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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苏晗:“站在临街的窗口”——读丁丽英诗集《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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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1-26  

苏晗:“站在临街的窗口”——读丁丽英诗集《聚会》




  正如俗世生活和超现实幻象,是上海迷人的两面,丁丽英八十年代末成名,早年诗歌带着幻美的光晕,有奇异的吸引力;新世纪以来则趋于自我限制,在空间内布置想象的家居。此种转变,亦可视为“突围”,即,写诗是肉身的、烟火气的,是随物赋形,一定时刻,便不再依靠青春的颤栗发展迭起的节奏,而转入人事的轨道,于叹喟处松弛下来,语气之时髦、老练,直抵“现代”的腹心。

终于练就一身草上飞,不粘地,
对于围城,能够既不进也不出。(《晚霞》)


  此“突围”,可以说承传四十年代沪上钱(锺书)、张(爱玲)二氏的文脉:一旦瞩目于“现代”,便发现脆弱、敏感,远不足以表达“当下性”伦理——它要求书写面对(至少不回避)悖谬的当代处境,将“写”作为人之行动的一部分。语言形式上,也因自我矫正而犹疑、冲突,不断发明,求表情达意,期望经验与诗协商和解。萧开愚谈到丁诗“词不达意的观感”,我想,一方面出于想象物的游移——这是她八十年代就拿手的本领,犹如“玉生烟”;另一方面,如《晚霞》,则由思虑的转折造成,恰似“珠有泪”,沿着旁逸斜出的巷道逛进另一场心事。此二者,在丁诗中占据近乎玄妙的比例,灵活避开了自恋或浅俗,渐趋自然。

寻找呼吸一样迅逝的内心,
水母似的塑料袋漂在河面上。(《夜晚慢跑》)

  水中人随水流而居,难免沾染丝丝腥气,丁诗止于忧郁,避谈痛苦,因此安居乐业。在一份访谈中,丁丽英谈及毕肖普师授的叙事手法。其实从她的四首物象诗——《小小的恶事》《蜻蜓》(1998),《猫头鹰》(2006),以及《海鸥》(2011)——即可看到外来的影响如何转化为汉语的老辣,简要来说,丁诗不强求风景的玄学,但勘探景物与心事的地理,传递神情。九十年代兴起的“叙事性”潮流曾帮助一代诗人打开诗歌的日常维度,以个人时间诉诸历史,取消过往的语言神话。两相对比,丁丽英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其实朝向另一个方面,她不怀旧,也不过多地往未来张望,而坚守“心事”之于当代经验的个体意义,于是,线性时间转变为互相冲突的矢量,聚焦于矛盾的当下。丁诗以想象力投射本地经验,随物赋形,这也意味着读者必须把握诗意的突转、叹息。她的抒情并非叙述型的,而近于低声的咕哝:

大段时光已被割掉新世纪的头十年,
碎屑也掉进这静止的流动,无法掌控。
鸟雀打着冷颤发表历史学的见解,
此起彼落,无意义划分了时空。(《晚霞》)

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黑暗,
难道他真的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不变的风景》)


  这首诗落款称“读维特根斯坦全集有感”,这里,与其说质疑维氏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不如说借“不变的风景”投射自己的困惑:从迷失于琐碎的嫦娥女士(“收割青春收割爱,/不过是莫须有的幻觉。”),到“手感爽快”地触摸已过去的事物,当下的“黑暗”恰如围城,“既不进也不出”,未尝不是一种和解。
  尽管丁丽英近期的诗歌并不存在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我以为,此种对“心事”的偏爱依然是女性的。“临街的窗口”作为内外空间相接触的敏感面,透视的,是平庸的当代生活,诗人侧身而站,仿佛看风景,却时时瞥向旁侧的阴影与暧昧,想个人的心事。她对主流的、普遍的同代情绪相对疏离,从自身的苦恼出发,以景物充当感性的形式(或者说“情绪的地标”),发展出一种缓慢的智性的语调。
  这种观察角度或许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对“内在性”的自觉追求。不难发现,其时女性诗歌存在一个共享的“室内”空间,它或者以私密物什自明于内部,或者透过隐秘的通道探触室外:

怎样的普遍身世,怎样陈旧的光
从门缝照进来。 (《去寻找扬州的玛格丽特》)

  建立独立的女性主体,是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共同的主题。“室外”意味着某种男性的、统摄性的力量,而“室内”,则是女小姐们主权的场所,是泵出主体意识的心脏。九十年代以来,此分明的空间界限逐渐模糊,女性主题内化到纠缠、笼统的伦理观察当中。从“校园女诗人”,到今天更多以小说家名世,即便诗人的身份更加隐晦(或者说,更加“内在”),丁丽英的写作也从未中断。在她这里,“内在性”逐渐转变为一种隐蔽而包容的观察角度,反讽而不油滑,有洞见但不声张,它并非一针见血,而具有层层累积的人世的厚实感,带着妇人的神情。正如周瓒从翟永明诗歌中提取出的位置:“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心事”乃包容万物的菩提宇宙,丁丽英将自我隐藏在俗世中,使抒情的声音缓缓地流出来,细瘦,有人事的百转千回。

我停滞在某一疼痛的瞬间,
触觉的幻相即将熄灭。
不再焦虑,也不再期于平静。
站在临街的窗口,如同站在
寂寞的岗亭,监视着道路。
每当车辆驶过,身体便微微地颤动。(《停滞》)


  我曾长久地为《停滞》感动。这种生涩的、一步一顿的推进仿佛某种如鲠在喉的自述,“疼痛的瞬间”恰似格致的对象,而完满的自性即将在此“停滞”中呈现。平庸是丁诗的抒情背景与源发机制,写诗则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在平庸中仍保持“良好生活”的激情。当诗人自信“不再焦虑,也不再期于平静”,我们看到一种安居乐业的可能:对于丁丽英在内的许多诗人,他们拒绝高蹈于世俗角色(包括女性角色)之上,而深谙一种最低限度的现实,将现世的修行凝结为诗的修为。伍尔夫评论勃朗特姐妹:“她们都感到需要某种比语言或行动更强大的象征,来揭示人性中沉睡的巨大激情。”此“微微地颤动”,或许正因限制而强大、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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