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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巴尔加斯·略萨:精神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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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2-04  

巴尔加斯·略萨:精神长官

赵德明





  在与我同代的作家中,有两位是我格外偏爱的,我青年时代的生活多亏了有他们才得以度过。一位是福克纳,我真是选对了;他是任何一个想当作家的人都必须了解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创作可能是当代小说界中唯一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与经典大家媲美的。另一位是萨特,我选得不太好:他的创作不大可能持久;尽管他有着奇迹般的智慧并且无论成败他都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采取的立场错误多于正确。关于萨特,可以接受约瑟夫·普拉德·马居斯的说法:他以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才能对当代的动乱做出了贡献。
  我首次阅读萨特的作品是在1952年夏天,那时我正在一家报馆做编辑。那是我唯一一个我干了许多人至今认为只有作家才会干的事的时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晚间编好版面之后,编辑们一窝蜂地涌向酒馆、不起眼的夜总会和妓院;这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似乎是绝对的历险生涯。实际上,真正的历险记是在一家酒馆度过黎明时开始的;我的朋友卡洛斯·奈依·巴利奥努埃沃借给我一本《墙》。这些短篇小说,加上《恶心》、几部剧作:《群蝇》、《密室》、《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以及《自由之路》的前几卷和萨特的散文,让我们许多人在五十年代初期发现了现代文学。
  现在这些作品以可怕的方式变得老朽了;如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缺少独创性。孤寂、荒谬早已在卡夫卡身上以令人颤抖不安的方式生根结果;破碎章节的技巧来自多斯·帕索斯,而马尔罗多年前处理政治题材的表现活力,在萨特写的最佳中篇小说《一个头目的童年》里几乎令人感觉不到了。
  那么当时这样的作品能给一个拉美少年提供什么呢?它们可以把这个少年从乡村的狭小天地里拯救出来,可以使他免受民俗学观点的侵害,可以让他破除对那个过于渲染、肤浅、公式化、简单化的文学的迷信——比如像罗慕洛·加列戈斯、埃乌斯塔西奥·里维拉、霍尔赫·依卡萨、西罗·阿莱格里亚、基拉尔德斯、两个阿尔盖达斯,写完《总统先生》的阿斯图里亚斯——那时,这样的文学还起着样板的作用,还在莫名其妙地重复着半个世纪前从欧洲引进的自然主义的题材和方法。除去可以推动他跳出乡土文学的框架,通过阅读萨特的作品,他可以了解到(虽然是二手货)叙事文学早已经历了一场革命,小说题材的栏目早已变得多种多样,叙述方法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自由了。比如,为了理解《理性的年代》、《缓期执行》或者《心如死灰》中发生的事,只能先弄明白什么是内心独白、学会区别叙述者与人物的视角,还要习惯故事会改变地点、时间和现实的层面(从意识层面变为事实,从谎言变为真实),其变化速度之快与电影中的形象相同。他尤其要学会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是木偶演员与木偶的关系了:二者之间的细线必须变得让人看不出来,否则就会受到读者的怀疑(萨特为了不操心掩盖这些细线,是可以在一篇散文中处死弗朗索瓦·莫利亚克的,为的是把后者的长篇小说打发到该去的地方:昔日的时光)。
  那时,萨特还可以把人从唯美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泥坑中拯救出来。多亏了博尔赫斯,我们西班牙语的文学在那段时光有了极敏锐的发明念头,获得了不寻常的独创性。可是,从影响的角度说,博尔赫斯的天才可能具有杀人的威力:生产出一批批小博尔赫斯,即模仿他语法乱舞、具有异国情调的博学以及怀疑主义的一群小丑。怀疑论使博尔赫斯创作了一部令人钦佩的作品;后来,对于向博氏那里学会了相信形容词而怀疑其它一切的人们,这个经验有可能是一副抑制剂,并且有可能诱使他们去玩雕虫小技或者永远沉默。萨特的艺术气质不如博氏,其文学观念也比博士贫乏,但是,如果有人满脑袋都是“文学绝对不会是儿戏,恰恰相反,写作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那么萨特就可能更加令人感到鼓舞。
