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授奖词
在30余年的诗歌创作中，罗羽以非凡的勇气，始终保持着对诗歌先锋性的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独树一帜的表达方式和打破常规的语言安排，以意象的破碎和断裂、句式大幅度的跳跃，对应着时代的现实，并以此彰显他独特的诗学信念。他用看似普通的自然意象和日常生活细节，开辟了隐喻与直抒胸臆相互交叉的想象力之路，直抵现实的伤痛之处。秉承着“美学就是伦理学”的信念，他致力于在历史的背景下书写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关注重大的社会事件，强调地域性与世界文化的紧密联系，其一贯的社会关怀与对诗歌技艺的不断追寻融为一体，展示了诗歌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无限可能。罗羽对中国当代诗艺不懈探索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可贵的原创力令人敬佩，故我们将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颁予罗羽先生。 非常荣幸地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领受
诗歌的亲切与丰饶、光耀和力量。
说到诗，正像米沃什说的，“必然会谈到它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不管做什么样的诗人，有什么样的抱负，为谁写，怎样写，他都是扎根于自己存在状态的诗人，个人性既是他写作秘密的前置部分，也是他写作的必须。如果他的写作必然与身边人的生活和地域文化发生关系，那怕是一种内生关系，那么他就会面临深入骨髓的困境。某种诗歌道德困境，在迫近之时构成压迫感，形同他苦难的一部分。
孤绝于语言。在诗人的布衣时代，只能更加地孤绝于语言。某一种语言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地方，一种地域文化，在于诗歌是问候，是发现自身奥秘的结果；在于诗人建立的诗歌人格。
“在春天，就让我看见春天，而不是波兰”，这是一个波兰诗人的诗句，也是一种诗歌道德。在这里，诗人或许就行走于波兰，他所看见的就是波兰的春天，这其中最为深刻的道德痛苦与杜甫的《春望》应该是相近的，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歌道德，或诗歌伦理，无疑会指向诗歌标准。道德困境带来道德困惑，这会让诗人从另外的向度上产生创造动力，产生语言更多的可能性。有困境就会有更多的开放性、实验性，更多的反对态度，更多的不屈服。再则，有困境，才会有希望，有改变的速度，有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气量。
帕斯捷尔纳克说，时代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时代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诗歌道德为诗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诗歌道德而存在。囿于诗歌道德困境，囿于所过得可诅咒的日子，诗人才可能写出关于人生失败的诗歌。
在地域文化中写作不同于地方性写作，两者之间有根本区别。在现实语境里，地方性写作常浮现在等级制社会条件下的受虐感，而在地域文化中写作则体现诗人的语言和文化自觉。我知道，自己生活在河南，是被诗歌赐福了。这里的地上水下有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的行迹，有他们的葬身之所，想到这些看到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自我的暗示性。在诗歌的原乡，我是谁，我又能是谁？我要去哪里，我又能去哪里？
在现代，诗歌并未看成是与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个人活动或社会活动，而是日渐手艺化，说到底，它是属于个人的事情。而在唐代，大多数诗人以很不相同的眼光来看待诗歌艺术：它是文人在某个场合或某种场合的活动。在宇文所安看来，这意味着如果缺乏习惯上与诗歌相联系的起兴场合，诗人通常就不作诗。这种场合可以是社会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一个事件，也可以是一种内在情绪。诗歌还被认为是对于某种外于和先于诗歌世界的生活场景的反应，就像斯蒂芬·欧文所说的，虽然杜甫渴求后世的名声，但他并不能坐下来，像弥尔顿和济慈写“英国史诗”那样写“伟大的中国抒情诗”。
随时代而动荡、飘零，杜甫的人和诗常在路途中。望着黎明和暮色，他是那么地害怕自己突然死在异乡的路上，他曾在《赤谷》一诗中坦言：“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惜乎，他最后还是倒在了所不情愿的乱世的辗转中。杜甫的诗开阔而沉郁，并呈现同时代诗人所不及的个性化。在杜甫的世纪，诗歌写作需要的不是泛泛之事，如宇文所安所说，有一种场合要求激烈的个人诗，这就是贬逐的场合。这一场合选择的内容多是重要的事情：诗人的道德标准，他的怀疑，他所遭受的强烈痛苦。正是这类个人诗发展成为杜甫时代不同寻常的个人抒情诗。无论是否遭受过贬逐，以后的诗人们都承袭了贬逐诗的传统，而正是从这一传统中产生了最伟大的个人诗——杜甫的晚年诗。
还有，人们在同时代的现实和观念中穿行，对诗歌的选择，更多地还是着眼于精神价值。譬如，当八世纪的诗人从诗歌历史中寻找新的精神价值时，他们发现了陶潜。许多了不起的诗人都写过应制诗，歌功颂德从来都是汉语诗歌传统。而陶潜诗与应制诗相比很不一样，陶潜的朴素语言与应制诗人的雕琢相左，反叛个性与应制诗人的卑躬顺从形成对立。陶潜的隐逸、酒兴，他浑然天成的自然超脱行为，现在看来，就是他的诗歌人格、诗歌道德。他是为自己写作，为第二个自我写作，所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个人愉悦。他提供的是类似现代的自由诗人与个性诗人的书写模式。
说实话，作为诗人，我愿在语言里生活，在酒里生活，在隐逸中生活。但生存现实提供给诗人坚硬的答案却是，诗人只能挑选或接受有限的日常生活角色。准确地说，诗人只能决绝于自己的母语，做很少很小的事情，而不能做很多很大的事情。茨维塔耶娃说，人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徒。她还说，诗人与时代的婚姻是强制的，是在暴虐中强行注入了爱情，将苦役当作遵命效力，是强作欢颜或对多名恋人的一再背叛。
在一些河南诗人的写作中，可以说，都是被现实逼婚的，没有自觉自发的情爱。在这些诗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的悲剧基因。诗歌人格、诗歌道德既有自我的坚实坚定，却又如现实一样一再地被击破碾碎。
诗是怀旧，也是另一个故我在说话。怀旧的品性让诗人怀想那些被人遗忘、抛弃、抹去，或已不在场的人与事。兰波曾这样说：“我们不在世上”。这样说，是对的，不活在世上，才会像东荡子，活在灵魂里。当麦黄杏还活在世上时，当谷子和稻米还活在世上时，诗人已不在世上。
四海之内，皆兄弟。诗人形象的确立，在于他究竟写下了什么。他是诗，诗也是他。诗人看到了他的《朋友》，“朋友离去草地已经很久/他带着他的瓢，去了大海/他要在大海里盗取海水/远方的火焰正把守海水/他带着他的伤/他要在火焰中盗取海水/天暗下来，朋友一生才能回来”。朋友是他者，朋友也是自身。即便是带着伤，带着痛，“在火焰中盗取海水”的诗人也是有福的。
死亡在哲学里，也在诗歌中。死亡是生命逝去之事，哀恸之事，亦是世界永恒之事。用诚实的态度衡量诗歌，诗歌是诗人的命运，也是感恩。各位朋友跟随着诗歌来到今天这个场合，是相互交换精神价值，也是向大家共同的诗歌兄弟东荡子表达热爱之情致敬之意。谢谢因了诗歌之缘而前来相会的朋友们。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