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刘半农以辅仁大学教务长的身份谈及这所大学的现状及将来，称“辅大在北平各大学中，是比较最年轻的学校，算到现在还只有三岁。北平的国立学校，如北大已有三十年的历史；私立的如燕大、汇文等，也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辅大虽然这样的年轻，近来说出名字来，社会上也有人知道了。它虽然没有很大的名声，但不在坏的学校中间，总在水平线上面。这是本校将来发展的立脚点。”[1]
辅仁是天主教背景的教会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英敛之于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的辅仁社，取《论语·颜渊篇》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意，招收天主教青年，授以经史百家之学。1925年英敛之以辅仁社为基础，改办公教大学，移址于城中涛贝勒府。1926年英敛之去世，陈垣继任社长，改校名为辅仁大学，当时只有文科，内分国文、史学、英文、哲学四系。1929年依照国民政府颁布之大学法，改文科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并改组董事会，聘请陈垣为第一任校长，沈兼士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2]
在三十年代北平各公私立大学中，辅仁是后起之秀，一时难与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及燕京大学并驾齐驱，只能在一般私立大学中争一日之长。辅仁在北平文教界的迅速崛起有一般私立大学不易具备的优越条件：首先一般私立大学，经费比较困难，辅大则在经济上有教会的保障[3]。即便在沦陷时期，仍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据1938年5月日伪新民会对北京市私立大学作的一般调查，辅仁1933年后改委美、德两国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办理，每年经费总额约计三十一万馀元，其中罗马教廷每年拨付二万五千美金，圣言会五万美金，学费约四万元，临时捐约一万元。[4]
除了来自教会的经费保障，辅仁大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优越条件：一是师资上有几位在北京大学有声望、有影响与实力的名教授热心支持；二是招生严格，取分标准高，可以保证教学质量；三是教育导向较切实，能言中利弊，引导学生踏实读书。邓云乡以为这几点保证了辅仁在三十年代以一个家底薄、历史短的新学校，逐步成长为一所有特色、有口碑的大学。
一、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 不妨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辅仁在三十年代北平文教界的位置。沦陷时期出版的一份学生刊物上曾登出北大学生齐东野的一篇辅仁印象记，文笔生动，回忆起1934年暑假自己高中毕业时：
对于一般公私立的大学，早就有一番暗暗地严格地选择和希望了，后来慢慢地同学之间又互相公开的讨论起来，而且无形中造成一种派别，这一夥自命为“北大派”，那一夥自命为“师大派”，又有自命为“中政派”和“清华派”者，不过总觉少数而已，其余的虽然不愿自负而自拟招牌，可是却似乎默认为平大等校的候补者了。由于这个小小的统计，满可以知道在一般较为优秀的中等学校的学生中，辅仁简直是不被看在眼里的。[5] 齐东野是从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而且是续招三次的广告上，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校，因为他中学老师中没有一位是辅仁毕业的。后来又随同乡去辅仁大礼堂听鲁迅的讲演，见到不少黑衣白领的外国神父，于是断定：辅大校舍壮丽，生活贵族化，礼堂即教堂，近乎燕大的气味；学生的派头浪漫，程度够不着当教员，又近乎朝大、华北的模样[6]。这便是当时高中毕业生眼里的辅仁大学。
毕业于辅仁的作家查显琳也认为，比起别的大学，辅仁还粘着一股洋气。因为是天主教大学，校内的洋神父多；又因为是私立大学，学生家境较宽裕，有不少华侨学生，穿西服的和穿长袍的各半[7]。据查氏回忆，三十年代北平的大中学校，除了规定穿制服的，学生几乎全穿长袍，外罩蓝布大褂。辅仁却有一部分学生夏天西服长裤衬衣，冬天洋装大衣革履。不仅从学生的穿着打扮，从校园建筑上也可以见出辅仁的“洋气”：
定阜大街的右方是整片校区，包括教室、实验室、行政大楼与神父宿舍。那是占了半条街的洋赭色建筑，外面围以铁栏杆短墙。校区大楼的设计是中西合璧，木格窗，屋顶是古老飞檐式，敷以碧绿色的琉璃瓦。镂花高大的铁门，白天敞着，踏上不高的白石阶，则是两扇漆作原色的木门。看起来虽无巍峨之感，但有一种超越红尘的静谧。整日里进进出出的无数斯文学生，或者是穿了黑袍戴了白硬领的神父，另组合成一股庄严的气氛，令人难忘。[8]
所谓“洋气”只是对一所大学流于表面的认识，令北大学生齐东野颇感惊异，因而对辅仁另眼相看的是，其文史领域的头面人物：一位是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一位是国文学系主任余嘉锡[9]。就师资队伍而言，辅仁与北大颇有渊源，不仅沈兼士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校长陈垣也长期担任国学门导师。即便1931年北大实行教授专任制以后，辅仁文史两系的重量级学者仍以讲师身份继续在北大兼职。据1932年北大文学院课程一览，其中“文籍校订组”所修课程，就列有沈兼士的“中国文字及训诂”、余嘉锡的“目录学”“校勘学”及陈垣的“校读实习”[10]。另查1934至1938年间辅仁教职员履历表，北大出身的有：赵荫棠（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生）、容肇祖（北大哲学系文学士）、陆宗逵（北大中文系毕业）、储皖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生）、罗庸（北大文学士）、柯昌泗（北大文科中国文学门毕业）等。[11]
在校长陈垣的悉心经营下，辅仁根柢虽浅，却逐渐发展出与北大、燕大不太一样的文史传统。辅仁文史之学的特殊面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首先辅仁聘陈垣为校长，本就是破格之举。因辅仁是天主教大学，而陈垣信奉耶稣教并非天主教徒。天主教居然从教外物色校长，甚是开明。曾在辅仁任教的台静农指出，这所新兴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的”，因陈垣久居北平，结识大学外的学人甚多，一有机会便把他们推荐出来[12]。援庵弟子牟润孙也回忆说，陈垣亲自为辅大文史两系挑选教员，与四九年后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作风相同。牟润孙认为陈垣提拔人才，“超越学派观念，极力揄扬不甚知名的饱学之士”，如余嘉锡、伦明、柯昌泗、张星烺等人都是因陈垣举荐而被人发现的，邓之诚、张尔田入燕京大学任教，也凭借陈垣的关系。[13]
辅仁文史两系的班底，始于陈垣与沈兼士这对老搭档。据周作人晚年回忆，沈兼士在西山养病时与陈垣相识，“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14]。沈兼士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垣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沈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随陈垣任辅大文学院院长。