  萨特传给后人的规矩数量实在可观。其中之一是要弟子与幽默为敌。他让学生感到:在以深刻为目的的文学里,禁止发笑。他总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这用不着说出来,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作都保持死人般的严肃。另外一条规矩更为严肃:不要对诗歌感兴趣;萨特本人一向不喜欢诗歌,也不懂诗歌。这是我最受他影响束缚的时候发现的,我意识到在关于波德莱尔和黑人诗歌的论文中,他引用诗句时好像是在对待散文一样,也就是说他只注意诗中所表达的理念。萨特对诗歌的不理解导致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不公正待遇,他把超现实主义只看作是资产阶级嘲弄传统观念的刺耳示威,由此对这一流派在艺术和感觉方面的影响予以藐视。可是还有一条最严格的规矩,源于萨特的虚构故事缺乏神秘性:因为故事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理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即是专政。如果没有一定剂量的非理性,就没有高超的艺术,因为伟大的艺术总是表现人性的全部,其中既有直觉、迷恋、疯狂和幻觉,同时也有理念。在萨特的作品中,人似乎仅仅是由理念构成的。他笔下人物的一切——包括情欲——都是智慧的超常现象。由于他的智力是那样强大——人们很有道理地把他比做一架思想机器——他仅凭着理念就可以成功地写出小说和剧作,一开始这些作品以其说理的力量和活动于作品中的智慧活力而颇具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的魅力减弱了,他的小说和剧本在读者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因为出类拔萃的文学剧作是那种通过人物的举止、行为和思想感情把理念进行实体化的文学,而萨特的情况刚好相反:一大堆理念吞食了生命,抹掉了人物的血肉,世界似乎只是为提出这些理念而设立的纯粹借口。这些便决定了虽然他主观上要坚持关注时代的问题——这是承诺论的精髓——可他的小说和剧作现在却让我们感到不真实了。尽管如此,在萨特的文学里却有着一条捉摸不定的旁门,它好像是一个深层中心的出口,它的存在似乎不顾那占据优势的理性。这是一条有害健康、让人产生邪念、违反常理的门道,它通过题材和人物表现出来——宁愿手淫也不性交的老爷、太太们,要不然他们就常常梦见被阉割,半乱伦的兄弟们,发奋研究妄想狂的几个人——但它尤其通过一种病态酸性的语言表现出来。萨特说,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他们过于清醒,这并非真的,因为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也很清醒,但并不让人讨厌。而前者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不懂得欢乐,缺乏纯朴,从来不会莽撞冲动,甚至连梦中都有责任心,特别是整天没完没了地在深思熟虑。事实上,只要这些人物有些毛病,心路历程是曲折的,了解过事物的阴暗面,就可以摆脱纯粹的完美并且可以变得有些人情味。一个有修养的读者,在阅读萨特的小说时,可能凭借直觉了解到:在社会生活的种种其它领域,人类不曾知晓的体验或者否认其存在的体验是会出现在文学领域的。



  散文是一个特别费智力的文学的种类,它是萨特这架思想机器突出的强项,桂冠自然非他莫属。阅读他的散文总会产生奇特的体验,总会是一场演出,其中的理念具有优秀惊险小说人物的生命和力量。此外,他的散文还有一种不寻常的品质:无论是什么题目,都直奔实质。所谓实质就是问题,即困扰那个脱离了舒适的童年蒙昧、开始懂得质疑的人去思考来到世界做什么、生命的意义、何谓历史、人类命运是如何决定的等等问题。
  萨特先为这些问题准备了比宗教答案更具理性和说服力的答案,而比之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又不那么简化。至于他的论点是否都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知道了,他的论点不像从前那样让我们感到有独创性,重要的是这些论点一度非常有用:帮助我们安排好生活,在文化和政治的迷宫中,甚至在工作和家庭中最属个人隐私的问题上,都曾经是宝贵的向导。
  自由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支柱。一个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就完全解放了自己,就成为他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的一种永久性设计,他每天都面临着或轻或重的多样选择。人们总想摆脱选择——弃权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为此他得为构成生活苦辣酸甜的份额的谬误与正确承担责任。人类不是先于和继续自己肉体轨迹的不变精华(灵魂),它是一种存在,随着时间和历史的生长,逐渐形成自己的不可转让的本质。存在的是人类,不是人的“本性”。
  所谓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同等的权利中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人、犹太人、富翁、病号、儿童、妇女的“处境”是各不相同的,这对于每个人在所有的经验范围内是完全不同的选择扇面。但是,不管怎样,哪怕是最无依无靠的人,哪怕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在不同的行为举止中总有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设计,意味着一种社会观念,一种道德观念。
