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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沈奇:当代新诗批评的有效性与文体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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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奇:当代新诗批评的有效性与文体自觉




  本文题目中的“当代新诗批评”,大体限定在新世纪以来及至当下的时段与场域。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当下生成之呈现,也有由来已久的一些问题之延伸及再现。由此限定所作的“当代新诗批评”考量,就本文而言,主要聚焦两个视点:其一,当代新诗批评的两难处境及其有效性;其二,当代新诗批评的“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以及有关批评文本的“文章感”和行文“气息”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一、当代新诗批评的两难处境及其有效性

  仅就“发生”或曰“产出”而言,当代新诗批评显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繁盛得多。无论是活跃在学术产业“流水线”上的“学院批评”,还是热闹在民间江湖的“部落化”、“圈子化”批评,以及诗人们自己自说自话式的“准批评”,再以及寄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时事政治报告式批评,无不和当代诗歌创作一样,可谓空前活跃乃至有“产能过剩”之尴尬。
  如此尴尬的首要反思是:当代新诗批评的有效性何在?
  这里的有效性,基于两个向度的考量:其一,作为批评之直接“意义”价值功能的有效:包括对诗学问题的探讨和对诗歌创作之欣赏、导读、阐释、梳理、提示、提升、共谋的有效;其二,作为批评之间接“审美”价值效能的有效,即批评作为另一种写作,作为“次生文学”及“关于诗的诗”,其独立文本之被接受、认同、激赏、共鸣的有效。
  显然,仅以这两个“质检”指标作考察,当代新诗批评的海量“产出”,可能绝大部分都很难“达标”。究其“很难”之关键,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诗歌本无“达诂”,新诗则更无“标准”可言。
  无论何种批评,皆离不开某种“标准”的参照,完全没有价值评判的批评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众所周知,新诗自发轫到后来的各个发展阶段,皆因其急速的现代化诉求,在在呈现为“否定”一切成规的状态,及至当代,更达极致。只追求“道路”而无所谓“道”之所在,唯“创新”是问而无视“典律”之所在——此种“与时俱进”及“众声喧哗”状况,何以能有效“产出”和有效“接纳”批评之所在,便屡屡成为问题。
  关于新诗批评,李怡曾有一段论述颇为中肯:“对一种基本上趋于价值‘稳定’的艺术形态的阐释,和对一种价值‘尚未稳定’艺术形态的阐释,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情形……相对来说,中国现代新诗这一尚在艰难中摸索前进的艺术形态就并不那么‘稳定’,也就是说,在我们公共性的艺术价值标准中,它自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满脸疑窦的阐释者不得不瞻前顾后,左支右绌。这个时候,批评家那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都不大能够‘自由’地释放和投射了,主体和客体的错位很容易发生,或者扭曲了被阐释者,或者委屈了阐释者自身。”[1]
  实则,李怡这里所提出的“价值稳定”问题,及至新世纪这十几年,越发明显而无从求稳,所谓批评的有效性,也更加勉为其难了。
  其二,诗人原本自恋,又适逢“自恋时代”之高峰期。
  或许所有的诗人都潜在性地期待着一位属于“他的”批评家,但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很难满足这样的期待。一般而言,诗歌创作可概分为因袭性创作和探索性创作两个方面。当创作处于因袭性状态时,批评基本上不太受关注,或有所关注也近于无效;当创作进入探索性状态时,出于对理论与批评之引证和支持的寻求,批评方生成一定的效应,甚而与创作共谋。例如“朦胧诗”与“三个崛起”理论的双峰并峙,便是一个辉耀历史的经典体现。然而对于高度自恋中的当代诗人来说,大都很难跳脱“因袭”惯性,更遑论以理论为先导的探索性创作,故而对批评基本持你说你的我写我的疏离态度,或者视批评为无所谓的存在。
  此一点,无须过多论证,仅以近十几年来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诗生活”网站为例:其“诗歌评论专栏”、“诗观点文库”、“诗歌论坛”三个和诗歌理论与批评有关的栏目中,成年累月点击下来,单篇点击率过千次的已属佳绩,过万次更是屈指可数。转而再看“纸媒”界面情况:大量即生即灭的所谓“学科论文”就不说了,仅以有名望有影响力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家们而言,除了教科书,其他论著开印过万册或一版再版者,大概也只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的当代诗人之量数,又何止“十万大军”?!
