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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桃洲: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7-10-11  

张桃洲: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






  在相当长时间里,新诗研究相较于其他文类研究,似乎处在某种更为“自足”的状态。这种“自足”主要体现为,新诗研究从所谓外部研究转向了内部即关于新诗本体、形式的研究,这确实一度让新诗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在诗歌语言、技巧等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有了丰富成果,但由此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亦慢慢呈现:一方面,新诗研究的议题、方法、视域等受到了限制,难以进入将研究推向纵深的更加开阔的关联域;另一方面,新诗研究的队伍虽说有“壮大”之势,但活力渐失、观念日趋板滞,选题和思路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如何祛除“浸入本体”后陷入故步自封乃至僵化而累积的种种“成见”和思维惯性,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良好的当代诗歌生态系统”(1)的构建,应成为新诗研究的当务之急。就笔者目力所见,近年来姜涛、冷霜、张大为、张伟栋、王东东等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研究(2),显示了新诗研究突破固有格局的可贵努力和可能性,其中王东东以《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3),堪称凝结着勇气和耐性的用心之作,令人充满期待。
  显而易见,“诗歌与民主”是一个宏大而繁复的议题:一边是众说纷纭的对诗歌的理解,它的变动不居的定义和曲折跌宕的历史;一边是已有关于民主的汗牛充栋的谈论,它的充满歧义的内涵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使用——要理清各自纠缠不清的内在线索就十分困难,遑论把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仅就民主来说,诚如雷蒙·威廉斯在梳理其内涵的嬗变后指出:“‘民主’的概念已经发生改变,其现代的意义是由过去复杂的意涵演变而来的”(4);即便在当今民主思想和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的西方,也仍存在着所谓“好民主、坏民主”(5)的区分与论辩。以“诗歌与XX”为构架、旨在拓展新诗研究视域的“诗歌与民主”议题,撇开布罗茨基的抽象的所谓“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6)的论断,当它被置于20世纪中国新诗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和过程中时,其复杂性更是陡然增加。显然,民主之于20世纪中国新诗,并非仅仅是一个后者需要持续面对和处理的主题,而且构成了后者的意义得以不断延展的一种基架或空间。
  在笔者看来,讨论民主与20世纪中国新诗之间的关系,应留意至少三个层面的指向:其一,二者的并置与融合,体现了新诗在朗西埃“文学的政治”意义上的一种能力,即“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性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7);其二,将民主纳入新诗的视野,能够促动新诗文体自身某种机制或意识的建立,包括重置新诗与其他文体的关联;其三,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待二者联结后的成果,则意味着在文本内部呈现词与物、词语与词语之间多重关系的可能。当然,这三个层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牵扯乃至渗透的。正如朗西埃所言:“民主本身并不确定任何特殊的表达制度。它更倾向于打破表达与其内容之间的任何确定的逻辑关系。民主原则并不是各种社会状况——真实或假设的——平均化。它不是一种社会状况,而是一种象征性断裂:物体和词语之间确定的关系秩序的断裂,说话方式、做事方式和生存方式之间的断裂。”(8)这段表述,几乎是兰波在《民主》一诗中以讽喻口吻喊出的“旗帜将插上不洁之地,我们的方言将湮没鼓声……我们将屠杀逻辑的起义”(9)的回声,似乎彰显了诗歌与民主的某些共性,恰好可用于说明“现代”之后中国诗歌的努力趋向和特征。
  众所周知,民主是作为思想运动的五四倚重的重要观念之一(所谓“德先生”)。很大程度上,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诞生的中国新诗,是民主观念影响和激发下的产物。由胡适等人倡导并践行的、以白话为手段的新诗运动,其目标正是为了消除诗歌的等级制度,将居于象牙塔的诗歌推向普通读者,以期赢得更多的受众,因而早期新诗显示出主题和形式的双重平民主义倾向(前者的一个标志是“人力车夫”等底层写实题材的涌现,后者则体现为一句鲜明的口号——“诗体大解放”)。也正是在这样的预期下,被指认为“平民诗人”的惠特曼在此际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大概因受惠特曼《民主颂》中的诗句“民主主义的船啊,进航!尽你的力量进航!”的鼓舞,田汉在他写于1919年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中热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少年所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只有‘民主主义’一副药,所以我们要纪念百年前高唱‘民主主义’的惠特曼的初生”“我们少年中国勃兴的时候,少年中国的解放文学自由诗亦同时勃兴,溯源探本,也是受了惠特曼的影响”(10)。这种将诗学变革与民主思潮联系起来的表述,构成早期新诗的一个重要理路。
  不过,已有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民主观念一方面具有“全民主义(Populism)”特点,而另一方面“这种全民主义是以反抗传统儒家的精英权威主义的思想面貌出现”的,“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民主观念的表层之下,往往隐藏着精英主义,与全民主义形成一种吊诡的结合”(11);二者微妙地交叉在一起,使得“浪漫型的全民主义”渐渐发展为“先知型的全民主义”(12)。这一点在新诗诞生之初关于道路选择的纷争中得到了印证。虽然早期新诗表现出强烈的平民主义(“全民主义”)倾向,但一些重要参与者仍然对新诗的属性和发展去向表示了疑虑。比如,针对俞平伯的观点:“平民性是诗的质素”“我深信诗不但是在第一意义底下是平民的,即在第二意义底下也应当是平民的”(13),周作人就提出:“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14);这与康白情更早些的说法如出一辙:“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15)。而闻一多在评论俞平伯的诗集《冬夜》时也认为,该诗集“得了平民的精神,而失了诗底艺术,恐怕有些得不偿失呦”(16)。无疑,这样的分歧不仅缘于这些诗人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