最能说明陈垣用人标准的，当属辅仁文史两系的主任：余嘉锡与张星烺。余嘉锡1932年被聘为国文系主任[15]，在辅仁教职员履历表上，“毕业”一栏填的是“未”，“学位”一栏写着“无”，特长是“研究目录之学及古今著述体例、学术源流”，“经历”如下：
前清时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武陵劝学所总董、城自治会总董各二年；入民国后任湖南西路师范学校教员五年，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五年，师范大学国文及历史系讲师四年，清史馆协修二年。[16] 余嘉锡原是前清举人，曾做过六品小京官。台静农回忆说，余面孔白皙，黑黑的八字须，步履稳重，不苟言笑，严肃而有官派[17]。陈垣晚年追述与余嘉锡的交往，谓1927年余氏进京求职，二人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余嘉锡到辅仁国文系任教后，两人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各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抗战期间“论学诸友纷纷离京南下，能谈者减少”，陈、余同在一校工作，又同住一街为邻，早晚相见，往来更密。[18]
至于史学系主任张星烺，此人履历表上的学历颇体面，自称“天津北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然其所修之专业、获取的学位是化学，完全与史学无关。张星烺1929年任史学系主任，此前都在化学界任职：曾任汉阳铁厂化学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司技企、湖南长沙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主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北京盐务学校盐质化验处主任、学济铁路四方机厂化学师、兵工厂督办处技正、财政部化验处技师[19]。将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师聘为辅大史学系主任，可见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
余嘉锡、张星烺这样出身的学者若照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层层审查，没有对等的学历或相应的教学资历，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更无资格担任系主任之职。三十年代北平的文化氛围，在台静农看来，自有其宽松处，许多人靠微薄的薪俸维持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20]。余嘉锡履历表中填报的经济状况是，每月收入三百元，开支约二百七八十元，其进辅仁后出版的著作有《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古书校读法》《四库提要辨证》《元和姓纂补辑》。而履历表上张星烺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小康”，出版著作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马哥孛罗游记》、《欧化东渐史》及各杂志论文。[21]
辅仁文史两系聚集的这批学者虽各有专长且做出不俗的成绩，但在二三十年代北平文教界中的位置其实是相对边缘的，他们对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术圈及其引领的新思潮多少心存不满。如1926年张星烺致信陈垣称：
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己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22] 张星烺对北大文科及“新文化主义”的批评，恐怕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也代表了长期被北大派压制、受新文化运动冲击、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一批边缘学者的共同看法。
与陈垣、余嘉锡过从甚密的文字训诂学家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对“浙派”把持北大的不满。1933年4月6日杨树达走访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23]。所谓“浙派”主要指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及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同年5月15日，余嘉锡南下前与杨树达谈及在北平学术界的感受，谓“在辅仁大学，意不自得。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绌”[24]。由此可知辅仁文史方面的学者对北大“某籍某系”的排斥心理及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二、课程设置与投考秘诀 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师大各校相继南迁，留平学者为维持生计，纷纷进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教，以躲避伪大学的招揽。因此辅仁文学院的教授阵容在沦陷时期可谓集一时之选，以国文系为例：由余嘉锡教目录学，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唐宋文，孙人和教词选，孙楷第教小说史，顾随教元曲，刘盼遂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逵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等韵学[25]。在沦陷最初二三年间，辅仁急速发展，并保持故都学府之一片净土，沦陷区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26]。据辅仁大学师生员工情况统计表，1937年学生人数为270人，1938年骤增至678人，其中文学院学生数由115人增至399人，增长近四倍。[27]
因辅仁起初局面不大，校内人事关系相对单纯，没有北大那么强的派系之争[28]，并且校长陈垣的学术声誉及社会影响明显在众人之上，所以在用人甚至整个教学导向上有相当大的主导权。陈垣一贯主张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对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史，“尚且觉得范围太广，更不要说思想史、文化史了；至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那就更大而无当了”[29]。这种以专题而非通史为主的研究取向，似有意与三十年代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文科抗衡。据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以思想史见长的蔡尚思回忆，陈垣曾对他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30]
