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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孔默:《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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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22  

孔默:《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一种“生活化”的历史剧

  历史一旦被尘封,我们对他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色彩。尽管历史文本(譬如“正史”)与文学文本的性质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性”,只是文学文本有意“虚构”,历史文本则往往是在力求客观时,不知不觉中调动了人类的虚构天赋,以试图还原历史真实;何况,一些历史文本还会囿于官方禁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避讳或夸大,这些无疑也是“虚构”因素。既然“虚构”不可避免,是否意味着“历史真实”只是虚无呢?《军师联盟》第一集其实就给出了答案:“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上合圣贤之精神,下利国民之策略,决不是断章摘句,相互争斗。这篇文章(指《咸有一德》)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就应当流传于后世。研究注疏,怎么能说是无用之功呢?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于文字,更关乎于态度。”当然,司马懿(吴秀波饰)的这段台词所谈论的其实是学问,但或许也融入了导演和编剧有关历史剧的见解。早在郭沫若,便提出过“失史求似”,即强调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从而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这种“历史精神”大抵正是台词里所说的“态度”。而历史剧本身也正是“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既然是“重塑”,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还原”。或许,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知自我,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乃至完善我们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这便是“重塑”。换言之,“重塑”实际上是我们与历史的一个“对话”过程,我们就在断简残章中和古人进行精神交流。
  《军师联盟》无疑是一次“重塑”历史的尝试。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历史剧”,该剧的确另有风格,故而不少观众认为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通过观看全剧和该剧的纪录片后,笔者窃以为该剧的某些“漏洞”未必是因马虎而留下的“疏漏”,反而可能是创作团队有意为之的“革新”。就从该剧总体上看,它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模式。最为典型的“宏大叙事”便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聚焦于某一帝王的历史剧,上述这些电视剧当然不失为佳作(其中《康熙王朝》可能硬伤较多),但几乎无一例外以某位帝王为主要视角,其关注的也多为重大历史事件(如《雍正王朝》中的九龙夺嫡、摊丁入亩等,《康熙王朝》中的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等,《汉武大帝》中的七王之乱、凿通西域、汉匈战争等,《贞观之治》中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等),总之,总逃不掉一个“大”字。此外,《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历史剧又属另一类。这类历史剧不再聚焦于帝王,而从较为微观的事件出发,且这些事件往往还具有鲜明的虚构性,如前者的“改稻为桑”和后者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均为编剧刘和平所杜撰,但又都还原了历史精神,可谓是“以小见大”尽管以“小”入手,落脚点仍是“大”,这个“大”即包括历史社会风貌,又包括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如《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帝朱厚熜的“制衡之术”及海瑞的“君臣共治”,再如《北平无战事》里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文化传统(如两剧中的士大夫文化及《北平无战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乃至两剧都有所表现的“贪腐文化”)及其嬗变。总之,以往的历史剧,无论是聚焦于重大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以微观事件切入,其所表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大”有关,这或也符合多数观众关于历史剧的“期待视野”。《军师联盟》却打破了这一“期待视野”,它着重关注的是“小”。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议论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如果说以往历史剧更多关注的是“飞扬”,该剧则花费了不少笔墨去表现“安稳”。首先是三国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都将历史记载与人物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如华佗的麻沸散及古代外科手术与张春华的难产,华佗的五禽戏与司马懿的每日晨练,再如曹操的节俭与清汤蔬菜汤饼以及曹丕对葡萄和弹棋的痴迷。