一首再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如说是一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之不可能再现的诗。这首诗的叙述轨迹与《穿裤子的云》的相似似乎具有无需分析的明晰性——“二十二岁”——但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正是这一明晰的相似性,更加突出马雅可夫斯基的缺席。在《新智利人》中,那种生活在鲁文·达里奥与马雅可夫斯基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的幸福永远幻灭了。在1992年的诗集《我的逃生管道生涯》中,长诗《新智利人》不是最好的诗,但却是一篇核心的诗,因其可以指出“新人”的预设对“疲倦的运动的儿子”⑲所产生的催促和毁坏——诗人接受了这一毁坏,并不把它作为创伤的核心提交给新世纪的法庭,而是把它视为在等待卡隆到来的过程中,被第三世界惨败的“新人”们的争吵渐渐吹灭的火焰。
  在《拉丁美洲科幻文学史》中,作者拉切尔·海伍德·费雷拉将“科幻文学”视为一种边缘的全球性文类,而发韧于19世纪末、受到现代主义运动催生的“拉丁美洲科幻文学”则一直处在拉美原创与北半球影响的冲突中,仿佛它是丛林深处、不被承认其存在的“巨型动物”的吼叫。科幻作家也是《未知大学》中授予文学嘱托的鬼魂之一,催促诗人去发现“虚幻的智利”并宣布他的《墨西哥宣言》——那也是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布勒东共同旅行、与里维拉决裂之国,并成为托洛茨基毙命之地的墨西哥。在关于《赫罗纳秋天散文》的说明中,诗人写道:“1981年。我在三重(或两重?)不朽之城的第一年。”——令人感兴趣的是“不朽之城”的数目的不确定,诗人好像认为,墨西哥与智利之外还需存在一个隐在的“不朽之城”。波拉尼奥的“不朽之城”好像并非现代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试验地巴西利亚,亦非后者的崩塌——也许依然存有对一个现代主义黄金时代的敬畏,诗人的废土美学并不那么急切——而是现代主义奠基者们的教育在诗人的想象力中所留存的无意识表现。在波拉尼奥身上有一个被压抑了的文教者,他在《未知大学》中向现代奠基者们、也向成为新鬼的同时代文学朋辈们致意,并写诗给自己的孩子,告诉他“要读以前的诗人 / 珍惜他们的书 / 这是你父亲能给的 / 少许忠告之一”。
  在从未获得实体化存在“未知大学”与“我们的恐怖模型”之间,在中间状态的拉丁美洲,历史是时间的疯狂形式。《2666》中那些自视为知识承载者的人的毁灭是双重的:知识的灭绝,以及知识所制造的灭绝——“在知识的主流世界外围的知识人们,同时揭示了知识的阴暗正史,这一正史又包裹着一个完全黑暗的故事”⑳。“我们的恐怖模型”在《2666》中,凸显为知识与人类灭绝的关系,并试图探索其可能或必然的发生方式。相比而言,哈姆雷特式的“弃绝知识”的恐怖时刻(也是一个青年时刻)早已是一个旧人文主义的时刻。并且我们知道,哈姆雷特有过学习和漫游的年代,但他只是在一句含糊的自述中,提到自己曾在德国留学,某座名字已不可考的大学教育出了这个新人,这位必须在自毁中——在清洗丹麦王室的自杀行动中——使他的国度存续的疯狂继承人。
  还有一个问题:《未知大学》中的性意识。即使“以性对抗知识”的这一青春计划破灭以后,一个可能还并不那么苍老,但是已经和死亡对视的人继续肆无忌惮地书写性器官和性活动,仿佛性是对世界的涂改。《未知大学》中的性是“在这几个小时中,K一直有一种迷途的感觉,或者,他感到比过去任何人都更远地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那里的空气中本身也没有任何故乡的空气的元素,在那里,人们会窒息在怪异之中,在这没有了理智的诱惑中,他只有继续下去,继续行进在迷途中”的变体㉑——保持了这种诚实的迷乱,但不具有《2666》中的讽刺和残暴。在《未知大学》中,性是二次降临的“不成熟”。《2666》中的性则是死亡驱力的过度显示,人无法与之分裂,尽管性本身看起来是人与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裂缝,但人根本无法实现分裂,性只是分裂的极限虚假状态。《2666》中的性是一种普遍化了的人类倒错的表现。
  诗——二次降临的“不成熟”。叙事散文/小说——普遍化了的人类倒错。利用性和死亡,人类生产了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也是存在论的双重庸见。一个彻底作家首先是截止性和死亡的庸见并进行异轨的人——第一次截止和异轨,也许就是卡夫卡那段对K的性经历的概述。
