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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萧开愚:相对更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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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30  

萧开愚:相对更好的现实




  欲望和思想,两个当中缺少一个,就不能造就诗人。每一个独立的诗人都性格偏执,拒绝与其他诗人排在一起蒙受褒贬。在课堂里,诗人的骄傲不起作用。我们无法单独讨论所有诗人,那样失之零碎。并且,单个诗人不塞进系统里面,其特点就无法清晰地观察。我在学校里给我的学生讲中国诗歌的某一个传统,花几个学期,还是出现了为了整体描述牺牲个别贡献的遗憾。我比较多地侧重诗人的个别性。因此却产生纵容特殊欲望因而鼓励混乱、淹没理智的暗示,毕竟历代中国诗人都从不同角度受到一些共亨文学原则的牵扯。当我以读者的心情读诗,对大部分公认的杰作都有所抵触,甚至无动于衷,但要在公共场合介绍诗歌,就不得不心平气和地表扬我不感兴趣的东西的优点。作为个别读者无须见到优点就俯首帖耳,而公众有权接触所有的优、缺点,自行决定取舍。
  将这个平常的尴尬复述一遍,是因为这个尴尬对应地概括了中国诗人和诗歌的大致类别。一类诗人和诗歌注意自已的独特——独特的感受、感情、发现和修辞,一类诗人和诗歌注意公共——公共的现实处境、历史命运、语言突围方案和相互激东;更有一类为数不多的诗人和诗歌试图囊括两个类型达成个人和整体的平衡和贯通。前两类诗人和诗歌的圈地经常交叉相重叠,后一类诗人和诗歌经常向某一个极端倾斜,都自然而然,成全自己的重心。
  关于公共处境,常被挑选出来回顾的中国古人的典型设计,三个当中只有一个是诗人捏造的。王道国家模式是孔子兜售的,出神宇宙的模式是庄子兜售的,而诗人陶渊明雕刻了一个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桃源模式,以超自然的自然对现实自然实行冷静的批评。我不认为在失去乌托邦的镜鉴的当代世界,乌托邦针对集体失效的同时针对个人也真的完全失效了。何况在中国,针对集体的乌托邦情结依然鼓励着多数人的耐性。然而,中国涛歌的主流并不在这一个背景下面酝酿改变。
  古典中国诗人基本都是衣食无忧的官僚,沉浮或者政治路线的恐慎之余,同为诗人的君臣之间和同僚之间、同道之间彼此设置巧妙的障碍,即席赋诗比赛制造困难和解决困难的才干。惟当诗人孤居一室或独对自然尤其是人生落魄以后才越出语言和形式的漂亮笼子,仔细测量自我的有无、多寡、所在和意义,某些诗人则像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诗人一样,根据某种理想价值尖锐地批评现状,普通读者欢迎这后一类满足得失人生观的诗歌。据我所知,任何时候的诗歌作者最终需要面对沉湎于思维的读者的审慎的好恶,所以,由感官主持的特殊逻辑学能够裁决勇气的贵贱和理想的虚实。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比起欧洲诗歌乐于在剧烈冲突中探测人的毅力和果断的程度等性格表现,中国诗歌偏向于在静态中暴露制约各种性格表现的效果的逻辑。我认为,主要从直觉中、部分从史学训练中,最后验证于经验的这个共享逻辑,造成了中国诗歌超强的命运感。
  近百年来,中国诗歌连续地发生着从“旧”到“新”的革命,实质就是颠覆这个无法反驳的历史逻辑对语言发生过程的统治,即命运对生活的取缔。见过一次日落、一次落叶、一次死亡就知道命运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何必因此放弃乃至扼杀生活,嘲笑生活内容的徒劳无功?我们的政治运动教训告知我们完善命运的伎俩的种种政治陷阱被用作服从的教科书,不如被用作生活备忘录。针对命运即针对死亡、针对有限,生活是又快乐又沉痛的无限政治。我不读没有意识形态挣扎的诗人的所谓天然诗歌,我不接受命运呓语的催眠。
  在中国的“新诗”时期,提出“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的人,也时时提醒理想和努力的无效,我们的积极充其量把“被吃”变成“牺牲”,逻辑的惯性继续吞噬诗人的性格。我们的生活处境毕竟激越地裂变着。我把每个时代的当代诗人写的针对性诗歌称作当代诗歌,这类作品是困难的产物,是从困难发出的声音和个人情感突围的记录。唐代诗人薛能的《秋夜旅舍寓怀》中说“庭锁荒芜独夜吟,西风吹动故山心”方便地标出了古典诗人和当代诗人的两个具体落差:一,古典诗人有一个院子供其喜怒;二,古典诗人有个故山寄托乡愁、平衡其存在。我们呢,有个房子问题,并且只有个此时此地。我原来在四川和上海写的作品,关乎我的一切都发生在大街上和巷子里,房屋、室内,顶多供应某种阴暗的揣测。后来买了院子,学校分了房子,意识得到却感觉不到我在我的房子:我的院子里。自己的房子和可以落到确切地址的乡愁不能恢复为管用甚或致命的困难,更不能充当我们思想的自留地。
  虽然我知道诗歌需要局限在语言的发生这个范围内展望连环发生于语言结构之外的意义,虽然我怀疑诗歌在语言结构之外能够发生超出语言结构的意义:我在相当程度上相信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必定是为语言而运转的机器,有着与语言结构相呼应的语法构成,我仍然情愿从我的存在这个疑问中来展望诗歌对人生的督促作用。既然已经失去社会乌托邦的照应,或者社会乌托邦的照应从未严格地主宰过中国主流诗歌的细节,那么,诗歌就能着力发现相对更好的现实。存在的现实中比较出来的相对更好的现实,对现实提出批评所根据的相对更好的价值所指向的现实。符合情理的想象是相对更好的现实,不合情理的想象因其对现实的全面否定,从而在现实中显示相对更好的可能现实。
  两周前,我从中国中部的交通枢纽城市郑州换乘火车去我居住的城市开封——开封比科英布拉(Coimbra)成为葡萄牙古都更早成为中国的古都——我换乘的是一趟开往沧口的普通快车,实际就是慢车,猛地一下我被送回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火车中。我从过道被挤到烧开水的“茶炉室”’闻着对面站满乘客的厕所的臭味直到精神麻痹。如果承认慢车中的现实是中国的主要现实,我承认我的生活、思维和语言。已经脱离中国的主要现实。比较起来,我在太过纯洁的虚无中收集和整理自我的碎片。我的脱离同样是心理上的不能脱离,脱离不了。以此自责,许多批评家推崇的拍摄底层现实的诗歌,我还是佩服不起来。缺少内向辨认的政治和道德的外向征服,不能自动具备修辞的说服力。以他人的痛苦为燃料,难免成为他人的灰烬,从幽微与迷离找到自我和自我的影子,或能获得通向他人的起点。从现实的种种壁垒和缝隙捕捞到自我、自我的碎片,我想,是相对更好的现实的第一个困难,也是造成语文尊严相语文亲和力的第一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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