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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杰:巨变时代的神恩与救赎——陈家坪纪录片《孤儿》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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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7-12-28  

张杰:巨变时代的神恩与救赎——陈家坪纪录片《孤儿》观后




  一个价值观瓦解的时代,亦是一个建构新价值观的时代。如何去建构新的精神体系,重塑民众的精神与道德,无疑是我们时代生活里一个不容置疑的新问题。中国人越来越富裕,但贫富差距导致的矛盾却在剧烈拉大,贫富阶层逐渐固化,贫富阶层之间的流动逐渐固化。近段时间,学者梁鸿曾论及“中国阶层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导演陈家坪拍摄的纪录片《孤儿》,正是被人们几乎忽略或忘记的一个残疾孤儿群体,这时浮出了水面,恰好印证了梁鸿这一敏锐的论断:中国的阶层固化真的已经到了“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救赎这些残疾孤儿的,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和义工,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在观影中我们也许会获得一个答案,那就是宗教的胜利即是信仰的胜利。新闻人陈朝华注意到了,目前很多传统媒体纷纷裁撤深度报道部,新闻不断反转但真相依然难明,在这种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纪录片《孤儿》所聚焦的小人物与普通人物群体,展现了底层人群一些难得的生存真相,这其中自然包含了导演陈家坪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践行。阿伦特认为,思考是同过去关系最为密切的心灵活动,聚拢思考可以用来创造意义的碎片,思考在许多方面表现为一种观察者的行为,正是这种抽身的能力保护了心灵的自由。在纪录片《孤儿》的镜头里,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同样聚拢了多方面的思考,值得观众深思。
  导演陈家坪把自己的纪录片《孤儿》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意见文本,主动跳出传统对于完整故事的维护心理模式,而从信仰的角度介入现实,形成统一的一组人物,呈现一个碎片化的故事结构。在这个碎片化的故事里,导演陈家坪重视的不是讲“故事”,而是怎么“讲”。在这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结构里,影片把思考和讨论都包含在镜头的内部。其实,影片并没有完全脱离故事轨迹,影片利用视角叙事和声音叙事,把宗教与中国当下现实,神职人员、残疾孤儿和信众的心理与形态连接在一起,始终围绕着影片主题,以孤儿院里的残疾孤儿群体为载体,探讨精神与信仰的本质功用与时代有效性。
  纪录片《孤儿》主要讲述河北省邯郸市永年残疾孤儿院,孤儿院主要照顾被社会遗弃的残疾孤儿。孤儿院有孤儿13名,男孩6名,女孩7名。服务人员6名,其中2名老人,4名青年人。这个孤儿院由一位天主教神父申京全创建并管理。导演陈家坪花费五年时间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天主教孤儿院里残疾孤儿们的日常生活。
  影片开头是一幅《最后的晚餐》,一个巨大的隐喻性存在。蜈蚣在赞美诗里漫步,像踩着云朵。麦田像海洋。神父申京全在静静地读着圣经。凌晨七点,神父申京全抱着头思索,窗外蛐蛐叫着。镜头转换,神父申京全又在赞美诗中分发圣饼,虔诚的信众逐一接受,令人动容。去世的人,棺材上写着“息止安所”。天主教信仰让传统的北方葬礼变得神圣,一些世俗的死亡意识被抽空,转而被一种神性所取代,中国北方的精神构架在改变。在影片第七分钟,夜里的十字架闪着亮光,与明月同辉,孤儿们在孤儿院里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时光。一切看似平淡,但又触目惊心。导演陈家坪镜头下的中国底层人群,令人垂泪。好在孤儿们有天主教和神父申京全的护佑,变成一种有重生意味的神恩,使孤儿们免于受到更大的伤痛或死亡。导演陈家坪是2012年去的孤儿院,2017年完成了纪录片《孤儿》。