  还有另一番尴尬:作为当代新诗批评主要部分和重要组成的“学院批评”,在学术产业化的强力“拉动”下,由“寂寞的事业”(谢冕语)而渐成“显学”之势的同时,也越来越为“体制话语范式”所困扰所辖制,而生发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之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发展至“现当代文学”之“当代”,先后受到两种改造的严重影响:其一是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公式化”话语范式,其二是学术产业化所导致的“论文化”话语范式。这其中,前者的影响,至少就本文所局限的“当代”而言,尚可在主体精神的若即若离中,得以大部分消解或稀释,后者的影响,则因其对学术产业化及其背后的教育产业化的“刚性依附”,而成为宰制性的所在。此一影响所及:除千篇一律的“模板”化“论文”样式外,其语态,多为“真理在握”而“昭告天下”之状;其语式,多为“强词夺理”而“高屋建瓴”之状;其语感,多为“生搬硬套”而“东施效颦”之状;其语境,多为“照本宣科”而“高头讲章”之状……如此等等,流风所致,时潮所趋,其生成文本,大都味如嚼蜡,写的人痛苦,看的人更痛苦,多以成为“一次性消费”之物事,又何谈批评的有效性?
  同时,更深一步的问题还在于,这一“话语范式”的背后,就其基本面而言,无非是西方文论的本土“体制化”,离开这一筑基性的“体制话语范式”,或者具体说,去掉西方文论的引、述、评、论之“活学活用”,可以想见的是,绝大多数活跃在学术产业“流水线”上的新诗理论与批评者,尤其是不得不“就范”的大量中青年“从业者”,将会当下失语而不知该如何说话。正如孙绍振先生近期发聋振聩所言:“相当发达的中国现代诗论,至今几乎没有中国话语范畴,中国诗论家数典忘祖成了新常态。”而“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推论,中国诗坛完全成了西方诗论的话语殖民地。”[2]
  如此,剩下的一点有效性,或许就是有关“导读”之类的批评了。只是这样的“有效”也不尽清通。由于受“当代文学”总体批评话语位格与批评价值取向的影响,其所谓“导读”,也多以将“解诗学”退而求其次为“解思学”(笔者生造之词),所解之“思”,也多是生搬硬套的西方文论之思,难以达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阐释性“导读”,或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欣赏性“导读”。
  一方面是批评文本的海量“产出”,一方面是批评效应的乏善可陈。如此两难处境下,有关“批评自觉”的命题已成当下面对之首要。
  “自觉”的要点:其一,批评“主体自性”的自觉。即,化“依附性批评”(包括意识形态话语体制范式依附、学术产业话语体制范式依附、西方文论话语体制范式依附等)为“自主性批评”;其二,批评“文体自性”的自觉。即,在论文式之类高头讲章批评之外,增强诗性批评或文学性批评的意识,以此改善批评话语的同质化倾向,进而提升批评文本的文章位格及汉语气质。
  此二者,所谓“主体自性”的自觉,应该乐观点说,或放长远去看,只要批评主体甘愿放弃“依附性批评”所附带的功利诱惑,甘于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批评立场和人文情怀,自是水到渠成之迟早的事。这一点学界老少都明白,只是个愿不愿意以及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但落实到“文体自性”的自觉,则显然要复杂得多。

二、当代新诗批评的文体自觉与多元并举
  
  批评是另一种写作,而非写作的附庸,这一理念在理念上几乎巳成为当代文艺批评的一个常识,但实际上却总是成为一个问题。问题的根本,不在理念的自觉而在文体的自觉;或者说,即或有了理念的自觉,却也一时难以企及文体的自觉,尤其是自觉后的文字功夫和表达能力之企及。“在文风粗鄙的时代,不谈文体的批评界,好像是一种习惯。其实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的书写,多是那些不敬畏文字的人完成的。”[3]
  其实深究起来,一方面是学术产业体制范式所形成的“新八股”所致,长期置批评文体于不顾,只要能应时被学术产业所接受,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交易”的过程,便告了然。另一方面,也是一味依赖西方文论所造成的后遗症,好像只要比照西方经典理论或前沿观点,能提出并解析点新问题,再予以实证说明,就算恪尽批评之能事。析理之外,别无所有。何况,多少年来,大家都早已习惯了这套话语模式而得其所然,何谈另有“敬畏”?