上述均有历史文献记载,但基本又都是远离“宏大”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处理,基本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赞许。此外,该剧的又一“安稳”化尝试却遭来了一片骂声,这便是该剧后半段(自曹操去世后开始)大量的家庭生活描写以及渲染这一描写的喜剧色彩。而有趣的是,无论东西方,喜剧大致都没有悲剧高贵:悲剧常以英雄为主角,鲁迅语“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格调崇高;喜剧则常以普通人为主角,鲁迅语“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气氛滑稽。平心而论,观剧时,我也觉得后半段总体上不如前半段,并认为这些元素和影视剧的商业性密不可分,但结合该剧纪录片中导演和演员的解说,我同时又建议不妨将这些处理视为该剧创作团队的一个尝试,即试图在与“宏大”息息相关的历史题材中表现日常生活,从而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故而,我们在剧中看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被一笔带过,以司马懿夫妻拌嘴为代表的各类鸡毛蒜皮,却被施以浓墨重彩;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重视细节描写,如曹丕没完没了地吃葡萄,再如曹操把掉在桌案上的面片捡起来吃,又如杨修美滋滋地烤肉。全剧,也以司马懿个人视角为聚焦,尽管在上部里多少有“美化”之嫌(在上部四十二集中,司马懿的人物塑造没有曹操、曹丕父子的人物塑造成功),但大概还是表现了司马懿作为普通人的欲望、理想、情感以及喜怒哀乐惧等情绪。只是,目前来看,电视剧对司马懿内心骚动不安的野心表现不足;当然,司马懿是一个成长人物,性格亦极为复杂,大概并非是天生的野心家,其性格是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慢慢积累而成的,相信在下部中,吴秀波会有更为精彩的表演。

诗人与政治家

  于和伟饰演的曹操无疑是众多版本的曹操中较为丰满的一个。鲍国安扮演的曹孟德自然珠玉在前,尽管有《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镣铐”,鲍氏却依旧将曹操的亦奸亦雄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幼时观看剧版《三国演义》时,竟然对曹操又爱又恨。于版的曹操亦不逊色,尤其横槊赋诗的情节最为观众津津乐道,这里的确鲜活地展现了孟德“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夕阳浊酒,瘦马西风,壮心不已,英雄迟暮。“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孟德之诗,妙就妙在对人生苦短的深刻揭示上。曹操是卓越的政治家(“揽申商之法术”)、军事家(“该韩、白之奇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政治家和诗人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能将二者集于一身,正是曹操的超凡之处。政治家所需要的是刀剑般的冷静,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避免最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求得生存;而诗人所需要的却是烈火般的热情以及春水般的柔情,是深情,他们所渴求的又往往是“求得最好”,在理想世界中寻觅世外桃源。总之,政治家难免是冷漠的现实主义者,诗人则常常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当然,政治家和诗人都有万般不同类型,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因此,曹操时而残暴如恶魔,时而又慈悲如菩萨,时而如强盗般可憎,时而又如婴孩般可爱。剧中的曹操,对政敌心狠手辣,毫不留情,逼迫董承咬舌自尽、缢死董贵人,并将王子服和吉平枭首示众。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这种“心狠手辣”却必不可少,甚至可被视为一种当机立断的果决,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在权力的游戏之中,你不当赢家,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中间地带。”([美]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卷一:权力的游戏》(全三册),屈畅、谭光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吕思勉先生亦在《替魏武辩诬》一文中议论道:“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是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页。)《三国演义》里,董承一方被赋予了“政治正确”,代表匡扶汉室的“正义”一方。实际上,董承一方也未必没有政治野心,须知,刘协先后为董卓、郭汜李傕挟持,后又成为曹操的傀儡,倘若董承“诛曹”成功,也未必不是下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