陈垣一度想将蔡尚思招入麾下，但两人在课程安排上产生分歧[31]。照辅仁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国史分六段讲授，即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并没有蔡尚思拟开之哲学史、政治社会思想史、文化史，陈垣建议他改上断代史。国文系也无需再开文学史或国学概论、诸子概论之类的课程，陈垣为蔡尚思安排的任务是教“普通国文”。所谓“普通国文”系专为大一新生开设的必修课，鉴于学生国文程度普遍低下，陈垣要求各系一年级学生必须补修国文一年，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分小班教学，每班约三十人，由四五位青年讲师分任此课，简而言之就是替学生改作文。[32]
陈垣去信劝蔡尚思调整研究方向，谓“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33]。这与他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是一致的。在课程安排上，陈垣同样立场鲜明，坚称“国文系所要者改作文，史学系所要者断代史，馀如诸子概论、国学概论等，均已有人担任。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等功课。”[34]可见陈垣个人的治学风格对辅仁文史两系的教学导向，尤其是课程设置有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一般学生在入门阶段更容易接受粗线条的通史、概论，或体系化的思想史、文化史。齐东野曾两次带着学费踏进辅仁宫殿式的校门，打算交注册费而未果，主要原因就是觉得辅仁国文系的课程表跟北大比起来太守旧了：
譬如论到文字学一门，在北大已经进到“文字学史纲”的历史的系统的讲论，这里呢，仍然是“说文”的课目，仍然滞留在专门著作的中心研究。又如文学史一门，在北大有概论，又有分成四段的文学史的详论，这里呢，只是一年的文学史课程而已。[35] 可见在一般文科生心目中，文学史的权威业已树立，以“史纲”“概论”为后缀的课程，地位高于专书研读及各体文习作。以1932至1933年度北大文学院课程一览为例，文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科有四门：“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36]，都属于陈垣批驳的“大而无当”之学，还不如让大一新生从目录学入手，摸清国学的基本轮廓。
在辅仁国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必修科中，最重要的一门便是系主任余嘉锡开设的目录学[37]。这门课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教材，辅以《书目答问补正》，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课程说明如下：
目录之书为读书之门径，以张之洞《书目答问》最为繁简得中，去取之间皆有微意；惟其书有目录而无解题，学者或不以为便。今即以是书为教本，为之讲明其内容，分别孰宜先读，孰宜后读，并订正其讹误；而于学术之源流，门类之分合，亦随时疏通证明之焉。[38] 1942年考入辅仁史学系的来新夏，跨系选修这门课程，据他描述余嘉锡在课堂上的风采：“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如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39]。
余嘉锡是湖南常德人，上课讲湖南官话，据说常在句子间加上“格格”的语音。沦陷时期就读于辅仁国文系的林辰，回忆大一上目录学课的情形，称余嘉锡只拿一本《书目答问》坐在台上，按《书目答问》上开列的书名次序，逐一讲述某部书的内容如何，卷数多少，共有几个版本，以何种版本为优，书中有哪些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何，以及《四库全书提要》对这部书的记载有何错误之处等。而这些内容都仅凭记忆而来，除《书目答问》及书上的批注外，从无片纸只字的记载作讲述参考。余嘉锡的课从不印发讲义，学生们只能边听边埋头苦记。[40]
从目录学入手，其实是乾嘉考据学的老生常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开篇即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卷七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41]。余嘉锡认为目录学“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其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42]，给初学者提供一份导览图。因此目录之书应兼有学术史的功用，与传统“账簿式”的书目有所不同。陈垣晚年回顾自己的读书经验，也再三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他将目录学比作一个帐本，认为先要摸清自家仓库里的存货，才能窥见读书门径，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43]
辅仁文史两系的毕业生，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多得益于目录学奠定的知识视野。在余嘉锡指点下，对目录学发生兴趣的来新夏，曾为《书目答问》编过三套索引，自称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有左右逢源之感，并能以此为基础，迅速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学术研究的起跑线[44]。从目录学入手，正是来新夏日后能游走于多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也验证了余嘉锡在辅仁国文系为大一新生开目录学的长效作用。
陈垣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作序时，指出余氏治学从《书目答问》入手，“他学术的渊源，实得力于目录学；而他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也是以目录学为主，几十年以考索《四库提要》为恒业”[45]。余嘉锡于《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自述学术次第：
（十六岁）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46]
余嘉锡十七岁始读《四库提要》，持续钻研五十馀年，著有《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自谓其“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47]。但陈垣指出余嘉锡与前代目录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雠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方法，并且能研讨学术发展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和史学[48]。