  萨特最好的散文——热得烫手,读起来长夜也会变短——是那些描写天才人物,如波德莱尔,或者令人畏惧的人物,如金·热内,或者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如胡安·埃尔玛诺斯、亨利·马丁和亨利·阿莱尔是如何在各自特有的处境中选择自己生活的。或者是像《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的文章,他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排犹主义——讲述了人类关系的思想,即浓缩在《密室》中那句名言中可怕的相互依存:“他人就是地狱。”“他人”是自己的投影,是我们以确定方式看到的人,是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创造犹太人的是非犹太人的偏见,创造黑人的是白人,创造女人的是男人。“他人”造就和不断地再造就我们,如同我们造就他们一样。某些人——群体或阶级——的自由,一旦具有某种权利,他们就可以减少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就有条件担任特定的职务,以至于最终以承担职务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是欺骗,并没有什么“必不可少”职务:无论殖民或被殖民、工人或老板、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都是“境遇”,是历史炮制的事实,因此是可以改造的。
  上述思想占据几百页之多,无论在书中还是文章里,这些思想总是精辟地展开,带着色彩,说理明白,行文扎实,但有时粗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黑色的牲畜是欺诈和肮脏,即:一种人在选择的时候为自己的胆怯和卑劣寻求道德上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进行欺骗;另一种人是做了错误的承诺,选择了非正义的一方。
  萨特那著名的“承诺论”,如果有人刨根问底的话,是个相当混乱的理论,现在我是清楚了,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光辉无比的。那时,它最大的功劳在于给一个有文学爱好、已经发现许多社会问题的青年,提供了一个从政治角度上看是负责的但并未阉割他思想的出路。这类问题常发生在那些信手选择另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身上。“承诺论”指的是一个人要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而不是某个政党的口号负责;在写作的时候应该避免不负责任和敷衍搪塞,但是并不因此就认为文学的职能应该是传播某些教条或者变成纯粹的宣传工具;“承诺论”坚持提出怀疑;肯定人的行为的复杂性,甚至处于极端的境遇中也是如此,比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革命。在那样的境遇中,正义和非正义,人道和不人道的界限似乎划得分明。
  “承诺论”用到文学上的时候,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含义加以解释;萨特就是这么做的,他根据政治变化和一时的思想偏爱,交替使用。从广义上说,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作家都必定有所承诺,因为“时代”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题材都可以纳入其中,只要题材以某种方式与人的体验有所联系(而在文学中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萨特在某些时候能够让那些逃避现实的作家如马拉梅、波德莱尔、布尔热、萨洛特有所承诺。承诺思想如此地泛化,使得它不再是个明确可行的概念了。从狭义上说,承诺论意味着政治行为,要为代表进步的行动、阶级、思想而参加自己所在时期的社会战斗。对作家而言,这个战斗应该既是公民行为又是作家行为,因为他手中的笔如果使用得当也是武器:“语言即行动。”
  在萨特的广义论中,“承诺论”是个包罗一切——整个文学——的公式,结果是无所包容。在狭义论中,“承诺论”把一大批对社会现实表示冷漠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福克纳)或者选择了“错误”立场的作家(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艾略特)排斥于文学之外,同时又把一大批选择了“正确”立场的、但创作平庸的作家,如:尼桑(Paul Nizan)变得重要起来。萨特对福楼拜的态度和做法,是“承诺论”无效的最好说明。1946年,他猛烈抨击福楼拜,指责后者应对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罪行负责,因为“福楼拜没有拿起笔来谴责这一罪行”。这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怀疑论者会妨碍作家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为了证明的确如此,萨特开始写一部用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品——未完成的煌煌巨著《家中的白痴》。而在写作过程中,被粉碎的不是福楼拜,而恰恰是被萨特本人打碎的“承诺论”。他的结论是:《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那个时代的最优秀作家,他同波德莱尔一道为现代艺术感觉奠定了基础。
  尽管萨特多次犯错误,但他只要认识到了,就总是立刻勇敢地进行自我批判和纠正错误。



