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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沈奇:小于“一”,或大于“十二”——有关北岛评价的一个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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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6-05  

沈奇:小于“一”,或大于“十二”——有关北岛评价的一个个案分析




引言

  仅就文学艺术史而言,凡真正重要而优秀的人物,在被历史书写所书写的同时,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历史书写的书写理路。
  换言之。一方面,凡真正重要而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在宿命般的创造之路,改变了他自身命运的同时,他也经由他的创造历程,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命运,从而为之开启或拓展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面对这样的历史人物之文本与人本,那些试图对之进行历史性书写或历史性阐释的书写者与阐释者,也不免会遭遇书写理路的纠结与阐释位格的挑战。
  一个颇有意味的“张力”关系于此形成:历史书写者和阐释者,与被书写和阐释的历史文本(包括作品和作者)之间,或互为激活而增华加富(双方“文本化”的增华加富),或互为衰减而弱化位格(双方“文本化”的位格衰减)。更有意味的是,在这一“张力”关系中,被书写与阐释的历史文本(包括人本和文本),一般来说,大体上是被动的,乃至是全然“文本化”了的,所谓“作者已死”(罗兰·巴特);反之,历史书写者和阐释者则大体是主动的,乃至是全然“人本化”了的,是以常常有“过度阐释”(桑塔格)之嫌。
  悖论由此产生——仅就文学艺术史而言,所谓历史文本(包括人本和文本)的定位之论,或许难免,既是一个诱惑,又是一个很难达至的逻辑神话。



  上述“引言”之论,源自有关北岛评价的一个典型个案之感想与思考。
  2010年春天,以发表先锋小说和文史研究随笔为主、在当代文学期刊界享有盛誉的《钟山》文学杂志,继评选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十佳长篇小说后,又特别举办了一个评选三十年十大诗人的活动,在全国甄选十二位活跃在诗歌界的学者、评论家、编辑做推荐评委,各自推荐自己认定的十大诗人榜单,并撰写推荐语。随后,于2010年第五期(9月号)卷首位置,隆重推出此一推选结果的榜单细目和详尽推荐语。
  这次活动,笔者有幸被“相中”,忝列十二位评委之一。至少在我而言,事先既不知道十二位推荐评委都是谁,也没有任何相关推荐活动的先期信息,只是纯粹凭个人三十余年的阅读与研究所得,在反复斟酌后,按照主办方评选规则,提交了自己认定的排行榜“榜单”和“推荐语”,完全是“背对背”式的个人负责,想来其他推荐评委也是如此。记得当年六月,我应邀出席“新世纪江苏诗歌研讨会”,在南京首次见到梦玮主编(此时推荐评选已结束),聚叙中还冒昧问到推荐评委中何以没有陈仲义,回答说因仲义是舒婷的先生,为了避嫌。可见,这次评选活动的全过程,是十分纯粹和公正的。
  评选结果,北岛以唯一全票获得者,位列“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榜首[1]。仅以笔者所见,这应该是北岛三十多年来,最具公共性的一次学术“礼遇”,也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公共“定位”。
  众所周知,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评奖及排行榜之举,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公布结果时,大都很少同时明示其详细评选过程及诸般细节,也很少涉及授奖词、推荐语之作者姓名与身份。由贾梦玮主持的这次《钟山》“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则完全透明公开,并真名实姓地一一公布了所有十二位评委的推荐榜单和推荐语,可谓难得一见的典型个案。由此,这一限定于1979-2009三十年当代中国诗歌历程的“十大诗人”排行榜,既是对诗人的考量,也成了对评委的考量——至少,在“北岛”这一排名榜首的名目下,于最具公共性的“定位之论”外,是否也最具学术性以及怎样位格的学术性,或许值得再做一点“后设”性质的分析讨论。
  “张力”关系由此经典再现——众口一致的“礼遇”与众说纷纭的“延异”,在北岛这里,再次聚焦为一个考量“节点”:他轻松地获得了众口一致的“一”,又很不轻松地考量了众说纷纭的“十二”。那么,在难免“小于一”的“十二”之后,能否收摄出大于“十二”并接近“一”的“定位之论”,或可作为一个特殊文本供诗学界参考呢?
  这正是引发笔者时隔五年后,动念撰写本文的诱惑所在。
  当然,也不免犯难纠结:身为十二位推荐评委之一,何以有资格和权利对“众说纷纭”说三道四、以及修订另说?
  好在文本生成发表后,此一典型个案,可以作为学术话题再做研讨的。何况本文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主要不在对“十二”家之言的讨论,而在那个可能大于“十二”的“一”的求证,有如一个虚拟的学术研讨会,不妨试着分析说说看。另外,除笔者之外的十一位评委,我全都认识,且多为或师或友的关系,即或说得不对或有偏差,也无妨进一步商榷订正。