余嘉锡之成学经过，实与陈垣同一途径。陈垣聘余嘉锡进辅仁，即因二人的治学经历颇能契合。陈垣坦言他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未得良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逐渐学会按目录来买书、读书[49]。陈垣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读书目，其谓“凡考证文先要观其利用何种书籍为要”[50]；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佛教史籍概论”等课程均带有目录学的性质[51]。连辅仁大学的藏书也与别家不同，据云国文系藏书先是以马夷初的“大马山房”藏书为基础，平日收书除当代学术著作外，则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范围，这当然出于校长陈垣的主张[52]。陈垣、余嘉锡及其弟子读书治学均由目录学入手，这一点造成了辅仁文史之学与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新文学、新史学在知识结构及学术趣味上的根本区别。
以北大课程作参照，齐东野对辅仁的评价是“要而不紊”，但有些“保守慎重，规模狭小”。“规模狭小”受制于师资力量，抗战前的辅仁国文系短时间内肯定无法与阵容强大的北大文学院相提并论；“保守慎重”则涉及陈垣、余嘉锡等人的学术立场与教育导向。辅仁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确实偏重专书研读及诗文习作，而非以文学史为中心。例如据1932年辅大文学院国文系组织大纲，文学组一年级虽也有“文字学纲要”“声韵学纲要”“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等课程，但二年级以后，文学史及概论性课程就被“历代骈散文代表作品”“历代诗代表作品”“文专家研究”“诗专集研究”“群经诸子专书研究”“史记汉书研究”等取代[53]。以系主任余嘉锡讲授之“历代骈散文代表作品”为例，该课程除讲明文章作法外，“尤注意于知人论世，考其模拟变化之所以然，盖兼有文学史之意焉”。虽“兼有文学史之意”，但这类课程毕竟是以作品为中心，更侧重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而非勾勒史的线索。
一位学生回忆说余嘉锡主持下的辅仁国文系，多偏重于旧学方面的课程，新文艺之类的课开得少之又少[54]，其在读四年间只选修过一门“明清小品文”，勉强与新文艺沾边[55]。从历年录取新生的谈话中不难发现一个“投考秘诀”，可传授给有志报考辅大国文系的青年：如果在入学考试时，作文题写的是一篇语体文，恐怕被录取的希望就有点渺茫了[56]。
沦陷时期就读于辅仁国文系的傅试中回忆他1941年报考辅仁的经过，称当时大学入学考试没有范围，只是就高中毕业的水准命题，而辅大国文试题分外严格，报考国文系的均由余嘉锡亲自阅卷，初试过关后再逐一口试[57]。当年辅大国文试题有两道令他印象深刻：一题是标点南宋刘过《沁园春》词：“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试卷上没有标明作者和词牌，全词用对话体，风格特殊，一般选本上不易看到。但由于傅氏在中学即偏爱古诗词，恰好背诵过这首《沁园春》，虽不能依照词律标点，却幸而断句无误，并能注出作者姓名和词牌。另一题是翻译《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中的一段为文言，因原文句式比较整齐，傅氏一时乘兴译为骈文。傅试中凭借骈文及对词体的娴熟掌握，得到国文系主任余嘉锡的高度认可，使其在因病未参加口试的情况下获准入学。傅氏这段回忆也从反面印证了作文不宜用白话的投考秘诀[58]。这一投考秘诀及课程设置均透露出陈垣、余嘉锡诸人的治学取向及辅仁文学院的教学方针，确有意与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相抗衡。[59]
三、“以文会友”与“以友辅仁” 从入学考试已可见出辅仁对学生国文基础的高度重视。据曾任辅仁国文教员的牟润孙回忆，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大一国文的教学工作，不仅教员由他聘定，连课本也是他编选的。每年暑假前组织大一全体学生国文会考，由陈垣自己出题，指定几位青年教师分阅，然后再由他亲自校阅一遍。历年《辅仁大学国文读本》后均附有《论孟一脔》，也是陈垣选定的[60]。据说陈垣从不在国文课上讲什么学术思想以及国学、国故之类，他虽不主张青年都要读经，却认为《论语》《孟子》是必读的，因为《论》《孟》构成中国语文的主要传统[61]。
陈垣在家书中谈及他编选《论孟一脔》的用意在“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习惯自然，则出口成文，可免翻译之苦”[62]。这里的“翻译”是指文白之间的切换，初学者作文时习惯先作成白话，然后翻译成文言。陈垣认为作文是作文，翻译是翻译，本国人学本国文无须经由翻译，“贵能使言文一致”。但陈垣所谓的“言文一致”，并非以文就言，而是以言就文，故以《论》《孟》为言文一致之标准，令学生熟读成诵后，领会文言之语感，则下笔自易，无需翻译。由此可知陈垣编选《论孟一脔》的目的不在读经而在作文，因而在教法上“注重文章，不能照经书讲，总要说出使人明白而有趣为主”[63]。
1941年9月《辅仁生活》上刊有《各系一年级普通必修科之概况》，其中对“普通国文”的课程介绍，可与牟润孙的回忆相互印证，并略有补充：
为便利授课起见，分全校一年生为若干组，分别由诸国文教员担任之，课本用《辅仁大学国文读本》，内容系各代名文之集成，书后有《论孟一脔》系校长所选，同学务于上课之馀熟读背诵之。年终有国文会考，作文一篇题由校长定，又由《论孟一脔》中择出一二则默写，也许有标点。又国文每周二小时，隔周作文一次，文必文言，先生择其佳者，公布于男女两校中，以后留作成绩。[64] 据1939年《辅仁大学一览》，“各院系共同必修科”中担任“国文”一门的有9位，分别是普通科国文教员启功、周祖谟、许世瑛、刘厚滋，史学系讲师柴德赓、张鸿翔、牟传楷（即牟润孙）、余逊以及国文学系讲师戴君仁。其中启功、周祖谟、柴德赓、牟润孙、余逊都是援庵入室弟子。[65]
启功晚年的口述史为复原辅仁大一国文的教学现场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1938年启功回辅仁任普通必修科国文教员，据他说大一国文课各班的教材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为什么选这些篇目，每篇的重点是什么，通过作品讲授要达到什么目的，陈垣在事前都有周密的考虑，会向授课的年青教师讲解清楚。学年末全校的大一国文课还要统一“会考”，由陈垣亲自出题，统一评定分数，启功认为“这既考了学生，也考了老师，很有‘竞争’的味道”，大大调动了授课教师的积极性。每到这时，他总是加班加点地为学生辅导，争取在会考中取得好成绩，不辜负陈垣的期望。[66]
启功指出陈垣非常注重写作训练，对作文课抓得很严。当时学生的作文都用毛笔写在红格宣纸本上，陈垣要求国文教员在批改时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来写，为此想了一个高招，定期把学生的作文连同老师的批语张贴在橱窗内，供大家参观评论，称之为“以文会友”。每到展出时，师生都格外用心，因为这不但是学生间的作文竞赛，也是老师间的教学观摩，促使启功改作文时总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不管是天头的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每处都兢兢业业地写[67]。学生编辑的新闻月刊《辅仁生活》自1940年1月起，曾摘录“以文会友”中之作者姓名及师长评语，评语的写法近乎古文家的文章评点：
系别 年级 姓名 评语
经济 高履泰 识度超旷，文亦精简，格调之雍雅，尤非寻常可及。
物理 王玢 如读古名家策籍，朴茂宏深，信为佳作。
物理 一 王锦堂 叙述交游，聚散，名胜废兴，俱有情致。
化学 一 张聚明 文章如淡月笼烟，迷离有致。[68]
西文 一 蔡嘉禾 对比工稳，擒题有法，一字一辞，皆无虚设，足见心得。
经济 二 林仲荣 情节凄惨，令人不忍卒读。