  殊不知,好的文艺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不仅是精到的“理会”的言说,更是鲜活的“体会”的言说;不仅是对诗歌创作“等值”的“回应”,更是“溢出”批评对象的“超值”的回应。如此,批评文本方可能成为足以与诗歌文本并肩争雄的诗之诗、及“表达的表达者”(波德莱尔语)。这其中的逻辑前提在于,诗原本无“达诂”,诗歌批评也就原本是不可说之说。
  此一“不可说之说”,在汉语古典诗学中,批评还原为欣赏性的“批阅”“点评”,所言所文,不求“达诂”,只在“解放”;既是所解之诗的解放,也是解诗者感知与表意的“全息”解放;审质(价值判断)转而为审美(趣味共生),转而为“关于诗的诗”——如此欣赏性“批评”下来,在不失集“点”为“线”集“线”为“面”之诗学探讨外,更有好文字妙文章可击节叹赏,既“言之有理”,又“理外有言”,而得“增华加富”之功效。
  是以汉语“诗话”,向来为汉语诗学、汉语美学之津梁,也是唯汉语世界独有的一种批评话语方式。此一话语方式与新诗主流批评话语方式之根本不同处,正在于会通感性欣赏与理性批评于一体,既避免了“过渡阐释”而致话语缠绕和理论空转,又不失文心文采之所在,而且“有真人情味”。(顾随语)
  及至当代诗歌批评,作为“不可说之说”的发展变化,其横向有中西现代诗学的对话张力之鼓荡,其纵向有新旧诗学传统(新诗百年也多少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的会通潜力之筑基,本当更加多姿多彩多元并举的,却反而越来越为各种体制范式特别是话语体制范式所困扰所固化,变得单一而枯燥。尤其是,将汉语诗意运思为本、“味其道”而活色生香的“解诗学”,枯燥为西学理性运思为本、“理其道”而“过渡阐释”的“解思学”,题外话越说越多越离谱也越上劲,又哪里顾得上在所谓学养、学理、问题意识之外,多少存有些敬畏文字、顾及文体之心呢?!
  是以到头来,于他者诗歌“创作”之有机参与而偕行共谋,于自在批评“写作”之别开一界而卓然远致,皆在在两厢无效。
  至此,在体制范式“一元独大”的当代境遇下,认领并回返“不可说之说”为前提的当代诗歌批评,大概只能横逸旁出,从“文体自性”的角度出发,去求多元并举的可能,并由此找回部分的“有效性”。
  话说回来,即或是现代汉语下的新诗批评,其实真正到位的诗歌批评家,本质上都是一位隐匿性存在的、不写诗的诗人或诗人批评家;困于在诗中表达的东西,经由诗歌批评的“写作”,得以另一种方式的实现。这种批评,先解得了诗、会得了文,进而再求诗学探讨与建构之深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欣赏性的“知己之见”,而不苛求学理性的价值判断。正如顾随先生所言:“欣赏不是了解。如看花,不必知其名目种类,而不妨碍我们欣赏。而有时欣赏所得之了解,比了解之了解更了解。欣赏非了解,但其为了解或在寻常了解之上。”[4]
  由此再进一步,将“等值”的“知己之见”推进到“超值”的“表达之表达”,批评“对象”转而为批评“素材”,在对诗歌创作之诗心、诗情、诗意、诗境作“超等值”解放的同时,也将批评思维变成诗思维的延伸及衍生,从而达至与诗歌文本争雄并美的诗之诗境地——套用张旭东先生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第一版序《本雅明的意义》一文中的话:这样的批评“不屑于抽象概念的建筑学”,而是“以踪迹的网络取代因果关系”,醉心于与诗歌文本(包括其作者)的交流与对话,以及不乏感性的生动的理解。[5]
  关键是,一旦认领与回返这样的“不可说之说”,其落实于文字,必然不甘再就范于什么话语体制,也必然会自觉追求与建构个在的“文体自信”,或者至少,能在不失学养、学理、立场及问题意识等现代批评要素之外,多少有一些文体意识及文章感的内在驱动,以及化立场为情怀、视文字为要义的批评意识。
由此想到谢冕先生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如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6]


  拿谢冕先生这段话转而落实于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体系,或可提醒我们的是:做一个合格的诗歌批评家,不仅要具有相当的批评思维的能力,还要具有相当的诗思维的能力,以及文字能力与文章功夫,由此方能成就“活”色生“香”而得以双重效应的批评。
  而新近,丁帆在撰文评论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作《“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导言一文时,特别赞赏其“文学史的撰写也强调其‘文学性’的‘书写’”,“用生动的语言进行‘再创作’,跳出枯燥灰色抽象的理论思维的藩篱,用鲜活生动形象的感性思维去扣响文学史那扇沉重的审美大门”,并进而由此认为:“用鲜活的文学语言去阐释学术问题,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题中之义。”[7]
  有意味的是,在“学术产业”对批评文体问题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的状况下,反倒是有关学术期刊近年来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东吴学术》《诗探索》等,或开设“随笔体”栏目,或以其他互补性形式,容纳并渐次扩大批评文体的多样性,从而和之前原本“古早味”的《读书》《文学自由谈》等刊一起,有效改变了体制范式“一元独大”的局面,难能可贵。这其中,作为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重镇的《诗探索》,自1994年春复刊至今,一直以兼容并包为体要、不拘一格成多元的格局,不但全方位、多层面推进对各种路向、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尤其是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批评家的扶植与提升,更全方位、多层面推进对各种路向、各种样式、各种风格的批评文体的扶植与提升,领风气之先而一以贯之,实在功莫大焉!