  《钟山》2010年第五期刊出的“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推荐语,是按评委投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的。下面逐一引来,并冒昧点评,小做分析,看能否最终归纳出那个更具“定位之论”意义的“一”来——

  敬文东:北岛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象征符号。在最需要诗歌英雄的年代,北岛横空出世,他的诗作启迪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北岛的诗坚定、忧郁、紧皱眉头,直扑人生中最晦暗的部分,因而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幽默感。他用自己的写作深入反思了一段荒唐的、人妖颠倒的历史,因而他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注定将被后人反复打量。

  按照现行代际说法,“六零后”的敬文东,还属于青年学者之列。在大学作教授、主攻当代诗学研究的同时,间或写诗写小说。平日为文作论,兼有学院理性和个在感性,每有论出,不但眼光思路独到,其文字语感,也多别具风致,每每令业界刮目。
  但此次敬文东提交的北岛推荐语,仅仅百字余,就这,还大都为感怀式的指认,很少论定下判语,其用心与行文,似乎稍稍匆促了些,属于较为简短空泛的十二分之一。“在最需要诗歌英雄的年代,北岛横空出世,他的诗启迪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唯此一结语,骨重神凝,是近于“一”的“定位之论”。不过此句中“诗歌英雄”一词有点别扭。另有一句指认北岛诗歌“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幽默感”,是十二份推荐语中唯一涉及此论点的个见,是否得当,也只有存而不论。

  耿占春:北岛无疑是新诗三十年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无论排几大诗人,想到北岛不需要犹豫,也几乎不需要评价。他启蒙了一代人的诗歌观念。在1970年代末,在官方诗歌的意识形态话语夺去表述内心语言的时候,他为没有个人抒情话语的几代人提供了愤怒的歌哭。我至今犹记得在校园路灯下在寒风中阅读北岛诗歌的那份激动。虽然那时已读过浪漫主义和某些西方现代诗,也读过了艾青、闻一多等,但北岛把诗歌的可能性置于我们自己的身边。他再次提供了一个开端。正是缘于对北岛和他所编辑的《今天》的解读,我从幻想做一个诗人开始走向诗歌批评。

  素有“思想者诗学家”美誉的耿占春,在当代中国诗学界可谓格高言深,别具分量,但此次做评委撰写推荐语时,却有些失重之憾。十二位评委中,占春是将北岛列为排名第一的七位评委之一,可见北岛在他心中的实际分量之重。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份“重”之所在,一时之间,便将担负“定位之论”的推荐语,转而写成了个人感怀之小随笔,虽语重心长,到底还是多少有些偏离文体之要。
  好在该下的关键性判语还是下了:“北岛无疑是新诗三十年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他为没有个人抒情话语的几代人提供了愤怒的歌哭”;以及“启蒙了一代人的诗歌观念”。有此骨架支撑,终不失大体。

  张学昕:北岛主宰了一代人的诗歌记忆。他领衔的《今天》派诗人,开启了现代汉语诗歌新的历史。他早期的诗作,冷峻、庄严,带着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质性回声,他也因此被诗歌史写作经典化,成为后来者膜拜或者“打倒”的对象。但实际上,北岛早已溢出了“朦胧诗”的边界。他到海外以后的写作,从音势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涯孤旅、去国怀乡的经验,以及历史和人生的荒诞感,贯透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平静内敛的忧郁。北岛曾说,在海外生活,母语成了他“唯一的现实”。而他的写作又何尝不是为母语增加了一种“现实”?总之,北岛为现代汉语诗歌提供的独异经验足以构成“影响的焦虑”,成为诗歌写作者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在未来的一代人的文学憧憬中,他诗歌的时间的玫瑰,会继续绽放在一种深邃记忆的沟壑中。