在影片里,陈家坪没有刻意营造一种传统叙事,而是更多用长镜头做细节跟踪、观察和告白,让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孤儿的生活,进而体会出一种弥漫在残疾孤儿院深处的悲凉与信仰救赎。影片中多处镜头因切近现实深处,使得我们常被画面震撼。我们的民众衰弱到了何种程度,那种衰弱也成为一种寓意和象征,那种袒露出的残缺不仅是肉体上的,其实也暗喻、投射到了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在精神上的残缺。好在有神父申京全,他不辞劳苦,把一种宗教的信念、意志与天父的恩爱带给了信众,一切才没有变得更加沉沦与不堪,一切又慢慢复苏、忏悔,转而开始施予爱。普世的教会恩赐给我们时代一种纯正的祥和,内心的平静,平衡了外面世界所带来的喧嚣、冷漠和物欲的折磨。在这个意义和精神层面上,纪录片《孤儿》揭示和呈现出了一种现实黑洞与信仰世界的对撞与结合,这是中国在巨大转型期所折射出来的一个巨大而严峻的现实。精神空心化与主流价值式微以后,残疾孤儿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人群,他们的整体命运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这时,天主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精神空心化后的信仰在场,及时拯救了我们的民众。
  纪录片《孤儿》有许多诗意化的镜头,有许多直面现实的冷峻。一边是残疾孤儿们的苦难在汇总,而且好像成为终生难以解脱的魔咒;一边是无怨无悔的义工,还有神父申京全在拖地,把水泥地面拖成一面光滑的镜子,反射着神父申京全的影子,那是一个圣灵的影子。时而,孤儿们呆呆地出神,在镜头前做着白日梦。时而,他们又不知所措,空间似乎凝固了哀愁和无助。有时残疾孤儿在水泥地上趴着,爬着,像祈求着自己另外一个生命的火苗。神父申京全去上坟,这让神父带有了诸多烟火气,显得愈加真实。在床前,神父守护着老人,脸上的皱纹溶进地面上的雨纹,十字架又在雨纹里被震碎,一个神话像雨像雪一样降下,又溶化。圣诞平安夜,孔明灯升上夜空,象征一个光明,内在的存在与升起。看陈家坪导演的纪录片《孤儿》,让我想到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铁西区》有三条叙事线,而《孤儿》并没有逻辑叙事结构,呈现为一种松散和碎片化的叙事。《铁西区》主要三部分是工厂、火车和生活区。生活区里《艳粉街》的棚户区,与《孤儿》里的孤儿院,成为两个可以对应的典型。生活中那种真实的痛苦,在独立影片里并不是轻描淡写,两部片子里所有散场般的清冷,都使得以前的热闹愈发显得荒谬。没有评论,没有对象互动,如此活着的意义充满吊诡般的心酸,而最大的不同,是《孤儿》有宗教的神恩、显灵与赐福,而《铁西区》呢,显然映照出一种缺失与沉沦,这意味着什么,值得人们沉思。
  《孤儿》里的细节刻画比比皆是,孩子吃奶与耶稣受难的穿插闪回,乡村的无奈沉默与空寂,与一种城市喧闹形成碰撞,那是底层一种别样的静。小哑女纯洁无邪的笑和外长的牙,令人几乎落泪。一无所有的穷人,那么穷的穷人,他们祈祷,做弥撒。残疾的孤儿有时形同木雕,出现在油画般的蓝色清晨。梦雾中的乡村,展现了最弱势人群的生活场景,他们集体站在那里,站在教堂里,站在苦难深重的北方大地上,希望获得一种救赎。苍蝇在残疾女孩手臂上休息,普通民众在平静与麻木里寻找着自己,信教,填充了他们内心的空虚。领吃圣饼时,只有嘴咂巴时发出一声吧唧的静默。地上跪爬的孤儿,生命在无情地流逝。宗教作为一种唤醒和解脱,赞美诗里滚动着白云,虔诚的心压服了欲望和长夜的漫长,在那里,沉沦毕竟获得了一种救赎,北方的忧伤总在下一个清晨的空旷里被点燃。庆祝圣诞节的联欢达到了一种高潮,圣灵宽恕了世人的罪,圣灵的饼继续给予人们纯洁的抚慰。信众们跪在地上,合颂着“一切荣耀永归于主”。最后两分钟,残疾孤儿们安静就餐,一切似乎平淡无奇,而孤儿院和教堂外面的世界,镜头外面的世界,一个大国正在发生着沧桑巨变。
  面容凝重的神父申京全在雾里乘车向村里开进,颠簸出一种命运。阿兰·德波顿作为无神论者在《写给无神论者》一书里,曾理性分析过甚嚣尘上的无神论观念。德波顿认为一个人可以继续做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宗教富含古老智慧还是有用、有趣的。许多无神论者的兴趣所在,是证明上帝是如何不存在的,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而在于一旦假设上帝不存在,我们将如何自处?人类总体上是单薄与脆弱的,人们理应从宗教中获取营养,用以丰富不可避免的世俗生活。