  看来,以“文体自觉”的反作用力,来弥补当代诗歌批评之“有效性”的匮乏,以及“主体自觉”的纠结,以求别开生面,并由此多少挽回些汉语批评及汉语诗学的“面子”,已渐次达至一定的“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返回批评文体自身,做更为具体的反思与探究。

三、有关诗歌批评文本之“文章感”及“气息”问题的初步思考
  
  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大都知道钱谷融先生的一个“掌故”:先生一边教授现当代文学课程,一边却表示“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而对于不喜欢的原因,钱先生直言“主要还是文章不好,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其他都不大喜欢。”客观讲,钱谷融先生的这一“学术立场”虽说不免偏激,但话中那一词“文章不好”的指认,实在可谓“孤岭横绝”,值得后辈末学警觉而三思!
  那么,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外,复观现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再具体于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是否也得考量一下所成文本是不是“文章”,以及文章好不好的问题呢?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事。只是多年来大家都如孙郁先生所言,“习惯”避而不谈而已。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在于,假如在学术产业需求之外以及“交易”之后,若还有阅读者要“披沙拣金”,将我们的理论与批评文本作为“次生文学”文本去“接受”时,若总是“遭遇”此一“文章不好”的尴尬,所谓“有效性”是否会先行消减一半乃至弃之不顾呢?
  诚然,若过于强调“文章感”,并苛求于以所谓“学术性”筑基的当代诗歌批评,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忌,或以色惑人之嫌,以及文过而饰非之弊。但我们知道,若就广义诗学而言,诗的存在,既是一种尖锐的“理”的存在,也是一种温润的“文”的存在——以尖锐消“时代愁”,以温润消“万古愁”,且都要以诗的语感和做法去“形式”之。同理,作为与诗偕行又自成意义的诗歌批评,自然也应该既有尖锐而深刻的学理性“求疵”,以作“诗学”的探求与拓殖,也有温润而细切的趣味性“寻美”,以求“诗教”的普及与扩展,且也都得要成以文章而“行之有效”。钱穆先生有言:不通中国之文学,不知中国之人生。此处或可套用来作“强词夺理”之说:不通汉语之文章,何谈汉语之文学?
  好在,在“学术产业”之外,还有一批作为诗人的批评家和作为批评家的诗人,活跃在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界。他们无论寄身何处,是学院还是民间,都不乏特立独行之“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自觉摒弃各种体制性话语范式,乐于在作为“关于诗的诗”的批评话语中自由发声,包括各类诗歌理论与批评随笔、创作谈、以及当代新诗话等,并借由网络等各种媒介,拓展其话语空间,颇有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态势。可以说,这一批评“族群”,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同时,仅就批评文本而言,也可谓横逸旁出,好文章不少,堪可击节。
  只是,即或是这一“优良族群”所生成的批评文本,若按文章感及文字功夫细究起来,多多少少,还是因“即时”或“即席”以及“即兴”等因素所致,存在不少差强人意之处。看来,作为“次生文学”的当代诗歌批评,要避免“文章不好”的“后现代汉语”之弊端,大概在“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的前提下,还得多些“文章感”的素养才是,且是汉语文章的“文章感”。
  与此随之而来的考量,则又存在有关“文章感”后面的“汉语气质”以及行文“气息”问题。
  “转基因”的汉语新诗,开了一百年的“洋花”,唯有不多的诗人守住了汉语气质;“转基因”的汉语新诗理论与批评,也开了一百年的“洋花”,也唯有不多的理论与批评家,守住了不多的汉语气质。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有如并没有绝对客观的批评家(至少,对于那些认同并葆有“主体自性”的批评家来说,其有关批评的言说,实际上有相当的部分是在言说主观性的“自己”,亦即“超等值”的表达)一样,也不可能有绝对“汉语气质”的批评家(至少,仅就现代汉语语境下所谓“现当代中国文学”之理论与批评而言,其有关言说,实际上有相当的部分是在言说西方性的“他者”)。然而,不管是“求疵的批评”还是“寻美的批评”[8],只要是以汉语的文本化批评作为文本化的汉语批评,或者再进一步说,只要是以汉语诗歌为批评对象,或以汉语诗歌作为“另一种写作”的“素材”,无论就“发生”或“接受”而言,都脱不了“汉语气质”的考量。
  至于何为“汉语气质”?笔者学养所限,一时还说不出个条分缕析,只是认定了该有这份存在,不能总是重“理”轻“文”,难得作汉语文章去“接受”,或一味“中餐西做”,只得些“营养”而已。
  实际上,批评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和其他写作一样,皆离不开主体精神的“灌注”(黑格尔语);换成汉语的说法,即“文以气为主”。汉语有汉语的气,西语有西语的气。气可感而不可见,可见(在此处通“现”)的是流动于行文中的那一脉由“气质”化来的“气息”。气正则文正,气邪则文邪。别的都可以藏得、掖得、装得、作的,唯有这“气息”难以造假,且作用于无形之中——以此去细细体察当代诗歌批评,以及整个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许多隐约于文本后面的问题,多有昭然若揭的微妙。