  直到二战结束以前,萨特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学以及勒阿弗尔中学他的学生们的证词、西蒙娜·德·波尔瓦关于三十年代他俩最初友谊的证据,勾画出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形象:思辨的激情消磨了他的全部时光:先是哲学——在柏林获得奖学金并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一生——紧随其后的是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个三十五岁的青年,据他自己承认的说法,“在1940年以前,我一直对政治缺乏见解,连选举都不参加。”应征入伍后,在德国入侵时被俘,在战俘营里蹲了几个月,获释时对政治的关注已占据了心头。但是,尽管他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就是在德国占领时期,他对政治的关注也没有在发表的作品中明确地表达出来(如《想象》、《存在与虚无》、《密室》),或许《群蝇》除外,剧中灵活地使人可以看到一个反对专制政治的隐喻(后来,马尔罗直率地回忆说:“就在我同纳粹作战的时候,萨特却让人上演他已经德军当局审查批准的话剧。”)。
  实际上,萨特的政治活动是在1945年10月开始的,即法国解放的时候,标志是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了,而政治也为他后来写出的一切提供了条件;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声明、宣言和举动渐渐地凭借知名度、或许在政治领域比他由才气而写出的作品更有实效。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他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开态度导致许多法国青年加入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行列里来,相反地,很少有人读过《辩证理性批判》,这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企图用他那毫无反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给马克思主义增加活力,而他的这一哲学本来是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听的,但反响几乎等于零。
  很难总结三十五年来萨特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因为时间离我们太近,内容也太复杂。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热情过度往往使他办事不公正,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态度又总是有豪爽大度、为人正直的基本性格,因此哪怕他在政治上犯错误、患了幼稚病也是令人尊敬的,还可以说他那辨证的才能成了双刃利器,因为让他有了说服力的同时,也给他坚持的一切,甚至他那些专横的命令(如著名的“一切反共分子都是狗”)穿了真理的外衣,这些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但不全面。了解萨特的总体永远比任何一种简单概括更加有益。
  还从来没有人对萨特采取种种立场时所怀着的大公无私和光明磊落提出置疑。他的立场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贯的和坚定的,比如,反对殖民主义。当印度支那还是法国殖民地时,当欧洲的左派政党中几乎没有人挺身而出支持北非和黑非洲的殖民地争取独立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对殖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坚持正确理解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时,他是一贯的和清醒的;他向法国人说明:亚、非、拉美是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世界,它们的贫困部分地说明是由于老殖民列强和新殖民主义者造成的,它们的文化应该加以研究和受到尊重(在第三世界成为时髦的名词之前的许多年,《现代》杂志刊登过不少文章介绍亚、非、拉美国家的情况,我至今记得在1954年或1955年间该杂志刊登过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文章)。
  但是,这些是萨特政治活动的侧面。核心是信念,使他获得了解放并陪伴他到去世的信念,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有责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工作。“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各种不同的东西;萨特一生中都在支持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到了晚年,甚至支持北欧的社会民主制度,经过多年辱骂该制度是不足挂齿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后,他承认这个制度在调节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关系方面比任何制度都走得更远。