人类虽然日新月异,宗教的权威虽然正在被科技与文明的快速发展所消解,但宗教的精神内核,宗教的世俗功能仍在给人们带来神圣的爱与福音,并及时消灭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在这方面,宗教与信仰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而这些根源性的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纪录片《孤儿》带给观众的深层呈现、积极思考和启示。现实里,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在对当下中国的国民精神重建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诸多深远意义,它们在人权尊严、男女平等、医疗、教育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及至内心悲悯等方面积极参与了新的精神构建,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纪录片《孤儿》发生了一个因信仰而产生的社会隐性自由度问题,这让我想到以塞亚·伯林的“消极自由”观点,即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我选择为要旨的自由。尤其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应是自由的。过多的国家干预常被看做是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并侵犯了基本自由。中国当下处于疯狂逐利的物质主义时代,出现了许多过度的混乱与无序,包括一些地方主义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因素,许多人缩进自己的小我。在面对公共空间时,常会抱怨。因为公共空间不完备,还有不少缺陷,任何一个扎出花架世界的努力,都沦为徒有其表。所以,以塞亚·伯林的自由主义成分和他所言的“消极自由”对当下时代应是极其重要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书本概念和书本哲学。在这个意义和层面上讲,纪录片《孤儿》记录的宗教信仰所构建出来的民众,其自律、有序、宗教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成我们当下公民文化和未来公民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孤儿》所带来的镜头思考,对反抗遮蔽,唤醒时代关注,聚焦时代的深度症候与痛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最起码,人们感受到了底层弱势群体在天主教堂里所受到的救赎式教育与宗教启蒙。这对身处文化和思想沙漠里的民众,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拯救。虽然,一个事物的好与坏,不会被所有人一致地接受,有人认为好的,另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是不好的,或不妥当的。世界总是有反对的力量,但令人们保持力量一致,并脱离各种乡愿鄙俗,以及意识形态黑洞,宗教力量占了巨大的比重。虔诚的信仰让群体灵魂获得一个归属和安放,这在纪录片《孤儿》里变成了一个明证。纪实影像在这时,也承担了更多探测社会现实与纠偏意识形态误区的功能。当下即未来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语境,当下聚焦与介入即是未来的形成与扩大,而当下的荒凉也即未来的沙漠,这都是同价对等的,也是具有现实因果关系的结构。同样,国内纪录片在这个时候的不犬儒,也在《孤儿》里从容体现了出来。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呈现、揭示了一些焦虑中国的时代问题。陈家坪是一位诗人,现在兼为纪录片导演,他始终和他先前的创作思想对话,这在纪录片《孤儿》里显示为一种理性,而这种理性在物化社会的腐朽中,自有一种诗性结构。这种对理性的秉持,伴随着诗人、导演陈家坪的现实精神,并从影片里不断发散出来,这是很令人钦佩的。中国的文化思想总是被僵化腐朽所禁锢,整个民族都显得病态了,一些既有的教条与话语权有时也需要在新世纪里,去理性、持续地进行审视与监测,而这一点,陈家坪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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