经济 一 胡名璠 洋洋洒洒于读经济系之计划逐一披陈而无泛语，洵佳作也。
经济 一丙 董式鑫 组织严谨，辞字渊雅，为学亦深识体要。
经济 一 林仲荣 写故乡风景之美已是出色，末后识见更好，非常人可及。 社经 一 赵铨 条理清顺，裁章有序，可谓心敏而辞当者矣。 化学 一 李家珂 首段议论具见深心，后半叙事亦详明条达。
国文 二 金鴌林 前幅通适，中幅局势开敞，馀以引证作结，亦不空衍，为增数 语，庶篇法完密矣。[69] 陈垣认为“教书可以教学相长，教国文尤其可以借此练习国文”[70]，他有时也将自己的“程文”贴到橱窗内，供大家学习。改作文看似简单，若仔细揣摩初学者的心理，又有许多门道和需要留心的细节。陈垣曾在家书中提醒说：“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须单圈圈之。”[71]只改而不圈，可能挫伤初学者的积极性，陈垣考虑得如此周密，无怪乎启功诸人在替学生改作文时，一字不敢懈怠。
1939年《辅仁生活》第1期上有一篇校园生活报道，交代了陈垣为增进同学对国文的兴趣，发明“以文会友”的一幕：
记得是举行开学典礼那天，大礼堂的粉白的墙上，贴出“以文会友”四个大字；令人疑心辅仁要开“灯谜大会”。经过陈校长的一番解释，大家才得明白。他说：“近年有一个风气，就是大家太不重视国文，常有许多同学给我写‘请求书’，内中文词、用字、格式错误百出；我真想把它搜集起来，出一本‘坏文模范集’。从今年起，决定对国文更加以重视；请国文先生们把同学们作的好文章，挑出来张在一个地方，供大家阅读，一星期后，再放在女校；女校的好文章，也一样拿到男校来。这就是‘以文会友’。”[72] 1939年10月19日“以文会友”第一期张贴出来，“只见玻璃架前，人头攒动，一个个摇头晃脑，有腔有调的在颂读，在欣赏”，上榜的同学无比得意。作文题目都是烂熟的：“自叙”、“与友人书”、“读国文的经验”、“中学生活回顾”等，较能发挥个人经验。10月31日贴出女校同学的作文，许多男生流连于橱窗前，听不到上课钟声，因此男校一时“晚到”之风大盛。陈垣策划的“以文会友”在辅仁掀起一阵“国文热”，确实起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辅仁入学试题除了侧重考核学生的国文修养外，在沦陷期间还暗含道德教训的意味。如1937年度第一次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学者所以学为人说”，第二次则要求“自叙家世及求学之经过”。1938年的作文题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作文言或语体均可，但须加新式标点符号。该年的翻译题是将“荆轲刺秦”译成语体文，绘画题为作“溪山高隐图”一幅[73]。无论是作文、翻译还是绘画，都或隐或显地向外界传达出辅仁在沦陷下的道义坚持，重在考察学生对何者为学、学为何事的理解。
辅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合而为一的教育导向，在1939年度入学试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年的作文题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论”，语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此文收入大一新生必修的《辅仁大学国文读本》。辅仁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在1941年秋季学期开学伊始，曾为大学新生抄录其中一节作为赠言，发表于《辅仁生活》上：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阅，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74]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视为沦陷期间辅仁师生共同遵循的治学取向与行为准则。1939年的入学试题虽只摘取“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这一句，但在顾炎武原文中，“学问之事”是与“有耻之事”并举的。所谓“有耻之事”，在明清易代之际包含“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挪到沦陷的特殊语境下，则指向学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选择与伦理困境。
《辅仁大学国文读本》中录有顾炎武《日知录》“论廉耻”一节，引《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顾炎武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最为重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理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75]。《国文读本》选取《日知录》此节，在沦陷下自有其现实意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
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中专门有一条札记阐发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之于当下的意义。其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系救弊之说，但“以亭林之方治今日之病，尚嫌药不对症”，他更强调“义利之辨”，以孔子所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八字挽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破坏。余嘉锡将明季之士风与“五四”以后的学术空气、道德秩序作比较：
然明儒虽不知讲求实学，而平居尚能诵习六经，服膺理学，故易代之际犹多伏节死义之臣。若今之君子则又不然，承考据学盛行之后，流风未沫，未尝不知读书，而菲薄周孔，掊击程朱，惑经疑古，抉破藩篱，故其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不顾义理，惟利是视，攘夺乾没，无所不至，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其行谊为妾妇所羞称。平日既不知廉耻为何事，见利害若毛发比，趋避惟恐不速，一旦国家有事，尚望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乎？不独一姓之兴亡无所动于其心，虽其极至于亡天下，亦且攘臂于其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矣。此其人多能读中外书，工诗文，善讲说，自名博学者也。虽其所学亦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而以与明季士大夫较，则读书与不读书固有间也。[76]
这段札记虽无法考订具体的写作时间，却不妨看作余嘉锡为1939年辅仁入学试题所拟的范文，径直道出了出题者的现实焦虑。沦陷时期读书人群体惟利是图，“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在余氏看来或可追溯到后五四时代的学术风气转移。“五四”以后考据学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大行其道，“菲薄周孔、掊击程朱”的反礼教思想兴起，再加之文史学界“惑经疑古”之风，共同酿成“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行为失范，即意味着士阶层作为道德团体的破产。余嘉锡借顾氏《与友人论学书》重提“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意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思想混乱有所补救。