  于和伟版的曹操,除去“横槊赋诗”的经典桥段外,有两个片段令笔者印象深刻。其一,是官渡之战后,在焚烧部下通袁书信前对两位儿子曹丕、曹植的考察。前者建议“查而后烧”,从而将通袁者一一找出并剪除;后者则怀揣宽仁之心,认为应该付之一炬。此事载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本只有寥寥数语:“公(曹操)收绍(袁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剧中,编剧则发挥想象,加入了曹操试探二子态度的情节。这里,二子的不同态度或共存于曹操心中:以曹公之聪明,未必不知有哪些人可能暗通袁绍,他心中也许早有警惕与提防;但在另一方面,孟德又有宽厚大度的一面,能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从而理解、包容他们:“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此外,曹操也有其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一面(田余庆便持该观点,见其《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载其《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曹丕“矫情自饰”、工于心计,曹植却“性简易、不治威仪”,率真随性。(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曹操对曹丕的苛刻、对曹植的偏爱,大概也投射着曹操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他或许厌恶权术,崇尚真情。除此之外,曹操对曹冲的宠爱,或也与该幼子的宅心仁厚有关,曹冲曾为救一库吏(仓库中马鞍“为鼠所啮”)“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7页。)可惜,曹冲早夭,曹植也缺乏明君之才。一次擅闯司马门,一次被征解救曹仁时“醉不能受命”(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致使曹子建最终与魏太子之位无缘。曹植之性情放纵不羁,于审美上看固然潇洒脱俗,但于现实中看却荒唐至极,魏晋名士之风度多类此(如《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即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0页)虽为一篇政令,却也是一篇抒情性自传,字里行间,真率诚挚之情如泉而出、如溪而下。他坦率承认,他不会因贪恋虚名而放下权力:“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作为诗人,孟德不乏率真之性情;作为政治家,曹操又不得不紧握权力,乃至一再集权,以适应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军师联盟》第一集,华佗劝说曹操归隐山林,曹愤而将华下狱,便正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与多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际上,曹操年轻时,也一度欲隐居山野,以待政治清明,可惜不遂人愿:“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一旦开始“权力的游戏”,便至死难有片刻安宁,乱世之中容不下一声空山鸟语。奉天子于许都后,曹操一再集权:先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元年九月),不久又将大将军一职转让给袁绍,改任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元年冬十月),后又升任丞相(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最后乃至相继受封“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甚至“设天子旌旗”(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戴十二旒王冕(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架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以上集权行为,一方面显示着曹操日益膨胀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是迫于形势的应对策略:“汉末魏初,三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言归正传,除曹操借军中通袁书信考察二子外,于和伟版曹操与王劲松版荀彧的对手戏也堪称精彩,以二人诀别一场为最。荀彧对曹操的情感复杂,既失望于曹操与匡扶汉室的理想渐行渐远,又始终感念其明公的知遇之恩,并真诚敬佩曹公的经天纬地之才。曹操对荀彧的态度极为复杂,不能简单以真情假意论之。一方面,作为普通人,作为荀彧的朋友和同僚(二人皆为汉臣,一为司空、丞相,一为尚书令,荀彧为汉廷官员,并不在司空府、丞相府任职),曹操对荀彧自然有掏心掏肺、坦诚率性的一面,剧中曹操与荀彧的一番话,也当是肺腑之言;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作为荀彧的主公(曹操与荀彧虽同为汉臣,但事实上荀彧也追随曹操多年,视之为明公,曹操也将荀彧誉为“吾之子房”;这里也很有意思,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一心复兴韩国,任为韩相,与刘邦也本是联盟抗秦的关系),曹操却不得不剪除异己,以维护政权稳定与政令统一。因此,曹操既希望能与荀彧继续同行,又担心他对汉室的忠心会威胁自身的统治,矛盾之中,最终以空食盒试探之。空,或许多义——既可以是已无汉禄,请君自裁;也可以是虽无汉禄,可食魏禄,这全看荀彧自己的选择。因此,荀彧之死,虽无疑有曹操暗示与胁迫的诱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荀彧的自我选择。荀彧之死,大概也使曹操羞愧万分,记得易中天说过,曹操不敢篡汉,或许也是因为他无法忘怀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剧中,荀彧死后,曹操命人细查荀彧的书简,这又是他政治家的一面了,但此事并不能代表他真诚的一面就是伪装,只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面,这些层面可能看似矛盾,但又都是事实。人是什么?一撇一捺,一笔是兽性,一笔是神性,这才立起一个“人”。一言以蔽之,不是人有好有坏,而是每个人的人心都有好有坏,而且这好坏的界限往往含糊暧昧,或只在一念之间。
  “这江山谁也带不走。”二十三集,魏王曹操薨。曹操死前,又会想到些什么?是黄泉下向自己追问“母亲(指丁夫人,长子曹昂之养母)在哪”的曹昂,还是为救自己而身亡的猛将典韦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军师郭嘉,或是因为继承权而渐行渐远的三个儿子曹丕、曹昂、曹植……也许,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时他只是付之一笑,也许觉得正合心意,也许暗想狗屁不通;能臣或奸雄,本也只在一念之间;能臣或奸雄,又岂能全凭自己选择?