  他亲苏、亲华、支持卡斯特罗、同情托派、保护城市游击队员,但是一直不加入共产党,而且一直当个所谓的“同路人”。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像其它知识分子那样是机会主义的顺从,是失去独立性,是变作纯粹的工具。只要时候一到,他就保持距离,就严厉批评法共和苏共,比如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审判希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因为他这种与法共保持距离的态度,共产党人攻击他的凶狠态度远远超过文字批判,尽管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思想和道德的努力奋斗中度过的,虽说他是个党外人士却从来没有故意与法共作对。对于这一戏剧性的立场——五十到六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态度——1960年萨特在一篇散文中是这样提出的:“与共产党的合作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是必要的呢?因为社会主义是面对人类问题唯一的彻底答案,还因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实现的。那么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思想”,法共是搞教条主义的,彻头彻尾地跟着苏联的政治跑,还因为在苏联虽然它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是“唯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在那里‘进步’这个词是有意义的”,却出现了严重的修正主义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滥用职权,腐败成风,官僚横行,甚至有严重的犯罪活动。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那么怪我太笨拙,而并非我的本意。因为这恰恰就是萨特以他闪光的智慧在《共产党人与和平》、《斯大林的幽灵》等大量文章中以及同朋友、同志的辩论中所经历的痛苦的两难境地;这些朋友由于无法每日跟着他走这条立场困难所迫的弯路,便一一与他绝交了,他们是:加缪、阿尔朗、埃坦布雷、梅尔劳·邦迪,以及其他许多不大知名的人物。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正是这个两难境地很难得到人们的原谅。对于我们这些如此钦佩他智慧威力的人来说,这个两难境地根据他善于化做不可争辩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纯粹是一种信仰行为所致。如果使用他的术语,就是“恶意”所为。这个两难境地还会让我们这些多亏了萨特才从教会、罗马和唯一真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想到:还有另外的真理,另外的教会,另外的罗马,批评他们也是必要的,有时要严厉地批评;但是明明知道为了当一名“进步人士”就只有怀着下地狱的思想过活而别无他法。



  未来的读者对于萨特在我们时代的意义将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如同我们很难准确理解伏尔泰、雨果、纪德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意义一样。萨特与这三位大师相同,都属于法国那奇怪的制度:精神长官制,即指教授知识、写作甚至说话的长官,广大听众赋予他立法权;上至政治、文化、道德等重大问题下至生活琐事,由他一锤定音。这位身兼学者、权威、神甫、导师、首脑、教师、父亲于一身的精神长官用思想、行动、态度、意见影响着他所处的时代,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思想意见是他独创的或者有时只是他的感觉,但随后便化做公共财富,溶解到民众的生活里去了(这个精神长官制是地道的法国造,因为虽说在别的国家的偶尔有几位扮演这类角色的人物——诸如,西班牙的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在法国,至少从十八世纪开始,全部精神生活便以这种方式围绕着既是作家同时又是艺术感觉、爱好和偏见的权威们旋转流动着)。
  对于仅仅通过作品来了解萨特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知道他说过的或他以为可能说过的事情对成千上万人的影响并且化做行为即“生命选择”时达到何种程度。我想起了我的朋友米歇尔,他曾经禁食,赤裸着全身,迎着巴黎冬天的寒风,上街游行反对占领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回来时得了肺炎;我还想起了我隐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品的那间拥挤的阁楼,因为大家都“应该有所承诺”啊。为了萨特,我们在关键时刻堵住耳朵不肯倾听加缪的政治课,但相反地通过萨特和《现代》杂志,让我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事件的复杂性。谁有理?是像大部分左派人士坚持的那样,以色列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手工制品吗?应该相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是一样的吗?萨特把我们从简单化和片面化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总是坚定、清醒、勇敢和光明磊落的。