  张学昕的推荐语,如一篇小论文,且文质并胜,连起承转合及字词斟酌都顾及到,可见用心之深、治学之严谨。张学昕做当代文学研究,主业在小说散文,艺术直觉和文章功底非同一般,是以偶尔旁涉诗歌,也毫不逊色。尽管在张学昕的推荐榜单上北岛位居第四(前三位依次是昌耀、杨炼、海子),但在他的推荐语中,对北岛的评价却颇具分量且甚是到位。
  尤其,对北岛早期诗作,以“冷峻”、“庄严”、“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质性回声”做指认,对海外以后的写作,以“平静内敛的忧郁”做判语,还特别指出其中“音势”的变化,见解独到之外,用语更别具精辟。若略加改写,弱化其“文”而强化其“质”,算得最接近那个“一”的“十二分之一”的推荐语。

  何平:准确地说,北岛的成名和他最具有公众认知度的诗歌《回答》、《宣告》等都是在1979年之前。北岛和他的诗歌是沉沦时代普通公民自救的象征。历史成就了北岛以抵抗专制为核心的政治诗学,但这不是北岛的全部。进入1980年代,北岛对于他抗议和控诉的时代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履历》和《白日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岛在当代诗歌阅读史上,是一个被充分注意到,同时他的某些部分又是被不恰当漠视的诗人。不只是普通读者,就是专业读者对于北岛去国以后的诗歌写作状况并不很了解。“中文是唯一的行李。”1990年代之后,北岛很重要的母题是“漂泊”和“回归”。北岛2002年在接受《书城》杂志采访时说,“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不只是在政治抗议的尺度上,北岛的诗歌如何获得诗学辨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常为学生点赞有学术“风范”的青年学者何平教授,同张学昕一样,诗歌评论也非其主业,是以一时顺遂,也将“推荐语”写成了小论文,行文中还有两处来自北岛自己的引文为证,且着力并归旨于北岛诗歌如何获得纯粹意义上的“诗学辨析”,来纠正惯以“政治诗学”尺度以偏盖全的问题,如此行文,不免有些偏离“推荐语”这类文体的规范尺度。
  其实用心甚切。这不仅表现在何平将北岛排在他的推荐榜单的榜首,而且不惜越出“论域”,为北岛的历史定位“借此”一辩,其学术立场和人文情怀可见一斑。到了,其“北岛和他的诗歌是沉沦时代普遍公民自救的象征”一句判语,或可作为“一”的参考词条之一。

  燎原: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的诗歌艺术行程,直接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他以非凡的艺术诚勇,犀利的思想精神启蒙,开创了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亘贯在他诗歌中尖锐的现代质疑精神,点化精微的冷峻诗艺,形成了与既有主流诗歌传统的峻厉质对,由此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方向。从北岛秉持的艺术立场上溯,是先行者鲁迅的清晰的背影。

  推荐语,以及诸如此类的授奖词、评语等,是所有现代文论中,最为微妙而难就的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既不同于一般文章或论文,又不同于相近的批注、提要、引言、按语、断想等;既要字斟句酌而简要精妙下“判语”,以极为有限的文字“中的”而“立论”,又要不失内在统一结构,有大体脉络作隐形关联,最终达至对所“荐”、所“奖”、所“评”者的高度概括和精确表述,成为经得起历史认证的独家“定论”。
  设若笔者的这一认知,就学理考量还算成立的话,作为十二位评委之一的燎原所撰写的推荐语,应该是较为到位者之一,无愧资深诗歌评论家的身份与修为所在。尤其所下“点化精微的冷峻诗艺”一句判语,可谓精准细切。而仅以百余字文字概括言之,确然已大体接近可以想象中的“一”的“期待值”位格。