陈垣、余嘉锡均以文史考据见长，但又不止于考据而已。义理、考据、辞章本非割裂的，如清儒戴震所言，“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77]。其弟子段玉裁进而称考据通乎性与天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段氏谓考据不仅是纸上功夫，可囊括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78]。因而有志于考据之大者，不应求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节气不足尚”，而应从身心伦理上下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将陈垣、余嘉锡简单地归入考据学派，而应看到他们在治学育人上兼采汉宋的一面。
牟润孙特别指出，余嘉锡的为人与治学与“五四”以后的新派学人有相当的距离[79]，二者的距离不只是研究对象、治学方法上的差别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分歧还体现在价值取向上，譬如对宋明理学的态度。余嘉锡为学界所熟知的是他擅长考据、精于录略的一面，而其寓于考据文章中的道德判断，则往往被目录学家的刻板印象所掩盖。如牟润孙所言，余嘉锡未曾以理学家自居，更未在其著作中高谈性理，其对宋明理学的认同，一则见于躬行实践的层面，二则寓于文史考据之中。
余嘉锡对宋儒、对理学的认同，从其用力最深的《四库提要辨证》中即可窥见端倪。余氏对《四库提要》评价甚高，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但同时指出《提要》中的诸多谬误，是由于主事者纪昀的汉学立场所致，因纪氏“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从汉宋之争的角度来解读《四库提要》，则显现出余嘉锡考据功夫之外的义理取向。
以《辨证》卷六史部传记类“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条为例，所谓“同年小录”即进士题名录，《四库提要》称宋代此类同年录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南宋宝祐四年榜因有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而绍兴十八年榜因朱熹名列五甲第九十，讲学家自相传录得以留存，明代重刻时改名为《朱子同年录》。《提要》认为改称《朱子同年录》不合体制，进士题名或“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或“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讲学家为标榜门户，“黜特选之大魁”，“削帝王之年号”，以朱子冠名此书，反而有害于名教，应改称“宋王佐榜进士题目录”或“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余嘉锡在案语中为朱子辩护，称《提要》故意将《朱子同年录》与南宋宝祐四年同年录相比较，言下之意，宝祐四年榜因有文、陆、谢三忠臣为世人所重，而《朱子同年录》之刊刻流传不过出于讲学家的门户之见，抑扬之间流露出纪晓岚之徒对宋儒、对理学的忌惮。在考辨《朱子同年录》的传钞、校刻过程之后，余嘉锡进而表彰宋明理学在易代之际所起的作用：
自汉以来，每当易代之际，其臣子能仗节死义，见危授命者，寥落如晨星。洎前后五代之时，视其君如弈棋，漠然曾不少动其心，甚至虽蛮夷猾夏，而稽首穹庐，望风投拜者踵相接，若自忘其为华夏之裔，神明之胄者。及宋明之亡，忠臣义士，乃决腔断脰，赤族绝嗣，前仆后继而不悔。此固由夷虏蹂躏我汉族之所激成，然而忠义之风，何以澌灭于前后五代，而勃兴于宋元明清之际，此非经过百数十年之教化、养成、倡导之不为功，故理学诸儒之移风易俗者大矣。
余氏将五代与宋元明清之际作对比，以凸显理学移风易俗之功。在他看来，出现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这样的忠义之臣，正是理学兴盛的结果，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若遭逢易代之际，其在道义及事功上必优于文、陆诸人。
余嘉锡发愤董理《辨证》积稿，“岁在辛未”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其阐发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的现实意义时，将士人群体在国难当头时不知廉耻、惟利是图的行径，归咎于考据学盛行之后“菲薄周孔、掊击程朱”的思想倾向。《四库提要辨证》不止于考据学上的纠谬，余嘉锡表彰理学，为宋儒辩护，在牟润孙看来，其“矛头则未尝不是指向提倡打倒旧礼教、反理学的人物”。
以北大倡导的白话文及反礼教思想为假想敌，1930年代异军突起的辅仁大学在陈垣、余嘉锡的主导下逐渐形成有自家面目的文史之学：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从目录学入手，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国文根基；在治学取向上汉宋兼容，以考据见长但又不止于考据而已，肯定宋明理学敦士节、正人心的作用。七七事变后，辅仁的文史传统应时而变，转向援古证今的“表微”之学，在诗史考辨中寄托心事[80]。基于陈垣、余嘉锡诸人在治学路径上的高度契合，及其弟子柴德赓、牟润孙、周祖谟、启功、余逊等在研究领域甚至论文选题上的继承性，或可将这批聚合于辅仁的文史学者视为一个潜在的学派。
注释：
[1] 刘半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与辅仁大学学生谈话）》，本三学生陈祥春、李道南、朱运广记，1930年4月作，《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99页。
[2] 参见1935年《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之“文学院沿革及旨趣”；王绍桢《辅仁大学校史》，《私立辅仁大学（学府纪闻）》，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3] 参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页。
[4]《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总务部调查科北京市私立大学调查表》，1938年5月20日拟稿，收入北京师范大学藏辅仁大学档案，总类：社会局、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新民会等对学校的调查及学校的复函稿（1934-1938），宗卷号14。
[5] 齐东野：《谈谈辅仁大学》，1939年8月15日作，《华光》第1卷第2期。
[6] 齐东野：《谈谈辅仁大学》。
[7] 公孙嬿（查显琳）：《忆辅仁》，《私立辅仁大学》，第173页。
[8] 公孙嬿（查显琳）：《忆辅仁》，《私立辅仁大学》，第174页。
[9] 齐东野：《谈谈辅仁大学》。
[10] 《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数据库。
[11] 《辅仁教职员履历表（1934-1938）》，北京师范大学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人事类档案，案卷号29。