他明白可能有两个同样正确、但是互相矛盾的立场,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合法地确定了各自拥有祖国的权利,因此应该维护这样一个论点(那时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由于埃及的努力,可能性正在出现):只有以色列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后者也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时候,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对萨特的失望发生在1964年夏天,当时读到一篇《世界报》为他写的报导,文中写他在文学方面似乎背弃了从前的全部信仰——以及在我们心中建立的信仰。他说:面对一个正在饿死的儿童,《恶心》毫无用处,一钱不值。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作诗、写小说是没用的事情?甚至更糟:在社会不公正存在的情况下,写作是否是不道德的事?看来是这样,因为在这篇报导里。他劝告新兴的非洲作家暂时放弃写作,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或其它更紧急的任务中去,为的是建设祖国,因为只有等到将来才有可能搞文学。
  我记得那时想呀,想呀、翻来覆去地想这篇报导,心中有一种被出卖的受侮辱的感觉。从前,这位大师教导我们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事,可不能拿它当儿戏,创作是可以改变人生的行动;突然之间,他又告诉我们:事情并非如此,文学说到底,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文学是一种奢侈品,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享受,贫困、落后的国家用不起,比如我的祖国。可那时已经没有任何道理能让我抛下文学了,因此,这篇报导所起的作用恰恰是让我抛下了萨特:伪装已被剥去,维系精神长官与其追随者的非理性纽带已经中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我意识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会说蠢话(尽管是在气馁的一瞬间)的时候心里是多么地沮丧。经历了这么多年对他的崇敬之后,心中同他展开辩论、用成堆的问题把他难倒,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到精神一振。在一个国家里,根据人均占有多少蛋白质系数,写小说才是有道德的行为?国民收入、儿童文学、死亡率、健康状况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指标,绘画、作曲、雕塑才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类活动能够比小说还要更优雅地经受住与儿童的死亡相比的打击?星占学吗?多少死去的儿童与量子理论相等?
  萨特这些宣言掀起了大辩论之后,他本人出来做了淡化和修正。但实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对文学的失望。无论如何,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有错误:他要求文学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谁要以为一部小说或者剧作可用看得见直接、具体的方式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那他最后对文学或者任何艺术都会感到失望,因为艺术品的社会效应是间接的、看不见的、只可意会的,很难加以测量。这是否意味着文学艺术无用呢?这虽然不能像证明一个定理那样加以证明,但毋庸置疑是有用的。我自己知道
  虽然事过境迁,虽然心头有些怨气一直没有散去,对萨特言论、行动和作品的关注却始终不移。或许如同所有这样或那样受过他影响的人一样,我在每次辩论、每次危机、每次决裂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萨特,为的是了解自己的表现优劣。我现在还记得1967年在互济会上我坐在他身边时产生的喜悦心情,那是一次要求释放乌科·布兰克的活动,我也记得在发生所谓“巴迪亚案”、知道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国第一批在我们的抗议书上签名者时对我们精神上所起的镇定作用。
  随着他一道逝世的还有某种理解和从事文化的方式,这一度也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随着他一道结束的还有一种精神长官制,这种制度可能是最后一次出现了,因为与他同代的精神长官们都是很有学问的,或者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及其聪明的追随者;后来年轻的几代人中大概没有任何人能够填补他留下的这一影响巨大的空白了。
  有人说我这些关于萨特的笔记太生硬了,不该从一个欠他情的人口中说出来。我想萨特是不会在意此事的;可以肯定他不会喜欢法国官方给他下葬时放的无情焰火——赞美、颂扬和涂脂抹粉,因为他始终对官方都出言不逊。应该记住的是萨特是个不讲虚荣的人,他一向不赞成搞纪念活动,并且厌恶伤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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