  陈超:北岛的诗一直以其冷峻的怀疑主义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悲剧风格与荒诞感的扭结,揭示出生存和生命经验,更新了一代人的情感。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个“有方向写作”的诗人。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以及诗人与语言艺术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展开。他的诗中持续表现出的孤独感、焦虑感、荒诞感、悲剧感,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都可以聚焦式地在对“人”和“语言”的关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纵深的解释。令人赞许的是,这些沉痛而丰富的情感经验,都是经由对严谨而奇妙结构中的细小而神奇的“语象”纹理的雕刻,从而显豁地呈现出来的,而非被动地依赖于“本事”细节。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北岛的诗既有写作发生学或动力源意义上的真实,又有“元诗”意义上的精密感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既能有效地表达个人心灵,又为读者提供了某种超验性引申的机会。

  圣徒般纯粹、深切、专一、丰赡的陈超,在当代中国诗歌界有口皆碑。学养、学理、情怀、问题意识、艺术直觉、同呼吸共命运、以及细读深研之功力修为,在在令人感佩而信任。此次陈超推荐的“排行榜”上,北岛位列第一,其推荐语之用心用力,近乎“超饱和”,难免显得稍稍滞重了些。
  “有方向写作”,是陈超惯常拿来评判优秀诗人的第一标准,北岛当然是此一标准的典型代表。体现“北岛式”诗歌写作方向的聚焦点,陈超归纳为“在对‘人’和‘语言’的关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纵深的解释”,并称许其“有‘元诗’意义上的精密度和高度的专业精神”,实为精辟之见、“定位之论”。

  沈奇:简约而精美的形式,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缜密而统一的风格;对精神现象之独到的省视,对词语历险之特殊的专注,对独立的非面具化非类型化之写者立场持久而孤傲的坚守——由代言到内省到深入语言的奇境,汉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之现代性转换,在北岛艰卓而富于艺术自律的创作中,得以历史性的过渡,从而成为有号召性与影响力的、勾勒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品质之轮廓与基质的第一人。前期作品,以其正义与自由的呼吸,推开被黑暗锁闭的门窗,传播人的尊严和美的信念,在纠正生活方向的同时也纠正了诗的方向,影响及整个时代的良知与美感;后期作品,于独白的抒写中,建构与世界相通的诗意与诗境,并将修辞行为提升到一个同人生经验和人类意识和谐共生而更趋完美的境界,为跨越世纪的当代汉语诗歌,贡献了更为精湛的技艺资源和超凡脱俗的精神源泉。

  对成名诗人的定位,限于现当代语境,我向来持三种尺度看待之:重要的;优秀的;既重要又优秀的。从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及诗歌史的角度去看,许多优秀的诗人似乎并不重要;从纯诗学的角度来说,其实许多重要的诗人又不尽优秀。真正既重要又优秀的诗人,是那些既以自己的诗学观念,对诗歌艺术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开启与推动作用,又以自己的诗歌写作之质与量,足以自成一家而影响于后来的诗人——以此来看北岛,至少就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大陆诗人族群而言,当属第一人。问题是,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标准”之“重要”一说,其实至今为止,依然脱不了“五四”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之历史书写的旧套路,偏重于诸如时代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等方面的考量,而非纯粹诗学意义上的辨析与认定。
  正是基于此种反思,我在提交的“排行榜”中,将北岛排在洛夫之后,位居第二。我是想就此表示,仅就诗歌艺术的原创性、丰富性、以及汉语气质,还有诗学方面的建构等总体成就而言,北岛还是稍稍逊色一点,尽管其实际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洛夫。[2]我与北岛是同龄人,尽管从未见过面,但细读过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直敬仰在心,只是因多年着重力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研究,一时没有付诸文字论说而已。是以此次撰写推荐语,谨重有加而字斟句酌、反复修订,以至有些用力过了之嫌。尤其后半部分文字,将北岛诗歌写作简单分为前期与后期,并予以不同的价值指认,有失学理之谨严。其实北岛的写作方向和作品风格,尤其是内在气质与韵致,基本上是一致贯穿始终的,不宜轻易做前后期比较。倒是“推荐语”的前半部分所下判语,自认还算在理在言,不负心仪,也不失论定位格。

  黄礼孩:北岛的诗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他的诗歌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是普遍和深刻的。跟新诗开始的“五四”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十分的相似,“文革”后的新诗几乎是从空白中爆发出来的,北岛在这个时候英雄地站出来了,以他为代表的被冠以“朦胧”之名的诗歌,震醒了新时期尚处于昏睡状态的人民。