[12] 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龙坡杂文（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页。台静农1929年入辅大为讲师，1931年7月改副教授兼秘书，1934年7月离校。
[13] 参见牟润孙《敬悼先师陈援庵先生》，《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页。
[1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四、“三沈二马”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5页。
[15] 据辅仁人事档案，余嘉锡到校日期为1930年4月2日，任讲师；1931年任教授，1932年9月兼任国文系主任，1945年6月至1946年9月代理文学院院长一职。
[16] 《辅仁教职员履历表（1934-1938）》，北京师范大学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人事类档案，案卷号29。
[17] 参见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龙坡杂文（增补本）》第103页。
[18] 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1962年11月作，《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9] 据《辅仁教职员履历表（1934-1938）》。
[20] 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龙坡杂文（增订本）》第107-108页。
[21] 参见《辅仁教职员履历表（1934-1938）》。
[22] 1926年4月25日张星烺致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陈智超编注，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09页。
[23] 1933年4月6日杨树达日记，《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4] 1933年5月15日杨树达日记，谓余嘉锡“性情忳挚，闻见广博，而能微识”，二人相交五年，相得甚欢。《积微翁回忆录》。查1932至1933年度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余嘉锡担任的课程是“目录学”及“校勘学”，都是每周2课时。因1931年后北大实行教授专任制，余嘉锡当然只能以讲师身份在北大文学院兼职，不可能被聘为教授。
[25] 参见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15页。辅大学生傅试中回忆1941至1945年间国文学系的教授阵容，比《传略》更详尽，除余嘉锡的目录学、汉魏六朝文、世说新语外，计有沈兼士的说文，顾随的唐宋诗选、曲选、诗经，孙人和的词选、左传研究，赵万里的宋元戏曲史，刘盼遂的经学通论、汉书研究、文心雕龙，孙楷第的中国小说史，储皖峰的中国文学史，朱师辙的尚书研究、商君书，戴静山的古韵源流、汉魏六朝文（接余嘉锡者）、说文（接沈兼士者）、陆颖明的文字学、声韵学，夏宇众的应用文，陈君哲（原文误作陈衡哲）的高等国文法等。参见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29页。
[26] 参见王绍桢《辅仁大学校史》，《私立辅仁大学》第8页。
[27] 《北京辅仁大学师生员工情况统计表》，《北京辅仁大学校史（1925-1952）》，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878页。
[28] 据顾颉刚回忆，自从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就分裂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系：“校内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参见《顾颉刚自传》第二部，“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29] 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陈智超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46页。
[30] 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5页。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民国学术界引发的争议，参见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1] 1933年6月16日陈垣致信蔡尚思，谓“辅仁局面不大，月二百元以内之数，恐不足招罗贤者。且吾之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竭之词源也。辅仁之所需亦在此不在彼，尚思有意北来乎？”（《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383页）
[32] 参见1933年6月24日陈垣致蔡尚思函，《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383页。
[33] 1933年6月24日陈垣致蔡尚思函，《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383页。
[34] 1933年7月1日陈垣致蔡尚思函，《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384页。
[35] 齐东野《谈谈辅仁大学》。
[36] 《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37] “目录学”之外，余嘉锡先后开过的课程有：“经学通论”（以皮锡瑞《经学历史》为教材）、“《汉书艺文志》理董”、“《世说新语》研究”、“汉魏六朝文”等。
[38] 余嘉锡“目录学”课程说明，引自《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
[39] 来新夏：《我与〈书目答问〉》，《文史哲》1986年第5期。
[40] 林辰：《忆恩师余嘉锡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49页。
[4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42]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43] 陈垣：《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大历史系本届毕业生谈话纪要》，《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44] 参见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叙》，《不缀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4-105页。