  《未知大学》中的诗的奇异性,在《2666》中似乎被取缔了,尽管诗的力量效劳于小说。读过《未知大学》中诗体的“文学侦探”黑色故事和赛博朋克奇境之后,如继续抱有对奇异性/迷幻的期待,则会妨碍读者去理解《2666》。《未知大学》的奇异性所产生的共鸣,在《2666》中被全部消除。《2666》的奇异是全然不以迷幻为手段的巴尔扎克纪事法的奇异。
  《2666》中的变形和异轨,根本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如果它发生变形,这一变形是它逾越“魔幻现实主义”直取其前身——超现实主义——时对新的变形的揭示。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超现实主义的颓废化吗?因为,相比超现实主义所需要的能力(集中而非综合,未知而非表现,本质而非描绘),“魔幻现实主义”仅是一种“次等才能”。《未知大学》和《2666》也许将被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末世法典而阅读,它们辛辣,不驯,坦率述说性与变形,却无“魔幻现实主义”的臃肿喧嚣,它那写实化的黑暗情节沉静如黎明,像一张底片的清晰化过程那样默示而有序,一如重读近千页的《2666》时使我感到一本薄书般的清晰。
  最后,什么是“未知大学”?“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科幻作家,纽约1913—宾夕法尼亚1987):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一本书的简史》,卡洛琳娜·洛佩斯),但这句解释依然没有改变“未知大学”一如影子作家阿琴波尔迪般的空缺。至少,它并不像“不朽之城”那样仅存在于一个刚刚发明出来的词语组合,一个毋需实体化的无意识乌托邦。在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中,“未知大学”不失为那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
  经历了“未知大学”的教育之后,我们知道,将有一本新的书,打开它,即直接于默示世界与“实在界”之间翻页,仿佛两者的不断循环往复构成了书页本身——仿佛全新世与末世两者构成了书页本身,翻阅它,我们也许会在它的清晰化中猝灭,也许会成为“另一个人”。波拉尼奥没有写出这本书,他只写出了趋势、以及产生这本书之前的空位。作为彻底作家,他不仅保卫了这一空位,还促使每个承认这一空位存在的人逾越“当代性”,被卷入这一空位所揭示的共时性之中。并且,“当代性”是共时性的颓废化。可是,这一空位所揭示的共时性的显现,仍非变革。生活在21世纪上半叶,变革不再是历史天使身处其中的飓风,变革本身也是历史天使眼中“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当历史天使所背对的未来因其无声无息——也没有飓风——的异化而成为历史的原生产者,乃至历史天使也不能够以它为对象,最后一个历史天使将在“元世界”到来前离去。
  彻底作家也不是最后一个天使,他是最后一个历史天使的霍瑞旭,以及,如果彻底作家是与最后一个历史天使的共时性存在,彻底作家还将、且必须是一个可以成为新的无产者的人。那么,何为新的无产者?
  只有无产者、只有在“元世界”惨败了的人、只有丧失了知识主体性的阿玛尔菲塔诺们才会进入“未知大学”。也许与一种对无产者的刻板认识相反,一个无产者具有经验综合性——这种经验综合性正是在与“元世界”的斗争中所解放的产物,无产者不是放弃文明的人,而是去主人化的文明的汇聚者。顽强的超现实主义者也将成为新的无产者,并且,他的未来并不是未来主义的——顽强的超现实主义的未来不被“元世界”的超克性替代,后者不会成为它的主人。当“难民地球”正在到来,“历史”也是那个逾越边境的、面对惨败可能性的偷渡者。“历史”对无产者的协同和卷入,也将表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强度。“历史”是在以被杀人者、赤裸化的人种学(包括文学的、知识的人种学)的方式所书写中,痛苦地溢出的。我们不仅应该把历史天使理解为一个复数的存在,也要重新认识到,无产者是复数的崇高内化形式。“新人”——不论是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布勒东、杰克·凯鲁亚克还是波拉尼奥的——曾经是新的无产者的征兆,但今天,“新人”已经异化为新的无产者的绝对的不可能。
  那么,新的无产者是否最后一个历史天使?没有了历史天使,那“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还会存在吗?历史天使离开以后,那种只有与“元世界”进行分裂——彻底作家的工作——才会显现的共时性如何可能?历史天使离开以后,彻底作家如何可能?行文至此,允许我挪用自己的诗节以为补充说明: 
 
“真遗憾啊,我们从没理解过那些向后看的人。
难道他们不是替我们为‘另一个时间’做准备?