  黄礼孩是十二位评委中唯一一位“七零后”民间诗人、诗歌编辑家、诗歌活动家。以一人之力创办并主编民间诗刊《诗歌与人》近二十年,独自创办“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十届,实在可算是当代中国诗歌历程中,别开一界的奇迹,我曾撰文称其为阳光“礼孩”、诗歌“圣婴”。《钟山》梦玮选择黄礼孩作本次评委,不失为切实周翔,“视野”、“在场感”、“代际”因素,仅此三点,足以增补全面。
  作为新世纪前后“崛起”的青年诗人,或许在礼孩心里,早已将北岛划归疏离于当代诗歌现场的历史定论人物看待,是以他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一直缺席北岛。此次评选,礼孩将北岛排名第一,并称之为“英雄”,但仅仅百余字的推荐语,只是重新认定了一下历史地位,且限定在“过去时”时态,缺乏实质性的价值指认。开头一句指称“北岛的诗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也不免有些含混不清。实际上,礼孩此种状况,或许代表着新一代诗人之价值理念的暗自转换,并提出了一个有关北岛诗歌是否在当下已然“失效”,还是属于任何时代之经典这样的命题——这命题由来已久,却总是难以“定论”,而一再成为新的话题。

  唐晓渡: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正是经由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开启的变革潮流,当代诗歌得以于绝地重归自主自律的传统大道,重建汉语不可摧折的自由和尊严,并成为当代世界诗歌最富活力和潜能的部分。他的写作沉郁而机警,敏锐而精审,强硬而不失温润;他使冷峻的怀疑立场、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邃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诗意发现的洞幽察微,在历史、现实、自我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其无意识层面上相互烛照,彼此生发,进而在语言中开放或结晶。他的诗充满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用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他坚持叩问、探询被抛的个体生命和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之间的种种幽昧关系及其话语的可能性,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对现代人生存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据此他把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不断转化成“不可言说的言说”之诗的宿命,把这一宿命转化成一个“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申诗歌艺术的真义:某种注定要归于失败,但也因此注定要被反复尝试的、语言和沉默之间的“危险的平衡”。

  因了风云际会之历史成因,作为北岛及其所代表的《今天》派诗人或者“朦胧诗派”的同路人、代言人、“护法使者”,一直以来,唐晓渡在当代中国诗歌界的独有地位和独特声音及持续影响力无可替代。历史选择了晓渡,晓渡也始终对历史恪尽“职守”,任何时候,任何言说,为文本或为人本,皆一以贯之,葆有严谨、缜密、高迈的专业风度,令人感佩!
  此次晓渡出任评委,荐北岛为榜首,其推荐语之得体而凝重,无出其右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也是最接近定论之“一”的十二分之一。起首句:“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已是点睛之语。中间一句“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用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之判语,及随后“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之指认,既是知己之见,又有着教科书般的精辟而深湛。只是,设若真要以教科书之“普世性”价值认同,以及语义与语感的认同为考虑,晓渡推荐语中的不少用词用语,还是略微显得高蹈了些。当然话说回来,既是个人推荐,所作言说是否一定要考虑理解的难度,或许也是个伪命题。另外,行文中将北岛的同路人称为“伙伴”,不仅语感上不统一,而且语气之分量也有失整体之凝重。

  何言宏:对于北岛,我很同意一位海外学者所曾指出的,即他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还罕有其匹。他的诗歌,无论是其早期的高亢,还是在他去国之后的低廻,都是中国的良知或者心灵的真实表达。北岛早期诗作中的人道精神、英雄情怀和他对世界勇于怀疑与挑战的精神姿态,与那个时代保持了应有的张力;而他去国以后的大量作品,即使有着难以掩抑的孤独、哀伤甚至落寞,但仍有着巨大的悲情,和他的祖国息息相关。在诗歌史的意义上,北岛开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以《今天》所开创的民刊传统和以其自身的诗歌实践所开创的反抗与介入的诗学传统。