[45] 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1962年11月作，《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4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1954年10月作，《四库提要辨证》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页。
[4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四库提要辨证》第一册，第52页。
[48] 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
[49] 陈垣《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大历史系本届毕业生谈话纪要》。
[50] 1940年10月6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信。
[51] 参见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73页。
[52] 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龙坡杂文（增补本）》第108页。
[53] 《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
[54] 辅仁国文系也开新文艺方面的课程，如文学组一年级所修的“现代中国文学”，1932年度由台静农担任，讲授：一、现代文学之渊源，二、现代各派文学思潮之分析，三、各派作家之研究，四、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比较研究，五、随时介绍文坛新著。沦陷时期新文艺的课程由朱以书（字肇洛）担任，但在国文系偏重旧学及古诗文的大氛围下，现代文学自然不大受欢迎。
[55] 据1932至1933年北大文学院课程一览，开有“新文艺试作”课程，分散文、小说、诗、戏剧四门，散文由周作人、小说由冯文炳担任。课程说明称“此科之设，由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俾从事试作者，得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
[56] 参见林辰《忆恩师余嘉锡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51页。
[57] 参见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24-125页。
[58] 可与辅仁做平行比较的是1932年陈寅恪以对对子为清华大学入学试题引发的争议。有学者指出陈寅恪以对对子为国文考题，与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即通过骈体、用典等修辞手段呈现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详见陆扬《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3期）牟润孙称他除受陈垣影响外，还十分推崇陈寅恪，甚至能背诵陈寅恪给清华大学出对子后写给刘文典的那封信，而最初正是陈垣提醒他留意陈寅恪的研究（《谈谈我的治学经历》，《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牟润孙这段回忆说明“史学二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互相欣赏，在教学主张上也可能存在相通之处。
[59] 陈以爱在《胡适的“整理国故”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2年第33期）一文中指出，余嘉锡《古书通例》（原名《古籍校读法》，为余氏三十年代执教于北平各大学时所用讲义）中谈及古人著书体例的部分，显然是针对胡适、梁启超的相关论著及二人引发的古书考辨风气。此外，余嘉锡对胡适及“古史辨派”的隐曲的批评，也散见于他的考证学巨著《四库提要辨证》中。
[60] 陈垣对大一国文的重视程度，在牟润孙看来，与四九年后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大一国文的教学一模一样。不过陈垣让学生选读《论》《孟》，傅斯年选的是《孟子》和《史记》。
[61] 参见牟润孙《敬悼先师陈援庵先生》，《海遗丛稿二编》第81-82页。
[62] 1939年9月9日陈垣致陈乐素书，《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07页。
[63] 1939年9月9日陈垣致陈乐素书。
[64]《各系一年级普通必修科之概况》，《辅仁生活》第3卷第1期，1941年9月16日。
[65] 陈垣身边有“四翰林”之说，参见周士琦《辅仁大学“四翰林”》，《北京晚报》1999年3月3日。据启功口述史，沦陷时期辅仁文学院青年教师中有四位与陈垣关系比较密切，按年龄序齿是余逊（余嘉锡的公子）、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四人常到兴化寺街陈垣的励耘书屋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被戏称为“南书房四行走”。参见《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页。
[66] 《启功口述历史》，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二、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第96页。
[67] 《启功口述历史》第95页。
[68] 《本月份“以文会友”》，《辅仁生活》第3期，1940年1月25日。
[69] 《四月四日公布“以文会友”》，《辅仁生活》第15期，1941年5月10日。
[70] 1939年8月21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书，《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06页。
[71] 1940年4月6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书，《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12页。
[72] 赵英：《“以文会友”——辅大生活杂写之一》，《辅仁生活》第1期，1939年11月25日。
[73] 《辅仁大学入学试题（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
[74] 沈兼士：《为大学新生录顾亭林先生与友人论学书一节》，1941年9月7日题，《辅仁生活》1941年第3卷第1期。
[75] 顾亭林论廉耻，选自《日知录》，《辅仁大学国文读本》。
[76] 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续），十六、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第699页。
[77] 语出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八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8] 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79] 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0页。
[80] 详见袁一丹《史学的伦理承担：沦陷时期陈垣著述中的“表微”机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