  汉语古代文论画论中,曹丕提出“以气为主”,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即或是现代汉语语境下,谈及文体及文章,包括所谓的“学术论文”,这个可感而不可见的“气”,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有时还非常关键的存在。尤其是,在一部分已然认同了“主体自觉”和“文体自觉”的批评家那里,将批评的文本化生成作为“次生文学”,意欲成为“关于文学的文学”抑或“关于诗的诗”(借用日内瓦学派语)时,“气息”的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
  考量包括当代诗歌批评文本在内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文本,在我们通常认同的学养、学理、情怀、立场、艺术直觉、问题意识、文体意识这七项基本元素之外,是否还得补充加上“气息”元素的考量,确实是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
  这一“气息”问题,从文本到人本,具体观察而言:或“元气”不足,而困于古今纠结、东西彷徨、他者投影、自我复制,缺乏“独立之精神”——是以“虚”;
  或“根气”不足,而疲于体制操控、流水作业、人云亦云、千人一面,沦为类的平均数——是以“泛”:或“真气”不足,而立场不明、情怀不畅、急功近利、有量无质,遑论“自由之思想”——是以“假”;或“底气”不足,而趋流赶潮、与时俱进、观念“结石”、话语缠绕,多以空心喧哗而已——是以“浮”。
  而无论是“元气”、“根气”还是“真气”、“底气”,不足之根源,皆因“文心”不正、别有所图,而“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庄子·天地》)文心不正,文气何以能正?文气不正,行文之气息又何以清通?
  由此绕了一圈,又回到“主体自性”上来了。实则“文体”“主体”,本为一体,主体气息正了,行文气息自然也就正了,或可达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语)的境地。由此,动思动笔之际,自觉跳脱各种“体制”束缚及“惯性”驱使,唯以“商量培养”(钱钟书语)之心境而生“商量培养”之语境,复以“商量培养”之语境,而生“商量培养”之语态、语式、语感,或可再在过于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编程”之外,多少兼顾一点汉字“字思维”之“编程”属性,而丰富感知、活跃表意,其所成批评文本,该有怎样的气息贯通而文质兼备,进而持久“创造”自己的读者群与影响力,不再是“一次性消费”的物事?!
  或许,当我们海量产出的当代诗歌批评文本及其他文学艺术批评文本中,有更多些的文本即使不署名也能知道是谁写的,或仅凭气息和语感就能辨识出作者为何时,所谓“批评的有效性”,至少在文体层面,可以多少有所改观的了。
  复想起当年周作人在谈翻译时,曾将其概分为“职业的”、“事业的”、“趣味的”三种,并指认“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且是一种“爱情的工作。”[9]转借此处,如果把批评也看做一种“翻译”的话,能够如此“自由”且“爱情”般地投入,其灌注与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气息”,自然是别有律动而不同凡响的了。——显然,就当下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偏于高冷的理想,但作为“回身的余地”(借用本雅明语),总得有人先行去这样想去这样做吧? 
   
  
注释:
[1]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孙绍振:《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兼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的激活和建构》,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3]孙郁:《文体家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文体》,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4]顾随:《中国古典文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5]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详见《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序文,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
[6]谢冕:《文学是一种信仰》,转引自《回顾一次写作》(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7]丁帆:《“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札》,原载《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8]转引自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之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9]转引自刘绪源著《今文渊源——近百年中国文章之变》,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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