  身兼多职、言路多维的“六零后”教授何言宏,近年对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亲近与投入,显然更多更活跃一些。此次他给出的排行榜,特别关注到“非非主义”的代表人物周伦佑(另一票为笔者推荐),可见别有深入。有意味的是,何言宏所提交的推荐语,同何平教授有大致相近的语式和风致,委婉,中肯,商量培养中,见出确切与明达。
  何言宏对北岛的评价,关键之处,在其指认北岛“开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以《今天》所开创的民刊传统,和以其自身的诗歌实践所开创的反抗与介入的诗学传统。”这一判语,将北岛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于诗学层面之考量外,更延伸及文化学层面的确认,别具分量。

  吴思敏:北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歌者,他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进入新时期的年轻人,需要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种发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声音。这种声音,他们在北岛的诗中听到了。北岛是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的审美品格的诗人。北岛的诗歌有丰富的象征意象,后又借鉴西方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诗歌艺术世界,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本次评委中唯一一位前辈学者,吴思敬先生的分量,多少要大于“十二分之一”一些的。我曾在题为《摆渡者的侧影——吴思敬诗学精神散论》一文中,称他为跨越三代诗歌历程的“摆渡者”,并认为先生的仁厚、热忱、纯正、睿智,既从善如流又不失历史维度的学术精神,以及集立言、立行、立德于一身的学人风范,为其胜任并出色发挥“摆渡者”职能奠定了坚实的基质。
  吴思敬的当代诗歌评论,正是从对“朦胧诗”的激赏与鼓呼为开端,至今四十余年,依然走心、接地气、“摆渡”在现场。以此资历,出任本次评委,自是得心应手。北岛在吴思敬给出的榜单上也是位列第一,所下推荐语,依体谋句,
  循范成篇,中正严整,纯是史家语。其中指认北岛的作品“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更是独家判语,重要见解。

  张清华:他是使当代中国的诗歌在黑暗的精神幕布上撕开缺口的诗人,是使当代诗歌的潜流浮出地表、使孕育中的先锋写作露出冰山一角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先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使诗歌的箴言在社会变革的前夜生发为一种巨大的文明召唤、启蒙讯息与启示力量,并且因为对于压力的勇敢承担,而产生出强大的道义与人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同时,他在国际诗坛广泛的精神影响,也使得中国的当代诗歌真正得以走出国门。从文本上说,他的精准和简洁、犀利和持续的批判性,在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之后的个体精神价值的转换衔接方面,在文本的单纯性与复合性的统一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引领意义,而他对于写作的专业性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对于中国当代诗人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诗歌进入新世纪历程后,作为名校教授和名家学者的张清华 ,以其专业的视角、敏锐的言说、广泛的在场,成为诗坛“一线人物”,其活跃度和影响度,都相当显要。此次清华给出的十大诗人“排行榜”,前有食指为首,后有伊沙殿军,北岛排名第二,仅有两票的舒婷排名第三(另一票为笔者推荐),其十票构成,大体依循重要与优秀“双轨制”之现当代文学史治史理念考量所然,自是中规中矩。
  不过,学院位格之外,作为写诗出身的清华,还保留不少诗人气质。其给出的北岛推荐语,从语感到语式,都带着些诗性的激昂,赋予理性言说的学院话语以别样的动态,如起首一段判语,即是典型。最后一段对北岛文本以两个方面之“引领意义”和“示范意义”做结,更是论家之见、史家之笔。



  经由上述点评分析,现在似乎可以从十二家推荐语中,试着归纳出那个更具“定位之论”意义的“一”来了——

  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北岛开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以《今天》所开创的民刊传统和以其自身的诗歌实践所开创的反抗与介入的诗学传统。他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成为沉沦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质性回声,及普遍公民自救的象征。在官方诗歌的意识形态话语夺去表述内心语言的时候,他为没有个人抒情话语的几代人提供了愤怒的歌哭,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对精神现象之独到的省视,对词语历险之特殊的专注,对独立的非面具化非类型化之写者立场持久而孤傲的坚守——由代言到内省到深入语言的奇境,汉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之现代性转化,在北岛艰卓而富于艺术自律的创作中,得以历史性的过渡,从而成为有号召性与影响力的、勾勒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品质之轮廓与基质的第一人。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都可以聚焦式的在对“人”和“语言”的关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纵深的解释。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用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他的精准、简洁、犀利,以及平静内敛的忧郁气质,在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之后的个体精神价值的转换衔接方面,在文本的单纯性与复合性的统一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引领意义。
  北岛的诗既有写作发生学或动力源意义上的真实,又有“元诗”意义上的精密感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既能有效地表达个人心灵,又为读者提供了某种超越性引申的机会。亘贯在他诗歌中尖锐的现代质疑精神,点化精微的冷峻诗艺,形成了与既有诗歌传统的峻厉质对,由此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方向。