但他们不被选择,他们之所以成为石柱,或催生石柱
是我们在潜意识中相信:他们在建造另一座房子。
(……)那站在‘另一个时间’之外的
被拒的人们——就是历史天使。
是的,历史天使不是一个,是一支
你是否想过,正是那些惨败的人
不被选择的人成为了历史天使?”㉒ 
 
  不过,波拉尼奥最终被选择了,在最后一个历史天使即将离去时。波拉尼奥并未提供一种起点或开端性,那种曾经通过《悲惨世界》和《浮士德》显示的开端性,一如《2666》是他所处的中间状态的极限。但是,也许他离伴随20世纪消失而即将离去的最后一个历史天使最近。他看到了历史天使的可怖面孔,可是,在震骇之中,他并非被那只“草草记录的手”、而是被历史天使的容貌以及震骇挡住了眼睛。他没有看见历史天使所背对着的未来,或只是匆匆一瞥,那个未来,即成为久久不褪的视觉残像。《2666》的作者和《神曲》的作者一样,是过去世纪的最后一个叙事诗人,也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个。 
 

注释:
① “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语出卡夫卡。“文学空间”则是布朗肖的书名。
② 约翰·伦纳德在《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③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人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变得更真实,一切都变成了更真实的自己?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屠杀的时间到了,如果提到法律——它只属于强盗和抢劫者。……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以反理智的形式吸取养料,为精神的憎恨撰写精神的历史……”
④ 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1899—1988):“翻开《马尔多罗之歌》,整个文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合上它,一切又恢复正常。”
⑤ 卡内蒂在自传中写到,当他在一场活动中向听众朗读这一章节时,引起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不适,只有詹姆斯·乔伊斯前倾身体,仔细聆听。
⑥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在其“观念史”著作《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中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
⑦ “不把真实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见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
⑧ “Beat”在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译为“垮掉”,后有争议认为与原意相悖,故本文使用原文。
⑨ 米哈伊尔·巴赫金《1914年12月12日笔记》,黄玫译。
⑩ 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一书中的《毕达哥拉斯文体(一份猜测,为纪念恩斯特·布洛赫而作)》:“可能有其他文体,有其他表述形态,在暗中生效。在我们混乱的生活中(看上去具有连贯性的媚俗使之更加混乱),用于书写洞见的新表述模式、新语法或诗学正在出现。它们具有试验性和孤立性。但它们存在,如同大量据说聚集在物质周围混乱空间中的辐射能。它们的确存在,只是在一些相当孤立且又很少为人所理解的书中。……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共性:走出语言,走向(我们称为逻辑的)新的关系,在更大的意义上,走向引诱现实进入短暂但鲜活的语词秩序的新句法。……‘我们从零开始。’这是毕达哥拉斯文体的暗语。”(李小均译)
⑪ “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出自本雅明关于“新天使”的描述:“……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飓风,猛烈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飓风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
⑫ 《胜利》写于1964年。皮埃尔·帕索里尼被极右组织虐杀于1975年11月2日。
⑬ 见齐泽克《视差之见》引论。
⑭ 见但丁《神曲》。
⑮ 见《千高原》。
⑯ 见罗兰·巴特《小说的准备》导论“人生的‘中途’”。
⑰ 出自诗人昆鸟的一篇关于《2666》的书评。
⑱ 见齐泽克《延迟的否定》前言。
⑲ 见海涅《为威尔的<风俗画卷>序》(1848年):“在此他完全是分裂的,欧洲疲倦的运动的儿子,他不愿再承受我们的今日世界秩序的不舒适和令人厌恶,匆匆进入未来,背负着一种观念……这样的人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背负者,而且他们也被其自身背负,他们同时也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同那观念绑在了一起——他被它拖跑,经历所有可怖的事情,穿越所有荒野大漠,翻越山峰峭壁——荆棘丛撕裂了他们的肢体——他们最终会到哪儿?”
⑳ 作家童末对《2666》的理解。
㉑ 见卡夫卡《城堡》。
㉒ 拙作《“风的路径”》。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