  在父亲曹操文治武功的耀眼光芒之下,加之曹植的“八斗之才”,魏文帝曹丕似乎稍显黯淡,其实曹丕并非庸才。尚为魏太子之时,便能当机立断地平定魏讽之乱,足见不乏果敢之胆识。称帝后,曹丕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政治上限制宗亲、禁止后宫外戚干政,推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尽管此制度为门阀垄断政权之肇始,但在当时看的确有效地巩固了魏国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在军事上以伐吴名义和安抚方式解决青徐豪霸割据问题,还重新凿通西域、设西域长史府 ,尽管最终未一统三国,这些都显示了曹丕作为一位君主的政治、军事才能。事实上,曹子桓文学上的才华,也并不逊色于其父其弟。南朝梁,刘勰便在《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中探讨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页。)刘勰充分肯定了曹丕的文才:“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同时,刘氏又指出了这二曹的差异:曹植才思敏捷,诗歌绮丽、奏表俊逸(“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相比之下,曹丕则更为理性,致使其思考往往缜密完备,也因此使其笔力稍显迟缓(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加之,谢灵运、钟嵘等奉曹植为诗歌天才,故使俗论多扬曹植而贬曹丕。此外,“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丕因为身居九五之尊,其文学才华反被忽略;而曹植则因身世坎坷而博得众人同情,从而使其诗歌“益价”,同时,“诗可以怨”,政治上的失意又确实为其后期诗歌创作增加了厚重感,这便是名副其实的“以势窘益价”了。
  及至明末清初,王船山(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中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对二曹的认识:“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清]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在王夫之那里,曹植反成了堆砌辞藻的“凡才”,而曹丕则成为清新脱俗的“仙才”。就曹植的诗歌创作而言,的确多用对偶,辞藻华美,大概符合南朝的主流审美,故被谢灵运尊为“八斗之才”;曹丕之诗婉丽幽深,更开创七言诗之先河,其散文则清新流畅,饱含深情,不落窠臼。载于《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两篇《与吴质书》,便是散文中的佳作。尤其第二篇,深情流露,字字恳切,足见“矫情自饰”的曹丕亦有真诚坦率的一面:“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东汉末年以来,江山飘摇,世事动荡,士人常有人间无常之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亦感慨道:“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其实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之文才,各有优势,“文人相轻”之弊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已一针见血地指明:“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曹丕此论,颇见政治家的博大胸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军师联盟》不止一次出现了曹丕的这句名言,曹丕终未完成其父未尽的统一功业,其后,司马氏的大晋江山也未维持多少年,便只剩下了江南;但他的《典论·论文》却流传至今,大概文字一直是人类对抗被遗忘的一种有效方式。
  作为诗人,曹丕亦是个有趣之人,剧中着重表现了他喜吃葡萄的“吃货”侧面以及爱好狩猎、弹棋的“城会玩”侧面。实际上,曹丕擅长弹棋,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37页。)曹丕可能还爱美,陈寿《三国志·魏书·方计传》载:“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咬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杀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2页。)该故事在《军师联盟》中也有所移植,只是加入了郭照(即历史上的文德郭皇后),此外,马儿的命运在剧中也好得多,不但没有被杀,还充当了一回“月老”。曹丕还颇有幽默天赋,其中亦饱含深情:“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见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8页。)