  在对众家之长做了最大限度的精简之后,依然有近八百字的上述“归纳”,显然已远远超出“推荐语”的范例,成了一时难以归类的特殊“文献”。可以想见的是,设若有重写当代中国诗歌史的新一代学人关注到此一“文献”,到不失为一个重要参考。当然,仅就“学术位格”而言,这段“归纳”文字的分量之重之全面,大于原初文本的“十二”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否就是近于“一”之定论,肯定不能肯定。诗无达诂,何来定论?人皆行者,何以定位?何况北岛尚在盛年,始得安稳,后续创作与成就,尚未可知,又何以作“定位之论”呢?
  如此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本文开头“引论”部分提出的那个悖论:所谓历史文本(包括人本和文本)的定位之论,终归既是一个诱惑,又是一个很难达至的逻辑神话。无论为谁做定论,无论谁来做定论,无论是一家之言还是众家之长,最后的结果,只会“小于一”——小于那个被定论的“一”,或那个可能存在的“唯一”的定论。故而,也便有了那个无限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无限可能的历史书写之“书写理路”。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在当下时代语境,面对北岛这样重要而优秀的历史人物,面对以北岛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历史书写的热点所在,是否还应该多少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与冷静,以免于无意之间,陷入应转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及商业社会与消费文化共谋,而虚构的“荣誉空间”与“交流平台”之陷阱,从而留下新的遗憾与尴尬。 

  
注释:
[1]其他九位进入排行榜的诗人,以得票多少,依次排列为:西川(10票)、于坚(10票)、翟永明(10票)、昌耀(9票)、海子(9票)、欧阳江河(6票)、杨炼(5票)、王小妮(5票)、多多(4票)。 另外,同时获十二位评委推荐,但没有能进入前十的诗人,依序票数多少,分别为牛汉(4票)、王家新(4票)、柏桦(4票)、顾城(3票)、食指(2票)、舒婷(2票)、蓝蓝(2票)、周伦佑(2票)、艾青(1票)、洛夫(1票)、李亚伟(1票)、郑敏(1票)、、张枣(1票)、彭燕郊(1票)、麦城(1票)、孙文波(1票)、小海(1票)、韩东(1票)、东荡子(1票)、臧棣(1票)、肖开愚(1票)、尹丽川(1票)、吉狄马甲(1票)、孙磊(1票)、伊沙(1票)。其中同为4票的诗人有四位,最终何以多多入选,不得而知。
[2]我从事当代诗歌研究,打一开始,便将所谓“两岸三地”及“海外”汉语新诗写作,纳入一个版图、一个历史谱系去看待,所谓“大中华诗歌”(洛夫)。故而,在应邀出任《钟山》“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推荐评委时,也作如此观。待评选结果出来后,才发现其他推荐评委,实际上还是依循大陆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多年形成的研究思路与书写理路,将台港澳及海外诗人作“另册”看待了。或许还有时间维度问题,即认为洛夫成名与影响在早,与“三十年”无干。其实洛夫正是在这三十年里,以长诗巨作《漂木》(2001)、《诗魔之歌》(1990,花城出版社)、探索诗集《隐题诗》(1993)、现代禅诗集《洛夫禅诗》(2003)等作品深度影响及两岸诗界,仅在大陆出版的单本诗集及多卷本选集,就有十多种,并获大陆多项重要诗歌奖项,理应在入选范围的。由此推算,设若《钟山》主办者原本也是以这样的版图和谱系为限的话,去掉洛夫“候选资格”,或仅就大陆诗人为限,那么北岛自然当属我的“榜首”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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