政治家的无奈

  《军师联盟》中由李晨扮演的曹丕,最出彩之处,是表现出了曹子桓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无奈。李晨在此剧中的表演可谓渐入佳境,一开始当看到曹丕屡遭父亲曹操的冷落和政敌杨修、丁仪的挑衅或暗算时,笔者几乎忍不住要喊:“子桓,快撕杨修和丁仪的名牌啊!”直到李氏曹丕像个渴望被肯定的孩子在父亲面前哭泣时,我终于感受到了子桓的真实血肉。其后,没有“汉臣”概念的曹丕身披铁甲、脚跨骏马、剑履上殿,接受刘协的禅让。他一方面趾高气昂、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给了刘协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山阳封公、保留天子礼仪,多少给乱世留下了一丝温情。汉献帝(山阳公)刘协和之后的魏陈留王曹奂,也均是禅位的末代君主里少有的善终者。
  曹丕得到了帝位,但在曹丕称帝的背后,却盘踞着两大集团。首先是以曹仁、曹洪、夏侯惇以及第二代曹真、曹休、夏侯楙、夏侯尚等为代表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姻亲集团,他们与曹操一同起兵,追随多年,大体是“寒族”地主,至少算不上儒家观念中的世家大族;与之相对的则是以陈群(颍川陈氏)、司马懿(河内司马氏)以及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为代表的士族地主集团。这两大集团间的斗争一直贯穿着曹魏王朝的始终,“高平陵事变”则宣告着士族(司马氏)地主的胜利和庶族地主(曹氏)的失败。陈寅恪先生认为:“河内司马氏是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陈寅恪:《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载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实际上,早在曹操时代,就已面临世家大族与曹氏集团的矛盾问题:“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来到了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已无法超越的。”(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实际上,孔融、崔琰、荀彧等皆是士族的代表,尽管他们都不乏高贵品质,但在现实中他们也代表着士族地主的集团利益。
  剧中,曹丕的一段台词吐露了一位君主的无可奈何:“你以为朕想实行新政吗?我要是不给士族一些恩惠,怎么收服他们,靠你手里的兵?你今日杀他一人,明日,他们就会用千千万万支笔来写你,骂你是叛臣,骂你是汉贼,骂你百年千年。司马懿的新政刚刚传播出去,士族就联名请行新政。如果朕不推行新政,今日大典之上,这些汉臣便会举着檄文来骂朕。”尽管君王自称“孤”“寡人”,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他看似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似可以乾纲独断,实则无时不刻生活在各类利益集团所编织的网络之中。当一位皇帝将大臣当作维护皇权的棋子时,他也正充当着大臣们参与政治的棋子;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实行统治的,并非某位君主、某个统治集团,而是权力本身,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权力的运行规则,谁也无法超脱于这个规则之外。该剧中,提前出生二十年的钟会在太学里慷慨论说道:“我看,这新政的志向,不仅是在限制权贵,甚至是在限制魏王、限制天子。”这些政治集团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最终只有生存与灭亡的区别。而所谓的“胜利者”,往往并非是掌控命运的主人,而常常是时势的奴隶,正如剧中曹丕所言:“身为天子,朕的心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势。”回到主人公司马懿,最后究竟是司马懿的一生验证了“三马同槽”的预言,还是“三马同槽”的预言一步步迫使司马懿成为历史上的“司马懿”,恐怕难以辨析。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成就司马懿的也不仅仅是他自己,更是他背后的士族集团,更是当时的历史形势,至于最后的结局是否如他所愿,也由不得他选择了。“人这一辈子,不但活个生死,还得活个对错。”我相信,作为成年人的编剧和导演都知道,人生不会有绝对的对错,倒是有绝对的生死。不过,如果只认生死,就意味着我们仅把自己交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人生难免太过冷漠、无趣;“人的对错”则正是人类的主动选择,即在本无意义的世事中主动赋予意义。人的力量虽是微弱的,但并非毫无作用,而那些微弱的人性光芒,积攒起来也足以温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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